掌权者：大棋还是大便？

我们常常困惑，那些身居高位的政府官员乃至国家领导人，既然能坐到那个位置，理应比普通人更优秀。然而，有时他们的决策却令人费解，甚至显得愚蠢。作为普通人，我们通常会认为，这背后必有深意，他们可能在下一盘“大棋”，而我们只是认知水平有限，无法领会其精妙。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我们认为又臭又蠢的东西，它确实不是一盘大棋，而就是一坨大便呢？

这种想法或许显得自以为是，甚至认知低下，但这并非空穴来风。最近我读了一本书，中文译名为**《战争的底层逻辑》（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作者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军事史学家与军事理论家，被誉为“间接路线之父”的英国战略大师B. H. 里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 英国军事理论家，以其“间接路线”战略思想闻名）。这本书是他一生中最后一部作品，写于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与他早期专注于军事战术的著作不同，本书没有长篇大论的军事理论，而是基于他对历史的观察与总结，尝试回答一个终极问题：为什么人类总是在历史中一再重复同样的错误，即走向战争？

要回答这个问题，作者的目光必然转向掌权者，因为所有战争的决策都由他们做出，普通百姓无法发动战争。这本书开篇第一句话便是：“战争是人类最大的蠢行。”这句话似乎暗示，掌权者很有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愚蠢得多。接下来，我们将一起走进B. H. 里德·哈特的《战争的底层逻辑》，探究人类为何总是无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为何总是重复同样的错误，以及掌权者下的究竟是一盘大棋，还是一坨大便。

被篡改的历史与虚假自信

人类为何总是无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我们拥有从古至今最完整的历史记录，为何还是一再重复战争这一最古老的错误？甚至有些人越学历史越好战，例如一些国家的“小战狼”，学了历史后反而变得极端。B. H. 里德·哈特认为，这说明很多被讲述给我们的历史本身就有问题。能够主导历史讲述方式的，正是身居高位的掌权者。

通常情况下，胜利者和失败者中，应该是失败者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然而，历史却往往由胜利者书写，这使得我们难以从中获得真正的教训。一个典型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 1914年至1918年间爆发的全球性战争）。法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在书写历史时，自然歌颂军队坚守阵地、坚持到底的血战精神。当历史记述都在歌颂战争时，又怎能学会避免战争呢？于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军队仍以一战的战术思维防守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 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防御德国而修建的防御工事体系），最终被德军的闪电战（Blitzkrieg: 德语“闪电战”，指二战时期德军快速、集中、突然袭击的战术）轻易包抄。

此外，越是身居高位的人，越是对自己的历史名誉有着强烈的执着，因此篡改历史记录对他们来说可谓家常便饭。B. H. 里德·哈特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件事：1918年3月，当英军防线被突破，法军前来协防时，一位著名的法军将领命令部队当晚据守某防线，并于第二天一早发起反击。部队指挥官接到命令后大惑不解，喊道：“但是这条防线已经在德军后方了，您昨天就将它丢掉了！”那位将领却会心一笑，说：“这是为了历史的需要。”B. H. 里德·哈特后来查看官方档案时发现，官方文件里有很多空白，所有有损这位将军名誉的文件全被抽走，代之以一些伪造的文件。他不禁吐槽：“当我发现一些将领花那么多时间为历史学家准备材料时，不禁会好奇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打的。”

虚假自信与掌权者的愚蠢

掌权者为了虚荣而伪造历史尚不是最致命的，最要命的是为了增加所谓的“民族自信”而伪造历史。正如书中所言，在所有的幻觉中，最危险的莫过于以提振国家和军队士气为由而伪造历史。虚假的历史不仅掩盖了本可弥补的缺陷与不足，还制造出虚假的信心，而这种虚假信心正是军事史上绝大部分失败的根本原因。

B. H. 里德·哈特认为，战争最大的推动力就是掌权者虚假的信心。所有发动战争的人都觉得自己能赢得战争，没有人会为了输掉一场战争而去发动战争。这种“迷之自信”会让他们选择性地遗忘乃至篡改历史。例如，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 法国大革命时期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远征俄国时，完全忽视了后勤与地理环境因素，导致惨败。希特勒（Adolf Hitler: 纳粹德国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发动者之一）曾认真研究过拿破仑，不可能不知道这段历史，却仍然在1941年重蹈覆辙。这表明他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选择性遗忘，原因正是掌权者的“迷之自信”——他们都觉得自己是能够打破历史规律的人。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很多掌权者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愚蠢得多。你我皆凡人，都会犯错误、做蠢事，只要能意识到自己会犯错即可。最危险的错误就是意识不到自己会犯错误，而这正是掌权者们的通病。在官僚机构中，声称不会犯错几乎是一种本能，批评掌权者的人往往会受到责难，尤其是在独裁国家（Dictatorship: 一种政府形式，由少数人或一人掌握绝对权力）里，“伟大领袖”永远是对的，任何质疑都会招致惩罚。

自由的“自杀性病变”与安全的悖论

B. H. 里德·哈特认为，所有政府都具有扩大权力、减少自由的固有倾向，民主制度（Democracy: 一种政府形式，公民通过选举代表或直接参与来行使权力）也不例外。因此，不在政府中任职的公民必须牢牢看住它，才能避免政府忘记其服务于民的目标。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自由是很容易崩溃的。

自由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崩溃呢？当公民为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安，要求政府代替他们思考、判断、决定时，自由就会崩溃。此时，民主国家会在不知不觉中复制专制政体（Authoritarianism: 一种政府形式，权力集中于少数人，对公民自由有严格限制）的结构。B. H. 里德·哈特称这种现象为“自由社会的自杀性病变”。

这一过程几乎都遵循一套标准程式：独裁者首先利用民众的不安全感，将人民团结在自己身边，然后声称只要求短时间内的绝对权力，待新制度建设好后便会将权力交还给人民。但事实上，交权的时刻永远不会到来。他们一上台，就会压制批评声音，惩罚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人，并清除主要竞争者。那些曾帮助建立新秩序的人，会纷纷成为“革命的叛徒”。他们会将公款浪费在令人叹为观止的物质建设上，以此作为剥夺人民精神和思想自由的补偿。他们会把爱国主义当作口号，强化个人权威和对人民的控制，不断扩充国家的上层建筑，同时却破坏其基础，使其摇摇欲坠。到了那时，为了维持自身权威和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他们往往会以维护自身安全为由走向对外战争。

人民为了消除心中的恐惧和不安而做出的选择，结果往往会让他们陷入最大的恐惧和不安之中。历史上最大的暴政，总是在保卫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建立的。所有对人民自由的剥夺，几乎总是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的。为了防止敌人从思想上渗透，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被剥夺；为了防止敌人从舆论上渗透，言论自由被剥夺；为了防止间谍混入，个人隐私权被剥夺；最后，为了防止敌人发动战争，我们自己发动了对外战争。

自由优先：和平的基石

由此可见，如果自由以安全为首要目标，最终结果只能是既得不到自由，又得不到安全。因为安全是永无止境的诉求，每一次增强安全的措施，都会削弱社会的自我纠正能力。因此，B. H. 里德·哈特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永远把自由摆在首位，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让自由做出任何让步，都不能对国民生活采取任何强制性原则。

有人可能会质疑：若不进行严格的出版、新闻和言论审查，人民思想被敌人渗透了怎么办？若不对人民进行严密监控，混入间谍又该怎么办？B. H. 里德·哈特的观点是，渗透就渗透，有间谍就有间谍。将维护自由放在首位而非维护安全，才能真正得到安全。这听起来或许非常反直觉，但维护自由才是和平的基础，而维护安全反而是战争的引擎。

战争的底层逻辑：人性的“战争病菌”

B. H. 里德·哈特的著作分为三部分：前两部分“历史与真相”和“政府与自由”探讨了历史教训为何被遗忘以及政府与自由关系失衡的原因；第三部分“战争与和平”则深入阐述了“战争的底层逻辑”，即战争为何一再重演，和平为何总是短暂。

B. H. 里德·哈特认为，战争其实是人类一种周期性发作的“精神病”，其诱发因素是恐惧、虚荣和集体幻觉。每当文明发展到自信繁荣膨胀的阶段，人类就会在心理上失去克制，导致政治家、军人、民众共同陷入一种自我正义的狂热，使理性被欲望奴役。此时，战争便会被合理化为道德义务、民族使命或历史的必然。作者将其称之为“战争病菌”。

我们通常认为掌权者应比普通人更理性，但事实上，越是掌权者越容易感染“战争病菌”，因为这种病菌正是靠权力的魅力和追求权力的运动得到滋养的。人类总是迷信“伟大领袖”的神话，相信他们有理性把控战争的能力，发动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但实际上，战争根本不是什么理性的政治工具，而是理性的崩溃。战争的理性假象，不过是政治家与军人的自欺欺人。

过去的历史课本常将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归结于社会经济因素，仿佛国家领导人是出于对经济的理性考量才做出战争决策。然而，B. H. 里德·哈特认为，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因素只是掌权者做出战争决策的一个诱因，战争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其实还是人性——是掌权者们的占有欲、征服欲和追求历史地位的虚荣心。这才是战争的底层逻辑。无论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处于何种状态，如果没有统治者的征服欲、占有欲和追求历史地位的虚荣心，战争根本就不会发生。

理性对抗野蛮：通往和平之路

可惜的是，人性之中包含了“战争病菌”，且正因为它源自人性，才极其难以被根除，并会不断扩散、传播。正如B. H. 里德·哈特在书中所说：“我们从历史中学到，战争会招致战争，这再正常不过了。战争的环境刺激了各种好战病菌的生长，这些变种往往会在战后找到适于生存的有利条件，而讽刺的是，这通常被称为重建和平。”通过重建和平，文明又逐渐发展到自信、繁荣、膨胀的阶段。战胜者开始恐惧竞争者，战败者滋生出报仇雪恨的愿望，然后人类又在心理上失去克制，在恐惧、虚荣和集体幻觉的推动下走向战争。

听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感到绝望，因为按照这种说法，战争似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经历的阶段，生长于人性之中的“战争病菌”总得有一个释放的出口。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既然战争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病，既然“战争病菌”本质上生长于人性之中，那么我们从心灵下手，给精神“杀菌”不就行了吗？

B. H. 里德·哈特认为，和平不是制度的产物，而是心灵的状态。因此，维持和平的关键不在于外交条约或国际组织，这些只能延迟冲突，并不能消灭战争。要想真正避免战争，其关键在于政府能够自我克制，不把战争当作政治工具；公民具备历史意识与道德独立，能识破煽动；教育培养批判精神而非民族狂热；媒体与知识阶层承担理性的责任，而非激情的传声筒。

所以，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只要用理性去对抗野蛮即可。当然，野蛮的不只有战争，还有独裁、暴政等等，这些野蛮也都需要我们用理性去对抗。每一个清醒的头脑，都是对野蛮竖起的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