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MeToo运动的爆发与质疑

2023年，台湾电视剧《人选之人-造浪者》热播后，台湾政坛爆发多起性骚扰丑闻，随后蔓延至学界、艺文界和演艺圈，每天都有多起性骚扰事件被揭露，台湾的**#MeToo运动**（MeToo Movement: 一场旨在揭露和谴责性骚扰与性侵犯的社会运动）终于到来。这一运动甚至登上了国际媒体德国之声。我们应如何看待这场运动？如何理解性骚扰的根本原因？这场运动是否有机会带来台湾近二十年来最重大的性别平等改革？首先，让我们从对#MeToo运动最常见的质疑开始：受害者为何不立即举报？为何到现在才说？是不是想跟风？

受害者沉默的深层原因：法律困境与自我谴责

心理学家路易斯·菲茨杰拉德（Luis Fitzgerald）研究发现，与那些默默忍受的受害者相比，站出来举报的人，其后续生活往往更糟。这是因为性侵犯和性骚扰事件通常没有第三方在场，取证非常困难。即使有客观证据证明事情确实发生，也需要大量旁证来证明受害者并非自愿参与。台湾精神分析师彭仁郁也发现，许多受害者会通过心理暗示告诉自己：也许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也许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才导致这些事情发生。受害者的这种自我谴责，使她们最初没有举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据消失，也提高了未来取证的门槛。因此，并非台湾的性骚扰事件突然增多，而是这些事件一直存在，只是被法律和自我谴责的高墙压制了。

法律系统的失灵与施暴者的“胜利”

更糟糕的是，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如果受害者无法提供证据，甚至可能被反控诽谤和诬告。2009年至2014年，英国有100名女性因举报强奸而被起诉。在美国，50%的强奸案被联邦调查局（FBI）以“故意例外”结案，最终只有0.6%的强奸案导致入狱。如果连强奸案都难以获得司法惩罚，性骚扰案件就更难了。

2017年，《纸牌屋》演员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被指控性侵未成年男性，结果纽约法院驳回了诉讼，凯文·史派西胜诉并表示将复出好莱坞。同样，奥斯卡影帝杰弗里·拉什（Geoffrey Rush）在被#MeToo指控后，对爆料媒体《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提起诽谤诉讼，结果法院于2020年判决杰弗里·拉什胜诉，《每日电讯报》还需向他支付200万美元。这些案例几乎在告诉社会：法律站在骚扰者一边，你可以大胆骚扰他人，反正他们拿不出证据，你还可以反告他们诽谤，让他们赔钱。

正是因为许多受害者深知法律系统无法给予她们公正，所以才没有选择法律途径，也没有在第一时间惩罚施暴者。那些质疑受害者为何现在才跟风举报的人，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整个系统运作方式的无知。大多数受害者在举报后，所得远少于所失，她们对法律系统失去信心，最终被迫离开伤害她们的环境。而有些女性甚至没有离开的权利。根据统计，2012年至2018年间，台湾有超过633名移工遭到性侵和性骚扰。这些移工根本无法轻易离开工作环境，雇主甚至会威胁她们：“如果你敢投诉，就会被遣送回国。”

#MeToo运动：让伤害可见，寻求替代性正义

那些被迫离开和此前保持沉默的人，都是性骚扰的受害者。但#MeToo运动的出现，让受害者知道她们并非孤单一人。个体创伤原来是集体创伤，当所有受伤的个体聚集起来，就能互相增进力量，迫使施暴者离开，改变整体社会环境，不让伤害继续。

在美国，好莱坞的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和脱口秀演员路易斯·CK（Louis CK）在被指控后，受到大量舆论谴责，彻底从行业中消失。在台湾这波#MeToo运动中，许多政治人物、公众人物、学者因被揭露而失去诚信，离开了原有职位。韩国政府甚至在诗人高银被指控性骚扰女诗人后，取消了他的展览，并将其诗歌从韩国教科书中移除。当现有法律途径无法给予受害者公正时，#MeToo运动就成为了让伤害可见、寻求替代性正义的途径。

因此，一些反对意见批评#MeToo运动不经过法律正当程序，会沦为“暴民审判”或“网络公审”。但#MeToo运动的意图并非用网络舆论取代法律正当程序，而是开辟一个空间，为那些被法律遗漏的受害者提供喘息之机，让被不平等结构掩盖的社会现实得以显现。

不平等结构下的“作证不正义”

那么，是何种不平等结构掩盖了这些事情？当受害者是弱势性别、种族或儿童时，她们的指控往往被驳回。相反，有权势、拥有良好公众形象的人所说的话，更容易被公众接受。这其中就存在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所说的作证不正义（Testimonial Injustice: 因偏见导致证词不被信任的现象）。由于受众的性别偏见，女性受害者的证词更容易不被相信。当女性受害者提出控诉时，会被要求提供证据；但当被指控的男性提出反驳时，却没有人要求他提供证据，仿佛男性比女性更值得相信。

研究发现，美国各地警察局有40万份强奸证据未被检测。为什么即使有证据，警方也不愿处理？因为其中86%的案件涉及非白人女性。白人女性被性侵，警方会处理；其他族裔女性被性侵，警方则置之不理。警方的种族歧视也带来了作证不正义。这种对证词的差别对待，无异于让女性和弱势群体噤声。这就像父亲对待小女孩的方式：孩子说的话只是胡言乱语，不要当真。父亲可以用许多理由来搪塞孩子，例如“她对父亲有不正常的幻想，我拒绝了她很多次。”但实际上，尚未被父权制度社会化的儿童，反而能更清楚地看清事物，挖掘出父权制度隐藏的真相。

相比之下，许多成年人已经习惯了父权制，他们甚至会帮助犯错的男性掩盖事实、寻找理由。男性在被#MeToo后，无需提供证据，许多人也会自动为他们辩护：“我相信他，他怎么会做这种事？”作证不正义的结果是，大众集体陷入一种“社会无知”。当#MeToo爆发时，许多男性感到震惊，原来台湾社会隐藏着这么多“恶男”。但女性的反应却不感到意外，她们早已听过传闻，甚至亲身遭遇。男性的特权在于无需了解性别压迫的真相，也能安然生活。而被压迫的女性则了解社会真相，却只能私下传播要避开哪个“恶人”。在性别压迫的经验上，女性拥有更多的知识，比男性更了解社会现实的运作方式。

因此，#MeToo运动正是通过集体行动来对抗作证不正义，让受害者知道真相。因为当只有一个女孩讲述自己被骚扰的经历时，男性可以无视她的证词，说她误解了自己，想太多了。但当一群女孩站出来说她们都曾被骚扰时，男性就必须集体修正自己的认知，清楚地认识到是自己不认识现实。

“他者同情”与受害者有罪论

另一种为男性辩护的论点是：男性并非骚扰，只是不懂得如何与女性相处。我们应该对这些有社交困难的男性抱有更多同情。但奇怪的是，受害者明明是女性，为何我们却要给予男性更多同情？哲学家凯特·曼恩（Kate Manne）称这种心态为他者同情（Himpathy: 对男性施暴者表现出过度同情，而忽视受害者痛苦的心理状态）。许多人在谈论同情时，只将其用于男性，而将女性排除在外。这只是一种“同情”，认为男性更值得同情。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女性身上，她们反而不那么值得同情，甚至会被指责。

许多男性在性骚扰后，会为自己辩护：“我当时喝得烂醉，也是暂时无意识的。”但如果今天女性在酒后被性骚扰，人们反而会说女性不检点，被男性占便宜是活该。就像2015年，斯坦福大学的顶尖学生布罗克·特纳（Brock Turner）在酒后强奸了醉酒的女学生，整个舆论都在支持男性，称要同情这个醉酒的男孩，他无法控制自己，如果判刑过重，这个斯坦福优等生的前途就毁了。最终，法官只判处他6个月监禁，因为担心在监狱待太久会影响这位“人才”的未来。这种同情只同情男性的未来，而不考虑受害女性的未来。许多被性骚扰和性侵的女性，一生都活在阴影中。

讽刺的是，许多性骚扰惯犯正是利用女性的同情心来犯罪。男性会故意假装自己生活不顺，展现脆弱的一面，让女性同情、安慰他，以此制造亲密感，然后趁虚而入。同情心使女性成为受害者，也使公众对男性施暴者抱有更多同情，甚至将指责转向女性受害者。

权力不平等下的“同意”困境

#MeToo运动的另一个焦点是，许多人会指责受害者，称她们没有明确拒绝就意味着同意。但“同意”到底是什么？在一个强调男性气质和男性权力的环境中，男性可以主动追求女性。如果女性拒绝，可能会招致男性上级的报复，在职场上处处受欺压。相反，那些遵守潜规则的人，则能在行业中继续发展，获得男性上级的利益。女性被迫遵守潜规则，并不意味着她们真正同意这些规则。在这种权力不平等的环境中，以“同意”作为性骚扰的判断标准本身就存在问题。

哲学家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指出，“同意”的前提是双方权力平等，且双方都有自由意志说“不”。但在男女权力高度不平等的职场和校园中，学生敢对老师说“不”吗？员工敢对有权势的同事和上级说“不”吗？即使她们的自由意志渴望拒绝，但却难以想象直接拒绝的后果。不敢说“不”，不等于同意。职场和校园性骚扰事件之所以如此猖獗，正是因为权力关系不平等，扭曲了弱势方的自由表达。

这种权力关系不仅是性骚扰事件发生的原因，甚至会被进一步用来掩盖性骚扰事件。许多主管和上级早已知道这是性别平等问题，但为了保护公司声誉和掩盖施暴者，反而选择包庇。2015年的辅大性侵案，也是校园教授为了维护系所声誉，反而保护施暴者，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出现在校园和职场，更容易在亲密关系中不被察觉地隐藏起来。许多男性认为，另一半没有说“不”，所以在恋爱中都是你情我愿。但这忽略了即使在恋爱中，男性也拥有特权。如果不给予男性性满足，甚至允许他拍摄性爱影片，男性就可以指责女性不够爱他，女性是让男性不高兴的罪魁祸首。仿佛满足男性是女性的责任。这种隐藏在亲密关系中的男性特权，预设了男性的性欲望比女性的性自主权更重要。但在平等的恋爱关系中，男性和女性都应该拥有说“不”的权利。

男性在#MeToo运动中的角色：倾听、反思与改变

在分析了#MeToo运动中的种种疑虑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作为男性，我们能做些什么？欧美#MeToo运动出现后，许多男性决定打破沉默，表达支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IBelieveHer（我相信她）的标签和评论。男性无需质疑受害者的说法，因为#MeToo运动正是由于难以取证才转向社群。我们能做的，是情感上承认受害者的痛苦是真实的，让受害者感受到这个发声空间是安全的，不会受到攻击或怀疑。这种情感支持，能让更多受害者说出自己的经历。而说出被压抑的真相本身，就能带来疗愈。

积极相信受害者所说的话，也会改变男性自身。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就表明你愿意倾听受害者的证词，你的行动正在打破作证不正义。我们甚至应该在这波#MeToo浪潮中，进一步改变父权文化（Patriarchal Culture: 一种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文化系统）中的性别不平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指出，在父权社会中，男性的性启蒙是“发现”，成为男人意味着成为“猎人”。能“把到妹”的男人才是真男人，把不到妹的男孩则是“鲁蛇”。父权文化将男性定义为捕食者，女性定义为猎物。那些达不到这些期望的男性，更容易心生怨恨，成为厌女者，对女性施加暴力和言语歧视。相比之下，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则恐惧被占有，因为从女孩到女人，意味着你已经成为了猎物。

挑战父权结构与有毒的男性气质

但如何改变这种父权结构？让我们思考在日常生活中，性压迫行为是如何被复制的。例如在校园里，充斥着将身边女性视为性幻想对象的男学生，男学生聚在一起讨论身边女性的身材，如同狩猎猎物一般。重点不在于是否有性幻想，而在于他们的行为是否让女性感到身处安全空间。或是许多男性喜欢讲歧视性言论、黄色笑话，以为这能展现自己幽默的一面。每次争议爆发后，问题总是被错误地聚焦在“这是我的言论自由，你们女人就是没有幽默感”。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观众会觉得这样的笑话好笑？当观众集体发笑时，他们实际上是在鼓励这种笑话继续存在于社会中，也在无意中延续了父权对女性的压迫。如果年轻男孩在日常文化中每天看到的男性都是这样，那么“成为一个男人”，自然就会变成这样的人。

改造父权的性别压迫，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明白，无需通过戏弄、剥削女性或性少数群体，也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我们需要澄清一个概念：女性主义（Feminism: 旨在实现性别平等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并非攻击男性以获取权力。这种误解源于1969年，一群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发表的《Redstockings宣言》（Redstockings Manifesto），宣称所有男性都是敌人。但这种立场早已受到许多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事实是，男性也受到性别压迫，也可能遭受性侵、性骚扰和黄色言语。真正需要改变的是父权结构，以及社会推崇的有毒的男性气质（Toxic Masculinity: 指社会中对男性施加的，要求其压抑情感、表现强势、具有攻击性等有害的性别刻板印象）。

女性主义并非要打倒男性，相反，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女性主义者。当我们集体反思父权社会的压迫时，我们正在发展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所说的集体批判意识（Collective Critical Consciousness: 群体对社会压迫和不公现象的共同觉醒和批判性认知）。例如，#MeToo运动爆发后，一位瑞典男性教授在《卫报》（The Guardian）发表文章，讲述自己初次接触女性主义思想时的感受和冲击，认识到作为男性，自己在性别议题上是多么无知，并鼓励其他男性一起阅读女性主义经典。这种自我反思正在瓦解父权制。而美国好莱坞演员贾斯汀·巴尔多尼（Justin Baldoni）则召集其他演艺圈人士，进行真诚的男性对话。这种性别觉醒的群体对话，能让男性进行自我批判。我们甚至可以由女性主导，改造有毒的男性气质。由女性来定义怎样的行为和互动才是“好男人”的特质。

迈向性别平等的未来：台湾的性平革命

2018年#MeToo运动开始后，欧美国家的男性开始学习更新与女性互动的方式。英国《卫报》甚至开设了新专栏，教导男性“新时代约会指南”。如果仔细观察，在流行文化中，男女亲密关系的表达方式在过去半个世纪也发生了巨大转变。40年前的电影中，男性在被女性拒绝后强行亲吻，不会受到质疑，男性会认为这很“man”、很浪漫。但在今天，拍摄同样的桥段，已被女性质疑为性骚扰。这反映了社会整体的性别意识已经发生转变。借由#MeToo运动的力量，台湾人应该共同开启一场“性平革命”。

18世纪女性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曾提出一个思想实验：让我们想象，未来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接受教育，成为政府官员。这在200年前可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今天的社会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没有人会否认女性的受教育权和投票权。我们现在也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台湾人所渴望的性别平等未来是什么样子？这个幻想能否实现？这取决于我们未来10年、20年的努力。

世界各国在#MeToo运动中都经历了性正义的革命。2018年韩国#MeToo爆发时，27万人联署请愿政府严惩传播性爱影片的罪犯，数万名女性走上街头。事实证明，社会中许多不为人知的性别压迫每天都在发生。女性的集体觉醒要求全社会倾听她们的声音。现在正是时候，台湾人必须正视女性的声音。台湾自2005年通过《性骚扰防治法》至今不到20年，但在这20年间，性别压迫在台湾持续存在，受害者的声音不被社会听见。现在终于有一群勇敢的受害者，用#MeToo唤起了公众意识。如今我们作为大众，也可以用#IBelieveHer来扭转作证不正义。只要我们愿意迈出第一步，倾听女性的声音，男性就能从中学习，进行自我批判、集体反思，让我们一起瓦解每天都在造成伤害的父权制度。这个过程是社会集体疗愈的机会，女性的声音将推动台湾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