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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汉史观的兴起

本来这期视频我计划继续接着上一期，讲“受害者文化”的语境，继续往下讲。但最近，有朋友给我发了一些素材，让我觉得特别想吐槽一下。这恰恰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话题，它其实就是一种受害者文化，在中国语境下的一种变体和病态的呈现。

就在最近，一个叫“吃瓜大师”的视频博主，在中国互联网上火了。如果你还没看过她的视频，我可以简单地描述一下。这位博主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明朝，是人类文明的终极灯塔，甚至是现代科技的唯一源泉。她认为，不仅是明朝，我们汉人自古以来在历史上都是胜利者，是全世界仰慕的中心，即使失败了也能反败为胜。她甚至否认了西方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的意义，认为所有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其中也包括了相对论和元素周期表，都是偷窃了明朝的科学成就。

荒谬的历史论调

她认为，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其实是明朝郑和下西洋开启的。西方工业革命，跟瓦特改良蒸汽机没有关系，而是西方传教士偷走了中国的《永乐大典》，里面的图纸被翻译成了英文。不仅如此，她甚至否认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存在。比如，她认为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根本就不存在，是虚构的人物，勾股定理也是一样。她认为人类文明就是汉人创造的。

民族主义的扭曲

但是，既然汉人和明朝如此强大，为什么现代中国会显得如此落后呢？她们的逻辑也很简单，这都是满族人的错。她们认为满族人是野蛮的、外来的入侵者，打断了汉人即将点燃工业革命的进程，把中国拖入了黑暗的深渊。

历史虚无与仇恨

事实上，她们的观点并非新鲜事，而是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已久。所谓的“西方伪史论”、“皇汉史观”，简单来说，有两点。第一，就是强烈的汉人优越感，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文明，就是中华文明，所有的发明都是偷窃了中国明朝的技术。第二，就是极端的排外主义，排外主义在这里，不仅包括了满族这样的少数民族，甚至包括了西方。

民族主义的根源

在这种史观的影响下，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相当幼稚的、饭圈式的历史观。这就是所谓的“王朝粉”，人们像崇拜偶像一样崇拜古代的王朝。除了极端的明粉，还有秦粉、汉粉，甚至还有蜀汉粉。比如，刘备、诸葛亮统治下的蜀汉，被视为理想化的乌托邦，而曹魏和东吴政权则被视为邪恶的反派。

想象的共同体

这种胡说八道，在这期视频里我们就不去反驳了。而是聚焦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皇汉史观，看起来如此原始和愚蠢？为什么21世纪的中国人，还在喊着“反清复明”这种过时的口号？中国的民族主义，跟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有什么区别？这才是这期视频要回答的问题。

在中国的汉族帝国叙事里，汉人是一个跨越了数千年，甚至数万年时空，从未改变过的实体。但如果我们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关于民族主义起源与传播的反思），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现代意义上的汉人，其实是一个非常近代的发明。

古代中国的身份认同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说了几千年的汉语，信奉了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怎么能说是发明的呢？但在这里，我们需要澄清一个概念，文化共同体和政治上的民族，是两回事。在这片土地上，确实存在一群说汉语、读儒家经典的人。但他们构成的，只是一个松散的文化共同体，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因为民族主义的出现，我们需要安德森所说的“横向的兄弟情谊”和“横向的同志情谊”。意思是，虽然我不知道你，我们的社会阶层可能也不同，但我知道我们是一伙的，我们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我们愿意为同一个抽象的中国概念去奉献，甚至牺牲。但在古代中国，这并不存在。

尽管有统一的汉字系统和科举制度的帮助，北京的官员确实可以跟广西的官员进行沟通。但这只是极少数，士大夫之间的联系。对于绝大多数人口，文盲的农民来说，一个北京的农民和一个广西的农民，他们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他们的风俗习惯也不同，他们崇拜的神也不同。他们一生中永远不会相遇，也不可能读到同一份报纸，来产生同步性。

革命动员的工具

什么是同步性？就是北京的一个中国人，早上拿起手机，看到国家媒体报道中国又被日本欺负了。他知道在同一时刻，上海和武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阅读同一条新闻，产生同样的愤怒。这种共同的经历，才是民族主义的基石。在古代，这种技术条件，当然不存在。

对于前现代的普通人来说，汉族这个概念，缺乏一种切实的现实感。他们的身份认同，只延伸到村庄或宗族。他们是皇帝的臣民，而不是他们的同胞。

那么，这个松散的、沉睡的、只知道向皇帝纳税的文化群体，是如何转变成一个愤怒的、热血的、甚至具有极强排他性的族群的呢？真正将汉族视为一个政治实体来发明，是晚清和民国初年的革命者，张太炎、邹容、孙中山以及他们那一辈人。

在晚清这个内忧外患的时代，革命者想要推翻清朝，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但他们面临一个巨大的沟通问题，无法进行“辫子”，而且文盲的下层民众，对“人权”、“共和宪政”这些概念，既不理解，也不感兴趣。那么，如何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动员4亿人呢？

受害者叙事的构建

于是，革命者从西方，尤其是从日本，引入了一种简单粗暴，但又相当有效的动员工具，那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理论。我们可以看，当时著名的畅销书，就是邹容的革命小说**《革命军》**，看看他是如何论证革命的合法性的。他书中不谈个人权利，也不谈宪政共和，而是讲自然选择。

他在书中写道，地球上只有黄种和白种两种人，在互相搏斗。在天演的领域里，他把世界看成一个残酷的竞技场，族群之间，就是一场生死攸关的生物学竞争。基于这种丛林法则，他把汉人定义为高贵的汉族，这片土地的原主人。而满族统治者，则被定义为西伯利亚人、通古斯人，是北方来的野蛮异种。

为了激起汉人的愤怒，邹容用了一个侮辱性的比喻。他说，如果你有一个杀父仇人，你还承认他是你父亲，大家都会鄙视你。如果一个强盗闯进你家，抢了你的财产，奴役了你的家人，你却不反抗，那你就是一个行尸走肉。邹容大声疾呼，汉人宁可灭亡，也不能做满族的奴隶。这是一种建立在侮辱之上的动员。

历史叙事的谬误

他通过构建一个完美的汉人受害者形象，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我们本来是极其尊贵的、皇上的后代、神的后代，是配得上20世纪的主人，但却被一个低贱的异族践踏在脚下。在这个叙事里，汉人所遭受的一切苦难，不是因为制度的落后，不是因为文化的衰败，仅仅是因为一次意外的失败。所有的罪恶，都有一个具体的责任人，那就是满族人。

所以，他在文章的结尾，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然，我们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制度，而且，正是汉人发明的这种专制制度，清朝才是继承者和发扬者。

民族主义的双刃剑

比如，满清本身并没有遵守避讳制度。当时有些汉臣建议顺治皇帝实行这种制度，可以神化皇权。比如，顺治皇帝名叫福临，臣子应该避讳“福”字。但顺治说，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让天下人都没福气。这种制度是从康熙皇帝开始，才严格执行的。

事实上，明朝的很多制度，比元朝和清朝都要野蛮和落后。比如，明朝的皇族制度，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寄生阶级。几十万皇族成员散布全国，到处圈地、垄断生意，拥有司法特权，直接导致明朝财政破产。

比如，朱元璋为了追求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大力推行相当于国家军事化的农奴制——军户制。国家户籍制度，把几百万人世世代代捆绑在土地上。士兵不仅要服兵役，而且要定期承担耕种、运输和劳役。没有行动自由，而且永远不能摆脱他们的身份。而且必须世世代代如此。这相当于国家的奴隶制。

虽然元朝被批评为野蛮，但元朝的军田面积只有17万公顷。明朝的军田面积却急剧增加到几百万公顷。在一个商品经济应该得到发展的时代，朱元璋反而大大加强了国家对个人权利的控制和干预。

所以我们说，这种晚清基于反满情绪的皇汉史观，虽然是出于政治功利主义和革命动员的驱动，但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不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热爱公民权利之上，而是建立在对其他种族的生物学仇恨之上。

这种受害者叙事，是一把双刃剑。它唤醒了沉睡的汉人去推翻清朝，但它也像毒药一样，渗透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骨髓里。

国家构建的困境

然而，这种激进的填补缝隙的理论，在1912年清朝皇帝退位的那一刻，突然变成了一个烫手山芋。如果我们按照革命者的逻辑，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意味着，只要是十八省的汉地，至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那些都是外国领土，应该允许它们独立。

如果我们坚持纯粹的汉族民族主义，中国通过继承清朝获得的大片领土，即将分崩离析。因此，孙中山强调了五族共和的概念。汉、满、蒙、回、藏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大家应该平等，融入统一的中华民族。

然而，这种适应时代需要，应运而生的中华民族，其实只是另一个空洞的概念。为什么说是空洞的呢？因为它是为了兼顾统一战线和领土完整，以及现有的政治妥协而设计的，而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文化认同。

对于当时的汉人来说，这就像一场没有感情基础的包办婚姻，为了不让这个大家庭分裂，汉人压抑了 nascent 的汉族帝国主义的激情，拥抱了昨天还在咒骂的敌人。这种整合，缺乏公民契约作为基础，也没有文化或血缘作为土壤。结果，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外壳。

抵抗中的凝聚

然而，随后的抗日战争，让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再次得到了整合。在长达14年的战争中，面对强大的外敌入侵，原本松散、缺乏组织的中国社会，被巨大的外部暴力挤压成了一个整体。无论是四川的农民，还是上海的市民，他们终于有了共同的经历，那就是对日本的恐惧和仇恨。

但这种民族主义仍然是反应性的，它不是基于内部产生了某种共享的现代公民价值，而是基于一种避免灭绝的本能。这种基于受害者叙事的凝聚力，虽然强大，但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一旦外部敌人消失，内部的裂痕就会显现。

民族政策的演变

1949年，中国的民族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马丁在《肯定性行动的帝国》一书中，通过对苏联民族政策的研究，发现苏联是一个大族群对其他族群进行逆向歧视的国家。列宁和斯大林当时，以及后来中国全盘照搬苏联模式，为了维持多民族帝国的统一，他们有一个核心判断，帝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少数民族的分裂主义，而是主体民族的沙文主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主体民族体量太大，不受约束，它自然会利用经济和文化优势，吞噬边缘化的少数民族，这就会激起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导致帝国解体。所以为了避免那些，他们就被统一战线拉进来的边疆少数民族吓退了。主体民族作为老大哥，必须做出姿态上的牺牲。

所以我们看到，建国初期，“反对大汉族主义”，成为一个极其常用的政治术语。毛泽东不遗余力地反对大汉族主义，甚至把国民党意识形态也定性为反动。

权力与恩赐

于是，中国复制了苏联模式，建立了五个自治区，推行本地化政策，提拔少数民族干部，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这种操作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楚，通过形式上压制汉人，赋予少数民族一定的尊严和特权，换取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上的绝对忠诚。

然而，这种精心设计的政策，最终却变成了一种两边都不讨好的局面。这就像苏联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苏联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仍然清楚地知道，权力中心在莫斯科，通用语言是俄语，俄罗斯人在军队中占主导地位。

同样，1949年后的中国，尽管政策上给予少数民族优惠待遇，但这并没有真正赢得少数民族的感激。因为这一切的根本因素，仍然是汉族的统治。从少数民族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不是一种契约权利，而是来自强大、家长式的恩赐。或者说，是凸显民族和谐的工具。

礼物的第一个特点是，它可以随时被收回。既然是大哥给你的，大哥随时可以拿回去。第二，它是一种侮辱。这种特别的关照，恰恰是在提醒对方：你很弱小，你很落后，需要我们强大的实体来照顾。

正如德鲁教授（Professor Drew）在**《Dislocating China》**（《中国错位》）这本书里所说的，“内部东方主义”。在这种体系下，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被锁定在一种“观看”和“被观看”的状态，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文化清洗的代价

回想一下，大家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宣传画报或者春节晚会，少数民族的形象总是被固定的。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能歌善舞，感性、原始、色彩斑斓。而汉人的形象，或者说，汉族国家干部的形象，他们穿着现代服装，理性、世俗、进步。去帮助他们，拯救他们。

如果不是有那些落后、贫穷、迷信的藏族或彝族人需要扶贫，作为参照，那种先进、科学、无私的汉族大哥的形象，就无法树立起来。所以这个体系，把少数民族塑造成了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而我们是仁慈的父母。父母可以给孩子糖果，但父母永远不会允许孩子独立，也永远不会认为孩子是和我们平等的成年人。

对于汉族人来说，这种感觉甚至更糟。当汉人被告知“你们的祖先是压迫者”，你们现在必须赎罪，“我们需要做出让步”。汉人必须首先摧毁自己的宗族、祖坟和传统，来证明革命的彻底性。而少数民族的传统，则被作为统战对象，小心地保护起来。

尤其是在政治运动加剧的年代，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官方试图用共产主义理想，彻底取代传统文化。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下，汉族的传统宗族结构被彻底粉碎。儒家伦理和传统道德，都被谴责和批判为封建糟粕。

许多祖坟、宗祠、家谱，都被彻底地在物理层面被消灭了。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清洗。但很快，那种革命的热情就彻底消退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民族认同，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精神的真空

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被扫进了垃圾堆，共产主义的理想也褪色了。同时，那种能够团结现代人的公民意识，比如自由、人权、法治等等，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建立起来。

当一个大国陷入精神真空的时候，那些最原始、最野蛮的病毒，就会趁虚而入，在这片废墟上爆炸式地繁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代的皇汉史观，如此流行，并且呈现出一种极其原始和空洞的特征。

文明与破坏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确实有很多糟粕和愚昧的东西，绝对应该被打碎。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文明的演进，从来不是通过破坏完成的。

比如，邻近的日本、韩国和台湾，从来没有一场彻底打碎一切的政治运动，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实现现代化。相反，红色高棉对传统文化的根除，比这更彻底，柬埔寨留下的创伤，至今未能消化。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文明？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文明，就是人类用一套日益精致的符号系统，比如礼仪、道德、艺术、哲学，来整合我们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本能，比如暴力、贪婪和恐惧等等。这是一个漫长而错综复杂的生态演化过程。

崇拜与迷失

就像一片原始森林，经过数千年的演化，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当然，这个生态系统遇到了巨大的问题。但是，当你暴力地把它移除之后，留下的不是你想象中的新人，而是最原始、最野蛮、最顽强的野草。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皇汉史观，看起来如此空洞和原始。因为它缺乏文化，所以只能崇拜纯粹的血统。汉族至上主义者热衷于性别鉴定、基因分析，甚至发明了各种关于汉族血统纯洁性的荒谬理论，好像只要能证明自己的祖先没有非汉族的血统，就能获得一种神圣性。

当代的汉族沙文主义者，也不关心或不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他们崇拜纯粹的权力。比如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这些皇帝，代表着绝对的暴力和不受约束的权力。在一个缺乏公民、契约和人文精神的真空中，强权即是公理。

救世主情结

至于西方伪史论和明朝起源论，它就像一种扭曲的救世主情结。我们知道，俄罗斯也有很强的弥赛亚情结，他们认为俄罗斯的苦难和牺牲，拯救了颓废的欧洲。虽然这个想法相当傲慢，但俄罗斯至少还有一些依据。

比如，俄罗斯在历史上确实对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中国的救世主情结，完全是建立在谎言和虚构之上。它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可以说毫无真正的成就。但他们坚持要改写历史，幻想自己是现代文明的父亲。这充分说明，当一个国家，无法在现代文明的维度上建立起自信的时候，它就会退回到历史的阴影中，去崇拜那些最原始的图腾。

结语与联系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从现在开始，我们将继续讨论民族主义这个话题。如果你有任何困惑或者想咨询我的问题，都欢迎通过邮件联系我，进行预约。比如，你想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句引语、某个视频、某个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你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前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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