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理解”:从科学哲学到人工智能的实用主义视角 Best Partners TV 2026-05-14

重新认识“理解”

大飞: 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这期我们来聊一个话题:理解。我们每天可能都在说,“我懂了”、“我理解了”。不管是学习一个新知识点、看懂一段代码、掌握一个科学理论,还是和他人沟通的时候领会了对方的意图,我们都默认自己能清晰地判断什么是真正的理解。

但是我想抛出一个问题:我们以为的理解,真的是理解吗?它究竟是我们脑海里突然闪过的灵光一现,是对一个专业术语反复看到后的熟悉感,还是你背下来的一堆事实和数据呢?今天这期内容,我们会跟着当今全球顶尖学者、拉德堡德大学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自然科学教授、拉卡托斯奖得主亨克·德·雷特(Henk de Regt)的视角,彻底拆解一下什么是“理解”。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对理解的认知几乎都陷入了两个极端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把主观的灵光一现当成理解。比如你看一篇文章,突然觉得“啊,我懂了”,或者反复看到一个专业名词,比如AI领域的Transformer,就误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它的本质。但在科学哲学领域,这种主观的“灯泡时刻”大概率只是认知的错觉,是一种自我欺骗的“伪理解”。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掌握的事实越多,理解就越深。很多人觉得背下来的定义、公式、数据越多,就代表理解得越透彻,但这也同样偏离了理解的本质。

而亨克提出的“实用主义理解观”直接打破了这两个误区。他指出,理解不是你知道多少“绝对真理”,而是你能否“使用它”。当你宣称自己理解某个事物时,核心要求是你能够基于相关理论给出解释,甚至不需要复杂计算,就能做出定性的预测。这也是我们今天整个内容的核心基石。

理解理论的起源

大飞: 亨克把理解拆解成了四个层层递进的层次:主观感受层、科学实践层、抽象降维层、机器层。首先,我们来看理解理论的起源,也就是理解是如何从一个被学界忽视的边缘话题,变成科学哲学核心的。

亨克的灵感来源于他90年代的博士论文,他本身是物理学硕士出身,研究过麦克斯韦、玻尔兹曼、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玻尔这些顶级物理学家的哲学观点对科研的影响。其中,薛定谔对他的影响最大。薛定谔在1920年代提出波动力学,替代当时的量子矩阵力学,他非常强调理解和理论的“可理解性”。薛定谔认为,量子理论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它无法被可视化。人类只有在脑海中能形成原子的时空图景,能把理论具象化,才算真正获得理解。而科学的目标就是提供这样的理解。

在当时的科学哲学界,以卡尔·古斯塔夫·亨普尔(Carl Gustav Hempel)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覆盖律模型”,用逻辑分析科学解释的结构。但是他们普遍认为,理解只是解释带来的主观心理副产品,对哲学分析毫无意义。当时学界只有两种对理解的看法:要么理解只是主观感觉,要么理解等同于事实知识。而亨克要论证的是,理解比这两者都更多,它的核心是一种“实用技能”。

科学层面的可理解性

大飞: 到底该如何判断一个人、一个理论,甚至一台机器是否真的具备理解的能力呢?亨克的理论核心是“可理解性”,而其本质是“理论的可使用性”。科学家想要理解现象,就必须构建能够解释现象的模型。模型是理论和现象之间的桥梁,用理论对现象做理想化描述,才能让理论真正落地应用。

这里有个关键,可理解性不是绝对的,而是语境化的。它依赖于使用者的技能、背景知识,不同的人、不同的学科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判定可理解性的标准都不一样。比如可视化,薛定谔认为可视化是理解的必需条件,但是亨克认为可视化只是理解的工具,不是唯一的工具。有的科学家擅长数学推理,不需要可视化也能使用理论,这同样是理解。

我们可以看一个经典的科学史案例:牛顿的引力理论和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的争论。牛顿在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但是惠更斯却明确批评牛顿的引力理论不可理解。惠更斯是笛卡尔主义者,认为所有相互作用都需要接触,而引力的超距作用完全违背了他的形而上学认知。这里亨克做了一个关键区分:惠更斯完全具备理解牛顿理论的数学技能,但他从形而上学层面拒绝接受。所以,牛顿的理论在“科学层面”是可理解的,因为科学家能使用它预测现象、解释自然。

人工智能的理解评测

大飞: 那么,AI到底能不能理解?这也是亨克目前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这个争议的核心来自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中文屋思想实验”,核心结论是计算机只有句法,没有语义,无法理解符号的意义。而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的“哲学僵尸”思想实验进一步强化了这个争议。

但亨克的团队采取了行为主义的研究路径。他的实用主义理解观不依赖主观意识,只看实用能力。只要一个认知主体能展示出使用信息的技能,能完成解释、预测等操作,就可以认为它具备理解。基于这个逻辑,亨克正在尝试构建一套人与AI通用的科学理解评测基准。这套框架分为三类核心问题:第一类是What问题,检验系统能否获取构建解释的有效信息;第二类是Why问题,看系统能否对现象构建合理的解释;第三类是“反事实问题”,源自詹姆斯·伍德沃德(James Woodward)的因果解释理论,检验系统能否做出条件改变后的推理。

实用主义本质与未来

大飞: 亨克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是:错误的理论,依然能带来真正的理解。比如18世纪的“燃素说”,现在我们知道它是错误的,但在当时它能解释燃烧、金属锈蚀等现象,能帮助科学家做推理、做预测,它提供了有效的理解。再比如牛顿力学,现代物理学证明它在高速、微观领域不成立,是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近似理论。但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牛顿力学解释宏观世界的运动,它依然能给我们带来高效、实用的理解。正如乔治·博克斯所言:所有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是有用的。

这种实用价值的背后是“理想化”与抽象。理想化是对复杂世界进行降维,忽略无关紧要的细节,让人类能轻松把握模型。我们可以在不同抽象层次上理解同一个事物。而在理解的传播上,隐喻起到了关键作用。开放隐喻用于公众科普,把陌生的科学概念和日常生活经验绑定;封闭隐喻用于专业研究,慢慢演变成生物学或物理学的标准概念。

关于AI的未来,亨克的观点非常务实:我们不必纠结AI是否拥有真正的意识。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人类科学家如何与AI合作。AI可以是工具,也可以是合作者,它的输出是否可理解、能否帮助人类推进科学理解,远比它是否有主观意识更重要。评判理解的唯一标准,都应该是能否使用知识、解释现象和预测变化。

📌 文中提及的人物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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