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选独裁的悖论：真选举还是假支持？

民选独裁（Elected Autocracy: 指通过定期选举上台并维持统治，但实际权力高度集中、压制反对派的政权形式）国家的选举到底是真选举还是假选举？像普京这样通过选举维持统治的民选独裁者，他得到的选票是真的吗？换句话说，普京得到的选民支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西方学者和一些媒体也习惯于把这个问题简单化，对民选独裁的认知也流于简单化。

挑战西方简单化认知：普京支持率的真相

每次普京在选举中当选，很多西方学者和西方媒体就把他胜选的原因归结为选举舞弊、普京给俄国选民洗脑、打压言论自由、镇压反对派。虽然不能排除这些因素，但这都是些决定性的因素吗？《民选独裁》这本书的作者批评了这种简单化的认知。他表示，他在南斯拉夫解体后经历的现实并不像西方学者和一些媒体说的那么简单。像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并不完全靠暴力和镇压来掌权，而是得到了多数选民心甘情愿的拥护。他对俄国选举的研究和民意调查也印证了他在南斯拉夫的见闻。不少西方学者和媒体认为普京高企的支持率是假的，是假民调，俄国的受访者在民调中是假装支持普京。然而，《民选独裁》的作者在俄国的实地调查表明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尽管民调结果有偏差，但是大体跟他在俄国实地观察到的民意相符。油管上有位影响力很大的博主Lex Friedman也有类似的观察。他出生在前苏联，小时候随父母移民到美国，后来在MIT做研究。他在一个博客节目中也探讨了俄国的民意问题，讲到一个现象，就是他在俄国的亲戚大都支持普京。很多西方学者和媒体显然不太理解这个现象，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就习惯于把这个现象简单化，把原因归结为假民调、假选举。那种简单化的理解显然不符合现实。

选民的恐惧：选择强人以避免混乱

那么为什么多数俄国人支持普京？一个流行的解释是普京有政绩，他统治下的俄国经济发展不错，生活水平提高。但是这种解释缺少事实依据，因为普京的支持率并不跟俄国的经济增长同步。恰恰相反，反对普京的最大规模的抗议是发生在2011年前后，那也是俄国的经济发展很好的时段。而俄国人团结一致支持普京却是发生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俄国经济不景气的时段。这本书引用了一家独立民调机构在2012年做的调查，这个调查结果显示，70%以上的俄国选民认为收入不平等在普京的统治下有所加剧，51%的受访者认为普京政府的腐败不断恶化，只有33%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略有提高，同时却有34%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了。但是尽管他们对普京的评价这么低，却有66%的受访者说他们在2012年的选举中会把票投给普京。研究的目的是为一种现象找出符合逻辑的原因，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那么多数俄国选民明知道普京的政绩不好，为什么却还投票给普京呢？是什么导致了选民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这本书中的结论说，选民之所以有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根源就在于普京上台前俄国所经历的巨大危机。苏联解体导致的集体创伤，使得俄国选民的行为异于正常民主国家的选民。如果俄国是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就会问：在普京的领导下日子是不是越来越好过了？但俄国选民实际上在投票的时候却问：如果换个人掌权，日子会不会更差？《民选独裁》这本书因此得出一个结论说，普京之所以得到俄国选民拥护，首先是出于选民的恐惧，不是恐惧普京这种强人迫害他们，而是恐惧没了普京这种强人，俄国就重新陷入混乱和动荡。换句话说，俄国多数选民觉得在普京的独裁统治下日子虽然不好过，但没有普京可能日子会更痛苦。

绩效合法性与精神需求：超越经济的统治基础

有些极权独裁政权是靠经济发展来维持统治，比如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有些学者把这种做法称为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 指政权通过提供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等实际成果来获取民众支持和统治正当性）。显然，跟这些极权统治的绩效合法性不同，民选独裁的合法性并不来源于经济发展。良好的经济绩效往往并不带来民选独裁政权的稳定，反而会削弱政权稳定。有些民选独裁在特定的时段经济发展的确是不错的，但有些民选独裁经济发展一直不好，却能反复赢得选举，甚至在经济政策失败以后仍然能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在现实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永远增长，但国民的某种精神需求却可以持之以恒，甚至越是遇到经济困难越是高涨，像国家主义、排外主义、沙文主义、领土扩张、宗教民族主义等等。不管是在经济增长的时候还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在国家遇到危机的时候都可能高涨起来。所以民选独裁单纯靠经济增长这种绩效无法长久获得选民的支持，要维持长期执政，它必须满足选民某种持之以恒的精神需求。

“完美的独裁”：混合政体的吸引力与稳定性

说到底，民选独裁不是出自枪杆子，而是出自选票。这种政权不是独裁者强加到国民头上的，而是国民的选择。那么手里有选票的国民为什么要选择独裁呢？在国家危机存亡之秋，国民选择强人来领导，用铁腕恢复秩序，这容易理解。但他们为什么不像某些国家那样，容许强人上台以后取消选举，直接实行一党专制的极权统治呢？那样做岂不是更稳定吗？民选独裁允许反对党存在，允许一定的言论自由，允许定期选举，这种半民主半独裁的混合政体不是存在着巨大的不稳定隐患吗？要解释这个问题，必须理解民选独裁是现实的产物，不是理论的产物。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曾经说，政治是实践的智慧，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形势比人强。在现实世界，正是民选独裁这种半民主半独裁的混合特点，对危机中焦头烂额的国民有特别的吸引力。国家陷入巨大的危机，国民需要强人简单粗暴地恢复秩序，同时又期望避免曾经经历过的没有选举的那种极权暴政。事实上，民选独裁的拥护者也是从这个角度为这种半民主半独裁的混合政权辩护。大家对这种辩护并不陌生，比如说集中权力可以避免自由民主容易出现的失序混乱，定期选举又可以避免极权独裁的残暴统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略萨说，世界上完美的独裁不是苏联那种一党专制的极权统治，而是墨西哥。墨西哥在经历过极权独裁和血腥暴力的革命这种治乱交替（Cycle of Order and Disorder: 指社会在秩序与混乱之间反复循环的历史现象）以后，20世纪长期稳定在革命制度党的民选独裁状态。每次该选举的时候都会举行选举，每次它都能选上。事实证明，墨西哥的民选独裁比苏联的一党专制极权独裁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极权暴政式的独裁让革命难以避免，革命的动乱以后又回到极权独裁，然后是另一场革命。这种历史记忆会激发选民打破那种治乱交替的闭环。他们不希望出现极权独裁，因为极权独裁导致革命。所以每六年举行一次选举，而且不准连任。同时他们也希望选出有魄力的领导人，用强有力的手段维持国家稳定。这种既要又要、既不要又不要的折衷结果，就是长达70多年至今仍然有生命力的革命制度党的民选独裁。换个角度讲，民选独裁是一种开放式的独裁，或者说是一种封闭式的民主。国家一旦进入这种统治状态会相对稳定，但是过往的极权暴政和革命的血腥记忆并不会立即消失。选民不想去重蹈覆辙，所以会接受民选独裁的温和压制手段，认为这是为避免危机重演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必要的恶。基于这种认知和感受，选民宁肯选择得过且过，容忍民选独裁腐败专断、得寸进尺。虽然竞选中有反对党，但反对党的能力令人怀疑。选民担心一旦他们上台，可能国家会走回头路，重新坠入动荡和危机之中。选民不想回到那种状况。

维持权力：制造“无解问题”与巩固基本盘

由此看来，民选独裁必须乱中取胜。如果国家没有出现危机或者动荡，政治强人很难成功。他们掌权以后，如果国家很快又恢复了太平，经济又欣欣向荣，新一代选民对危机的伤害记忆就会一点一点淡漠，他们就不再需要政治强人。所以从长远来看，民选独裁者要长期执政，必须介入一定程度的危机。如果没有危机的话，他们必须主动去制造危机，而且制造危机的理由必须是长期无解的问题，甚至是永远无解的问题。比如历史上曾经受过西方列强的压迫，像意识形态必须跟自由民主对抗，像宗教信仰面对世俗化的冲击造成的人们的困扰，还有像无法恢复的历史版图等等。这些问题根本就无解。借助这些问题制造的危机在选民中也永远不会过时，不论经济好还是经济坏，它都能激发出选民的热情和对强人的精神需求。因为民选独裁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选票，所以在现实当中，民选独裁有强烈的民粹色彩和反精英倾向。因为他们是民选上台，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所以民选独裁者在掌权以后一般不用担心被民众推翻，但会提防来自精英阶层的威胁，比如说官僚系统给他们挖墙脚、不合作，甚至发生军事政变。民选独裁者上台以后，只要能控制精英阶层，用无解的问题制造危机，激发选民对强人的精神诉求，稳固基本盘，哪怕有相当多的选民对他们失望、对他们不满，只要他们不去投票，在反对派、反对党不成气候的情况下，民选独裁者也会反复赢得选举，也会保住权力。所以对民选独裁者来讲，保住权力比获得权力要容易一些。获得权力需要得到大部分选民的支持，保住权力只需要大部分选民得过且过、不作为就够了。这远比把大部分国民动员起来反对执政的独裁政府或者执政的民主政府要容易。

历史文化与危机：俄国转向强人政治的深层原因

前苏联的极权独裁阵营倒台以后，有些国家成功转向了自由民主政体，像捷克、波兰、罗马尼亚等等。有些国家却转向了民选独裁，像俄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等等。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不同的转向跟各国的历史文化有关，比如说俄国有崇拜政治强人的传统。《民选独裁》的作者不认同这种看法，他认为民选独裁的产生跟文化没有关系，而是跟国家经历的危机有关。这种看法我们上面已经做了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引用独立机构的民调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他引用的民调显示，1989年11月，就是在柏林墙倒塌的时候，俄国人当中有45%认为不能让一个人独揽权力，只有25%的人认为俄国永远需要一个强人，另外还有15%的人认为当时的情况需要由一位强人来收拾局面，但不能是永久性的。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极权的独裁统治以后，大多数苏联人，就是后来的俄国人，愿意拥抱远比以前的苏联更自由的秩序，这都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俄国人是什么时候从拥抱自由秩序转向了拥戴强人的呢？这本书的作者认为转折点发生在苏联解体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上面引用的那家民调机构在苏联解体六年以后又做了一次民调，结果出现了反转。俄国人中只剩下20%还支持自由秩序反对集权，已经有高达70%转而支持强人铁腕治国。也就是说，俄国选民中压倒性的多数主张出现一位强人来铁腕治国，他们的分歧只在于：是暂时需要一个铁腕强人，还是永远需要一个铁腕强人？而当时的普京还没有进入权力核心，大多数俄国选民还不知道普京是谁。所以不是普京制造了强人强权的民意，而是拥抱强人强权的俄国民意制造了普京。《民选独裁》的作者由此就得出结论，他认为导致普京民选独裁的不是俄国文化，而是苏联解体后的巨大危机。怎么看这个结论呢？在我看来，这个结论未免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苏联解体后的危机固然为政治强人的出现提供了民意土壤，但是如果把苏联放到一个更长远的历史时段来观察，很难排除历史文化因素在转向民选独裁中发挥的作用。事实上，作者引用的从1989年到1996年民意调查的数据变化并不完全支持他排除文化因素。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前，苏联经历了72年的极权独裁，民意对自由秩序的向往昙花一现，几年以后重新回到支持强人独裁的老路，而且延续到今天。导致这种结果可能有多种原因而不是单一的原因。如果像作者说的那样，造成民选独裁的原因是俄国的国内危机，而造成俄国国内危机的原因又是极权独裁帝国的解体，那么极权独裁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欧洲各国纷纷爆发革命，但革命以后成功建立长期一党专政极权统治的只有俄国。直到二战结束以后，俄国才将他那种极权独裁推广到东欧和中欧一些国家。而且东欧和中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阵营垮台后大部分迅速转向自由民主制度。集权统治在这些国家都曾经导致过国内危机，但危机的后果却跟俄国不同。如果排除历史文化因素，只是从危机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现象，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我赞同作者的说法，普京为了维护民选独裁统治要不断制造危机。但是普京制造的几场重大危机都具有鲜明的俄国历史文化特色，就是以领土扩张为核心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Great Russian Chauvinism: 指以俄罗斯民族为中心，强调俄罗斯的优越性、扩张主义和对周边地区统治权的民族主义思潮）。入侵格鲁吉亚是这样，吞并克里米亚是这样，入侵乌克兰仍然是这样。每入侵一次邻国，政治效果都是立竿见影，普京在俄国选民的支持率就大幅攀升。这显然是表明通过领土扩张来制造危机满足了多数俄国选民的精神需求。不论经济状况好坏，这种精神需求是持之以恒的，因为它深深植根于俄国国民的历史文化基因当中。在一些国家，独特的历史文化造就了长期极权独裁的土壤。长期极权独裁又加固了极权独裁的文化基础，尤其是近年出现的民主衰退这种现象显示，自由民主秩序作为一种人为的制度设计，要想正常运转，不得不依赖相应的历史文化土壤。在有独裁土壤的国家，条条大路通独裁，包括民主选举的道路最终也通向了民选独裁。这种土壤就是那里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我不赞同历史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但我希望强调改变历史文化比建立一种选举制度更难、更艰巨、更漫长、也更富有挑战性。民主衰退的现实也警示人们，从极权独裁走向自由民主并维持有质量的民主正常运转，除了制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国民要打破本国的历史文化这个囚笼，拒绝做本国历史的奴隶，要认同现代文明秩序，接受现代文明价值。这比改变制度要难得多。

民主的脆弱性与未来的不确定性

《民选独裁》这本书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在巨大危机的震荡中，民主可能会被政治强人劫持，变成民选独裁。不过民选独裁并不是蜕变的终点，而是具有旋转门性质（Revolving Door Nature: 指一种政体可以在不同形式之间来回转换，并非单向演进）的，它可以转向自由民主，也可以转向集权暴政。这里有一组有趣的数字：从1960年到2014年，世界上有64个民主政府垮台，其中有48个从民主转向了民选独裁，13个变成了军事独裁。在68个军事独裁的政府当中，有39个垮台转向了民选独裁，有16个转向了民主，有10个转向了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还有15个成立了过渡政府，有4个打起了内战，有2个被外国占领。同一世纪，在经历过一党专制独裁的64起转型当中，有32个是转向了民选独裁，13个是转向了军事独裁，还有13个是实现了自由民主。从这组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党专制的独裁垮台以后，有更大的概率它会转向民选独裁，它转向军事独裁和自由民主的概率可以说是一比一。一党专制的极权独裁因为没有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比民选独裁更需要借助经济发展来维持统治，也就是追求所谓的绩效合法性。这本书也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一党专制极权的国家跟军事独裁的国家有个相同的规律，就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往往导致政权垮台。但垮台以后并不必然转型为自由民主制度，而是纷纷倒向民选独裁。跟很多人的想象不同，一党专制垮台以后的危机和动乱是大大的降低了转向自由民主的机会，甚至基本排除了转向自由民主的可能。这是作者的一个观察。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严重的“安全危机排除了封闭独裁的完全民主化”。在发生冲突以后，几乎没有军事独裁政权或一党专制政权实现民主化。相反，在民主国家，经济危机和安全危机则预示着更有可能向民选独裁转型。这是作者的原话。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遭受挫折的情况下，极权独裁要维持统治，可能比民选独裁更有动力去主动制造安全危机。因为极权独裁可以靠制造危机来续命，而民主却可能在危机中被削弱甚至被摧毁。十年前，人们普遍认为从自由民主蜕变为民选独裁只是在新兴的民主国家才有可能发生，不会发生在美国这种较为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两年媒体和学界很难再保持这种无保留的乐观态度。这才有了去年新年第二天《金融时报》那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民主是否能活过2024年”。在下面几年，可能每年新年都会有媒体问“民主是否能活过2025年”、“民主是否能活过2026年”、“民主是否能活过2027年”，可以这样一直问下去，直到民主再次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从历史上看，民主是很脆弱的，这毫无疑问，但是独裁更脆弱。2024年11月5日的美国大选不是去年的最后一场选举，却是去年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一场选举。年中，《经济学人》曾经刊文发问：“美国是否有防独裁功能？”（Is America Dictator Proof?）现成的答案并不存在于那篇文章当中，现成的答案根本就不存在，而是正在生成于不断展开的现实当中。

结语：适应不断展开的现实

希望对这个话题的解读能帮助听众了解眼下正在展开的现实。如果你对一些极为复杂的问题已经有了现成答案，别忘了根据不断展开的现实来调整你的答案。让我们记住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那句至关重要的话，他说：“当事实变了，我的想法就会变，你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