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短语的奴隶与理论的简化

在中文世界，不少人读书后只记住人名、书名以及几个短语。这些年流行的“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 萨缪尔·亨廷顿提出的关于冷战后世界冲突模式的理论）、“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 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关于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理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关于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时战争难以避免的理论）等短语，都是亨廷顿和他的学生们发明的。

短语炼金术的兴盛：亨廷顿及其学派

亨廷顿是制造短语的专家，他的几位学生，如福山和艾利森，都深得亨廷顿这种“短语炼金术”（Phrase Alchemy: 将复杂理论提炼成简洁、易记短语的能力）的真传。短语炼金术的一个结果，就是把大批读书能力不是很强的读者变成了“短语的奴隶”（Slaves of Phrases: 指人们不经深入思考，盲目接受并重复流行短语的现象）。

“短语的奴隶”是美国非主流史学界的一个梗，这与背名人名言有些类似，但比名人名言更简短、更容易记。例如，中文世界很流行的里根总统名言“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政府才是问题”，再简短一点变成一个短语“小政府”，再笨的人也能记住。政客要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力，必须有发明短语的天分。不只是政客如此，学者也是这样，要让自己的理论学说流行起来，就必须发明短语，广泛收割短语的奴隶。

亨廷顿去世后，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老师生前的教导说，从亨廷顿那里受益无穷的一点就是，讲理论不能只讲细枝末节，要三言两语说出一个大问题，否则的话，你列出十条二十条，没人记得住，也没人感兴趣。亨廷顿本人是发明短语的大师，像“第三波浪潮”（The Third Wave: 亨廷顿提出的关于全球民主化进程的理论，特指1970年代以来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文明的冲突”、“安格鲁新教传统”（Anglo-Protestant Tradition: 指以英语为主要语言、新教为主要信仰的文化传统）等，都是亨廷顿发明的短语，不但在英文世界广为流传，而且中文世界的念书人也是耳熟能详。他的学生福山也是制造短语的大师，像他制造的“历史的终结”、“政治的衰败”都是流行了好多年的短语。亨廷顿的另一位学生艾利森制造了一个被中国官方和民间都广泛接受的短语——“修昔底德陷阱”。他用这个短语来描述中美关系，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艾利森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在中文世界，无数人重复这些短语，但是没有多少人认真读过这些作者的书，对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也不甚了解，更不知道他们讲的那些理论有什么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和学术背景。大部分人都是跟着别人说“文明的冲突”、“修昔底德陷阱”，他们只是被这些短语牵着鼻子走，成了这些短语的奴隶。

“短语的奴隶”溯源与学术界的“老生意”

“短语的奴隶”这个梗出自美国南方历史学家汉密尔顿·埃肯罗德（Hamilton Eckenrode）。我在学习南方历史的时候读到他的一本书《南方总统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 President of the South），这本书出版于1923年。他一生的主要工作是在弗吉尼亚州的图书馆，不属于教育体制内的主流历史学者。他的历史观很有意思，在今天看来可能有点怪异。他说美国南方的白人在种族上和文化上都比北方的白人要优秀，他把奴隶制时代的南方白人叫做“热带的北欧人”，说是南方的白人才是古希腊雅典的真正传人，所以南方人比较文明；北方的白人是斯巴达的传人，所以比较野蛮。这是一种很独特的、有点怪异的南方史观，但在当时被很多南方人接受。

埃肯罗德说：“我们都是短语的奴隶（We are the slaves of phrasis），我们把自己喜欢的理论当成宠物，我们歪曲事实去证明自己的宠物理论有多高明。”他说这都是学术界的老生意了，看来在当时这已经是一种流弊。这话说了百年以后，现在看更是学术界的老生意了，而且在现代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种生意更加兴隆。政界和学术界的很多人都掌握了这个窍门，就是要把学说、理论、政见总结成朗朗上口的短语，这样才容易传播，才能出名，才会有影响力。于是，一些头脑灵活的学者就特意去找出一些表达特定人群时代情绪的简单易记的短语，媒体就把这些短语变成新闻标题。大众在新闻当中看到这些短语以后，以为自己也掌握了理论，在遇到现实问题的时候就不再依据事实去思考，而是直接把诸如“文明的冲突”、“安格鲁新教传统”等等现成的短语直接套用到复杂的现实上去。中国跟美国一出问题，学术界和大众就产生本能的反应：“那肯定是文明的冲突，快掉到修昔底德陷阱里去了！”这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制造短语奴隶的产业链。

亨廷顿晚年思想：从假说到“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去世以后，哈佛大学的政治研究所组织了一个纪念会，邀请了他的五位学生参加座谈。这五位学生都是当今声名显赫的人物，其中有中文世界十分熟悉的“修昔底德陷阱”发明人艾利森，那天是由他来主持，还有福山，以及法里德·扎卡利亚（Farid Zakaria），他现在是CNN政治评论节目《GPS》的主持人。还有一位在中文世界不是很有名，但对当今美国外交政策很有影响的学者艾略特·科恩（Eliot Cohen），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曾经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的顾问。

那个座谈会的前三分之二时段，都是亨廷顿的这几位学生回顾老师的学术成就和为人，大都是赞美致词。但是后面的三分之一是回答听众的提问，那一段最有意思也最有价值。从回答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亨廷顿的几位最有成就的学生他们的一些真实想法，他们对亨廷顿一些流行很广的短语的看法，还有就是为什么亨廷顿晚年会说那样一些话，会有那样一些主张，这其中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是什么。

亨廷顿的学术生涯最后15年出版了三本著作：第一本《第三波浪潮》，第二本《文明的冲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本《我们是谁》。这每一本书的书名都成了时代流行语，不只是影响学术界，而且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在那场纪念座谈会上，福山说这三本书其实是一本，都是用文化解释政治现象，讨论的核心问题都是民主是不是仰赖特定的文化宗教传统。这是核心问题，这三本书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历史、不同的语境来讨论这同样一个问题。

在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浪潮》当中，亨廷顿说从197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是经历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主要是出现在南欧、东欧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国家。根据这种观察，亨廷顿好像是流露出一种怀疑民主普世性的迹象，但是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 认为文化是决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的理论）或者宗教决定论。

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后面是一个问号，表明了它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亨廷顿在这篇文章当中也是把文明的冲突称为一种假说（Hypothesis: 尚未被证实，需要进一步验证的推测或理论），一个hypothesis。用他的原话讲的就是： “这是我的假说。在这个新世界，冲突的根本源头主要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人类的重大分化和冲突的主导源头将是文化。在世界事务中，国家仍将是最强大的力量，但全球政治中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群体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会主导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是未来的战线。” 这是亨廷顿的原话。

三年以后，他把这篇20多页的文章扩充成了一部300多页的论著《文明的冲突》。这个标题后面把那个问号去掉了，而且在后面增加了一个确定性的短语“世界秩序的重建”。“文明的冲突”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成了一个答案；不再是一个假说，而成了他构想的一个现实。

2004年，亨廷顿出版了《我们是谁》，在文明冲突论上面又增加了移民、种族和语言这些因素。其实这两本书就像同一本书的上下两部：上部是用文化宗教差异来解释国际冲突，下部是用文化宗教种族语言差异来解释美国的国内冲突。核心问题都是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国家认同，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美国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还有美国应当如何去迎接国内外的挑战。

“文明的冲突”的真正源头

在当代英语世界，“文明的冲突”这个短语最初是来自于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讨论。在有一次接受印度电视台的采访中，亨廷顿说是他发明了文明冲突这种说法，但是他自己的文章和著作都不支持他的这种说法。例如，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中，亨廷顿是引用了另一位学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的一篇文章。刘易斯那篇文章是分析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起源，在那篇文章中，刘易斯是直接提出来“文明的冲突”。他说：“一个古代对手针对我们的犹太基督教传统、我们的世俗化社会以及二者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做出的可能是非理性的但绝对是历史性的反应，这足以构成文明的冲突。”刘易斯的文章是发表在1990年9月号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亨廷顿的文章是发表在1993年，而且亨廷顿在文章中是直接引用了刘易斯。

从这里可以看到，亨廷顿说的“文明的冲突”这个短语的直接来源就是刘易斯的那篇文章。不过学术界没有多少人知道刘易斯，亨廷顿却是大名鼎鼎，桃李满天下。他把刘易斯的文明冲突论写成文章，后来又扩展成书，出版以后影响力一下就起来了，人们从此就把“文明的冲突”跟亨廷顿这个名字联系起来。

亨廷顿的基本判断是，冷战是以意识形态划界敌我阵营，一边是社会主义，另一边是资本主义。到了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不再是划分阵营的标准，而是以文明的断层线来划分。如果我们把这种判断放到晚近历史中来看，亨廷顿其实等于是讲冷战过后世界各国的阵营划分又回到了冷战前的界限，因为意识形态只是二战后的几十年划分阵营的标准。

《我们是谁》这本书呢，是把冲突的舞台从国际搬到了美国国内，冲突的主角也是从西方或者基督教文明变成了安格鲁新教传统。冲突的对立面也是从伊斯兰教、儒教、日本这些文明变成了讲西班牙语、信天主教的拉丁裔移民，尤其是墨西哥裔移民。如果我们把亨廷顿的这两本书放在一起来看，大致是能看到一个文明圈不断缩小的思想历程。在发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时候，他认同的文明圈是西方，他所关注的冲突是西方文明跟其他几个文明圈，尤其是跟伊斯兰教文明圈、儒家文明圈的冲突。到了出版《我们是谁》的时候，亨廷顿认同的文明圈已经缩小到安格鲁新教，用他的原话来讲就是只用英语做美国梦的安格鲁新教传统的美国人形成的文明圈。下面是他的原话： “没有西班牙语的美国梦，只有安格鲁新教社会创立的美国梦。墨西哥裔美国人只有用英语做梦才能分享那个梦，那个社会。” 这是他的原话。

从这里可以看到，晚年的亨廷顿是把世界构想成一个文明核心圈一层一层对外冲突的这样一个序列：在国际上，西方文明跟其他文明冲突；在美国国内，安格鲁新教文化在跟其他族裔的文化冲突。在国际上，西方文明要排斥和遏制其他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在国内，安格鲁新教文化要排斥和遏制其他文化，尤其是拉丁裔天主教文化。亨廷顿这种构想其实是假定了文明或者文化是无法改变的。按照他的构想，安格鲁新教文化一成不变，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都是无法接受西方文明，美国的拉丁裔尤其是墨西哥裔移民经过两代三代也无法接受美国的文化。亨廷顿构想的这种文明图景体现了一种暗淡的世界观。按照这种图景，人群就是历史、宗教、文化传统的奴隶，注定了不能接受某种普世文明价值（Universal Civilizational Values: 指被普遍认为是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伦理和政治原则）和相应的政治秩序，而是各自化地为牢，把文明的边界变成政治冲突的战线。

对亨廷顿理论的批判：历史与现实的反驳

在社会学领域，对一种理论最有利的反驳往往不是另一种理论，而是事实——历史事实和现实世界正在展开的事实。美国历史和晚近的世界历史都不怎么支持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这种假说。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政治冲突不是外战，而是内战，不是跟其他文明的冲突。我们用亨廷顿的术语，美国内战是安格鲁新教的内部冲突。美国历史学家一般估计至少有六十万人死于那场内战，比美国任何一次跟其他文明或其他文化的冲突都要惨烈，而且引发内战的很多问题，像种族问题、等级问题、南北矛盾等等，仍然在左右着今天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已经一个半世纪过去了，那些问题都还在。

在世界范围内，近一百多年最惨烈的冲突发生在西方文明内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是西方文明跟其他文明的冲突。从历史上看，文明形态的差异和政治冲突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从现实情况看也是这样，当今世界的几大热点冲突，还有正在酝酿中的几大热点地区，像乌克兰跟俄国、韩国跟北朝鲜、台湾海峡两岸，都不是亨廷顿意义上的“文明的冲突”。台湾比大陆有更多的儒家传统，社会生活和文化其实更像中国的传统社会，但它跟美国和西欧的现代文明世界并没有多少冲突。相反，大陆的社会、人群，你很难看到还有多少儒家的影响。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去解释海峡两岸的现状缺少说服力。文明形态差异跟政治冲突之间可能有某些事实相关性，但是亨廷顿把前者当成后者的主导原因，讲老实话，过于笼统、过于武断，也过于草率。如果仔细看一下当今世界的几个热点地区，牵扯到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传统，如果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去解释，对那些冲突的理解就会成为一团乱麻。

现代冲突的本质：野蛮与文明的对立

经过冷战和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现代文明的一些基本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传统的强权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以后，为了维护权力，他们肯定要建立新的意识形态，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回头看，寻找历史传统认同。像俄国的大俄罗斯主义、东正教保守主义、东大的五千年历史、民族复兴等等，都是这种为维护权力而刻意制造的意识形态品牌。

前面讲到的亨廷顿的另一名学生艾略特·科恩，他曾经对苏联解体以后的俄国有个基本判断，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换汤不换药”。同一批苏联克格勃（KGB: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前苏联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同一批苏联老干部重新贴牌包装一下，就成了俄国新政府的高官，就成了国会议员。当年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换成了“让俄罗斯再伟大”。与其说这算什么文明转型，不如说是换了套标签继续反文明，就是反现代文明价值观、反现代文明秩序。这不是俄国特有的，而是当今几个现代文明化转型失败的国家共同的特点。他们制造冲突，他们转嫁失败，把周边变成冲突的热点地区。他们制造的冲突并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反现代文明秩序、反现代文明价值观跟现代文明秩序、现代文明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与其说这是“文明的冲突”，不如说这是野蛮跟文明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