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与阵痛重现

大家好，上期节目讲朱镕基，留言区很热闹，已经有好几百条，骂的也有，捧的也有，讲道理的不讲道理的都有。这其实反映出朱镕基时代那场轰轰烈烈的改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在深深地撕裂着普通人的记忆。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讨论中，真正让我停下来翻回去看了好几遍的是几条讲自己经历的，都跟下岗工人有关系，这也是最容易牵动普通人情绪的一个话题。

我们必须承认，朱镕基当年的改革，让国营体制失败的痛苦不成比例地落到了下岗工人头上，他生前身后被人骂，可以说是活该，一点也不冤枉。毕竟，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家庭在一夜之间失去了生计，所有的社会保障化为乌有，这种历史的沉重代价是由最底层的劳动者用血汗和眼泪默默背负的。但是，我们在痛痛快快地骂完了以后呢？眼下体制面临着又一次甩包袱，而且呢，这次包袱更大，波及面更广，影响也将更加深远。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回头看上次朱镕基给体制甩包袱，总得从中学到一点什么东西，才不至于白骂了，白受苦了。如果历史的悲剧只是化为一次次无意义的情绪宣泄，那我们作为普通人，就真的成了历史进程中毫无主动权的被动受害者。过去这二十多年呢，有的人吸取了教训，但是很多人没有，有人跌倒了爬起来，有的人跌倒了爬不起来，有人跌倒了，别人拉他他都不起来。同样是下岗工人，后来的命运千差万别，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下岗那代人呢，现在已经不年轻了，痛定思痛，如果只是简单的褒贬咒骂，发泄一下情绪，都没有什么价值。在历史的洪流面前，个人的愤怒和诅咒是极其苍白无力的。有价值的呢，是那些引发我们思考的留言，因为写那些留言的听众已经自己思考过，他们不但思考过，而且呢，不轻易下一个简单的结论，更不发泄情绪，这是一种相当可贵的品质。我读那些留言呢，有的反复读好几遍，脑子里总会指向同一个问题：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怎么办？对于每个人来讲呢，这才是最有价值的问题，我们自己怎么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呢，这是唯一有价值的问题。

路径依赖与路径分化

我特别欣赏一位听众的留言，他是这么说的：“不想美化或者丑化什么，这一段历史我是身在其中的亲历者。国企改制下岗，全国集中在两块地方，东北和长三角。我住在长三角的一个中等城市，下岗从我小学起，实实在在的影响了我们家三五年，有一段时间青黄不接，我还听说隔壁小区有人跳楼的。到我高中开始，外资涌入，一切好转，蒸蒸日上了。这个地方的人民用隐忍熬过了最难的日子，让生活回到了正轨。”

听到这里呢，原本是一个柳暗花明、苦尽甘来的故事，但真正扎心的是留言的后半段。这位听众接着说：“东北呢，长大以后有一次，大约是二零一五年左右，在上海遇到一个东北人。有一天，他神神秘秘告诉我说，他马上要出头了。追问再三，才跟我说，家里出了三十万，给他在东北某个铁路局谋了一个月薪两千五的铁饭碗。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庆祝的，只能顺势让他请我们吃了顿大餐。哦，对了，当时他的工资是一万二一个月。”

我第一次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也是把最后那句读了两遍才反应过来，因为那个东北人的做法在理性人看来确实太离奇了。我们可以简单算一笔账：十一年前，也就是二零一五年，他在上海月薪已经是一万二，一年下来有十四万多。而他家里花了三十万的巨资在老家铁路局给他买了一个月薪两千五、年薪三万的工作。三十万的本钱加上每年十一万的收入损失，就算他在铁路局干到退休，也平不了这笔账，可能拿完退休金都平不了这笔账。在纯粹的经济学账本上，这无疑是一笔血亏的买卖。

但是，更要紧的还不是他这笔经济账，更要紧的是，这个人并不像那代被迫下岗、毫无退路的老工人一样，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失败者。二零一五年在上海一个月能挣到一万二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失败者，他是一个有能力的、有正常工作并且已经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的现代职业人。他从东北一步一步走出来，走了一圈，本已摆脱了体制的束缚，却又主动回去了，而且是自己出钱倒贴给买主，把自己重新卖回去了。这个买主就是体制，他觉得这才是所谓的“出头了”。

一个人跌倒了爬不起来，还可以说是运气不好，是历史的偶然；但是已经爬起来了，而且还走了很远，最后自己又乖乖走回去了，这就不是运气的问题了，而是思想观念和心智模式的问题。他的身体曾经被那套体制抛弃过，但是他的头脑一天也没离开过那套体制。这条留言的价值就在于，它没有做宏大的理论阐述，只是把两个事实摆在那儿：一个地方的人熬了三五年，凭借着市场经济的红利缓过来了，熬出了头；另一个地方的人呢，他本来已经在外面缓过来了，熬出了头，却又主动走回头路，又走回去了。

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同样是下岗，为什么有的人跌倒了爬起来了，有的人跌倒了再也没起来？同一批下岗工人后来的命运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这背后其实隐藏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路径依赖和个人观念的差异。

工具人生的历史轮回

要理解这种差异，我们先要看看下岗工人这一代人的成长背景。这一代人很多是一九四零年代末到一九五零年代出生的，他们这辈子被体制反复利用过好多次，每一次都是用完了就无情地抛弃。

• 第一次利用与抛弃：文革时期，他们十几岁、二十出头，正是最好利用的年龄。体制需要有人上街打砸抢、抄家、砸文物、揪斗老师，他们就成了红卫兵，成了革命小将。然而，当经济被彻底折腾毁了，城里再也没有任何就业机会和岗位的时候，这群革命小将就成了国家的就业包袱。体制为了甩掉这些包袱，就把他们送到农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前前后后总共至少有一千七百万革命小将，就这么成了知青，在农村耗费了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 第二次利用与抛弃：毛泽东死了以后，体制允许他们回城，但是城里仍然没有工作，很多人被迫自谋生路，成了第一批个体户，做起了摆摊等低端行当。有些幸运的人进了工厂，进了国营工厂，进了大集体，在八十年代成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拥有者。但是好景不长，九十年代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完全靠银行贷款和财政补贴续命。当体制再次背不起这个财政包袱时，他们又成了要被甩掉的累赘。朱镕基搞国企改革，实施“三年脱困，抓大放小”，他们就成了下岗工人。

从头到尾，他们都是体制利用的工具，是国家的耗材，用完了就抛弃。中国政府官方宣布的数据是有两千七百多万人下岗，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黄亚生研究认为，实际人数达到了三千多万。即便是看中国政府那两千七百万这个数字，这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政策性裁员。黄亚生教授对朱镕基有一句评价，我觉得说的相当准确。他说：朱镕基是用右手解决左手制造的问题（Solving the left hand's problems with the right hand: 政策纠偏而非系统重构）。

这正是中共体制一以贯之的运转方式。它先制造一场灾难，再推出个能干的官僚来收拾烂摊子。朱镕基就是这么出现的，他是体制的右手，体制把他推出来解决左手制造的问题。在几千万人下岗、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之后，最让体制头疼的财政和债务危机暂时得到了缓解，但是他那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方法，却在日后制造了更大的问题。

负债危机与包袱转嫁

正如一位听众总结的很到位，他说：“摁住三角债，冒出城头债。当年没有切除病根，曾经选择牺牲国企职工，这一次会选择牺牲哪个群体呢？”

朱镕基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是这个体制的底层逻辑并没有变，而且在过去这些年里更加强化了。现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比朱镕基时代大出了几十倍、上百倍。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等融资工具积累了天文数字的隐性债务。即便是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都是真的，即便是政府制定的所有增长目标都能实现了，中国也绝对创造不出足够的财富来偿还如此庞大且不断滚雪球的债务。体制已经完全背不动这个巨大的包袱，到了不得不再次甩掉包袱的时候。

剩下的呢，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体制会选择哪个群体来做牺牲品。

文革的时候，毛泽东选择了一千七百万革命小将去做牺牲品，把他们送往边疆和农村；改革开放时期，朱镕基选择了两千七百多万下岗工人做牺牲品，打碎了他们的铁饭碗，推向没有保障的市场。与那两次不一样的是，这次因为债务和经济问题的规模实在太大，如果只是牺牲某一个特定的、孤立的群体，已经远远不够解决问题了。这一次，必须牺牲掉大部分手里稍微有点财产的中国人，政府的债务才不至于把体制彻底压垮。也就是说，这次体制甩包袱，注定会波及比以往多得多的普通人，几乎没有人能在这场风暴中独善其身。

这又回到了那位听众的留言给我们的启发。既然如此，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办？在这里呢，我想再重复一遍，对于每个人来讲，这才是最有价值的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讲，这是唯一有价值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怎么办？我们从下岗的那一代人身上，能学到不少极为深刻且有价值的教训。

手艺立身与次选路径

一位家在湖北的听众说，当年当地冶钢厂买断工龄，按工龄给钱，家里分到了一万多元。在那个时候，当地没有人闹，很多人反而高高兴兴地愿意买断工龄，拿了钱就直接坐火车去广东打工。一万多块钱在东北的下岗工人手里，可能只被当成一笔无可奈何的、只能坐以待毙的遣散费，而在湖北的一些下岗工人手里，它却成了去广东打工的路费，成了在沿海做生意的第一笔本钱。

同样是下岗工人，同样是一万块钱买断工龄，同样是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同样是被体制当成垃圾和包袱一样甩掉，不同的是，被甩掉的人有没有看见第二条路，敢不敢去走这第二条路。

一九九零年代末到二零零零年代初的珠三角、长三角，得益于全球化和外资的涌入，开设了大量的民营企业和外资公司，建筑工地、工厂车间、服务业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就业机会。很多下岗工人虽然是被逼到这条路上来的，但一旦走上了靠自己、靠市场谋生的道路，他们就彻底脱离了对体制的依附。一旦你不再需要看体制的脸色吃饭，你的精神世界、你的价值观、你整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人生的第二条路（Alternative Path: 摆脱体制依附，依靠市场和个人技能生存的独立道路）。

而那些体制内那条路走到了尽头、却坚决不愿走上第二条路的人，除了被动地忍耐和抱怨，就没有任何其他选择。

中共这个体制，每一次制造灾难，都一定会伴随着精神鸦片的同步生产。一九九九年正是下岗潮的最高峰，央视春晚黄宏演的小品《打气儿》里有一句流毒深远的台词：“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当时还流行刘欢唱的那首《从头再来》：“心若在，梦就在，大不了从头再来。”说得多么轻巧啊，可对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没有任何技能的中年人来说，哪有那么容易从头再来？这首歌成了当年下岗再就业的主题曲，在大街小巷、电视广播里铺天盖地地播放。

这种强大的宣传机器和肉喇叭一起制造出的精神鸦片，目的就是为了让下岗工人顺从地接受被体制甩掉的痛苦，把这美化成为国分忧。这等于是给手术台上的病人嘴里塞个奶嘴，好让手术刀更顺利地割下去。

如果我们不想成为体制下一次甩包袱的牺牲品，感慨完了，骂完了，还得落实到那三个非常具体的行动指南上：

第一条就是：手里一定要给自己留出第二条路。前面提到湖北听众的例子就是证明。今天一说到第二条路，很多人就会本能地想到移民、肉身出国。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大部分人并没有条件马上移民。如果这成为你唯一的目标，那往往会变成空中楼阁。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最可靠的第二条路是学一门赖以为生的技能（Marketable Skill: 能够直接在竞争性市场中兑换价值、不依赖特定行政体制的专业手艺）。这可以是一种只属于你自己的专业技能、从业资格，甚至是一门外语。这些东西永远都长在你的身上，属于你自己。体制能耐再大，权力再集中，也不可能从你的脑子里抢走这些东西。一个人如果把全部身家、把自己的职业发展和人生安全感全都压在体制内，这等于是亲手给自己准备了一条绞索，把绞索的另一端交到了随时可能翻脸的体制手中。

责任主体与姿态遗传

第二条是：一定要做自己人生的第一责任人。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反复强调过，体制是绝对靠不住的。过去这几十年的历史，这几代人反复证明的就是这一点。当体制要甩包袱的时候，它会毫不留情、没有丝毫温情地把你像抹布一样甩掉。过去一直是这样，未来还会是这样。甚至可以说，在当前的中国经济现状、未来的人口趋势以及地方债务危机下，下一次体制甩包袱的惨烈程度，会让大部分中国人怀念当年朱镕基搞下岗潮时其实是多么的“仁慈”。

因此，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问自己一个关乎身家性命的问题：我自己的养老、医疗，我孩子的教育，以及我父母的养老和医疗，我现在指望的是谁？如果我现在把这一切完全寄托在体制的承诺上，那么如果明天体制指望不上了，我有没有自己的第二套应急方案？哪怕你的应急方案非常简陋，有和没有也是生与死的区别。能力的大小决定了你的方案能有多厚实，而做不做，决定了你在风暴来临时是站着应对还是直接跪下当牺牲品。

第三条，也是我最想对所有家长说的一条，就是：千万不要把跌倒的姿势遗传给孩子。

留言区一位听众写道：“下岗的一代，孩子躺平的一代，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短短一句话，道尽了两代人的悲凉宿命。跌倒这件事本身是不会遗传的。你在历史的关口下岗了、破产了，这只是一个外在的客观事实，它不会直接写进基因里。但是，你跌倒以后的姿势会遗传。

• 如果你在跌倒后，拿着微薄的补偿款，勇敢地去广东打工、去摸爬滚打，或者去做小生意，哪怕每天起早贪黑极其辛苦，这种积极面对、永不服输的姿势也会传递给你的下一代，塑造他们坚韧的性格。
• 相反，如果你在下岗后一蹶不振，破罐子破摔，天天躺在家里怨天尤人，逢人就灌输“努力没用、成功都是靠关系、有钱人都是赚黑钱”这种犬儒主义的宿命论。那么，这种跌倒后一地鸡毛的姿势，也会严丝合缝地传给孩子。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见到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明明自己没有经历过下岗，甚至在经济上升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他们一开口，对社会的看法却满是怨恨和防备，说出来的话和他们那经历下岗、满腹牢骚的爹妈一模一样。他们没有继承爹妈的财产，却完美继承了爹妈跌倒时的怨恨姿势。做父母的，如果不想毁了孩子的未来，别做那种把怨气遗传下去的家长，那样会给他们的一生留下永远摆脱不掉的精神阴影。

回到开头讲的那个东北人，花了三十万在二零一五年买了一个月薪两千五的体制内工作，很多人觉得他愚蠢、算不清账。但我更愿意把他看作一面镜子。他花三十万买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安全感（Sense of Security: 对生存确定性的心理需求）。他在上海月薪一万二，但是他觉得漂泊、没有安全感；他觉得只有依附在体制这个庞然大物身上，生活才是确定的、安全的。

这正是最吊诡的地方。二十多年前，两千七百万工人下岗的血淋淋历史，交给这代人的教训难道不应该是“体制靠不住”吗？为什么有的人学到了要自立自强，而有的人却把这一课完全学反了，反而更加疯狂地想要挤进体制里去？同样的学费，同样的老师，交出来的答卷却截然相反。

周期下行中熬的极限

这其中的差别，不在于你跌倒的那一刻，而在于你跌倒以后爬起来的姿势，以及你的认知水平。朱镕基的国企改革让历史的痛苦落在了普通工人身上，这不可洗白。但是，咒骂完了，每个人还是得靠自己的双脚站起来。如果二十多年过去了，你仍然停留在咒骂和发泄情绪的阶段，那就相当于你仍然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交到了别人的手里。

那位长三角的听众说，当年他们那里的人用“隐忍”熬过了最难的日子。现在回头看，在那个年代的那个地方，他们确实熬对了。因为九十年代末到两千年代初，中国正处于加入WTO、外资大规模涌入的上升周期。经济的整体曲线是往上走的。在上升周期里，只要你隐忍地熬过最冷的三五年，春天就一定会来，你就能重新找到生路。

但是，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出一个最核心、也最沉重的问题：

这种“熬过几年就熬到头”的生存经验，在今天还灵不灵？

“熬”是中国人应对一切苦难的最经典、最本能的武器。我们总是在寒冬里告诉自己，再忍一忍，等冬天过去了就好了。但是，所有关于“熬”的策略，背后都有一个致命的前提——那就是冬天的后面必须得有春天。如果这一次，我们面临的经济曲线不是短期波动，而是长周期的下行，是一眼看不到头的下行通道，那么，仅仅靠被动的、隐忍的“熬”，还会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吗？

当外部源源不断的增量红利不再出现，当大环境无法再自然回暖的时候，那些只会坐在原地等天亮的人，可能会在漫长的黑夜里被彻底冻僵。面对一个可能没有温暖春天的漫长冬天，我们又该如何重新设计自己的生存策略？

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一期节目继续深度剖析。感谢收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