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与问责：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

近期，会计师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政客的腐败与会计舞弊问题再度引发关注。今年四月中旬，检察机关发现柯景的政治献金收支总额与约新台币两千万元不符，柯文哲、黄珊珊、李文宗等高层被怀疑早已知情，但民众党未能保持收支平衡，如今已演变为一宗假账案。

今天我们即将面对的书是《大查帐》，它将为我们介绍会计的宏大历史。该书作者雅各布·索尔（Jacob Soll: 南加州大学历史与会计学教授）认为，整个西方经济史的核心要素并非资本、银行或劳动力，而是会计。资本主义的起源、法国大革命以及2008年金融海啸，都与会计息息相关。一个国家的兴衰史，归根结底也是一部会计史。

早在古希腊时期，会计就与问责制密不可分。古希腊的会计师和银行家多由奴隶担任，负责监督国库。之所以使用奴隶，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强制招供和酷刑来追究责任。然而，在古希腊，做假账似乎是被默许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 古希腊历史学家）曾言：“无论会计制度多么严格，聪明人总能找到做假账的方法。”

到了古罗马时期，西塞罗（Cicero: 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曾指控副执政官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 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做假账，窃取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 罗马共和国末期军事统帅、政治家）的钱财。然而，马克·安东尼不仅未被逮捕入狱，晚年反而成为“后三头同盟”之一，并对西塞罗展开报复，将其斩首示众。由此可见，没有哪个政客会轻易放过那些敢于揭露其假账行为的人。

古罗马的奥古斯都（Augustus: 罗马帝国开国皇帝）既是皇帝，也是一名会计师。他曾公开自己的财富账目，从私人金库中拨出1.7亿用于犒赏罗马的胜利士兵，以此宣扬政绩，树立公开透明的形象。奥古斯都之后，公开帝国账目成为古罗马的传统。如今的政客们唯恐公开名下财产，但在古罗马，你必须公开开支，才能展现自己是位公开透明的皇帝。只有贪腐之人，才不敢公开账本。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会计的道德化与技术飞跃

到了中世纪，会计被基督教道德化，认为人生就是偿还罪孽的债务。基督用他的鲜血拯救世界，世上每个人都欠下了债。在《启示录》（Revelation: 《圣经》新约的最后一卷书）中也提到，人死后到上帝面前，每个人都会有一本生命册，记录其生前所作所为，接受最终审判。这种债务观念发展出一种问责文化，人要为自己对上帝和耶稣的债务负责。如何负责？就是向教会购买赎罪券。如果商人赚了太多钱，就会觉得自己有罪，希望通过行善来抵消这些罪恶，向教会捐赠大量财富。

由于购买赎罪券的人太多，教廷里挤满了会计师，每天清点收入。教会将大量资金存入银行赚取利息，但这些利息从何而来？实际上，银行用教会的钱放贷出去。因此，教会一方面谴责高利贷，另一方面却从中获利。

直到13世纪，会计技术才迎来一次大飞跃。比萨商人斐波那契（Fibonacci: 意大利数学家，将阿拉伯数字引入欧洲）将阿拉伯数字引入意大利。过去欧洲使用罗马数字的计算方式非常有限，例如合伙企业在利润分成和分红时会遇到问题，要将一份利润分给几个人，就必须使用阿拉伯数字才能做到。当时意大利的学校开始教导学生使用算盘。佛罗伦萨的乔瓦尼·法罗尔菲（Giovanni Farolfi: 佛罗伦萨的一家公司）拥有最早的双式记账法（Double-entry ledger: 一种会计记账方法，每笔交易至少记录在两个账户中，一借一贷，金额相等）。在处理分期贷款时，可以计算出每月需偿还的本金和利息。

像佛罗伦萨著名的美第奇家族（Medici family: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家族，以银行家和政治家闻名），其发迹就始于严谨的会计。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 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家和政治家）的财务主管乔瓦尼·本奇（Giovanni Benci: 美第奇银行的会计师）从15岁起就在罗马的美第奇银行工作，负责清算美第奇家族的账本和秘密账本，从不漏掉任何一笔账。如果账目出现任何异常，银行经理会立即被召到美第奇的宫殿逐项审查。正是这种对会计的严谨态度，让美第奇家族在当时称霸欧洲银行业，成为当时欧洲的首富。科西莫用这些钱资助艺术和翻译项目，从拜占庭翻译了许多失传的古希腊文本，使得当时的贵族圈更向往艺术与哲学。

然而，美第奇家族也因此开始轻视会计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沾染这些世俗的商业气息。例如，美第奇家族的长子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 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艺术赞助人）继承家业后，大力赞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却不懂得如何管理银行或查账，反而将审计工作分发给各个分行的经理。这使得银行拥有更大的放贷权力，即使许多人仍未还款、信用不佳，也可以继续放贷，最终导致美第奇家族的银行业务走向衰落。可以说，美第奇家族的成也会计，败也会计。

18世纪的金融危机与政治革命

18世纪初，英国因连年战争，债务飙升至5000万英镑，占当时国内生产总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总量的指标）的60%。当时的财政大臣沃波尔（Walpole: 英国首任首相）想出了一个办法：设计一个国家基金，投资一家名为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 18世纪英国的一家贸易公司，因南海泡沫事件而闻名）的企业。南海公司利用伪造的财务报表引诱投资者，制造公司利润丰厚的假象。人们入市炒股后，股价暴涨，公司再用赚来的钱派发股息和分红，让投资者以为公司真的在赚钱。这种方法堪称18世纪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 一种投资诈骗，通过新投资者的资金支付给较早的投资者）。

随着投机过热，泡沫最终破裂。短短几周内，南海公司股价从1000英镑跌至400英镑。许多英国王室和贵族都是受害者，连牛顿（Newton: 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也卷入其中，损失了2万英镑。爱尔兰哲学家约翰·托兰德（John Toland: 爱尔兰哲学家）也损失惨重，临死前甚至看不起医生。政府后来介入救助南海公司，发现做假账的出纳员罗伯特·奈特（Robert Knight: 南海公司出纳员）早在6个月前就带着关键账本逃往欧洲。

南海泡沫事件后，英国才开始重视假账问题。当时的评论员约翰·特伦查德（John Trenchard: 英国政治评论家）表示，每家公司每年的股票报表，都应该由会计师在财政税务法官面前宣誓，保证报告中没有舞弊。公开透明的会计运作才能确保投资者做出正确判断，否则就只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企业，把股东当韭菜。

与此同时，法国却是一个专制封闭的世界。与以商业立国的英国不同，法国并不重视会计。审计每三年才进行一次，收税员有充足的时间挪用公款放高利贷。此外，审计员训练不足，难以识破假账。因此，18世纪的法国贪腐已是常态。当时贵族和大地产主占总人口不到3%，却拥有法国90%的财富。正因如此，法国公民要求会计透明，彻查这些富人的资产。但富人们都知道，一旦资产被彻查，下一步就是向富人征税，所以富人会全力抵抗审计。

法国大革命前，法国从未有过中央会计系统，没有人知道国家有多少收入和债务。这对于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其实是件好事。路易十六（Louis XVI: 法国波旁王朝国王）的财政大臣韦尔热讷（Vergennes: 法国外交大臣）曾说，国债状况绝不能公开，一旦公开，就会损害统治的合法性。国王的财富多少应该保密，以维持神秘感，让民众不知道国家实力有多强。

然而，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因大量借贷介入战争，财政赤字过于严重，路易十六借钱越来越困难。他招募日内瓦银行家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 法国财政总监）担任法国财政总监，以整顿财政。1781年，内克发表了《致国王的财政报告》（Financial Report to the King: 法国历史上第一份公开的政府预算报告）。这份报告实际上刻意低报了军费开支，以美化政府财政，使其看起来没有负债。但这本书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让民众知道纳税人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短短一个月内，这份报告就卖出了6万册。这些账目揭示，法国政府仅花费几百万用于公共建设，却有几千万用于王室开支，甚至连国王的天价人参费都被公之于众。这使得民众和当权者都非常不满。

当时的外交大臣告诉路易十六，公开账目是对国家的侮辱。原本人民忠于统治者，但如果引用公开透明的理财方式，法国的民族性很快就会消失。因此，法国政治建制派一心想除掉内克，但民众却支持内克，认为他是实践会计透明的财政英雄。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内克也受到欢迎进入凡尔赛宫。革命后，法国宪法规定，所有政府财政都必须以“公共账目报告”的形式向民众公布，并设立“问责局”，由专门的会计师提交年度会计报告。

因此，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财政问责制已成为现代政治的核心语言。人们开始懂得如何利用会计报告和资产负债表来判断政府的优劣。当权者是廉洁奉公、遵守财政纪律，还是贪腐成性、把债务留给子孙后代？通过公开的会计报表，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美国建国与资本主义精神

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Franklin: 美国开国元勋、政治家）、杰斐逊（Jefferson: 美国第三任总统）、华盛顿（Washington: 美国首任总统），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受过会计训练。这实际上源于早期移民美国的清教徒商人所形成的记账文化。当时刚移民到美国的商人，必须精通会计工作，计算公司欠合伙人多少钱，以及美国种植园奴隶数量转化为多少劳动力。可以说，早期美国史就是一部管理会计史。

这种会计文化也影响了开国元勋们。杰斐逊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所有开支，甚至连下棋输了多少钱也写下来。华盛顿曾被指控从美国独立战争中牟利，此时华盛顿公开了自己的账本，审计国家的账目。而富兰克林则擅长利用记账来计算利润，生活中每一笔交易开支都会记录下来。富兰克林认为这并非算计，而是一种纪律和美德，应该让孩子从小养成这种习惯，让生活井然有序。例如，1753年，富兰克林接任美国皇家邮政总局局长时，设计了一套会计系统来管理邮政运作，能够处理哪些包裹应该征税，也有无法投递信件的记录，使邮政系统万无一失。

社会学之父韦伯（Weber: 德国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将会计充分融入生活和工作的清教徒伦理（Puritan ethics: 强调勤奋、节俭、自律和理性，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正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例如，富兰克林的著名格言“时间就是金钱”，就是将会计原则引入生活，将时间量化为赚钱的时间成本。所以富兰克林本人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因为多睡一小时，就等于浪费了一小时的赚钱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像自己的会计师，分分秒秒计算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和成本，应该尽力在24小时内平衡自己的开支。换句话说，没有会计职业道德，就没有资本主义。

工业革命与现代金融丑闻

19世纪工业革命鼎盛时期，人们对会计的心态始终分为两派。一派人崇拜会计，认为这是一种理性计算的经济模式，能让资本主义更加理性有序。但另一派人则认为，会计师不过是精密的诈骗工具，只是公司欺骗投资者、收割韭菜的噱头。例如，19世纪50年代美国修建铁路时，就出现了许多金融诈骗案例。当时美国没有足够的资本修建铁路，纽约证券交易所向英国投资者开放。但要吸引投资，就必须有清晰的财务报表，需要会计师计算运营成本、里程票价，一段铁路应该收多少钱才能维持运营并盈利，还要考虑折旧率以及蒸汽机多久需要维修更换。

这些铁路公司的账目非常复杂，即使是假的，一般人也看不出来。而且当时的大公司拒绝公开账目，不仅不公布财报，也不召开股东大会。当时的铁路企业家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 美国铁路大亨，以操纵股市闻名）直言，如果你不是内行人，在华尔街买股票，就像买牛时在烛光下看牛一样。大量注入铁路行业的资金，最终都通过内幕交易操纵自家股票，流入少数工业资本家的口袋。当时马克·吐温（Mark Twain: 美国著名作家）讽刺地说，铁路就像一个谎言，必须修建更多的铁路，才能避免谎言被揭穿。

这让国家意识到不能放任自由市场经济，必须对这些铁路公司进行监管。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涌现出许多会计协会，用于监督这些大公司的账目。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效仿，建立国家会计标准。例如，我们现在听说的四大审计事务所（Big Four accounting firms: 指德勤、普华永道、安永、毕马威），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在英国。因为19世纪中叶美国工业发展迅速，来不及培养会计师，所以一开始就聘用英国会计师。只是当时会计师为美国公司出具的并非真实数据，更像是广告。由于美国公司不被要求提交财务报表，大多数公司账目不透明，即使公司倒闭，外人也不知道真实的财务状况。

20世纪初，哈佛经济学家威廉·里普利（William Ripley: 美国经济学家）表示，公司不公布财报，美国的经济基础将因这些公司的不透明而受损。当时的商界却回应称，无论法规多么严格，公司若想舞弊，依然有办法，所以不要指望公开账目就能解决问题。就这样，大公司继续利用宣传来伪造资产报表，造就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繁荣与增长。

直到1929年大萧条，股市崩盘后，华尔街交易员才发现，那些自己原本大力宣传的股票，公司的市值根本就是假的。美国GDP下降了30%，失业率上升到25%。这导致政府不得不介入。罗斯福总统（Roosevelt: 美国第32任总统）大力改革，为了阻止企业舞弊和虚假报告，于1933年推出了1933年证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 美国联邦证券法，旨在保护投资者）。次年成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美国联邦政府的独立机构，负责监督证券市场）。有了健全的监管法规，加上战后20年经济稳定增长，人们对会计行业也变得更加信任。可以说，战后20年是会计师的黄金时代。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系列会计丑闻的出现，才再次打击了会计行业。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做假账，赚取了400万美元利润。当时美国八大会计事务所，总共被提起了200起诉讼。最致命的打击是2000年的“安然丑闻”。2000年，德州能源公司安然（Enron: 美国一家大型能源公司，因会计丑闻破产）聘请了安达信（Arthur Andersen: 曾是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因安然丑闻解体）会计事务所。这家公司利用伪造的会计报表来虚报自家股票价值。安然公司高管曾表示：“我们永不满足，我也不希望我们对股价感到满足。股价应该永远更高，它应该永远更高。”安然公司曾公布第二季度利润增长30%，称其基于网络的交易推动了批发能源业务。

2001年，安达信的审计师其实已经发现了舞弊问题，但安然高层向他们施压。对安达信而言，如果此事被揭露，就等于失去一个大客户，损失每年1亿美元的咨询费。所以安达信最终协助隐瞒了此事，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会计丑闻。这起丑闻也反映出会计行业过度依赖咨询费，为了从客户那里赚钱，自然会产生利益关系，不可能做到公正。所以后来小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 美国第43任总统）于2002年通过了一项新法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 美国联邦法律，旨在提高公司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确保审计师必须公正独立，希望这种舞弊行为不再发生。

安然丑闻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所有会计师都是腐败贪婪的。例如，FBI曾指控一名自1980年代起就担任市政雇员的58岁女性丽塔·克伦威尔（Rita Crunwell: 美国一名市政雇员，因挪用公款被捕），自2006年以来从城市账户中挪用了3000万美元。

这也意外地为2008年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由于会计监管法规不严，会计事务所实际上变得更加脆弱，企业和银行变得更加强大。所以即使在经济危机爆发前，会计事务所也曾提前向银行和监管机构发出警告，称次贷证券（Subprime mortgage portfolio securities: 一种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金融产品，风险较高）风险极高。但银行业却对他们的声音置若罔闻。相反，经济危机爆发后，银行反过来指责四大审计事务所未能履行会计职责，称他们是问题的罪魁祸首，把责任推到会计师身上。

然而，迄今为止，2008年金融危机中没有会计师因此入狱。为什么华尔街将问题归咎于会计师，却不敢抓捕幕后的金融罪犯？根据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 美国前司法部长）的说法，如果对金融机构采取法律行动，将导致金融系统不稳定。他曾表示：“为什么没有银行家被监禁？嗯，确实有银行家入狱了。我想人们担心的是那些非常高级别的银行家没有入狱。但我认为你必须理解，如果我们能够提出这些案件，我们肯定会这样做。鉴于我们必须使用的法规，我们必须满足的举证责任，我们根本无法做到。”说白了，这些银行大到不能倒，你不能真的去查他们的账，否则会动摇国本。这使得会计和华尔街的声誉在经济危机后变得更加可疑。

结语：会计与国家兴衰的永恒关联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介绍了会计的宏大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国家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会计的态度。从古希腊和罗马，政客们懂得通过公开账目来巩固权力；文艺复兴的伟大成就，也依赖于美第奇家族的会计技能。而忽视会计、纵容假账，则会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导致南海泡沫事件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在统治者眼中，会计透明是危险的，可能会导致统治合法性动摇。但在被统治者眼中，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财政都管理不好，民众又怎敢继续向政府纳税？即使在现代民主社会，有各种法规约束，政客和公司依然有许多做假账和金融舞弊的丑闻。而要揭露这些丑闻，关键就在于那些会计账本。几乎可以说，谁掌握了账本，谁就掌握了国家的兴衰。正因如此，作者说：一个国家的兴衰，必然有一位会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