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瓜瓜公开信引发的思考：重庆打黑的责任与争议

一个月前，我看到一个熟名叫薄瓜瓜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公开信谈论他的家庭。信中提到重庆打黑（Anti-gang campaign: 中国政府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专项行动）变成黑打（Abusive crackdown: 指在打黑行动中，执法部门滥用职权、违反法律程序，甚至刑讯逼供，将无辜者或轻罪者定性为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行为）时，他认为原因在于王立军滥用职权、目中无人，而薄熙来用人不当、骑虎难下。如果这封信是真的，为自己的父母辩护是人之常情。而且，薄熙来在重庆打黑中究竟要负什么责任，这一点在他和王立军的庭审中都没有涉及，给争议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所以这封信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我有责任对重庆打黑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做一些梳理，补充一些信息。因为当年重庆打黑的开始与我的一期节目之间有很深的关联。那期节目是在2009年3月份开始的，当时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工作。这个栏目的举报信箱收到一个线索，说重庆三工厂的土地被黑社会操纵，串通拍卖，低于市价一个亿卖出。我记得这封信的末尾有上百个工人的血手印，这是一种传统的弱势群体的维权方式，表示只能以命相搏。

土地拍卖案：黑社会头目陈坤志的浮现

当时我跟四位同事被派到重庆去调查这件事情。在采访时，那边发生了“抓车”的情况，就是有人阻止其他竞拍者进入拍卖现场。采访这一段的时候，人来得越来越多，很多工人攥着拳头，高喊着要“打黑”。经过一周的采访，我确认工人们所说的基本属实。他们口中的黑社会头目叫陈坤志，他不是一般的街头混混，曾当过多年警察，辞职后开赌场，甚至在枪击案后仍能逍遥法外。

其中一个人说，陈坤志拿枪顶着他的头，逼着他签字控制他的公司，用来竞拍。当时负责监督这次拍卖的执行法官姓周，但他不敢接受我的采访。他告诉我，陈坤志在主导拍卖，他正在阻止其他公司进入拍卖现场。当时周法官带领了六名法官，但陈坤志的人数是他的六倍，而且他认为那些人很暴力，口袋里藏着刀具。当法官要叫停这样拍卖的时候，拍卖公司的负责人说他要向法院一位姓张的院长汇报。他曾经用语言上的一些东西，我认为是一种威胁。威胁您吗？对啊。他说什么吗？他说你不过就是一个法官嘛，一般的法官要对今天说的话负责。我说我肯定负责。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组的所有人都用的是一次性电话卡，避免被跟踪。这是制片人的要求。他希望我们能尽快返回北京，不要冒险去接收这份材料。但与当事人对话的机会是我的职业要求。所以在最后一天，在我们收拾行李去机场之前，我决定给陈坤志打电话。第一次打，没有人接。说实话，我当时心里面失望和解脱的心情都有。但是我的习惯是打两次，所以播第二次的时候，有人接，很清楚。他说：“喂。”我说：“我是《新闻调查》的记者，在采访土地拍卖案，我能不能见见你？”他说他在南山高尔夫会所。

我说我晚了半小时。南山高尔夫会所，就是重庆所谓的“国际妇女会所”。陈坤志在门口等我。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我等你很久了。我今天特别想来这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听我的声音。”旁边有苍蝇和蚊子嗡嗡嗡地进行各种干扰。威胁什么方面的威胁？你不要讲威胁，就是什么黑社会啊，什么流氓啊，那是很低级的。我的人生安全受到威胁，老有人说要抓我坐牢。说到“黑社会很低级”这句话的时候，陈坤志回避我的眼睛，看着底下。我问为什么，这个开放性的问题让他放松了。

这个采访出乎意料的地方是，陈坤志不光是承认了串通拍卖，而且还要证明自己不光是一个奉命行事的小角色，还是在背后操纵一切的主使者。当我问到他，说你的公司收了1700万，支票上写的是“拆迁款”，你拆过吗？他不吱声笑了，说没有，一片瓦都没拆过。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罪行自白，更像是一种胜利宣言。仿佛犯罪是一种忍不住要炫耀的技能。坐在南山的高尔夫草坪上，我感觉陈坤志把我当成了一个倾听故事的英雄。我从重庆媒体上看到，当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陈坤志在一个夜总会包了一个大包厢，请他的朋友一起来观赏。当天采访结束之后，我们努力地把所有的机器塞到出租车的后备箱里。陈坤志在旁边看着，然后他说，要不要我的车送？他指了指他的玛莎拉蒂。我说不用。临告别的时候，他突然凑近我。

重庆打黑除恶行动的启动与早期迹象

没想到两个月之后，我在新闻中看到陈坤志被逮捕。媒体报道说，《新闻调查》节目播出后，重庆市主要负责人调看了节目录像。2009年6月4日，分管执行庭的重庆高院副院长张涛被双规，他涉嫌在我报道的案件中受贿。这位重庆主要负责人就是薄熙来。就在那个月，重庆打黑除恶行动开始。

“各个指挥组请注意，现在距离行动时间还有12分钟。”我不认为是我们节目引发了打黑，因为早在它播出前一年，薄熙来就从辽宁带来了有“打黑英雄”称号的王立军。他们当时已经在酝酿这个行动，只不过在等待一个契机。所以6月25号，几乎就是陈坤志被逮捕的同时，王立军发出了20万封写有“绝密”字样的信给重庆市民，征求有组织犯罪的线索。重庆有3000万人，打黑在这个城市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方式开始，很快成为全国性新闻。

不久之后，我接到重庆市政府新闻处的电话，邀请我去跟踪报道重庆的打黑除恶。我拒绝了。因为跟陈坤志一块被捕的，有号称19位首犯和上百位黑恶分子。我对我自己报道的事实负责，但是其他的案子我不清楚。当时我已经做了八年记者，知道一旦司法运动化（Judicial politicization/campaign-style justice: 指司法活动脱离正常法律程序，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强调政治目标而非法律公正），就会发生公检法联合办案，然后嫌疑人的辩护权力很难得到保障。我已经采访过多起冤假错案，从被刑讯逼供（Torture to extract confession: 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痛苦，从而逼取口供的行为）的老师、企业家，到被关在看守所里面28年的谢鸿武。他出来的时候已经不再能说话了，但是他拉着我的手，摸他的膝盖，那里的骨头，在刑讯逼供的时候被人挖掉了。

所以我拒绝是因为我担心一旦一个证据不用我寻找就放在我手上，我可能没有机会检验它的真伪；一个嫌疑人不用我说服就坐在我镜头面前认罪，那这个人可能没有自由说出真相。这个案子已经进了法律程序，我要看一看庭审的结果再说。但是庭审还没开始，我先看到了陈坤志的玛莎拉蒂。在重庆市公安局的打黑成果展里，放在第一排展览。后面是64辆豪车。车主多半是重庆最富有的私营企业家。这意味着法院还没判，在侦查阶段嫌疑人就被定性为罪犯，查扣财产，作为赃物展示。

我觉得不安。这种不安很快就成了震惊。因为两个月后，我在新闻中看到了吴小清自杀的消息。她是我采访的土地拍卖案发生时候的法院执行局局长，涉嫌受贿。官方通报，吴小清留下了遗书。在中午12点半，监视其他四个人午睡的时候，避开监控录像，用棉毛裤的裤腰绳在内间门处上吊自杀。在重庆派出所，一个设备号称全国最先进，监控没有盲点的地方。吴小清的遗书到现在都没有公布，她的死，给我深深的不祥之感。

龚刚摩与樊齐航案：刑讯逼供的阴影

两个月之后，2010年1月15号，我在媒体上见到了陈坤志。他正在法庭上受审，穿着囚服。他被判有七项罪名：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非法经营罪、行贿罪、高利转贷罪、非法拘禁罪、赌博罪。被判了死刑，缓期执行。看上去这个惩罚比陈坤志预想的要轻，因为他在法庭上对法官说“谢谢不杀之恩”。重庆打黑审判中有57人被判死刑或者死缓，13人被处决，包括原司法局局长文强。

这些案件当中我了解的细节不多，因为重庆市司法局要求本地的律师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不能向媒体公开他们的辩护词。但是，至少，我了解我自己报道的案子。跟陈坤志一起被捕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叫龚刚摩。媒体说他是陈坤志在万贯公司的合伙人，负责行贿法院领导，而且就是那场土地拍卖案的操纵者。但是我在调查当中从来没有听过“龚刚摩”这个名字，所以我要等庭审的时候看一看。

但是非常奇怪，到开庭的时候，这个案件不见了，跟土地拍卖案的任何指控都没有出现。而龚刚摩，这个重庆摩托车行业的龙头人物，变成了重庆打黑第一案的黑老大。他有34个人的团伙，贩卖毒品，买卖运输枪支，还养了一支杀人生产队。队长叫樊齐航。媒体的报道是这样的：樊齐航更是个狠人，他在得到资金后建起了自己的军火库。2006年8月，他在成都市购买了三支56式冲锋枪和四支手枪，之后又通过其他渠道购买了多支手枪、猎枪以及手榴弹等。他还曾送给龚刚摩三把枪。2009年6月3号凌晨，重庆江北区爱丁堡小区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重庆的持枪杀人案。幕后指挥者正是龚刚摩，他也因此被称为“杀人生产队队长”。在开庭前一天，报道中说，这个杀人生产队至少4条命案。但开庭的时候我只看到了一起，叫爱丁堡枪杀案。

庭审的时候，龚刚摩说他和这个案子无关。辩方所谓的杀人生产队的队长樊齐航说他既不认识凶手，也不认识死者。他的有罪口供是在受到警方刑讯逼供之下编的。樊齐航说：“我真的没有去杀人，在我被抓到现在，所有的以前所说的什么纰漏，什么都是在训练中编造的。大概有半个小时，健身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他们叫我‘指挥家’。我戴着48磅的脚镣，手脚被固定在椅子上。双手背在后面，另一只手抓着把手，我只是让脚放在地上。他们最长的一次吊了我五天，从未把我放下来。我当时已经习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扮演着一个保镖的角色。我不知道在我睡觉的时候，我的整条胳膊都血肉模糊。当我下来的时候，他们开门时，我浑身是血。我现在清楚地记得，他们开门时，我浑身是血一个多小时。说实话，我之前看到开门的速度，我有所准备。”

案件的质量可能粗糙，刑讯逼供也可能很难避免。但我还是觉得，樊齐航多少有可能像陈坤志这样，有一些罪行。我没有想到他的律师朱敏勇做的是无罪辩护。如果是一般律师，我会把这只当成是辩护策略。但这个人是朱敏勇，我采访过他。他为中国的多起冤假错案奔走。朱敏勇是中国最优秀的刑事辩护律师之一。他说，樊齐航不但没有杀人，而且整个打黑利益案的这个黑社会组织就不存在。公诉方所说的贩毒、买卖枪支、发工资、租房、发手机，所有这些指控没有任何物证。

在一审二审开庭当中，涉及到了案件当中所有的物证，没有一件物证拿到法庭上来进行质证。那么法律规定，所有的物证都应当出示，出示辩论质证。你那么说他们有枪支也好，有毒品也好，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是一个举国关注的重庆打黑第一案，一个有34人组成的组织。如果没有任何物证，警方是如何将他们涉案的呢？所以我去调查这个案件。我发现爱丁堡枪杀案在打黑之前就已经侦破了。而且是王立军亲自督办的。当时的宣传称，死者和凶手都是毒贩，是“黑吃黑”的报复杀人。

重庆市公安局昨天宣布，发生在重庆主城区的“6·3枪击案”已经告破。这是一起毒贩内讧引发的命案。警方在侦破过程中发现了另外一个犯罪团伙，渝中区人大代表陈明亮因赌博、吸毒被刑拘。但是打黑开始之后，先是说这个案子是重庆首富陈明亮指示，后来又成了龚刚摩的罪行。

王立军的权力滥用与对法治的破坏

2012年我看到了重庆警察王勇的打黑回忆录，才知道为什么。杀人公社，这个词是王立军提出来的。然后侦办这个爱丁堡枪案的专案组长王勇对此不理解，认为这个案件只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但王立军把本案无关的证据累积起来，一切往团伙上靠，往黑社会上靠，往政治上靠，以扩大战果。王勇对这个指示有点含糊，他的专案组组长的职务就被撸了。此后王勇被认为查办黑社会保护伞不利，王立军要倒查他是不是与黑社会同流合污。王勇一个打黑专案组组长就这样被自己的兄弟“黑打”了，刑讯逼供，锁骨断裂。

刊发这个回忆录的是陈永熙律师，他已经核实过信息的可靠性，但我还是不敢相信。一直到一年之后，我看到**《财经》杂志**的报道，说负责侦查爱丁堡枪案的队长王勇，控告多次刑讯逼供导致他锁骨断裂的警察。对方被刑拘。警方还有几次申诉的机会，但樊齐航已经死了。在这个案件中，有两人被杀，六人被处决。许多人仍在监狱中。这只是重庆打黑行动中我所了解的一个案件，因为它与我的报道有关。那其他的案件呢？

看起来在其他案子当中，有的人的死，只是因为警察局长的一句话。王立军曾经在一个嫌疑人的报道中批示，要“处即刑”，否则，“向社会怎么交代”。而且“如不判死刑，那将是后患无穷”。四个月后，此人被判死刑。这位署名薄瓜瓜的作者说，打黑变成黑打，是因为王立军权欲熏心，滥用职权。薄熙来用人不当，骑虎难下。但是，王立军只是一个公安局的局长。中国刑法规定了公检法（Public security, procuratorate, court: 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是中国刑事司法体系中的三个主要机构）相互制衡的体制和辩护人制度，就是为了防止警权的滥用。

作为一个市委委员，薄熙来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他只需要什么都不做，那就是不破坏这个系统。这个系统从一开始就被破坏了。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必须会见嫌疑人。看守所必须在48小时内安排。但重庆打黑逮捕了5000多人，300多个犯罪团伙。所有这些嫌疑人关在哪儿没有人知道。龚刚摩和樊齐航是直到开庭之前才允许见律师，而且会见的时候必须有办案警察在场。审查家的办案员在场，也是开天下火枪会见。你从审查家那儿都不让见，你到审查家那儿都不让见，你到仓库都没有这种事情。什么案子？什么案子不能这么办？你这整个是黑箱操作。

“打什么可以啊，你们自己离开这种事情。如果说今天要是会见不成，12月7号的情绪百分之一万的要陪同你去到什么阶段会见是谁要的我问你，你陪什么？你是民保安排的还是说你们这个他们把你说你正在阶段的人你还陪同你去这种会见？你是国家传递体系，你再用法律规定才可以做啊。你不准民主主义，你应该是要求法律的吧，对不对？你至少起码尝试多种。”龚刚摩的律师李庄当场向法院投诉，回复是：他们这么干是违法的，但我们没办法。重庆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由重庆市委领导，而重庆的打黑除恶取得成绩，是政法委领导下各方协调的结果。

检察机关本来要负责监督公安的侦办过程，但是在重庆打黑的架构中，它和公安局成为协同关系，共同被市委领导。我曾经想，王立军办龚刚摩案，证据这么薄弱，检察机关是怎么审查的？后来，我看到了检察官讯问龚刚摩的笔录。是这么写的：“龚刚摩回答，2006年年底的一个晚上，龚刚摩请我到他家吃饭。饭后，龚刚摩开着他的白色宝马车送我回家。路上，他向我提及了万贯公司的执行案件，希望我给予帮助。两次，送张涛共计人民币40万2340元。”龚刚摩请龚刚摩吃饭，龚刚摩送龚刚摩回家，龚刚摩给龚刚摩行贿。这就是检察院提交给法院的口供。律师李庄就是因为发现这样的口供明显虚假、复制，才询问当事人是不是有诱供和刑讯逼供。

龚刚摩回答说，他被办案人长时间吊起，大小便失禁。从内部会议文件看，王立军对刑讯逼供毫无避讳。他说：“有些同事打人确实打得很重，确实造成伤害了。我说那是刑讯，不是逼供。检察院补了，也要畏罪不诉。”结果是检察院不仅不补，而且不诉。当樊齐航在法庭上要求验伤时，检察官起立反对，而审判长表示支持反对。一审没有就这个问题做任何调查。检举律师的龚刚摩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免于一死，而揭露了刑讯逼供的樊齐航被判死刑。他的律师朱敏勇也对他说：“要不你指证我吧，这样我最多坐几年牢，你可以免于一死。”樊齐航拒绝了。在他的死刑案二审的前一天，中央三部两院紧急下发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Exclusionary rule for illegal evidence: 刑事诉讼中，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的规则）和死刑案件证据规则（Evidence rules for death penalty cases: 针对死刑案件，对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等提出更高要求的规则）。这是纠错的强烈信号。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是非法证据，必须排除。而且按照程序，重庆法院要接受上级法院的监督指导。

但就在第二天，6月1日，重庆高院二审维持死刑，并且加了“必须严惩”的字样。到了这个阶段，这个案件的转机就只能在重庆之外。中国的死刑复核权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手里，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少杀、慎杀。那是樊齐航能够活着的唯一希望。2010年7月份，朱敏勇向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和媒体寄出了樊齐航陈述刑讯逼供的视频。这个视频发布之前，她给10岁的儿子留下一封告别信，离开了家，开始逃亡。为了一个人的命，她把自己的命也押了上去。

这个视频在网上很快全部被删除。但是，从财新到BBC，国内外的媒体都做了报道，认为樊齐航的案件在侦查阶段有极为严重的刑讯逼供。中国有50位学者和律师发起连署，敦请最高人民法院对樊齐航涉及一案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一个月之后，9月26号，樊齐航被执行死刑。临行前夜，警察说给他最后一次机会，要他举报律师朱敏勇。樊齐航拒绝了。他对姐姐说：“这条路是我选的。我不后悔，也没有遗憾。”

李庄案与政治干预司法

薄熙来在西南政法大学发表了一篇演讲：“打黑除恶，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还有我们大学的老师，我们都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能够记录下这么多黑恶势力，给公众以公正。”而且署名薄瓜瓜的账号也承认重庆打黑成了黑打，但是他为薄熙来辩护说，重庆事态严重，各方利益纠葛，容不得四平八稳，他父亲明知不易，只能在敢和不敢之间做选择。

这就是薄熙来所说的。重庆有其固有的利益和社会的壁垒，而且非常尖锐。但这难道是“黑打”的结果吗？薄熙来于2007年抵达重庆。那一年，我正在那里进行一项公交事故调查。半年之内，重庆市连续发生严重的公交事故，在去年10月1号和今年4月23号发生的两起事故当中，死亡56人。第二年，2008年，重庆发生了大规模的出租车罢运，市场经济转型期当中的尖锐矛盾是通过群体性事件的方式爆发出来的。但是，这些矛盾也可以倒逼改革。

拿重庆公交来说，我当时调查的结果是，事故频发是因为这个市场没有准入门槛，缺少监管。民营公交和国营企业在不公平的政策条件下恶性竞争。由于镇海属于公交集团，长期以来民营公交没有自己的战地。“不，不，什么？什么？我没有，我没有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这意味着，例如，几分钟的航班，每辆车都先走。这没有规则吗？不，没有规则。”我们节目之后，重庆已经开始准备进行公交化改造，提高准入门槛，并且对民营和国有企业进行无差别对待。重庆有可能成为中国交通领域的改革新先行者。第二年出租车罢运的时候，薄熙来曾与代表公开对话，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可是，2009年打黑一开始，政府收购民营公交，把他们在谈判中的强硬态度当成是黑恶势力的表现。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李强被指控为“车霸”的幕后黑手，控制着31个人组成的黑社会集团，包括他的妻子。今天上午，李强团伙涉黑案，程之义……我记得当时新闻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公诉人在这个案子里准备了六个手提箱的证据。但庭审的时候，李强的律师赵长青认为，检察官提供的1849件证据中，没有一样能够证明李强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他说，罢运、上访、群体性事件都不是黑社会行为，打黑不能“黑打”。

署名薄瓜瓜的账号说，重庆黑势力猖獗，可问重庆人民的感受，要搞经济，非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假如这个账号是真的，那薄瓜瓜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法学博士，应该清楚，黑恶势力不是由人民来界定的。它必须满足犯罪的要件，不能把一个人叫成车霸、肉霸、路霸，再用“称霸一方”这样的词，用人民公审的方式来定罪。

重庆审理涉黑案是这两天最热门的话题，有网友称大快人心，从重从快深入打黑。还有网友则呼吁重庆的这次打黑行动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大快人心那是主要原因。我当然不认为重庆打黑当中入狱的人在道德和法律上都白璧无瑕。我更不能赞成把陈坤志也列入到无辜受迫害的民营企业家名单。但是，中国有罪行法定原则（Principle of legality in criminal law: 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要求犯罪行为和刑罚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要求罪名必须明确清晰，就是为了防止国家滥用刑法权。李强承认自己有非法经营罪，但赵长青先生说，不能说这公司犯了罪，把这些行为加起来，它就是黑社会，而且一打就是几十个人。

他说涉黑案一定要非常审慎，因为黑社会是有组织的犯罪，而不是有犯罪的组织。这个界限划不好的话，对我们的国民经济会有严重的影响。75岁的赵长青是97年刑法修订的时候，高检黑社会组织相关问题的国家级课题组组长。很多重庆的法官、检察官都是他在西南政法大学的学生。赵先生在09年10月26日说的这些话，让庭审的速度突然放慢。因为二十年前制定的刑法，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的界定是非常宽泛和含糊的。比如说当中有“横行乡里，为非作歹”这样的表述，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口袋罪（Catch-all crime: 指法律条文规定过于宽泛、模糊，导致执法者可以随意解释和适用，将多种行为纳入同一罪名进行处罚的罪名）。我自己也是在庭审中才学习的。

假如这次法律讨论在庭审中能够深入下去的话，甚至能推动97年刑法的重新修订，那么整个重庆打黑是有可能为中国的未来法治史留下非常可贵的一笔记录。但就在两天之后，薄熙来看望慰问办案干警，说因为听到了一些杂音，今天要来表态。越是有杂音，越说明这场斗争的必要性。我经常讲，有的时候，勇气比智慧还重要。有的时候，有的人，中国常常有点智慧，但是缺乏那种无所谓的勇气。他强调：重庆群体性事件多发，是由黑恶势力煽动群众向党和政府施压。打黑除恶是硬碰硬的斗争。如毛主席所言，“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文革发生的时候，薄熙来18岁，他应该知道这段毛泽东语录给法治被彻底破坏，提供了一句：2009年12月29号，李强案宣判。法院当庭宣判：李强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行贿罪，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七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20万元。李强最终还是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定罪。公司收归国有。这个案子宣判的时候，赵长青没有出席。日后，他接受采访说，薄熙来放话：“李强就是黑社会。”他的话在当年的重庆，就相当于法院的判决结果。这是一个政治干预司法（Political interference in judiciary: 指政治权力部门或个人超越法律规定，对司法机关的案件审理和判决施加影响的行为）的典型案件。

媒体监督的困境与言论压制

有朋友问我，说既然重庆打黑的开始跟你的节目有关系，为什么你后来不跟踪报道，去监督权力的滥用。原因是在开庭三个月之后，我被解除了新闻调查的职务。这意味着我不能再做任何关于监督公共权力的调查报道。原因是我去了另一个城市，报道了警察在打黑过程中滥用权力对待农民的过程。这份报道的第二天就被禁播了。我们的禁令是，全国任何政法机关都不允许做任何监督报道。所以重庆的打黑是当时整体政治气氛的结果。从9月份开始，中央媒体基本上失去了质疑它的权利。

但很多同行还在努力。李庄被逮捕的当天，**《青年报》**报道“重庆打黑京报律师造假门”，连“涉嫌”两个字都没有。第二天，央视《新闻1+1》节目批评了这个报道。我认为记者的言论不专业。他说，律师跟被告人说“如果你这个证词是真实的话，你可能面临了死刑的判决”，那么就说这是威胁当事人，让当事人反供。实际上应该说，律师准确地告知当事人你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是律师基本的义务。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新闻1+1》的制片人就被撤换了。我给他发了信息，互相安慰。但具体撤换的原因连同事们都震惊。直到后来我看到媒体报道，我确认是薄熙来打电话给央视台长。薄熙来之前的媒体总印象是比较开放的。我采访他在两会。他当时接受记者的中英文群访，也问必答，而且主动走向我的镜头打招呼。因为央视当时安排我做两会观察，他清楚自己会在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中出现。这很正常，政治人物都想利用媒体塑造形象。

但你不能阻止新闻行业来检验这个形象。有时候我想，在2009年3月，我们在栏目组信箱里收到这些举报线索。这其实是如此巧合。有没有可能有人在幕后安排？我不确定。但最重要的是事实。当一个嫌疑人可能逃脱法律惩罚时，我有责任报道这个事实。但当这个嫌疑人被逮捕，并受到司法部门的攻击时，我也有责任报道这个事实。问题是，我第二种报道的自由被剥夺了。媒体监督可以用于公共权力，但它也是一种对当事人的保护。这是它尽可能避免错误的能力。但自从重庆打黑开始，薄熙来就把所有质疑都称为“杂音”，并决心清除它们。

中国的媒体人大概都会记得王立军那段讲话。他说：“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要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重庆当地的媒体说，“双起言论”带来股杀气，尤其出自“打黑英雄”的口中，威慑力非同一般。那么能剩下的声音的动机跟质量就很可疑。我当时看到那些报道，说谢才平的16个情人，文强在鱼塘里藏2000万现金，李庄嫖娼，这种低劣的假新闻，抓捕一个人之前，用道德铺垫下来试探，加上网评员队伍的低俗性宣传，为了让人们不再关心真相。很快，这种“重庆模式”成了气候。我被调离新闻调查的同一天，出现了“柴静因受贿被检察院带走”的新闻。慢慢地，一个人如果真的想活在一个杂音消失的世界里，他能听到的和想听到的声音就不多了。

劳教制度的滥用与社会控制

2010年3月，重庆开了表彰大会，宣告打黑全面胜利结束。一个月之后，我去了一趟重庆，当时已经没有做报道的可能，但是我想去看一看。到了市区，我在街上就看到了著名的交巡警平台，那是王立军局长的发明专利。他给我的印象是像一个特别庞大奇怪的取暖器，但是旁边放着一把伞。因为当时所有派出所的民警、巡警都需要到大街上来24小时在这里值班，所以在露天的地方有时候雨刮进来的时候，警察就只好拿伞挡着。我想用手机拍一张照片，但是刚刚拿出来，有一位警察用手指着我，其言厉色地说：“你干什么？”他想我走过来。后来是本地的朋友说了几句好话把我给拉走了。他说：“你小心点。”

我说我看了重庆的媒体报道才来的。当胜利结束的时候，人民的安全感是94.3%，最高的创造力。为什么我拍你们的照片会这么紧张？我知道我那年年底很幸运。因为有一个人就是因为路过这个交通局平台的时候拍张照片，他被劳教（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中国曾实行的一种行政处罚制度，公安机关无需经过法院审判即可对违法者强制进行劳动改造，后于2013年废止）了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为了“平安重庆”，劳教了多少人？张胜和在街上张贴广告，寻找死亡亲人的破案线索，被劳教两年。李亦文，失去土地的农民，到水利局上访，劳教一年。戴月全，老上访户，举报黑监狱，劳教一年三个月。田鸿渊，不满经济适用房延期交房，维权，劳教一年半。彭红，转发打黑漫画，劳教两年。任建宇发帖抨击薄熙来、王立军，劳教两年。刘世银担心打黑太早结束，发帖“重庆打黑是不是要结束了？”，劳教。在腾讯这边报道中，据劳教者估计，重庆打黑期间有将近两万人当受劳教处罚。

有些人仍然称重庆“黑打”，他们认为这是一场针对有钱有势者的斗争。但这场运动只是另一个历史证明，一旦法律框架被打破，最昂贵的将是普通人。我在重庆的感觉是，打黑不再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方式。当天晚上吃火锅的时候，在座的有一个重庆警察学校刚刚毕业的女孩特别兴奋。她跟我说他们马上就要建警察公寓，有大概十个大学城那么大，而且还有专门的警察医院。另外要招一万人。我们去年到今年重庆警局向全国所有的大学招收5500名的研究生作为警察，6000名的本科生，100名博士生。谁能想到呢？

我知道之前重庆作为一个直辖市警力偏少，但是短时间招这么多人，这么多钱从哪来？后来看到王立军说，只要是黑社会，马上叫银行把它吞进去，或者政府一次性拿过来。打黑中被判刑的陈明亮、马当、李翔、王天伦、龚刚摩，这都是重庆民营企业中最富裕者。他们的实业资产由政府来托管。经过打黑服务以后，实际上是澄清了这个社会环境，对经济生活来说，我们认为给予一个更好的环境。之前，陈坤志操纵拍卖还需要通过法院。到打黑的时候，公安部门就代替法院主导了财产的执行。陈坤志还需要履行一个竞价的程序。而王立军谈到希尔顿酒店的时候说，他说一千万，我们说只值两百万，签个字就可以拿进来。跑的时候归他，话跑道的时候归我。陈坤志还需要向人行贿，王立军需要钱的时候，只是手下，找一些企业家让他们拿点。两个月之后，他接见了重庆13名民营企业家，当天老板们认捐了留学经费3000万。当然有人不服，向重庆希尔顿的老总彭志明，结果是公然诽谤打黑除恶，被查，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朱敏勇说，重庆打黑期间，是民营企业家的恐惧之年。黑恶势力的首犯除了罚了财产之外，还要额外罚款。龚刚摩：5000万。王天伦：1亿。岳村：1.5亿。陈坤志最多，被罚了三个多亿。当那位吃火锅的时候，女警察跟我说她想去女子刑警队的时候，我想起新闻中看到女子刑警队要配备经过美观喷涂的兰博基尼、宾利、保时捷等世界一流的高级巡逻警车。我不由想起陈坤志那辆玛莎拉蒂。2010年9月，王立军说，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为榜样。说十个人，普京出手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富的一看，为了保全自己，也要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王立军的话，跟陈坤志对我说的话是一样的，大鱼吃小鱼。只不过，王立军称自己为“杀鱼”。

王立军与薄熙来的结局：历史的讽刺

重庆打黑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这似乎是无休止的，在他耗尽所有能量之前。他只能等待，但最后一刻可能会以一种罪恶的方式开始。”去年，当我们采访贺卫方教授时，我们谈到了那个时刻。李庄即将刑满出狱前两个月，重庆司法机关说要以遗漏的罪名再次起诉他。2011年4月，贺卫方发表了《给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对时任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喊话：“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就是告诉王立军，你不要以为你现在炙手可热，被你拿下的那个文强，他在做公安局主要领导的时候，恐怕也是像你一样觉得，其实人权、什么什么审判程序正义其实根本不重要，司法独立根本不在眼中。但是到自己轮到接下球的时候，才会真正意识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贺卫方说，他写这封公开信的时候，经常想到死亡，因为他看过朱敏勇拍的**《反击航视频》**。他说，一个人的生命在权力面前可以像蚂蚁一样脆弱。当时朱敏勇说，我可能会坐牢。贺卫方说：“兄弟，我陪你。”4月17日，李庄案法律顾问团成立，江平、张思之，以老迈之躯，站在最前方。5天之后，案件发生戏剧性变化，公诉方撤回起诉。按贺卫方教授的说法，是因为呼吁他过问，说这个李庄案将来是不是还要平反呢？最高检随即要求下级接管撤诉。一周之后，薄熙来会见港澳媒体，称自己从未插手李庄案，甚至已经记不起那个律师的名字。但是，政治力量没有办法完成司法责任制的追责惩戒功能。

一个月之后，王立军高票，全票当选重庆市副市长，将公安、国安、司法、人事、信访、维稳一手掌握。媒体说，相信王立军就是相信政府。2012年2月6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逃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找避难。两天之后，重庆市新闻处发布王立军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同一天，李庄说，如果王立军受到迫害，他愿意当他的代理律师。李庄说：“我希望这些掌权的人，瞧不上司法系统、律师和辩护的人，自己感到律师角色的价值。”

两个月之后，我最后再见到薄熙来。那天我去两会代表的驻地京西宾馆，在转门处，他出，我进，我没看见他。我同事提醒我，说薄熙来叫你。我回头的时候，门已经转过去了。我们两个人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那是薄熙来最后一次再来回讲话，他承认对王立军用人不当，但认为打黑不容否定。再一次，他引用了文革语录：“感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这是文革中流传的诗。曾经被用在一本书的封面上，记录这个传主为了彻底揭露刘少奇和薄一波之流的叛徒嘴脸，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薄一波是薄熙来的父亲，他被称为叛徒，是因为1936年被囚禁在国民党监狱的时候。他被迫在反共启事上签字离开。这件事情经过了中国中央的批准，但40年后文革中，红卫兵因此揪斗他。他不经司法审理就被囚禁8年，薄熙来也丧母入狱。署名薄瓜瓜的账号说：“爸爸跟我说，若我不痛下决心打黑，怎么对得起你爷爷？”

现在我们要在国际上，在国际主义上，在国际的主义上，和国际的政策下做决定。我们必须做决定。我希望在国际上，在国际上做决定。我会在国际上做决定。现在我们要在国际上做决定，我们必须做决定。现在我们要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做决定。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悲剧性的历史，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我记得在三分钟之内，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骂了他。我快要结束了。他走过来指着我的鼻子。你必须收回你所说的话。谁是凶手？我拍了拍自己的胸口。我是凶手吗？他走过来打了我一拳。他打我的耳朵。这不是一巴掌的事。在什么情况下你进入了美国国会大厦？那非常危险。首先，我被强奸了。然后，在我被强奸之前和之后，有11个人为我工作，负责这个案件的人已经消失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为一名打黑英雄和前国家安全局局长，当王立军认为他和他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没有依靠自己国家的司法系统，而是依靠了另一个国家的大使馆。

我印象深刻的是，薄熙来在庭审中推翻了之前的口供，他希望公诉人不要把他在法庭上讲书记的意见当作是恶劣行为，当作是反共。并且说，我国法律为了防止冤假错案，设置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制度，还包括辩护人。所以如果只听检察机关一面之词，会导致冤假错案大量发生。我记得他在最后一段发言当中说：“我国法律为了防止冤假错案设置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制度，包括辩护人。所以如果只听一面之词，就导致冤假错案大量发生。”您当时听到这个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哎呀，好讽刺，好讽刺。他自己治下的重庆从来没有过对于这样的一种三机构相互制约有过任何任何的。然后轮到他了，他开始意识到这样的一种制度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悲剧，自己在为自己可乐的权利大权在握的时候，他根本不尊重司法努力。重庆打黑在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庭审中都没有涉及，他们俩只是被作为贪污、受贿等罪名审判。

遗留的后遗症与未竟的反思

16年过去了，重庆打黑的大部分案件都没有被重审。从我目前收到的公开数据来看，李强和龚刚摩仍然在监狱里。而且我搜索樊齐航的名字，在国内网络上仍然是重庆庭审的判决，一个所谓的“杀人生产队队长”。贺卫方教授曾经说过，在庭审中，如果不说清楚重庆打黑的实质，会给我们的国家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后遗症。因为这个模式、机制、结果都不是薄熙来的首创，他只用他的政治意志和能量，包括他的全球知名度，把这件事情推到了一个罕见的强度，让世人广知。但是如果只是把他和王立军作为坏人，从这个体系中清除，而不是对司法运动化，做实质性的反思，不给予那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应得的正义，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像立方体一样，推翻一面，同样一面朝上。事实上，薄熙来和王立军的继任者，重庆的一位市委书记和两位公安局长，都以腐败的名义落马。而16年后，这个立方体还在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