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逆行者》定档争议与港星的立场转变
大家好，欢迎收看《夸克说》，我是夸克。
十月十七日，由刘德华、杨子姗主演、邱礼涛执导电影《白衣逆行者》宣布定档十一月六日在中国大陆上映，在简中互联网上引起了不少争议。这部电影原来叫《战疫天使》，早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份就已经杀青，也就是说，他拍的是疫情第一年武汉的故事，足足等了快六年才准备上映。从剧情简介和目前流出的海报来看，刘德华和杨子姗饰演的是一对夫妻，两人都是医护工作者。片子主打是回望疫情、珍惜当下的感情牌。
官方定档贴写着“回首铭记，挥手向前”，包括预告片里也是医院抢救、医护人员穿着防护服奔忙，以及人们与亲人分离的画面，属于典型的那所谓主旋律电影。但消息传出以后，绝大部分网友都不买账，反而是各种群嘲。抖音的评论区和弹幕里刷最多的也都是“除非演李文亮，否则我绝对不看”。更有不少人发出了“刘德华晚节不保”的感慨，并开始称呼他为“刘华”，意思是缺德。
截止到目前为止，该影片已经关闭豆瓣评论区，禁止评论。一部电影还没上映，光是这个题材和宣传的画风，就沦为人人喊打，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其实，民众有这种情绪很正常啊，因为那三年确实是近几十年以来整个中国最黑暗的日子。你片方拍这种题材，还搞所谓的正能量宣传，相当于往大家伤口上撒盐，还来邀功请赏，不骂你骂谁呢？
并且这次的争议绝大部分落到刘德华身上，很多人都会好奇，成名数十年，一直稳居华语顶流刘天王，按理说也不缺钱啊，为什么去参与这样一部电影啊？是他不懂爱惜羽毛，还是没有预料到这部片子会挨骂？又或者是他已经发自内心认同中共那一套，沦为了王晶、陈百祥那样的小丑？
这期节目咱们就要聊聊这个，并顺便谈一个我长久以来都想聊的话题：香港电影到底是怎么没落的？
三十多年前的政治态度与今日的反差
您现在看到画面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号，香港跑马地马场举行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注意时间点啊，五月二十七号，北京已经宣布戒严，但六四屠杀还没有发生，所以这场义演是声援北京的学生，为学生运动筹款的。这场活动由岑建勋等演艺界人士组织筹办。岑建勋就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奇谋妙计五福星》系列那个卷毛。现场由黄霑、陈欣健、曾志伟、岑建勋担任司仪，上百名港台艺人参与。梅艳芳、罗文、张学友，包括今天各种表演爱党爱国的成龙，都上台献过唱。此外，像这场义演从白天一直持续到夜里，超过十二个小时，筹得上千万港元，无线、亚视、港台、商台四台联播，原定节目除了新闻都为它让路。你可以想象啊，当时整个香港社会对于北京学运的支持到了什么程度？
那刘德华呢？他那段时间在做什么？
早在五月二十一号，也就是义演前六天，香港就爆发了声援学生运动大游行。游行结束后，有一批艺人在跑马地马场集会上带领群众唱起了《龙的传人》和《我是中国人》，为首的就是刘德华和梅艳芳。而据《苹果日报》报道，两天后，香港演艺界组织录制声援学运的歌曲《为自由》，刘德华是第一个到场的。义演当天，刘德华虽然没有到场，却也跟谭咏麟、周润发、元彪等人一起，通过电话连线表达支持。
此外，根据《星岛日报》报道，在天安门大屠杀发生仅两天后，刘德华就跟岑建勋等人发起签名，表示不承认北京政权，呼吁各国制裁中共，并计划把声明和收集到的签名递交联合国。可见，三十多年前那场运动中，刘德华政治态度是很清楚的。多说一句啊，当年签名呼吁制裁中共的发起人之一是向华胜，也就是如今黑社会界爱党代表人物向华强的弟弟，讽刺吧？
那三十多年过去了，曾经那个支持民主自由的华仔，如今又是怎样一番表现呢？
先从疫情期间说起。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一号，央视播出抗疫歌曲《爱的桥梁》，刘德华是参与演唱的八名歌手之一，后来还亲自填词，演唱了粤语版《我知道》。到同年年底，刘德华又参与拍摄今年引发争议这部《白衣逆行者》。接下来的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六号，央视中国百年党庆，刘德华又跟那英一起在节目中合唱《东方之珠》。再然后，二零二二年一月，香港的AM730报道刘德华的一段视频啊，面对香港再次收紧防疫措施，他表示知道这些措施会给生活带来不便，但相信大家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都愿意多做一点，并呼吁大家忍耐一下。“嗯，我明白，喺呢段时间里边会令到大家有少少唔方便嘅，但系我相信大家为咗保护自己、保护屋企人咧，大家都愿意做多少少嘢噶。我知道呢段时间大家一定系可以忍耐一下。”最后是二零二四年一月三十号，刘德华当选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进入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性电影组织领导层。至此，华仔正式蜕变成刘主席。
然后，相比刘德华，成龙的表现则显得更加谄媚。疫情期间，他不仅配合中共进行了一系列宣传，还在二零二一年七月电影家协会召开的学习习近平七一讲话座谈会上感慨说：“共产党真的太伟大了，党做出承诺，往往不需要一百年，几十年就能实现。”最后，他更是表明心迹，说：“我要做党员。”“我常常跟自己讲，我很荣幸成为一个中国人，但是我也很羡慕你们是党员，就觉得共产党真的太伟大了，我要做党员。”次年三月九号，他更是接受人民网专访，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表示：“祖国一直是香港同胞最强大的后方和保障，相信最终一定能迎来抗疫的胜利。”
有人可能会觉得啊，作为明星支持抗击疫情，给医护人员、民众们打打气，有什么问题呢？
但问题是，身为港人的一份子，成龙、刘德华们难道不知道中共在疫情期间的所作所为给普通人造成哪些灾害吗？
首先，香港虽然没有经历中国内地那种变态严厉的大规模封城、封楼政策，但在中共的施压下，港府也是实行过一系列严格防疫措施的。比如二零二二年一月，葵涌邨逸葵楼就有约两千七百名居民被要求留在家中，接受每天检测。香港居民对这些限制并不是完全没有体会的。
其次，对于内地发生的悲剧，香港媒体当时就已经有过广泛报道了。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号，香港《香港01》就报道了湖北黄冈少年鄢成的遭遇。他患有脑瘫，需要有人喂饭、照顾日常生活。父亲因疫情被隔离后，他被活活饿死。二月，东网又发布了后续报道，记录了镇党委书记、镇长被免职的消息。到六月，端传媒又再次发布了对于鄢父的长篇采访。这起惨剧发生在刘德华拍摄那部《白衣逆行者》之前，且港媒还一直持续跟进报道。要说刘完全不知情，很难让人相信。
并且此后两年间，港媒还陆续报道过二零二二年一月的西安孕妇流产案，四月记录上海封城民怨的纪录片《四月之声》，九月贵州大巴强制转运二十七人死亡案，以及十一月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的火灾。即便你没听过脑瘫少年鄢成的新闻，难道后面这一系列人间惨剧，你刘德华也都不知道吗？如果知道，那这些遭遇在你心目中到底意味着什么？才会让你帮着党呼吁大家再忍耐一下？同样的问题，我其实也很想问一下成龙，这样的一个党伟大吗？是你想要加入的组织吗？
认知变迁：从历史记忆到光鲜表象
说到这，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个疑问啊，这三十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些明星的行为和价值观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要了解这一点，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这些明星对中共最初的认识是怎么产生的？
以刘德华为例啊，一九八九年，他演过一部电影叫《省港旗兵3》，他在里面演一个大陆退伍军人，因被人冤枉判处了死刑，逃到香港以后，又被饰演大陆公安的徐锦江一路追捕。剧中刘德华有很多台词都是直接抨击中共和中国的人权状况的。一年以后，这个系列还拍了第四集，这次刘德华没有参演啊，但题材更大胆，讲的是六四以后，一群人冒险进入大陆，营救被当局通缉的民运人士。电影开头还用了当年学运的真实画面。再往后，一九九四年，周润发主演《赌神2》里，徐锦江演了一个大陆公安队长，他手下有个警员，审问的时候随便动手打人，连小孩都不放过。同一年，周星驰的《国产凌凌漆》里也有一幕，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印象，讲的周星驰被拉到刑场，即将被枪毙。其中黄一飞饰演的是一个被冤枉偷看国家机密的盲人。最终，周星驰饰演的凌凌漆掏出一百块钱向行刑的警察行贿，才最终获释。
当然，电影是编剧和导演创作的，未必能够代表演员本人的价值认同。但它起码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当时的文化界对于中共的态度其实是有一个共识的。而这些共识的底色，一部分来自于香港社会本身，因为很多港人的父母、亲友都是中共篡政以后逃过来的，不少亲戚还留在大陆，本身就会将很多亲身经历，包括听到、看到，讲给下一代听。
此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当时香港的作家、编剧和导演。比如金庸，一九四八年移居香港时已经二十四岁，其父查枢卿因为地主身份而遭到枪决。再比如倪匡，他原本就是解放军的基层军官，亲身经历过五十年代各类政治运动。一九五七年逃到香港。这些人也先后通过文艺作品给港人，包括那些没在中国生活过的演艺明星们做了一轮政治科普。
再就是有些事儿，香港人自己也经历过。我之前曾经做过一个策划啊，还没上线，讲的是中共对于香港和台湾的渗透和破坏史。大家如果感兴趣，我可以单独做几期。总之，就是中共早在一九二四年就已经在香港设立党支部，一九四七年还建立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并开始在工会、学校、报纸和各类社会组织中发展自己的影响力，暗中进行各类地下活动。比如一九五零年，中共广东省公安厅厅长谭政文就指挥并开展了所谓的“港澳镇反特别行动”，在香港刺杀了多名国民党情报人员。然后，一九五二年一月，曾撰文批评并揭露过中共黑幕的作家陈寒波，在香港九龙黄大仙附近被人开枪打死。而这些活动给香港社会造成冲击，最让人印象深刻例子之一，就是中共一九六七年在香港策划并发动的一系列街头暴力和炸弹袭击。曾在电台批评暴力行动的播音员林彬，在上班途中被人拦截、放火袭击，第二天伤重去世。
所以，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香港人，他们对于中共的各种暴行是有切身体会的。后来在六四事件中普遍支持学生，也就不难理解了。
既然如此，那刘德华、成龙等人后来政治态度是怎么被逐渐改变的呢？
这里，咱们可以回顾一部刘德华参演的老片啊，一九八二年上映，许鞍华导演的《投奔怒海》。这部电影讲的是越战结束以后的越南，男主角林子祥在里面饰演一个日本左派记者，以国际友人身份来到共产党接管以后的越南，小学生在快乐的玩耍，高声歌唱，赞美胡志明。但随后发现，这些景象都是官方故意伪造出来欺骗外国媒体的。在镜头之外，大多数普通的越南人都生活在恐惧和饥饿之中。刘德华饰演的祖明则是一个千方百计想逃离越南，却最终死在越共枪口下的年轻人。该片后来一举斩获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五项大奖。
为什么特意提到这部电影呢？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就是一个外来者对于共产主义政权的认识，往往会经历一个怎样的变化？
设想一下啊，假设你是个西方人，或者从小生活在香港，你从媒体和一些身边老人那里听到过一些说法，原本对于共产党没有什么好印象。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去到了某个共产主义国家旅行，那你有很大的概率会觉得，原来我以前被骗了，共产主义国家其实很好嘛？为什么呢？因为比如你之前听说过的朝鲜，都是贫穷、饥饿、政治迫害，你脑子里平壤应该是破破烂烂，满大街都是叫花子。结果去了以后，发现平壤到处都是整洁的高楼和地铁，路修得又宽又直，满大街没有一个流浪汉，公园里是散步的老人，小孩们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于是你会立马觉得，这还是我听说过那个国家吗？是不是我们的媒体一直在妖魔化朝鲜啊？
二零一四年，两位外国影像创作者杰迪辛格和罗布霍德沃斯就拍过一部三分钟短片，叫《走进平壤》，镜头里的平壤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样子啊，让这两位西方人大跌眼镜。但整个拍摄期间，都有两名朝鲜旅游部门导游陪同，他俩不能拍摄施工现场、未开放区域和军人，并禁止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跟当地人交谈。我们不能说他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在朝鲜也确实有部分人是那么生活的，但那只是朝鲜的一小部分。就像你不能去了一趟中共的高干病房，就认为中国人均享受的医保秒杀全世界一样。
问题在于，人类天然会有一种倾向，就是更容易相信自己亲眼看到过东西，却往往忘了思考，眼前看到这些是不是假的、片面的、被修饰过的。于是你很可能会把朝鲜也有这么多高楼，自动脑补成朝鲜人都过得不错，我以前听到过的关于朝鲜所有的批评，包括脱北者讲述都是假的。
而中国的情况则要比朝鲜更复杂一些，因为改开，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包括很多人生活水平提高，这些变化本身是真实的。如果一个人此前对于共产国家想象只有两个模板，要么像毛时代那样既吃不上饭又像是坐牢，要么像美国那样经济高度发展，民主也很自由。那他到中国看到高楼、高铁、繁华商场，就很容易觉得，哦，原来我以前理解错了，其实中国也挺自由的嘛。但他可能没想到，经济发展和政治控制、侵犯人权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说回刘德华、成龙这些香港明星啊，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就极有可能经历这样一个反转。八十年代，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听说来的中国，并没有太多接触。等到后来，他们可以到内地拍戏、开演唱会、做生意，接触到的又都是请他们拍戏的老板、接待他们的地方官员、给他们斟茶递水的工作人员。这种情况下，你很难不对这个国家、这个政权产生好感，因为这个体制的恶，普通人遇到难处，你体会不到，也看不到，你看到的都是它最光鲜亮丽的一面。你只会觉得，我去过内地这么多地方，人家对我都很好啊，那些官员也都很客气，完全不是电影剧本里那副嘴脸。我开演唱会，警车开道，连警察大哥也没有乱打人啊。新闻里说的那些，要么是个别现象，要么就是媒体断章取义、夸大其词。
香港电影的没落：从急功近利到九七焦虑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可能更现实的原因啊，就是钱。
关于这点，坊间有一种常见的解释，是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往后，香港电影就越来越萧条，电影从业人员的处境越发艰难。与此同时，大陆市场却越来越大。出于生计考虑，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开始北上找出路，有的甚至把家直接搬到了北京。而既然要靠大陆市场，自然也要入乡随俗，在价值观上靠拢一些，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这件事，讲得最细致的还得说是王晶。二零一零年十月八号，新浪转载了一篇《中国周刊》的报道，著名导演王晶在接受采访时，详细谈到了他所经历过的香港电影兴衰。按照王晶的说法，香港电影逐渐没落的一个重要转折发生在一九九三年前后。当时，台湾的八家电影发行商跟香港电影界谈判，希望降低港片制作成本和明星片酬，但香港电影人不愿意降价，双方不欢而散。随后，台湾政府一气之下放宽了对于好莱坞电影的限制，导致港片失去台湾这个重要市场，从此一蹶不振。
王晶这个说法不能说完全没道理啊，毕竟香港本土市场容量有限，台湾是当年港片最重要的外埠市场，出了问题影响当然很大。尤其是台湾片商当年还不只是买版权，很多时候是直接预购，也就是片子还没开拍就预先付款了，甚至还会提前指定用哪些明星。香港的制片人拿到这笔钱，才能请演员、组剧组、开拍。现在台商撤了，影响的就不仅仅是收入了，而是很多片子连初期的投资都凑不齐。
但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台湾片商为什么会突然觉得港片太贵了？为什么之前可以接受，现在接受不了呢？
还是看王晶的采访啊。二零一八年三月，他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表示，自己九十年代初拍片时，最多试过一天跑五个组。而彼时正当红的郑裕玲比他还夸张，曾经创造过一天之内接拍九组戏的记录，并由此得了个“郑九组”的外号。在谈到那段经历时，不少导演和演员都是一脸自豪，认为这种忙碌是香港敬业精神的体现。但我的观点是，这恰恰说明他们不够敬业。
你想啊，一个演员一天赶九个剧组，他有多少时间琢磨角色？到了片场，又有多少时间跟对手的演员对戏？你别说打磨表演了，台词都未必记得住。你可以说他们很辛苦，没时间睡觉，但辛苦跟敬业不是一回事啊。你每场戏都一遍过，萝卜快了不洗泥，这叫对作品负责吗？
随便举个例子啊，一九九三年，王晶拍了一部电影叫《武侠七公主》，演员阵容非常豪华，有张曼玉、杨紫琼、郑裕玲、吴孟达、刘松仁等等。后来吴孟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回忆说，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和其他几个演员拍了四天，居然都没见过面，因为大家档期都太忙了，只能分别过来拍自己的特写，再拍一些反应镜头，最后靠剪辑把这些镜头拼在一起。直到最后一天，几个演员才有三个小时碰到一起。一部戏，演员们连面都见不着，你还指望他们能出什么化学反应，贡献出高质量的表演吗？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啊，比如一九八七年，周润发、刘德华合作主演了一部黑帮片叫《英雄好汉》，拍出来以后感觉素材有点长，片方跟投资人向华胜商量一下，最终临时决定剪成上下两集，还为其中一集补拍了结局。最终就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江湖情》和《英雄好汉》两部片。这两部片拍得怎么样？我这里不做评论啊，但你看他这个做法，就能感受到那种急功近利的心态。
而跟这种工作方式相对应的，是整个香港电影业的生产都在提速。一九八五年，在香港上映的本土电影有九十七部，到了一九九二年，增加到了二百一十部，是七年前的两倍多。一九九三年更夸张啊，到了二百三十四部，平均算下来，一年五十二周，每周都有四到五部新片上映。美国电影研究者大卫·波德维尔在《香港电影的秘密》里曾经做过比较，在八十年代，一部港片的拍摄时间平均可以达到八十天，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一部中等规模制作拍摄时间只有二十到三十天，低成本电影甚至不到十六天。比如查传谊导演、吴镇宇主演的《旺角揸Fit人》，一九九六年上映，整个拍摄只用了十天，期间还去日本拍外景。舒淇主演的《我对你有感觉》，九七年上映，为了赶档期，十一天就拍完了。十一天，前些年的网大，这几年短剧，怕都是不敢压缩到这个程度。
而且，当时港片不只是拍得快，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创意，特别喜欢跟风，什么题材赚钱就一窝蜂地跟上去拍。比如八九年王晶《赌神》火了，接下来几年出了几十部赌片。再比如徐克的《黄飞鸿》系列火了，各大公司又开始扎堆拍《黄飞鸿》，请不来李连杰就找赵文卓，请不来赵文卓，找个不会动作戏的谭咏麟也敢上马。像一九九三年的愚人节，香港电影院里就出现两部《黄飞鸿》电影同时上映的奇景，一部是李连杰的《黄飞鸿之铁鸡斗蜈蚣》，一部是谭咏麟的《黄飞鸿对黄飞鸿》，确实有点愚人节的气质啊。这样下去，观众当然会疲劳了。原来一年看一部觉得新鲜，现在一年看好几部，都是类似题材、差不多的剧情，谁还愿意一直买票呢？
那问题来了啊，为什么进入到九零年代，香港电影人就突然变得这么急、这么忙、这么迫不及待赚快钱呢？
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九七。
一九八四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确定将在一九九七年把香港移交给中国。从那时起，不少香港人就在想，共产党接管以后，香港还会不会是原来的香港？五年以后的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六四大屠杀，进一步加剧港人这种担忧。华语音乐教父罗大佑那首著名的《皇后大道东》，就深刻地反映了那一阶段香港人普遍存在的焦虑和迷茫。
而这种焦虑心态的具体体现，就是大批港人开始移民。根据香港青年协会整理的资料显示，一九八一年到八六年，香港每年只有约两万人移居海外，而到了一九九二年，这个数字则一下子飙升到了约六点六万人。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六年，十年间，估计有超过五十万港人移居海外，这里面有不少都是电影圈的人。
比如我们熟悉的谢霆锋，就是一九八八年八岁的时候随父母移民到的温哥华，并取得了加拿大国籍。跟他同一年移民到加拿大的，还有著名歌手何韵诗。除此以外，邵氏著名演员岳华、哥哥张国荣、著名导演杜琪峰，也都是八九、九零年移民到加拿大。张智霖、陈豪，则是跟随家人移民澳洲。而出演过讽刺中共的黑色幽默电影《表姐，妳好嘢！》的郑裕玲，不仅在九十年代初移民加拿大，还跟同样举家搬迁到温哥华的郑丹瑞一起，拍了一部电影叫《吴三桂与陈圆圆》，讲的就是香港移民到了加拿大以后的故事。光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其中的寓意了，明显是将中共接收香港比喻成满清入关嘛。
一九九六年四月，美国《洛杉矶时报》有过一篇报道，提到温哥华地区列治文市有一所叫Tomsett的小学，全校大约二百五十个学生，其中超过六成来自香港。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星驰。后期的周星驰是以拍戏速度慢著称的，往往是五六年一部戏。但从一九九零到一九九二年这三年间，他分别出演了十一部、八部和七部电影，这是他演艺生涯中产量最高的三年。与此同时，他也在这一阶段向加拿大政府提交移民申请。当然，该申请后来因为受到向家牵连，被误认为有黑社会背景而被拒，这是后话。
所以你发现了吗？从号称“郑九组”的郑裕玲，到一年十一部戏的周星驰，他们都是在萌生去意那几年，突然开始疯狂拍戏赚钱，这显然不是一种巧合。一九九七年六月，也就是香港主权移交前半个月，著名导演陈可辛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也印证了香港电影人的这种集体心态。他说，当时很多香港电影公司都没有长远打算，看到一部电影赚钱，就赶紧拍类似的，因为很多人都想在九七到来之前，尽量多赚点钱，然后离开香港。并且很多人实际的做法是，先在加拿大买房，把老婆孩子送出去，但本人的工作重心依然放在香港，继续赚钱。一旦发现形势不对，就立马抽身走人。
而这种心态，会直接影响你拍电影的方式。如果你相信自己以后还要在香港拍二十年、三十年电影，你可能会做一些更长远的规划，尽可能多拍一些精品，因为今天糊弄观众，明天人家可能就不买账了嘛。但你如果想的是，明年中共就打进来了，到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不如趁现在还能赚钱，多捞一笔是一笔。这样一种心态，可能才是台湾片商突然觉得贵，并要求香港片方降价的主要原因。
好莱坞冲击不是根本原因：亚洲各国的对比
但话说回来啊，即便后来台湾片商不愿意再高价采购港片，并且引入好莱坞大片，就一定会导致香港电影一蹶不振吗？
因为按照王晶的解释，似乎是因为当初港星们太贪婪，死活不肯降价，导致谈判谈崩，好莱坞大片杀进台湾，港片才丢盔弃甲，一败涂地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你们当初不那么贪，香港电影也不会这样。
但问题是，整个九十年代前后，亚洲地区面临好莱坞竞争的，只有香港电影吗？
咱们先看看韩国啊。众所周知，九十年代以前，韩国电影从数量到制作水准，都远不如香港。但从一九八八年开始，韩国政府就已经放松了外国电影的进口限制，并允许好莱坞电影公司直接在韩国市场上进行发行业务。一开始，韩国的本土电影确实被打得够呛啊。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资料，到一九九三年，韩国电影在本土电影市场上的观影人次占比，一度只剩下大约百分之十五。可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韩国电影工业乃至整个娱乐产业都脱胎换骨，从制作水准到体量，都经历了一次飞跃。最近十年，已经跃居到了全球第一梯队，在亚洲更是遥遥领先。从韩影、韩剧到K-pop，都已经开始反向输入到欧美国家，俨然成了韩国的一张国家名片。与此同时，到了二零零一年，韩国本土电影的观影人次占比已经回升到大约百分之五十，二零零三年更是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三。王晶所说的“因为放开了美国大片，本土电影就死了”的剧本，在韩国并不成立。
接下来再看看印尼。一九九一年七月，印尼政府跟美方达成协议，同意让美国电影以分账的形式进入印尼市场。也就是过去美国片进到印尼，都是一次性买断，由印尼的电影公司付一笔版权费，后续的收益就跟美国出品方没关系了。但九一年七月以后，美国公司可以跟印尼方面协商，按照票房收入来分成。接下来的几年间，印尼本土电影业也遭受了很大冲击。一九九一年，印尼的国产电影还有六十部，到了九二年就只剩下三十一部。当时，印尼的一些电影人很不满，说好莱坞影片占据影院，本土电影想找个放映的地方都难。比如一部叫《我的天空我的家》的印尼电影，在国外电影节上受到好评，可一九九零年在雅加达上映，只放了一天就被撤档，片商后来还为此起诉了发行公司。但印尼电影业从此就凉凉了吗？并没有。二零零二年，一部叫《爱情怎么了》的印尼青春爱情片上映，吸引超过二百七十万人次走进电影院。这部片子后来也被认为是印尼电影重新振作的标志性作品之一。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号，印尼上映了一部恐怖片，叫《舞者村》，它改编自一个在印尼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恐怖故事，讲的是几个大学生到偏远村庄参加社区服务，结果遭遇了一系列诡异事件。这部电影上映没几天，就碰上了漫威的《奇异博士2》，结果呢，前者最终吸引了一千万人次观看，而后者只有六百四十八万人次，本土电影大获全胜。根据印尼电影市场机构JB Market和市场研究平台Cinepoint的统计，二零二四年，印尼本土电影卖出大约八千二百万张电影票，占全国电影票销量的百分之六十五。
类似的剧本也先后发生在泰国、菲律宾等多个国家。这些国家都经历了放开市场以后，先被好莱坞电影压着打，但最终逆风翻盘，本土电影崛起的过程。你像泰国，九三年降低进口电影税费后，好莱坞大片票房占比一度超过百分之九十。一九九九年一整年，泰国本土只生产了八部长片，但到了二零二四年，泰国的国产片票房占比已经回升到了百分之五十四，并且这一年下来，泰国人不仅拿下了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奖，还对外输出《拳霸》、《冬阴功》等功夫片，让全世界认识托尼·贾和泰拳。
所以很明显，王晶那个结论是不靠谱的。杀死香港电影的，从来就不是美国人。因为各国经验都证明了，哪怕面临好莱坞大片的视觉奇观，如果你有能力拍出打动本土观众的片子，还是有机会重新站起来的。
北上与审查：香港电影的空心化
那为什么香港电影没能做到呢？
这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可以开拓中国内地这个看起来很美的市场。
二零零三年六月，陆港两地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根据这项安排，香港制作的华语电影只要通过审查，在大陆上映就不再受进口配额限制，而香港和大陆合拍电影还可以被视为国产片发行，相当于给香港电影打开了一扇大门。
对香港电影人来说，大陆人口多，语言相通，观众对于那些老牌港星又比较熟悉，相比重新开拓海外市场，自然要容易得多。于是，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影人开始北上，跟大陆公司合作拍片。从生意的角度，这确实是一条出路啊。但它有个条件，必须通过中共的审查。
审查会怎样改变一部电影？我在之前的“为什么中国演员拿着天价片酬还总拍烂片”那期节目里已经聊过，这里就不多啰嗦了。总之，它会极大削弱主创的创造力，因为你从立项开始，就已经要主动避开一些题材，考虑哪些情节和设定可能过不了审嘛。而这对港片的伤害非常大。
我们前面讲过，港片之前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它的自由。警察可以是坏人，黑社会也可以讲义气，坏人也不一定要有恶报。但现在，这些优势都没了。观众一进影院，看到那几张脸，就知道谁是正派谁是反派，坏人一定会被绳之以法。
并且更要命的是，香港电影人为了迎合大陆市场，逐渐放弃了自己熟悉的生活，但对大陆普通人的生活，他们又不够了解，造成的结果就是两头不讨好。香港观众觉得没有港味儿，大陆观众又觉得离自己的生活太远，还不如去看开心麻花。最后，导演、演员们和资金的大量北上，还会客观上造成本土电影业的空心化和人才断层。我们经常感慨说，港片后继无人，青黄不接，新时代出不来，来回来去还是那几张老面孔，也是这个原因。
台湾影视的破局之路与结局对比
和香港相比，近些年台湾电影人们反而是闯出了一条路。
曾几何时，台湾电影人也是非常看重中国市场的。《不能说的秘密》、《海角七号》、《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都曾经在中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二零一五年，《我的少女时代》更是取得超过三亿元人民币的票房，一举捧红了女主角宋芸桦。但三年后，宋芸桦却因为过去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最喜欢的国家是台湾”，被大陆网友指责为台独。最后，她不得不在微博上发表声明，称自己是中国人，还为之前的回答道歉。
而在她之前，台湾演员戴立忍的遭遇更加离谱。二零一六年，赵薇执导电影《没有别的爱》杀青，担任男主角的戴立忍，却因为曾经参与台湾的社会运动，被大陆网友指责台独。七月六号，共青团中央下场点名，九天以后，片方宣布撤换戴立忍，并为没有事先调查演员的政治背景道歉。
你看，片子都拍完了，男主角还能因为一些陈年往事被追责鞭尸？以后谁还敢保证自己会不会被突然倒查二十年，让整个电影项目泡汤呢？到了二零一九年，这种风险又从个人扩大到了整个行业。当年八月，中国国家电影局突然宣布，暂停大陆影片和人员参加台湾金马奖。与此同时，一些正在制作的两岸合拍项目，也因为大陆片商受到压力而突然终止。对于投资人来说，这意味着一部电影可能已经投了钱，开了工，最后却因为中共突然发神经而打水漂，哪怕连演员都没毛病。
大陆市场确实很大，但风险也变得越来越难预测。于是，台湾电影人开始集体寻找新的出路。
二零一九年，一部台湾电影《返校》上映，电影改编自台湾游戏，以戒严和白色恐怖时期为背景，讲了一个发生在校园里的恐怖故事。该片在台湾上映二十四天，票房突破了二点四亿新台币，观影人次超过一百万。第二年，台湾公共电视又和奈飞合作，将《返校》拍成剧集，并向全球播出。到了二零二三年，台湾制作的剧集《模仿犯》、《人选之人—造浪者》先后登陆奈飞。前者上映第二周就登上奈飞全球非英语剧集排行榜第二名，进入了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周榜前十。而后者讲的是台湾选举中政治幕僚的工作和生活，也让全球观众看到台湾自己的政治故事。
以上这些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和剧集，按照中共的审查标准，没有一部能过审。但通过向外走，跟包括奈飞在内的全球顶尖发行平台合作，他们依然能够获得中国以外全球观众的喜爱。我之前在Twitter和YouTube的帖子里，曾经多次分享过一些我看过的台湾电影。毫不夸张地说，近些年台湾电影在制作水准上，已经把同时期的港片甩开了一大截。这其中最大的功臣，大概就要算中共和习近平了。如果不是党国十几年来封杀和打压，台湾电影人们怕是也下不了决心跟你割席断交、涅槃重生的。
节目的最后，我想免费打个广告，并把这则广告送给刘德华。你的前同事、在《无间道》里饰演傻强的杜汶泽，在被中共封杀后，已经重新在台湾闯出了一片天。他主演的政治类剧集《零日攻击》，去年拿下了MyVideo平台收视冠军，并成为了整个台湾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作。反过来，您前两年的电影《红毯先生》，即便有宁浩的加持，也依然票房口碑双扑街。不过别担心啊，您这次这部《白衣逆行者》，大概率会超越前作，创下您职业生涯新低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杜汶泽虽然赚得少了点，但他现在起码能挺直了腰杆做个人。而刘先生，你还想做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