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迷失与国家至上

大家好，在现实中也好，在网上也好，经常会遇到一些要救国救民的中国人。他们工作都没着落，连自己小区的物业都搞不定，随便一个小领导就能骑到他们脖子上，习惯性小便失禁。他们还整天谈论国家战略、大国博弈，蹲厕所时都不忘在手机上给世界、给美国、给中国指明方向。哪个国家的方向他们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不管你讲什么，他们都能想到中国怎么办？美国怎么办？日本怎么办？台湾怎么办？但他们想不到一个问题，也是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怎么办？”或者说，怎么样救救自己？用更直白的话来说，就是怎么样活得更像个人。

只有当励志活得更像人的中国人多到一定程度，中国才会有根本改变。这个过程不可能反过来。中国人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先国家后个人”，国家无限大，个人无限小，小到不再是个人，而是头牲口。这种反人性的思维方式，是很多中国人头脑中的肿瘤。这十几年，党国不断为这颗肿瘤打激素，让它越长越大。我们这期节目就是给这种头脑照照X光，希望更多的人能拿起手术刀切除这颗肿瘤。用哲学语言来讲，中国人要想活得像个人，需要一场认知的哥白尼革命，不再把自己跟国家捆绑在一起。肉身是否离不离开中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精神世界斩断，把自己跟国家捆绑在一起的那根锁链。

认知革命：重塑个人与国家关系

个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的国家，不能选择自己成长的时代，但是成年以后可以选择自己干什么、怎么干。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当务之急就是抛弃那些对国家、民族之类的“屁话”，先做个有健全人格的人。做不成“人”，什么都谈不上，这就是中国人急需的一场认知哥白尼革命。

这个词听起来挺学术，其实特别简单。在哥白尼之前，欧洲人相信地心说，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太阳和所有星星都围着地球转。到了16世纪，欧洲的观测工具和运算技术都提高了，哥白尼发现，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人并不是静止的观察者，而是跟着地球运转轨道不停移动。为什么这叫哥白尼革命呢？因为哥白尼把颠倒的认知纠正过来了。现代文明的诞生，跟认知的哥白尼革命同步。现代文明人的诞生，离不开这场认知革命。换句话说，把颠倒的认知纠正过来，才能做成现代文明人。

听众中可能有人学过一点哲学史，对哲学感兴趣。康德的批判哲学在认知领域进行了一场哥白尼革命。在康德之前，经验主义哲学认为，我们的头脑就像一面镜子，自然世界映照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形成认知。康德发现了认知过程并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被动的照镜子，而是我们头脑中存在着先验的认知结构。不是“人为自然世界照镜子”，而是“人为自然世界建立秩序，人为自然立法”，这是一场认知的哥白尼革命。

我们用哥白尼革命的典故来说明中国人的认知现状。在个人跟国家的关系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脑子中装的还是政治地心说：国家就是宇宙中心，个人永远围着国家给他规定的轨道转，个人永远为国家而活着。在这方面，中国人急需一场哥白尼革命，把被颠倒的个人跟国家的关系纠正过来：不是个人为国家而活，而是国家为了让个人活得好才有存在的价值。

要做个现代文明人，第一件事就是斩断党国套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这条锁链。那条锁链，把中国人像狗一样拴在国家的门框上。这里说的不是捆绑中国人肉身的锁链，而是捆绑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锁链。这跟中国人在什么地方没有关系。一些朋友在国内，但精神世界并没有被党国的锁链拴住。有些人离开了中国，甚至离开了中国很多年，但是头脑、价值观、行为方式仍然死死地被党国的链子拴在中国的门框上。

看看周围的一些从中国“润”出来的人，肉身都离开了中国，但是头脑还泡在新闻联播、泡在春晚、泡在微信的世界。党国的宣传喉舌抛出一个噱头，他们就自豪一下，主动做党国的“肉喇叭”。听到别人批评几句党国，他们的反应就像有人挖了他们家祖坟一样。这种人不管“润”到什么地方，离中国有多远，他们的脖子上都始终拴着党国给他们打造的那条锁链。

即便是人在国内，如果心里清楚，各种“肉喇叭”整天忽悠的所谓国家大事，都是骗人的鬼话。在一个国民不能发声、不能投票、选择政府的国家，没有什么“国家大事”，只有“国家破事”、“国家烂事”。普通人自己的事才是大事。

精神枷锁与奴性文化批判

“中国人”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词组，是两个词：“中国”和“人”。中国是个国家，你碰巧出生在那个国家，你没有选择，你父母替你做了选择，甚至可能都不是父母有意做的选择。但不管怎么样，人活着有个底线，就是要做个人，活得像个人，不能像头牲口。很多中国人活得不像人，国家把他们当牲口使，不允许他们像人一样活，不允许他们有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于是，“中国人”就成了一个压迫性的词组：前一个词是“中国压迫”，后一个词是“人”。一个有现代文明价值观的现代人，心里很清楚，在中国这个词组中，“人”比“中国”重要。你决定不了你是否出生在中国，决定不了你父母是哪国人，但你长到成年以后，能决定的是自己做不做人，接受不接受现代文明人的价值观。

如果中国这个国家能让你活得更像个现代文明人，保护你的私有财产，保护你说话的权利，那么你就高高兴兴做个中国人，这没有什么问题。那时，“中国人”就是一个让人活得更像人的词组，一个让人觉得自由、有尊严的词组。但是现实恰恰相反，中国这个国家不把中国人当人，而是当牲口、当工具。年轻力壮的时候，往死里用；用废了，随手抛弃。它不是保护中国人活得更像人，而是妨碍中国人活得像个人。这时，正常的中国人就会“去他妈的中国”，蔑视那个叫中国的国家。为了做人，正常的中国人别无选择，就是要跟这种国家切割。再说一遍，这里的切割是精神世界的切割，而不一定是肉身的切割，这是最基本的人性自卫。如果中国人活得不像人，如果中国已经成了一个囚笼，就把“中国”那两个字去掉，做个真正的人。人永远比“中国”这两个字分量重，只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成为一个现代文明人。

我开博客一年，为什么翻来覆去给大家讲？在当代中国，一个老百姓连说话都不能说的国家，只能做牛马、做电池、做韭菜的国家。所谓的国家大事，都是舆论诈骗，只有你自己的事才是大事。中国不拿你当人，你得拿自己当人，这才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但现实是，很多中国人习惯了让国家虐待。中国文人还哭哭啼啼，发明出一些听起来高大上，实际上是假大空的文学装饰。比如说，汉奴伪造出来的那个屈原，成了“忠君爱国”的典型。楚王虐他千百遍，他待楚王如初恋；他被楚王抛弃了，整天哭哭啼啼，香草美人表忠心，没人搭理他，他就死给你看。这不是一个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吗？被统治者虐待到彻底臣服，精神世界彻底“臣妾化”。中国文人把这种“臣妾心态”包装成崇高美德，一代一代传下来，越活越没出息，把自己活成附在皇帝、附在国家这张皮上的一根毛。皇帝、国家当然喜欢这种文人，他们需要这种奴才。

再比如宋朝那位官二代、文人陆游写了句诗，叫“位卑未敢忘忧国”。乍一听，这有多感人？一个地位卑微的人，心里还装着国家。但仔细看看，那却是一句娇柔造作的假话。陆游明明是个官二代、学二代、富二代，他出生江南名门望族，爷爷是尚书右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国级。他靠“恩荫入仕”，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靠“拼爹”进入了党政军系统。他一心想当大官，虽然诗词写得不错，但行政能力实在不咋地。提拔不到副国级，就假装“位卑”，假装地位低。实际上，他地位比当时99%的宋朝人都高。他那种“假模假式”、“无病呻吟”、“小病大呻吟”，是皇帝喜欢的。皇帝、太监喜欢用这套话术忽悠老百姓，一边往死里压榨他们，一边让他们觉得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在被压榨中产生一种虚假的自豪感、虚假的崇高感。

我们揭开这种骄揉造作，揭开这种虚伪的包装，看到这种文人的精神底色根本不是什么“忧国”。“忧国”无非是一层高大上的包装而已，他忧虑的是自己没爬到更高的位置、没分到更大的蛋糕。权贵阶层内部的这种个人牢骚，被文人加工以后，就成了“忧国忧民”。而那些认不了几个字的屁民，那些真正“位卑”的人，却被忽悠得“第六感”。虽然和平年代，他们为饭碗挣扎；战争年代，他们被抓去当炮灰，却整天“忧国忧民”，一心一意为皇帝着想，为党国操心。这就是中国文人的奴性。他们不仅把下跪当美德来歌颂，而且还把“贵资”包装出诗情画意，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被这群软体动物一样的文人，升级成了“受虐狂”。在被皇帝、被党国反复虐待中产生道德崇高感、产生艺术快感、产生自我感动。

自尊回归：聪明与愚蠢的抉择

很多中国人仍然生活在这种“受虐狂”的精神状态中：“党国虐我千百遍，我对党国如初恋。”党国喉舌把中国文人的奴性换上一层新的包装，比如“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之类，都是这种包装。从目的到效果，都是让中国人做不成人，摧毁中国人的自我尊严（self-esteem），让他们成为依附在国家这张皮上的一根毛。聪明的中国人会撕掉那层虚伪包装，把垃圾当垃圾，把精神鸦片当精神鸦片，把舆论诈骗当舆论诈骗。直到所谓国家大事，是党国糊弄他们的屁话；直到自己的人生才是头等大事。国家都是些破事、都是些烂事。我的财富、我的健康、我的自由、我的钱包，这些才是我的头等大事。相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讲，国家没有什么大事，自己的事永远比国家的事大，自己家里的事永远比中南海的事大。这是聪明的中国人。

相反，愚蠢的中国人会崇拜那层虚假包装，相信“位卑未敢忘忧国”这种无病呻吟，相信“没有国家就没有小家”这种逻辑混乱的舆论诈骗。他们让国家把他们压榨出快感、压榨出崇高感、压榨出自我感动，就像新冠大瘟疫期间，有些中国人被物业公司的保安虐待出快感、虐待出崇高感来，弄得好像没有物业公司就没有业主一样。

有些中国人自己连做人的尊严都没有，却整天嚷嚷要维护国家尊严。这就好比一个蠢货，把钱存到了银行，用的时候却取不出来。他不是想办法把本来属于他自己的钱要回来，而是要维护银行的尊严。当然，一涉及到钱，这种蠢货就不会太多。一旦离钱稍微远一点，跟国家挂上钩，这种蠢货就立马乌泱泱、黑压压一片，一眼望不到尽头。这种中国人可以说就是为诈骗而生，国家不骗他们都对不起他们的认知。

从心理学上来讲，这种蠢货缺少 self-esteem（自我尊严）。Self-esteem 是健全人格的内核。聪明的中国人有自尊，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自己，国家是国家。他们不需要依附于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证明他们自己不渺小。国家强大，我是个人；国家弱小，我仍然是个人。不管国家怎么样，我该做人还是做人。这就是self-esteem，这就是自我尊严。相反，愚蠢的中国人没有自尊，他们的人格是空的，自我价值是扭曲的。他们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国家这个宿主身上。国家牛叉，他们就觉得自己也跟着牛叉起来了；国家不行，他们就觉得自己也不行了。这种人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尊，这是一种寄生虫人生。寄生在壮汉身上，他们就觉得自己强壮；寄生在病人身上，他们就觉得自己也有病。所以你说他们寄生的那个国家有病，他们就会对号入座，觉得你是在说他们自己，他们就要跟你拼命。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小结一下，中国的现代文明化之所以反复难产，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人缺少一场认知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之前，人们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心，人在地球上观察宇宙是个静止不动的观察者。哥白尼革命让人们看到，人不是个静止不动的观察者，而是跟着地球运转轨道不停地运转。康德是哲学界的“哥白尼”，他发现人不是被动地反应外在世界，而是主动为世界建构秩序，是“人为自然立法”，而不是相反。中国人在政治领域急需这样一场认知革命，这是划分愚昧与开化、划分愚蠢与聪明的一个分界线。

在愚昧的、未开化的认知中，国家是中心，个人是一面被动的镜子。国家给你投射什么光，你就反射什么光。国家让你愤怒，你就得愤怒；国家让你激动，你就得激动；国家让你快乐，你就不能悲伤。而在开化的、现代文明的认知中，个人才是中心。用康德的话来说，人才是目的。不是你为了国家而活，而是国家为了让你活得更好，它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这个国家不能让你活得更好，不能保障你的自由，维护你的尊严，它就是垃圾，就应当像垃圾一样被抛弃。

只有经历了这场认知的哥白尼革命，把脑子里那堆“忠党爱国”的垃圾扫地出门，卸载掉那套“为了大局牺牲小我”的病毒程序，中国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文明人。疫情以后，我们看到聪明的中国人正在进行这场革命。他们在悄悄地解除党国的捆绑，解除他们的锁链，建立自尊，拒绝被国家、民族之类的宏大叙事绑架。他们回归个人生活。而愚蠢的中国人正在抵抗这场革命。他们继续把自己拴在党国门框的链子上，沉迷于那种被压榨出来的崇高感，继续在受虐中寻找当牛做马的快感。你要做哪种中国人呢？答案其实没那么复杂。

2026年新年那天，我跟另外三位博主会在“不明白博客”做直播。收到邀请的时候，我正在准备这期节目的话题，直播的题目恰好也是跟“如何做人”、“如何做个中国人”有关。有些话我会留在直播的时候再说。直播的时间是1月1日，美东时间上午9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欢迎大家到时候收听收看，预祝大家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