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憶與戰後的艱困

我已屆九十高齡，腦海中日夜思索的，不再是戰爭，而是和平。一個人若缺乏歷史感，便難以稱之為「知識人」。我的童年適逢中國中日抗戰前夕，出生於南京，翌年便親歷了極其殘酷的南京大屠殺。那一場歷史劇變，留下了深刻的悲劇印記。

一九四九年，隨軍撤退至台灣，抵達高雄時，眼前的景象震撼了我：那時的台灣正處於極度不可思議的貧窮中。街上的孩子多數光著身子、穿著小短褲，甚至赤腳，沒有鞋襪。我們落腳於南港，當時人們最關心的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局勢。我因個子小，常在報紙公告欄前擠到最前面，讀新聞給家人聽，這也培養了我將訊息傳達給親友的習慣。

當時我們居住在加蓋的平房，七十年前我在此就讀大學一年級。由於學業表現優異，我有機會擔任柔道教授的研究生，並持有鑰匙，這讓我得以接觸到當時珍貴的英文書籍，從而接近現代知識。在政府極度匱乏的環境下，社會流行「克難」精神，強調志氣不能窮，必須靠自己的力量爭氣。我從台中農學院轉至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時，擔任研究助理，那間教室進門僅有三個桌子，分別安排了我、李登輝以及王友昭。

赴美求學的衝擊

二十三歲那年，我獲得赴美留學的獎學金。當時的獎學金兩萬四千台幣是天文數字，家父身為軍人，月薪僅八百元，為了湊齊單程機票，家父甚至領取退休金、向鄰居借貸並參與標會。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在松山機場全家離別，那時認為此生恐難再見。

抵達美國後，前五年的學習讓我深感震憾，從戰爭陰影與貧窮落後的台灣，瞬間置身於一個富裕、開放且對外友善的環境，那是完全不同的國家。出國讀書讓我深刻體認到，國家貧弱是一種恥辱。我專注於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與經濟成長（Economic Growth）的研究。一九六四年取得博士學位後，我也曾與當時在美攻讀博士的李登輝交流學術論文。

知識的傳播與媒體使命

七零年代經歷兩次能源危機，我開始參與經濟政策討論，將最新的國際經濟觀念引入台灣。我與張作瑾先生的認識至關重要，當時我連續七篇文章刊載於報刊，其中《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一文最為轟動。從經濟學觀點來看，不花錢的東西往往代價最高，社會付出的隱形成本遠超過表面價值，然而政客往往偏好忽視此點。

這些文章不僅確立了我的觀點，更影響了台灣新聞界。八零年代後，我轉而提倡新觀念，並於一九八一年創辦《天下》雜誌。當時自由經濟觀念崛起，國營體制面臨反思，我安排了自由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Newton Freeman）與相關人士進行對談，引起廣大迴響。

隨著國際局勢變化，我深刻感受到經濟刊物之外，還需要具備全球化視野，關注兩岸關係發展。創辦媒體的願景不僅是傳遞經濟訊息，更期望能以國際觀提升台灣的定位，推動政治民主、法治確立，深化文化，並促進科技提升。這是一份宏大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