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魏知超。

《自由贸易的迷思》：一场预言与现实的对话

一位美国经济学教授在1993年出版了一本预言之书《自由贸易的迷思》（The Myth of Free Trade）。在30多年前，他就精准地预测到放任自由贸易（Free Trade: 允许商品和服务在国家之间自由流通的政策）对美国造成的各种负面结果：贫富严重两极分化、产业空心化、巨额财政赤字、供应链危机。书里的预言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美国一一兑现。

更加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开出的药方，不但包含了川普第二任期标志性的高额关税，而且这个解决方案的总体思路，竟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套路惊人地相似。莫非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救今天的美国吗？

《自由贸易的迷思》的作者是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拉维·巴特拉（Ravi Batra）。这本书绝对是经济学界的另类作品，因为直到今天，自由贸易依然是主流经济学的金科玉律。但凡有经济学家想给自由贸易挑点毛病，主流经济学家都会一个个跳起来，恨不得当场把他开除出经济学界。尤其是在《自由贸易的迷思》这本书出版的上世纪90年代初，那会儿冷战刚结束，全球化的浪潮如火如荼。那个时候谁敢质疑自由贸易，那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当时就经常嘲笑那些担心全球化的人，说他们是一群不懂经济学的傻瓜。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保罗·克鲁格曼眼中的这个“傻瓜”拉维·巴特拉，是怎样对自由贸易犯下大不敬之罪的。他在《自由贸易的迷思》一书中做了哪些神预言？又为什么说他开出的药方，竟然是让美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的回响：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之路

拉维·巴特拉在书中反复重申的，其实只是一个常识：一个国家想要富强，靠的不是对外自由贸易的表面繁荣，而是扎扎实实的本国制造业（Manufacturing: 生产工业品和服务的过程）和生产力。制造业牛逼，国家才能够牛逼；贸易只是锦上添花，有的时候甚至还是添堵的。

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好像不太喜欢把一个国家的制造业能力单拎出来看问题。他们很喜欢强调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 指一个国家在生产某种产品时比其他国家具有成本优势），说各国发挥自己的长处，自由交换商品，大家自然都能过上好日子。

可是巴特拉翻了翻历史旧账后发现，事实好像不是这样。就拿美国来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长期奉行的都是高关税（Tariffs: 对进出口商品征收的税费）的贸易保护政策。尤其在二战以前，美国市场几乎是对外国货关门谢客。靠保护本土新生工业和内部竞争，实现了工业基础的跨越式壮大。1869年到1990年间，美国的平均关税曾高于40%，但工业总产值却翻了两番，物价还下降了大约三成，工人的实际工资上涨了一半，贫困人口锐减，中产阶级不断壮大。高关税并没有拖后腿，反而伴随着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

这并不是孤证。比如20世纪后半叶，在亚洲崛起的那些经济体，“亚洲四小龙”等，他们用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策略：都是先用关税壁垒和各种隐形壁垒守住国内市场，不让外国那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直接倾销进来。而与此同时，他们都鼓励国内的企业“内卷”（相互厮杀），推动工业升级。正是这种一手对外实施贸易保护，一手对内鼓励竞争的组合拳，造就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制造业的辉煌。他们的崛起，都不是靠盲目放任的自由贸易。

这也印证了巴特拉的核心论断：现代国家的繁荣之本，在于强大的工业和充分竞争的国内市场。如果自己的制造业空心化了，光靠对外“买买买”，买不来持久的繁荣。

但对于美国来说，这一情况在1973年完全改变了。美国在1973年走向了历史拐点。那一年《关贸总协定》的降税协议生效，美国把平均关税税率一下子降到约7%，从此彻底向全球敞开大门。廉价的海外制造品像潮水一样涌入美国。本以为这会让所有美国人都过上好日子，但据巴特拉的分析，结果正好相反。美国的经济结构受到巨大冲击，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实行彻底自由贸易后，其实停滞甚至滑坡。

自由贸易的四大隐患：失落的制造业与分裂的社会

巴特拉列举了自由贸易对美国造成的至少四大后果。这些后果不但当时已露端倪，而且在此后30多年持续被应验。

1. 制造业空心化与岗位流失

第一个后果，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制造业空心化（Deindustrialization: 传统制造业活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象）。大批工作消失。打开国门，迎接全球低成本竞争，直接导致美国本土制造业大幅衰败。无数工厂要么被廉价进口冲垮，要么干脆迁往他国再把产品卖回美国。数以百万计的体面制造业岗位就此消失。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接近1950万的峰值，此后一路下滑；进入21世纪后，更是断崖式下跌。21世纪头十年制造业岗位从约1700万锐减到1100万。后来虽稍有恢复，但仍远低于巅峰。目前的制造业就业，仅占美国全国就业的不到8%。美国经济的主心骨——制造业，可以说就此被自由贸易掏空了。如果在当年巴特拉写书的时候，这还只是初露端倪，那今天就算是彻底噩梦成真了。

巴特拉在书中还特别提到了美国对墨西哥、加拿大这两大邻国推进自由贸易的风险。当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正在酝酿签署，主流的声音都说美加墨三国贸易自由化会带来“三赢”。但是巴特拉泼了一盆冷水，他警告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成为压垮美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墨西哥工人的工资更低，而自由贸易区一旦建立，美国企业必定大幅南迁，美国工人仅剩的制造业岗位也将保不住。这个预言，如今大多已经成真。

2. 工资停滞与劳动者沦为输家

自由贸易的第二大后果，同样显而易见：工资停滞不前（Wage Stagnation: 工资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现象），甚至下滑，劳动者沦为输家。在高薪制造业岗位流失后，美国劳动力不得不大批涌入低薪且不稳定的服务业，而求职者过剩又进一步压低了工资。大批蓝领工人被迫端起了盘子，接受低薪。

二战之后的头几十年里，美国工人的收入本来是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齐头并进的。但巴特拉反复批判的那个让美国彻底打开国门的1973年，成了一道非常明确的分水岭。在1973年之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在继续节节攀升，现在仍然是独步天下，因为美国拥有高附加值的金融业和高技术产业。甚至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已与其他发达国家拉开距离。但是，美国普通工人的实际收入中位数却在持续下降，创造了美国史上最长的生活水平下滑纪录。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有八成美国工薪阶层的收入比1973年减少近20%。同样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1979年至2018年，美国平均工资的购买力几乎没有增长，广大劳动者在过去40多年基本无缘经济增长红利。

这也应验了《自由贸易的迷思》里的预言。支持自由贸易的人经常会说，竞争可能会伤及部分工人，但大家作为消费者，能买到更便宜的商品，这总是好的吧。巴特拉对这种说法也是嗤之以鼻，他说这只是算到了明处的小账，却没看到背后的大账。大部分美国人首先是靠工资吃饭的劳工，其次才是消费者。如果自由贸易让工资缩水，那么商品再便宜又有何意义？比如说进口自中国的廉价电视机，或许能让一位美国消费者省下50美元，但如果自由贸易让他的年收入减少500美元，那不是亏大了么？低价商品的甜头摆在明处，可割掉工资的那把“隐形的刀子”其实更锋利。

3. 巨额贸易逆差与供应链隐患

更严重的是，自由贸易加剧了贫富分化（Wealth Gap: 富人和穷人之间财富差距的扩大）。自由贸易的果实，被富人和顶层精英吞下。廉价进口和海外生产压低了低技能工人的工资，而资本和高技能群体借全球化获得了更多利润和更大市场，贫富差距自然进一步扩大。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只有收入最高的20%人群实现了实际收入增长；他们攫取了自由贸易几乎全部经济成果，其中最富有的1%财富激增。到90年代初，美国顶尖1%家庭的财富总和已超过底层90%人口的财富总和。

接着是自由贸易的第三大后果，那就是如今最热门的巨额贸易逆差（Trade Deficit: 一国进口额大于出口额的差额）。美国经济出现“虚胖”：制造业外流导致出口疲软，廉价进口又刺激美国人“买买买”，结果贸易逆差连连高企。从1990年代起，美国年年都是巨额贸易逆差，规模不断刷新纪录。以2022年为例，美国货物与服务贸易逆差接近1万亿美元。每卖出1美元商品，就要买入约1.5美元的外国货。长期下去，美国对外债台高筑，关键产业越发空心化。

很多行业对进口依赖到了令人不安的地步。一旦遇到风吹草动，脆弱性便立刻暴露。比如2020年疫情堵塞全球供应链（Supply Chain: 商品从原材料到最终交付给消费者过程中涉及的所有环节）时，美国就发现连口罩、防护服这样一些基本医疗物资都严重依赖进口，暴露出供应链存在巨大的隐患。

4. 经济结构失衡

之前小“lin说”做过一期节目，他说，别看美国贸易逆差看上去很大，那只是经常账户逆差，而美国的金融账户其实是巨额顺差，而且金融账户顺差和经常账户逆差正好相互抵消，所以结论是美国总体上在贸易上居然是均衡的。但结合我们前面提到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我们会发现，小lin那期节目没说到的是，在金融账户上巨赚的和在经常账户上巨亏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拨人。

在过去几十年这股自由贸易大潮中，中产和底层持续失血，财富越来越集中在精英手里。与此同时，行业的天平也越来越倾斜：实体经济日渐空心，虚拟经济愈发虚胖。所以魔鬼藏在细节里。小lin图里的数据并没错，那是站在上帝视角的宏观账，进账和出账确实能抹平，可若细究内部结构，矛盾依旧重重。

《自由贸易的迷思》一书把美国一厢情愿拥抱全球化，称作一场“自我毁灭的浪漫”，牺牲了本国工人和中产的利益，成全的却是华尔街、跨国公司和外国对手。当年巴特拉的这些论断被视作危言耸听，而今天川普发动关税战、美国举国反思自由贸易，这些现实不正是巴特拉30年前做出的神预言吗？

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当年那些自由贸易的忠实捍卫者，也开始发出自我反省的声音。例如保罗·克鲁格曼本人，就在2019年发表文章，他承认他和其他经济学家遗漏了故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他们没料到全球化会演变成“超级全球化”，对美国产业工人阶级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冲击。意思是他们当初把问题想简单了。事实证明，自由贸易对普通工人的伤害比想象中大得多。

解决方案：“竞争性保护主义”的“中国方案”

说完自由贸易的问题，我们再来看巴特拉在书里提出的解决方案。面对自由贸易造成的乱象，巴特拉并非只会唱衰，他还给美国开出了一剂大胆的解药。这个方案可以说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完全唱反调，它叫“竞争性保护主义”（Competitive Protectionism: 结合贸易保护与国内市场竞争的经济政策）。听名字就很辩证：左手抓保护，右手抓竞争，两手都要硬。

“左手保护”：大幅提高关税

先说“保护”这一面。巴特拉主张大幅提高关税，恢复贸易保护。他认为，应立即把美国平均进口关税从当时的约5%提高到40%以上。如果川普这次关税战最终与主要贸易对手（如中国）的关税真落在40%左右，那就太有意思了。这一涨幅等于把美国市场重新武装回19世纪末的高关税水平。巴特拉还强调，这必须是全面性高关税，不能偏袒特定行业，而要为所有产业立起篱笆。这样一来，外国厂商就无法再以超低价倾销，美国市场的天平才能重新公正。

“右手竞争”：强化国内反垄断

再来看“右手竞争”。为防止高关税把国内企业养得不思进取，巴特拉开出的第二味药同样十分刚猛：那就是要强力推行国内反垄断（Anti-monopoly: 禁止或限制垄断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激活市场竞争。他建议禁止行业巨头并购，规定任何单一公司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不得超过10%。如果一个行业被几家寡头把持，政府必须毫不犹豫将其拆分，引入更多竞争者。因为只有充分的国内竞争，才能逼迫企业持续创新，降低成本，提升质量，消费者才能受益。高关税只能挡住外部对手，屋子里却不能死水一潭，必须让国内企业残酷竞争。

所以巴特拉的保护主义并不是一味闭关锁国，他追求的是“有竞争的保护”：在保护本土产业的同时，也要打散内部垄断，保证市场活力。

而刚才这两招，让我这个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人，越听越熟悉。这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走的路吗？也就是虽然开放国门，但并非全开，让国外的技术、资金进来，再用壁垒挡住外国竞争者，至少大幅增加他们的成本——这不就是巴特拉的左手——贸易保护吗？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前30年，又在国内众多领域放任民企展开激烈竞争（如今称之为“卷”），结果是“卷”出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这不就是巴特拉的右手——国内竞争吗？两招叠加起来，正是我们熟悉的“关门养蛊”（一种发展策略，通过内部激烈竞争来培养强大企业）。在对外半开放、对内高竞争的环境里，厮杀出一批战斗力极强的行业先锋，从最初的制造业崛起，到后来的互联网行业，套路如出一辙。

第三招：国家工业政策与扶持关键产业

除了左手保护、右手竞争外，巴特拉还有第三招：制定国家工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 政府为促进特定产业发展而采取的干预措施），扶持关键产业研发。除了关税和反垄断，巴特拉还倡导政府实施积极产业政策，扶持战略性产业，加大前沿技术投入。他建议联邦出资设立研发项目，开发低污染新技术，推动工厂小型化、本地化，促进生产创新。巴特拉显然不是纯自由市场派，他认为国家必须主动投资未来生产力，不能指望市场自动解决一切。美国政府应像二战后扶持盟国复兴那样，扶持本国工业凤凰涅槃，而不是坐等市场出清。

如果再加上这第三招，味道就更熟悉了。政府入场扶持关键产业，不正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吗？想想新能源汽车是怎样崛起的。前面三招加在一起，难道不就是中国过去几十年走过的路径？所以这“组合拳”正对应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围绕这一模式有诸多争论。支持者说，中国走出独特道路；反对者说，其实也没啥特殊，中国的改革开放无非是实施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换了一个中国特色的说法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对照巴特拉刚才的几条建议来看的话，那也许中国改开后的前30年走的路，的确是一条不太一样的道路。只不过，这条道路在主流经济学界和媒体上一直缺乏一个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名称。而其实，这条道路早在1993年的《自由贸易的迷思》里，就被巴特拉命名为“竞争性保护主义”。

如果美国因贸易失衡（Trade Imbalance: 贸易逆差或贸易顺差造成国际收支不平衡）引发的种种问题，最终真要靠类似的方案来解决，那也太让人唏嘘了。

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关于《自由贸易的迷思》，如果你有任何看法，欢迎留言讨论。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尽力回复。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赞、分享并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知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