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极权国家的联网困局：伊朗与俄罗斯的断网实验

如果你现在能看到这个节目，说明你在国内的 VPN 还能使用。但你的 VPN 好用不代表所有人的都好用，最近像快连这样的公司已经倒闭，很多人的 VPN 都遭遇了严重问题。事实上，不只是中国，进入 2026 年，很多极权国家因为各种原因，国内的互联网使用状况都遭遇了巨大挑战。

截止到昨天，伊朗已经全国断网 66 天了。这 66 天里，伊朗 99% 的人都无法与国际互联网连接。目前，伊朗已经彻底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导致我们连续两个月很少看到伊朗国内的城市现状、生活细节或抗议活动的消息。这种“失联”状态对于外国观察者来说是讳莫如深的。同样的事情在今年 3 月的俄罗斯也发生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曾断网两周，导致市民被迫回到买寻呼机、买纸质地图导航的时代，生活一片混乱。

到 2026 年，中国、伊朗、俄罗斯这三个主要的极权国家都强化了互联网管制。尽管原因各异，但它们采取的手段和技术却大相径庭。在俄罗斯和伊朗背后，中国在帮助其建立互联网审查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横向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国家代表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互联网监控方法，这与各国的技术储备和经济手段密切相关。这种对比不仅有意思，更能让我们看清极权国家如何利用信息技术重塑社会控制。

中国模式的“精致”与常态化：VPN 清洗与技术外溢

在分析中俄伊三国的区别时，首要的一点是战时状态与常态化管理的区别。俄罗斯的互联网封锁与战争密切相关，是开战后不断加码的技术手段；伊朗也类似，其封锁往往与战争或国内大规模抗议关联。而中国则是全球极少数将非常严格的网络管理作为“常态化”手段的国家，这与中国的国力和国家状态分不开。

最近中国加强了对 VPN 的封锁，采取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技术性封锁，即进一步实现加密通信的解密，通过掌握 VPN 的行迹手段和行为模式，精准封锁 IP 和端口。第二种是末端打击，通过抓捕普通用户制造寒蝉效应，让人不敢使用。而第三种，也是最近最核心的手段，是对 IDC 机房（Internet Data Center: 互联网数据中心） 专线服务商的清洗。由于许多 VPN 嫁接在国家备案的企业专线上，这次封锁专门针对这些特殊专线进行深度检查和清洗。这导致国内并非所有 VPN 都不能用，但那些传统的、依赖企业专线的服务商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此外，中国还在推行“省级二级 VPN 模式”。从陕西和河南泄露的文件来看，省级黑名单的数量远超国家防火墙。这种模式被称为“新疆模式的外溢”。当年新疆在 7·5 事件后曾断网 10 个月，随后采取了远超国家标准的黑名单管控。现在，这种极端管控正在向全国其他省份扩散。

俄罗斯的“白名单”压力测试：从压力演练到系统失败

转向俄罗斯，今年 3 月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断网实际上是一次压力测试。尽管官方宣称是为了防范乌克兰无人机利用移动信号进行打击，但这一说法不攻自破。真正的目的，是测试俄罗斯国内的白名单机制（White List Mechanism: 仅允许访问列表内的网站，默认阻断所有其他连接）。

俄罗斯试图演练：在切断外部互联网后，国内的基础设施是否能良好运转。测试结果是一场大失败。虽然很多网站是俄罗斯国内的，但它们调用的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应用程序接口），如地图接口、加速接口或基础架构组件，仍然依赖外国服务。一旦切断这些外部 IP，连俄罗斯本地的地图应用、支付应用、叫车软件和快递服务也全部停摆。

这说明俄罗斯尚未建立起完全独立的国内互联网生态。相比之下，俄罗斯的防火墙 TSPU（俄罗斯版 GFW）和数据监控平台 SORM 虽然在不断升级，但其技术精致程度远逊于中国。俄罗斯现在仍处于“想学中国但不得其法”的状态：既缺乏完整的国内替代产品，又没有足够的技术对流量进行精准打击，只能在极端情况下求助于粗暴的白名单断网。

伊朗的物理隔离：全球唯一的“全国局域网”闭环

与俄罗斯的“失败”不同，伊朗已经建立了一个极其彻底的内网系统——NIN（National Internet Network: 伊朗国家互联网）。这是一个已经建设了十多年的物理局域网。与中俄默认连接国际互联网不同，伊朗人默认连的就是这个内网。即便伊朗彻底切断与国际互联网的物理连接，国内的打车软件 Snap、外卖平台 Snapfood 和在线支付系统 Shaparak 依然能正常运转。

伊朗实现了互联网服务的国有化，建立了 YouTube 的替代品 Apparat 和亚马逊的替代品 Digikala。然而，这并不代表伊朗人不需要外网。事实上，伊朗是一个“全民翻墙”的国家，80% 的人都在使用 VPN。这次长达 66 天的断网，虽然国内服务未停，但给外贸和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

在伊朗，连接外网变成了一种分层特权。国家通过 Internet Pro（企业申请线路）和“白 SIM 卡”（特权人员专用卡）来寻租。革命卫队甚至通过倒卖这些特权通道来牟利。伊朗的模式是最极端的，它放弃了精准控制，转而使用最粗暴的物理手段，将全国带回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电子孤岛。

核心博弈：中国技术输出与数字极权的全球模块化

对比三国的封锁手段，中国无疑是最“精致”的。中国模式的成功不仅在于防火墙，更在于建立了完整的互联网服务生态。大多数“岁月静好”的普通人，在不翻墙的情况下，依靠百度、抖音、微信就能满足所有生活需求，对封锁几乎“无感”。中国通过 QUIC 协议（Quick UDP Internet Connections: 一种基于 UDP 的传输层协议） 的解密技术和 AI 识别手段，实现了不影响经济正常运转下的精准封锁。

这些高超的监控能力正在向全球输出。俄罗斯的 TSPU 防火墙技术，几乎是 2017 年至 2019 年间从中国密集“技术外交”中学到的。中国向俄罗斯展示了金盾工程的详细架构，并帮助其识别 VPN 和 Tor（洋葱路由）流量。同样，伊朗的 NIN 核心网络设备，也是由中兴和华为提供的。孟晚舟事件的背景，正是华为通过白手套向伊朗提供带有敏感组件的网络设备，帮助其建立监控网络。

中国向世界扩散的并不是一套完整的“中国模式”，因为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去要挟 Apple，也没有如此强大的国内技术生态。中国输出的是“模块化技术”：一是金盾工程式的监控过滤，二是基于摄像头和大数据人流监测的“智慧城市”，三是要求数据留在本地的“信息本地化”。通过输出这些模块，中国不仅让自己的人民丧失自由，还在向全球扩散丧失自由的方法。这种数字极权的演进，正是对所谓“中国模式”治理能力的最有力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