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美国饥饿论”的谎言

近年来，中国的官方媒体和自媒体中流传着一个消息，声称有几千万美国人挨饿，许多家长没有钱给孩子买吃的。这类消息的中文来源通常是官方的宣传机器。例如，2020年8月18日，中央电视台（CCTV: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机构）曾发布一条国际新闻，标题为“饥饿的美国：近两成家长难以负担孩子饮食”，并声称是引用了**《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美国著名商业报纸）的报道。然而，中国官方喉舌报道国外新闻的惯用套路是掐头去尾、歪曲翻译，将国外新闻拼凑成一点真消息掺杂假消息的产物。

那么，美国是否会出现家长没钱给孩子买吃的，让孩子挨饿的情况呢？答案是：除非出现突发的紧急情况或家长极端不负责任，否则即便家长长期失业在家，孩子也不至于挨饿。为了防止孩子挨饿，确保低收入和没有收入的家庭能够温饱，美国设立了两道保障：第一道是政府的食品营养救助保障，第二道是民间的公益食品保障。

美国政府的食品营养救助项目

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设有食品营养救助项目，在各个州都有为失业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免费发放食品券（Food Stamps: 一种政府提供的代金券，用于购买食物）的机制，相当于食品代金券。这种代金券只能购买食品，例如各种瓜果蔬菜、肉蛋奶、饮料等。失业的家庭除了领取失业救济金以外，还可以领取食品券，至少在吃饭方面不会遇到问题。即使有工作，如果家庭收入低到一定程度，也可以去政府领取食品券，购买食物和饮品来补贴家用。

那么，收入低到什么程度才能领取食品券呢？我们可以以德克萨斯州（Texas: 美国第二大州）为例。今年德克萨斯州家庭领取食品券的收入标准是：三口之家月收入在3419美元以下（大约相当于25000元人民币），四口之家月收入在4125美元以下（大约相当于3万元人民币），五口之家月收入在4832美元以下（大约相当于3万5000元人民币）。只要月收入低于这些标准，就可以去政府领取食品券。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蔬菜和水果一般比中国贵，但普通食品，尤其是米面、猪肉、鸡肉等，比中国贵不了多少，相同质量的肉类和米面甚至可能比中国还要便宜一些。

民间公益食品保障的力量

除了政府的食品营养救助项目，美国还有大大小小的民间救助组织。每个市、每个县免费向贫困家庭提供食品的各种小型公益组织可以说多如牛毛。我和我所在的事务所曾捐过款的大型食品公益组织就有两家。一家是专门给老年人免费送饭的Meals on Wheels（车轮上的饭食: 一项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送餐服务的公益项目），另一家是Food Bank（食品银行: 接受捐赠并向公众免费发放食品的公益组织）。Food Bank虽然叫银行，但不是存钱的地方，而是个接受捐赠、向公众免费发放食品的公益组织。

在美国，对贫困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吃饭有上述两层保障。政府这层保障是花纳税人的税金，有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有全职的政府工作人员经营。民间的公益保障则依靠捐款，众人拾柴火焰高，日常经营很大程度上是靠义工。我在Food Bank做过义工，比较熟悉他们的经营理念和工作方式，所以简单介绍一下Food Bank的情况。

Food Bank是上世纪60年代由美国人发起成立的，它有两大初心：一是减少食品浪费，二是防止饥饿。如今这个组织已经遍布全美各地，几乎每个市、每个县都有，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成立了分支，主要是为贫困家庭免费分发食品。它在中国也有一个分支，叫绿洲公益（Oasis Foundation: Food Bank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据说有2000名义工，已经为中国30万人提供过242万公斤的食品，其中包括6万名中国儿童。然而，跟它在美国的规模相比，它在中国的救助规模相当小，甚至不如美国的一个普通县。例如，我们县的这家Food Bank已经为本县居民发放了相当于能做一千万顿饭的食品。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许多生意关门，不少人失业，一些家庭措手不及，甚至来不及申领食品券，吃饭就成了问题。这属于突发情况，民间救助有时比政府救助更及时一些。Food Bank在当时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的食品、水果、肉蛋奶、新鲜蔬菜来源主要是本地大型超市的捐赠，还有一些供应商和农场半送半卖给它们。在Food Bank服务的义工当中，女性比较多。有些活需要进冷库，需要一定的体力搬运，这时候工头就会问有没有人愿意去，一般是年轻的小伙子或者青壮年会主动报名。我在冷库做过，多少了解一点情况。一个班是三个小时，工作量是分装一百箱食品，每箱二十磅，共计是两千磅左右，相当于九百多公斤。一般是两个人相互配合在流水线上，每个纸箱子放一包面包、一个西瓜、一只生菜头、一包色拉菜、一包土豆、两盒蘑菇，还有几个水果、几个西红柿，然后称一下重量。如果不足20磅，就再加上几个青椒或者一包蔬菜。肉蛋奶是另外装箱。

“喂养希望”的深层含义

Food Bank有两个口号。第一个口号是“Fighting Hunger”（跟饥饿斗争），这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初心。第二个口号是“Feeding Hope”（喂养希望）。本来我以为“喂养希望”是个象征性的口号，后来听到一位Food Bank的工头解释，才了解了它更深一层含义。那位工头说，低收入家庭家里钱少，买完吃的就没钱了，家长给孩子买不起玩具和学习用品，就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如果这些家庭能得到免费的食品，家长就能用省下的钱给孩子买玩具、买学习用品，穷人家的孩子就有机会跟其他孩子一样身心健康地成长。这就是“喂养希望”，不只是家庭的希望，不只是个人的希望，也是社会的希望，也是国家的希望。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就等于国家将来会有一个心灵健康的公民。

每个社会都有穷富，都有穷人，都有富人，都有幸运的人，都有不幸的人。尤其是生在贫困家庭的儿童，他们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家长不努力。即使是家长不努力，他们几岁的孩子也是无辜的。我小时候在山东农村也经历过贫穷，虽然不是村里最穷的，但也没有多少吃的。在Food Bank做义工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为拮据家庭免费提供食品，还有比吃饱肚子更深的含义，就是“喂养希望”，让穷人家的孩子能买得起玩具、买得起学习用品，让他们跟有幸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一样，有机会身心健康地成长。

这段经历也让我了解到，美国联邦政府的食品营养救助项目，还有多如牛毛的免费提供食品的公益组织，并不意味着它有大批国民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而是以人性和体贴的方式，让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尽量有身心健康起跑的机会。救助贫弱，让老人有所养，让孩子有未来，给不幸的人带来希望。很多这种让人活得更像人的道理，虽然在书本上也可以学到，但是却能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在普通人的言行当中，才能切身体会到。

跨文化观察与中国社会的反思

作为第一代移民，我们从一个稀松不同的国家来到一个新国家，因为特殊的生活经验，我们能够体会到很多美国人体会不到的东西，很多他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我们却能深有感触。去接触这个社会，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向他们学习，会补充我们的经验惯性和思维惯性中的一些死角。这些年，在不出远门骑行或徒步的时候，我喜欢开车在德克萨斯州到处转。德州地域广袤，面积跟法国差不多，有254个县，其中240个县是农村县。在德克萨斯州农村行走，会遇到很多友善质朴的老乡，有农夫农妇、有小摊主、还有开客栈的主人，以及路边餐馆的女招待。跟城市的餐馆不同，乡村大部分餐馆的女招待是中年或者老年女性，她们对顾客特别热情，经常是问寒问暖，说话也是相当体贴。她们有她们的生活方式，不会像城市居民那样看世界，也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生活，但她们大多是很淳朴，没有记贼心灵。很多农场餐馆还有服饰店，会把一部分收成还有卖剩下的食品捐献给Food Bank。

几年前，我在德克萨斯州开车路过一家本地人开的炸鸡店，停下来吃午饭，看到餐馆正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张贴画，上面写着几行字：“We are united, Fighting hunger, Helping children, Supporting family”（我们携起手来，跟饥饿斗争，帮助儿童，支持家庭）。当地是个农业大县，一年的收成本地人几年都吃不完，卖到美国各地和世界各地，但他们没有忘记世上还有不幸的人，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挨饿，尤其是无助的儿童，他们愿意出手帮助。这不是施舍，而是给不幸的家庭带来希望，让每个孩子有快乐的童年，不因为家庭贫困影响身心的成长。一个孩子他决定不了自己出生在什么家庭，决定不了爹妈是穷是富，出生在贫困家庭输在人生起跑线上已经是很不幸了，但是如果社会不管不问，让他们自生自灭，更是不幸中的大不幸。

政府有责任实行相应的救助，避免发生这种叠加的不幸，但只有政府还不够，民间力量的参与也是不可或缺的。几年前新冠疫情期间，学校都停课了，停课以后本县的公立学校仍然为贫困学生提供免费的午餐，家长和亲戚都可以到学校去领取。而加州那边的措施比德州更完善，州政府出钱跟各地的餐饮还有快递公司合作，为有需要的老弱病残居民免费送饭上门。在德州，这项救助计划和救助工作政府没有做，主要是由Meals on Wheels还有Food Bank等民间公益组织来做。

中国跟美国是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着各自相应的文明程度。这种发展阶段和文明程度的差异，如果只看数字是看不到的，尤其是中国作为宣传材料的数字。我去Food Bank做义工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就是：不要用中国的思维习惯看美国的事情。它向低收入家庭发放免费食品，不是因为那些家庭吃不上饭，而是让那些家庭把买食品的钱省下来，为孩子买玩具和学习用品，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身心健康的成长。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不让贫困给童年留下阴影，也就是不让贫困给国家的未来留下阴影，不让贫困像遗传病一样一代一代传下去。有这种社会关爱，孩子和家长都能感受到天性中向善的一面，他就不会泯灭，冷漠仇恨就少一些滋长的土壤。

中国的“价值饥荒”与仇恨泛滥

回顾过去这一年，墙内最令人痛心的就是仇恨泛滥，尤其是那些针对孩子的仇恨犯罪，无差别的杀害，例如一位侨居深圳的日本学童在学校门口被杀了，国际舆论震惊。但更多被杀害的是普通的中国孩子，这类犯罪的频率已经高到令人难以消化的程度。在救济贫困弱小和向国民提供生活保障方面，政府不但长期不作为，逃避正常政府的职责，而且还宣扬仇恨，强力打压民间公益，让遇到不幸的国民只能自生自灭。这么多年埋下的仇恨的种子，现在都破土而出了，而且野蛮生长。

仇恨是跟愚蠢共存的。一个人被驯化成仇恨载体的过程，也是个心智被蠢化的过程，结果就是仇恨愚蠢共同占据了这些人的人格，变成中国老百姓说的“又坏又蠢”，美国老百姓说的那种“toxic person”。跟仇恨愚蠢共生的还有虚荣，很多中国人虚荣心太强，毁掉了对外界的好奇心和虚心学习现代文明的动力，用中国封闭的思维习惯来看发达国家的事情，把自己活成一个沾沾自喜的笑话，像嘲笑美国人吃不饱这一类。

在美国开车、骑车或者徒步，不管是城市还是乡下，很少遇到陌生人的恶意。民众对陌生人的善意，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建立起来的。当代中国最可悲的地方就在于，上上下下很多人在培养恶意和仇恨。他们偶尔害一下外国人，但最终会像义和团（Boxers: 清末反帝爱国运动中的民间组织，后期演变为排外仇外）和红卫兵（Red Guards: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学生组织，以激进的政治行动著称）那些仇恨团体一样自相残杀。说来说去，害得最多的还是中国人。仇恨是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它需要的是发泄，目标是谁都在其次，最方便的目标当然就是他们身边的人。从义和团到红卫兵经历了六十多年，从红卫兵到现在又过了快六十年了，诺大的一个中国又成了仇恨的高压舱，仇外仇内又成了时代的主旋律。

人是天生无知的，但并不天生愚蠢，更不天生仇恨。愚蠢和仇恨都是教育和驯化的结果。如果墙内的父母认识到这一点，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被教育成充满仇恨的“有毒人格”。如果父母自己也被驯化成仇恨的肉身载体，我们只能说可怜的孩子了。一百多年前，周树人（鲁迅: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写**《狂人日记》**（Diary of a Madman: 鲁迅的短篇小说，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洋洋洒洒五千言，最后说了一句“救救孩子”，然后是一串省略号。几代人下来，大部分中国的国民仍然深陷那串省略号当中。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有了足够的食品，有了钱进口粮食，国民消除了肉身的饥饿，但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却越来越渺茫。来自政府的救助和社会的关爱却越来越稀缺。官府是把本应花在民生上的税金用来建高墙，把现代文明价值挡在墙外；官方是花巨额税金开动宣传机器，灌输自大、排外和仇恨。这种价值观越来越跟文明世界格格不入，让正常的国民难以消化。整个国家陷入一场价值饥荒（Value Famine: 指一个社会在精神、道德、伦理等现代文明价值方面的严重匮乏），国民的精神世界得不到现代文明价值的滋养，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头脑被灌输得满满当当却没有营养价值，精神世界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

价值饥荒：一场比粮食饥荒更深远的人祸

可以说，当下中国是个脱离了粮荒的饥荒国度，它紧缺的不再是粮食，而是现代文明价值。跟毛时代的共产主义大跃进导致的饿殍遍野的粮食大饥荒一样，眼下正在迅速蔓延的这场价值大饥荒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它将祸及几代人，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戕害比粮食大饥荒更长久、更深远，也更不容易恢复。什么时候阻挡现代文明价值传播的墙倒塌了，这场代价高昂的人造价值饥荒才有希望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