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机下的田园生活与战争的反思

很多人说，龙应台是因为受不了政治才躲到深山里，事实是这样吗？每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之间，当战斗机从我头上飞过时，我基本上正在林间小路上带着两只狗散步。此时，森林里传来猴子的叫声，伴随着我的狗吠和我家鸡鸣的声音。这种反差和冲突，在心理上是一种复杂的感受。

什么叫做与战斗机无关的田园生活呢？根本不存在。种田的人需要风调雨顺，他的孩子也要受教育、有前途；生命也需要被考虑。我和原住民姐妹们一起喝酒吃饭时，她们会担心在部队里服役的儿子。怎么会有一个与战争、与国家大事无关的田园生活呢？那是不存在的。

既然写过**《大江大海1949》**（The Great Flowing River 1949: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2009年出版的著作，全景式反思国共内战历史），就无法回避这些问题。这本书16年来在大陆无法出版，却广为流传。大陆历史学者高华曾说：“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地对内战历史做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龙应台可算第一人。”近期两岸关系动荡，龙应台把2009年的纪录片重新上传到网络。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发布这部纪录片？2009年写《大江大海》，是对60年前的国共内战（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年至1949年间，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个政权之间发生的战争）做一次大的反思。当时的两岸关系，还没有到16年后的今天这样兵凶战危的时刻。如果我们两岸的人民，对于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民族伤害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还不去做最大的努力去避免，那真是在一百年内要再度遭受这样巨大的自我伤害吗？这是一个迫在眉睫、至关重要的课题。

一个被内战撕裂的家庭

龙应台的家庭就是内战的见证。她的父亲龙怀生15岁加入国军，18岁作为宪兵参加南京保卫战，1949年撤往台湾。龙应台在三年后出生，她的名字是父母为了纪念孩子降生的地方。

在正式采访前，龙应台请我等待，她要先安顿好百岁高龄的母亲。她的母亲美君已经失忆，忘记了台湾和女儿，只记得童年的故乡——浙江淳安，那个在1959年大跃进中沉入水下的千年古城。“我是你的女儿，你知道吗？”“我知道，女儿知道吗？知道你长得漂亮。”“我长得漂亮啊？”“可是你漂亮啊。”“我叫什么名字？”“小金。”

龙应台的母亲忘记了眼前的女儿，也忘记了1949年被她留在大陆的儿子。当年，她远赴湖南婆家接这个孩子，却在衡山火车站，把一岁多的婴儿留了下来。都已经抱在怀里了，怎么肯在火车站放手呢？我母亲也绝对不知道，那一次放手竟是一辈子。在当时逃难的火车上，孩子随时可能被挤死、踩死。她因为放不下，千辛万苦又回去想接他，但在火车里，孩子面对这个陌生的女人，一定是抵死不从。在最后一秒钟，她做了一个此生最大的错误决定。但所有人都以为，这场内战很快就会结束。八十年了，快八十年了，还没结束。

后来，母亲很少提及这个哥哥。因为在台湾，直到解严前，你就是写了给儿子的信息都可能坐牢，那是一件危险的事。我们的经验就是，他们自己关在厨房里窃窃私语，可能也怕孩子们说出去。

两岸的恐惧与隔绝

两岸分治之后，残酷和恐惧仍在塑造双方社会。1949年，中华民国立法院通过了**《惩治叛乱条例》**（Punishment of Rebellion Act: 台湾戒严时期的法律，被用于镇压异议人士，造成了白色恐怖），通行口号是“匪谍（Bandit Spy: 戒严时期台湾对共产党间谍的称呼）就在你身边”。而大陆在1951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镇压国民党残余势力，宣称各地潜伏着约60万反革命分子和6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从1949年到1980年间，两岸几乎没有任何书信往来。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三年之后，在美国读书的龙应台才敢写信回大陆寻找哥哥，当时她23岁。每次，她从微薄的助学金中拿出10美元，夹在信中寄给大哥。那时大陆文革仍未结束，她要在钱外面多裹一层纸，避免被发现。1985年，她不顾台湾仍在戒严状态，冒险去了广州和大哥会合。

当我下大巴的那一刻，下面人头攒动，我一眼就看到了他，因为他有我妈妈的眼睛，非常神奇。后来，当我的文章开始在大陆发表，从那时起，我所有的版税都直接给了那个大哥。这仿佛是一种责任。在台湾的四个兄弟姐妹中，有三个是博士，另一个没有博士学位但有三个硕士学位。而这个哥哥因为政治原因，不仅没有亲生父母在身边，连上学都因为“成分不好”而成为一个农民。我们都觉得亏欠他，他就是《大江大海》里那个追火车的小孩。

龙应扬告诉妹妹，他幼年时在学校受了欺负，只想找到妈妈痛哭一场。但他没有照片，唯一的印象是妈妈是卷头发。于是，他回到1949年与她离别的衡山火车站，每一辆火车路过时，他就对着车厢中留着卷发的女性喊“妈妈”，边追边喊。

写《大江大海》时，龙应台在衡山火车站感受过火车驶过站台时的震动。近40年后，这个家庭才在香港重聚。我父亲是一个比较天真、感情表达很直接充沛的人，从头到尾都是抱着头痛哭。而我母亲比较深沉，不那么情感外露。她如何面对哥哥，我不太明了，不知道她是要哭还是要笑。而且，我哥讲的话，她一句都听不懂。

荒诞的残酷：敌我难分的历史

“荒诞的残酷”是《大江大海》带给读者的常有体验。例如，当坐在湘江的小船上，龙应台的大哥告诉她，他们的奶奶是共产党。“我这个奶奶呢，乡下人，不识字，是扛着锄头带着她的小儿子去听毛泽东演讲的。”那个人，就是我爸。你不觉得我当场就晕倒了吗？

龙应台特地去了一趟南岳庙，也就是1927年她奶奶和父亲站在台下听毛泽东演讲的地方。正是在此行之后，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龙应台的奶奶加入了当地的农民协会，参加对地主的斗争。但她15岁的儿子，却为了找一口饭吃，加入了国民党宪兵队。她说，干农活弄伤了脚，把耙往田边一扔，说这太辛苦了，不是她干的事，她要去“吃粮”，也就是参军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奶奶怎么会让你父亲去参加国军呢？他可能也不知道国军跟共军、跟八路军的差别吧。就像我15岁的父亲，那个时候如果是共军八路军去那儿招兵，他大概也去了。

了解这些之后，会不会让你对国共内战有一个新的审视机会？我想要让读者看见，因为这么残酷的事情就发生在你自己亲生的父母或祖父母身上，你不能不去想，不能不看清楚。当战争有必要的时候，掌权的人一定要激起你足够的仇恨，你才能去杀人。但是，你作为那个螺丝钉，作为那个机器去杀人的那个人，你必须要知道仇恨是什么东西，知道残酷是什么意思，知道仇恨来自哪里，是谁要你有足够的仇恨，以及他要你仇恨的对方是什么人。

1949年，龙怀生已经是宪兵连连长。活着经过衡山时，母亲从山沟里走到车站来见他。母亲连夜赶着纳了一双鞋底，从此天涯永别。母亲把那双纳好的鞋底塞到他的背包里去。那双鞋底，我父亲后来用过吗？没有用，他永远保存着。

我自己在22岁离开台湾到美国读书时，我的母亲亲手织了一件红色的毛线外套给我。那件毛线衣我一辈子没穿，到现在还在。所以那双鞋底，我想象他绝对舍不得穿。或者，也许他也有一份抱歉，永远的抱歉。这是我采访所有当年的国军老兵时，见到的白发老人，没有一个人不怀抱着对母亲最深的歉疚。诗人雅贤曾回忆：“我妈妈就把那个油饼放在我的背包上，我还嫌她，然后我们就开车走了，我记得我没有回头。”这一代人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回到故乡，而给雅贤做油饼的母亲死于大饥荒，临终前对身边人说：“将来我儿子回来，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被抹去的历史与个人记忆的抵抗

2004年，龙应台把父亲的骨灰安葬在衡山脚下。当老人家的乡音晚歌响起时，他痛哭流涕。在父亲过世五年、母亲失忆之后，龙应台才动笔写《大江大海1949》。那时她才意识到，如果不记录这成千上万骨肉分离的历史，连同那段晚歌都会消失。

父亲死了，他到哪里去了？生老病死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着父亲的过世与母亲的失忆，也使我发现，我其实对我的父母，或者说我整个父母亲这一代的人，其实不认识。龙怀生在台南当了一辈子警察，有时候他想谈谈战争，自说自话：“死的人好多……”但孩子们没有人理他。龙应台写道：“很多年，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彻底的一次都没有给过。”

在台湾，我父亲那一代撤退的国军，经历过那么大的羞辱、挫败感和痛苦。当你的下一辈对你其实没有什么了解的时候，你对于不了解你痛苦的人，不会有诉说的欲望，因为你不会被重视，也不会被真正诚恳地聆听。

有人不愿意说，有人不敢说，而有人连说的语言都失去了。在龙应台的采访中，一位台南士兵17岁被征入国军，在徐蚌会战（Xuzhou-Bengbu Campaign: 国民党方面的称呼，大陆称为淮海战役，是国共内战中决定性战役之一）中被俘，成了“解放军”。当他92岁回到家乡时，当地族人已经听不懂他的语言，而童年的玩伴，竟成了他当年战场上的敌人。

那场战役多么惨烈？冰天雪地里，士兵杀自己的马来吃；一个炮弹打下来，弟兄们的尸块掉到碗里去。《大江大海》是一本太残酷的书。两军对峙，相互厮杀，你杀了半天，到最后发现，那个杀你的或者你杀的那个人，其实是你隔壁村子的小孩。

长春围城：被双方共同遗忘的惨剧

《大江大海1949》中最惨烈的场面，是1948年的长春围城（Siege of Changchun: 国共内战期间，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固守的长春市进行的军事围困，造成数十万平民饿死）。她写道：十万解放军在城外，十万国军在城内，桥上是守兵，下了桥，在两军对峙的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全是尸体。

龙应台对国共双方皆有批评。她既写道，守城的国军部队之间因为抢粮食而发生火拼；也写到林彪在报告中描述如何阻拦居民出城。林彪自己描述说，居民抱着婴儿跪在解放军士兵面前，求他们放行，因为都饿死了，“真是惨不忍睹”。

更惊人的是，这段惨烈的历史竟然可以从历史上消失。在台湾的记载中没有，我采访的老国军里头，也没有碰到任何人谈这件事。不要说大陆，在台湾都没有真正浮出台面。龙应台发现，来台的国民党军队在仓皇撤退中遗失了大量资料，而且身为战败一方，不愿意重提往事。长春围城，在两岸的叙述中都消失了。

龙应台在书中写过，在长春为她开车的司机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段历史，而他的大伯就是当年的解放军。龙应台让他当着自己的面，打电话给大伯询问过往。在电话中，长辈回忆了这段历史，说到当年的难民抱着婴儿央求他放行，他也落下泪来，但只能执行命令。

我不要写一本历史学者的作品，我要的就是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会读得下去的东西。它就是文学。你知道吗，这本书我在香港大学一个非常孤独的环境里写的。冬天的时候，一片漆黑，树林的呼啸声过来，真是觉得鬼魂都在我身边。那个时候的核心心情是，我要为这成千上万因内战而死的人，做一个文学上的上香。

个人记忆如何对抗宏大叙事

一个人的记忆是一种抵抗，也是黑房子里的一盏蜡烛。但你如何跟一个特别宏大的叙事来对抗？我当时鼓励所有的年轻人，赶快回家或回乡，拿着你的录音器材去访问你家的老人——祖父、祖母、外公、外婆、村子的老人。你用个人记忆的大的汇流，来对抗一个垄断性的国家大叙述，这才会有个人的觉醒。

一位台湾年轻作者曾问，为什么60年后龙应台才在讲出这些骇人的经验？而大陆的很多年轻一代，甚至还没有机会提出这个问题。沉默因何而来？龙应台写过，1962年她十岁时，曾亲眼看到一群穿着黄卡其衣服、手里有枪的人，到她就读的小学去抓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冲出教室，特务们紧随其后。此后，这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形，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之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

很多残酷来自不安。一个带有恐惧的机器，它会先行整肃内部，这几乎是一个权力的规律。

两岸共享的伤痛与被遮蔽的历史

在大陆，同一时期大规模的镇反运动开始，据高华统计，约七十多万人被镇压。这些事实，双方的教科书中都没有，历史被覆盖了，甚至连对它的观念都抹去了。

我就是那个早上六千个孩子在升旗典礼唱国歌的场合里头，每天早上带着一本小册子到司令台上去攻读“总统训词”的人。所以，在美国读到国民党杀共产党的历史，对我来说是晴天霹雳。国民党不都是正确的、光明的、正义的吗？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那是一个开端。

后来写《野火集》，就是想不要让下一代继续被骗。1984年，龙应台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台湾引发燎原之势，次年《野火集》成书，成为推动台湾民主化的力量。但她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1986年，她移居欧洲，在告别台湾的演讲中说，她深深恐惧，并希望下一代有不必恐惧的自由。

同一时期，大陆的改革开放也带来了探索历史禁区的可能。2006年，我制作了《唐山地震三十年》的节目。采访时，我问当年救治灾民的医生，为什么不把你所看到的告诉后代。他笑了一下问我：“反右你知道多少？镇反你知道多少？大饥荒你知道多少？”这段采访没有播出。即使如此，我和我的栏目也因为回顾这段历史受到了批评。

我以为我当年不知道反右、不知道镇反是大陆特色，没想到台湾也是这样。是的。所以，怎么只有一条线是隔绝两岸呢？那条线是不是可以这样横着画下来？换句话说，我们都是对于自由有所追求，对于个人尊严有相当程度的重视与坚持，以及对任何国家政权机器保持高度警戒态度的人。我们是同一国的。

超越阵营：谁是“我们”？

战争需要阵营，所以它经常用地域、语言、血亲、历史来划分人。“你是哪里人？”这句话是龙应台少年时代最大的困惑。她是班上唯一的“外省囡仔”，其他59位同学都叫“台湾人”。清明节时，朋友们上坟，她独自站在海边。她的身份证上写着“湖南”，可是当她在纽约遇到第一代湖南留学生，对方说“我是湖南人，你是哪里人？”时，她一时语塞。那一刻，她才明白自己其实是台湾人。

所以，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中写道：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感，来自流离。她不把人分为国军、共军、本省人、外省人。所有不愿意受战争之苦的人，都属于同一国。

因此，在1949年150万大陆军民登陆的码头，她也看到了另一群人的痛苦。你不能只看那群突然上岸的人，而不知道在岸上，突然看到150万到200万人涌上码头时，他们是什么感觉。要理解他们，就必须进入1945年之前的历史。这两股人潮在1949年迎面撞上，被绑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彼此却一无所知。

殖民时期的台湾曾被卷入二战，日本军国主义的机器碾过双方普通人，带来的痛苦延续数代。龙应台在书中写道，她走在南京父亲当年杀出日军重围的血路上，想起他常背的诗：“山为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她也写到父亲“敌人”的故事。1944年，台湾医生郑子昌接到日军征召令，要求他效忠天皇。在他乘坐的海轮沉没前，他给太太寄出最后一张明信片，写着：“故乡的梅花应该是绽放的季节吧。”他的儿子郑宏明，一生没有叫过“父亲”。

人性和政治冲突得太深。为什么要同时写出这两种彼此冲突的情感？没有那个冲突，你怎么会去思考呢？为什么会有情感的冲突？那个机器为什么是错的？为什么在1941年，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大臣个人其实都并不赞成偷袭珍珠港，但最后做出的决策却是去轰炸呢？《大江大海》跟现实太有关了。你说中国大陆的人民，每一个人不该思考他现在在什么机器里头吗？你说在台湾的这一边，我们如果要让台湾变成一个战场，那是为什么？决策是怎么做的？走到那一步，中间每一步是怎么走过去的？难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该想的事情吗？

和平的努力：不做兵推，做“和平推”

当你看到对方的伤与痛，你会下不了刀。在2025、2026、2027年，大家都说是最危险的时刻，我觉得这是两岸的人都最需要的一种能力。

残酷的时代制造荒谬而残酷的笑话。龙应台采访国共老兵时，他们争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究竟是谁的。实际上，这首歌的旋律可能源自19世纪的普鲁士军歌，只是被不同阵营填上了不同的词。

对于中国大陆，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我对于这块土地仍旧抱持着最善意的期待，希望它会改变。

我曾问龙应台，作为国军的女儿，采访父亲的“敌人”时有没有挣扎。她回信说，她的敌我意识向来不强。在纪录片中，我看到她与一位共产党的后代思想交锋，最后拥抱了他。她说：“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完全是相对的。那是不是政治立场不一样的人，就不能够做朋友呢？我可以拥抱跟我政治信仰非常不一样的人，如果他是真诚的，如果他是温暖的。我所说的大江大海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你暂停一下自己原来的情绪跟成见，然后去仔细地了解一下你敌对的那个人，这一路是怎么走来的。”

2011年，我在央视工作时，报道了潜伏台湾的中共特工朱峰，这是央视第一次对这个群体做深度报道，而这个报道跟龙应台有直接的关系。当年，朱峰身份泄露后被枪决，那些尘封的照片由台湾学者许宗茂发掘。他想在马场町公开展览，需要时任台北文化局局长龙应台的支持。龙应台预见到这样做会被蓝绿两营攻击，但她说：“办吧。”

“政治是短的，历史是长的。我当初之所以从一个在野的文人踏入了官场，取得一种做决策的权利，不就是为了要让短的政治多一点长的历史吗？或者说，让权力多一点善的可能。”

超越党派的批判与个人价值的坚守

2006年，龙应台几乎同时批评了两岸的领导人。她批评陈水扁的政治操作背离民主精神；也因为《冰点》周刊被停刊，她给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写了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她写道：“锦涛先生……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

大陆媒体人卢月刚曾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后代，我向一个国民党的后代脱帽致敬。”因为大陆这一侧，还有太多的历史没有来得及书写。

2025年，龙应台受《纽约时报》邀请撰文，批评台湾当局将中国列为“境外敌对势力”，计划恢复军事审判制度。她认为这是在岛内制造恐惧，引发对抗。文章刊出后，一些网民称她为“匪谍”，要求她“滚回中国”。而大陆一方，某些媒体称她为“两面人”。早在2019年，因评论香港问题，她的所有作品在大陆被禁。

你会觉得尴尬吗？大陆官方认为我是“文化台独”，台湾的官方说我是“统派”，这可能代表我是对的吧。国民党、共产党、民进党，这三个党派我估计没有太多人喜欢你。我只能说，不被任何一个政党所认同，本来就是我自取的。

上个月，龙应台独立运营的文化基金会主办了“2025台北国际和平论坛”，邀请了七位国际和平行动者与各界对话。她的理念是：不能只做兵推（War Game: 指在地图或沙盘上进行军事对抗的模拟演习），也要做“和平推”。

你即使做兵推跟备战，其实都是为了不打仗，最终的目标是和平。你为什么只谈武器呢？其他有1100种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做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中国大陆的人民对我们多一点了解呢？人民不等于政府啊。

有人会把这种策略理解为软弱或天真。我一点都不天真，我知道什么叫焦土，我连焦土第二天都想过了。只不过在那之前，你就是要尽你所有的力，不要走到那里。所谓谈和平，是说我们有什么努力可以做，把距离悬崖的300米变成400米，再把400米变成500米。

终极问题：统还是独？

直至今日，我仍在龙应台的脸书下看到读者带着迷惑在问：“您究竟是统还是独？”

二十年前，她被问过同样的问题。她在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中写道，她曾写《野火集》和国民党对抗，也曾批判李登辉的虚伪和陈水扁的不公不义。“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哪边就是我的家国。”

两岸不要再说什么“血浓于水”那种东西了，重要的是两边的价值观能不能走到一起。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情感、人文的色彩，但是那真的有用吗？假设回到1946年，如果龙应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跟两党讲战争会面临什么，它有用吗？但是两岸要求取教训。想想看，1949年《大江大海》所写到的人间至为残酷，这个世界有战争是没有人赢的。

对于战争这件事，它跟每一个人都有关，而且是跟每一个个人的抉择都有关，它不是只是一个国家机器的问题。个人能做什么呢？你也许没有权利去决定你要做什么，但是你或许可以决定你不做什么。不做什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比如说，在《野火集》里头讲的是，爱国主义是一个你要怀疑的东西，民族主义是一个你要高度自省的东西，教育系统所给予你的荣誉、团体、责任，那些你都要重新反省一遍，是否值得。

过了40年要从头说，那怎么办？春风吹又生。我有一点接受，人类的历史它就是一个曲折，你必须经过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突破、不断的解放，才可能接近你要的那个自由。可是你永远不是说你挣扎了之后就得到了自由，那不存在。没有终点，真的没有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