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电子宠物”化与尊重的丧失
今天我想先讨论一个小现象，它其实和今天的主题相关：现在的互联网环境真的非常糟糕，其中一个表现是大家丧失了非常基本的尊重。
这种不尊重与直播文化有很大关系。现在直播或整个互联网上，都有一种“电子宠物”的倾向。也就是说，很多看直播的人心态有点像在逛动物园。正因为是看动物园，所以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或弹幕上，毫不顾及主播的感受，随意辱骂或讽刺主播。这或许是互联网发展到现在的必然结果，大家甚至已经习惯了。很多网络红人为了迎合这种“电子宠物”的心态，会进行自我丑化或自嘲。
这种现象其实经常发生，在我这里还好，在其他地方会更严重。我不可能说一次就能改变什么，因为我的直播间在整个互联网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大环境如此，我一句话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但我还是想把它说出来：如果一个人的趣味在于此，我想提醒的是，这种行为对自己是有反噬的。如果你经常从这种事情上获得快感，用“快乐”这个词可能有点侮辱它了，那么这种获得快感的方式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
这也是一种将他人“非人化”的倾向。我们经常在互联网上把他人非人化。我不会快进到说“非人化”就会导致大屠杀，这个进展太快了。但是，将他人非人化本身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人只能自我启蒙”：真理性与政治性的张力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一个比较难的话题，就是真理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但我还是想来谈一谈。
我之所以想谈这个话题，是从最近经常听到的一些表述开始的。而且说这些话的并非“小粉红”，甚至就是我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常说：“我们只能自我教化，只能靠自我启蒙，不要去做启蒙，不要去做教化。人只能自我教化，人只能自我启蒙。”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可这句话。从真实性上来讲，我甚至不知道这话在说什么。如果“人只能自我启蒙”的意思是，无论如何，最终的改变都要经过他自己的思考，那这话就等于没说。因为无论是听讲座、看书还是学习，最后都得经过他自己的大脑。这样一来，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别人教育”或“别人启蒙”，究其根本，一切都是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那说这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反过来说，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人只能自我教育，所以你不用去影响他人”，那我就更不懂了。如果我们不去影响他人，那我们在网上做什么呢？不如就当个电子宠物，只提供娱乐，岂不更好？因为除了娱乐，其他任何事情都做不到了。但说这话的人，很多自己又在做严肃内容，那他们的严肃内容又是为了什么呢？
然而，换个视角来看，这句话又非常有道理。假设有两个知识类频道，一个是我这样的，可能会说：“你们这些人什么都不学，不听我的就完蛋了。”当然，我不会有这种态度，但网上很多人会有。另一个频道则说：“我根本不想改变任何人，我只是分享我的看法，因为人只能自我教育和启蒙。那些想改变别人的人都是妄念。”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后一种说法很可能比前一种更容易被人接受。
后一种说法因为它更容易被接受，所以可能会更流行。但这绝不代表它更具有真理性，反而，它具有非常强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的内容，在今天变得非常重要。因为无论是选举、网络内容还是商品营销，都需要拥有某种公共的政治性。而这种政治性，是它能够获得流行度（popularity）的关键。
真理的权力意志与短暂的“真相时代”
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真理性和政治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首先要明确，真理性和政治性绝不是互斥的。
从尼采的角度来看，张力甚至大到这种地步：真理本身就是权力产生的工具。真理性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到底谁来定义什么是真理？尼采认为，哲学家们所谓的“求真意志”看似高尚，实际上是他们希望通过垄断真理性来获得权力的方法。因此，尼采会认为，真理性本身就是政治性话语的一种。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性，而真理性只是其中的一种。
我从某种程度上非常认可尼采的这个观点。但即便如此，我也认为，如果某种政治性是通过真理性获得的，那这可能是政治性中比较不错的一条路径。一个事物获得政治权力，是通过求真意志来完成的，尤其是现代的、与科学相关的真理性，它是在同行评议（Peer Review: 指由同一领域的专家对学术著作进行审查的系统）和一定标准流程操作之下的。如果真的能够服从这样的真理性，并因此通达政治权力，我觉得好像也不差。
然而，反过来看我们所面临的实际政治情况，现在很少有通过真理性去诉求政治性的。许多政治性的达成，都是通过其他方式。
我们现在常说“后真相”，但关于后真相（Post-truth: 指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形），我有一个角度想讲。其实，人类的“前真相时代”非常短暂。你可以想象，从中世纪到19世纪，到底有哪个时代人们是真的追求真理性的？我们之前讲过19世纪的浪漫主义，那时人们服从真理性吗？一战、二战之间人们服从真理性吗？
确实，我们经历过一个“真相可以赚钱、真相可以成为社会根基”的时代。这大概是从20世纪新闻专业主义（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指新闻工作者遵循的一套职业规范和道德标准，强调客观、真实、公正）的兴起到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人类在短短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建立了新闻专业主义，并且它竟然能成为一种获得公共性的形式，而不是像过去小报的黄色新闻那样。同时，学术共同体也成为了社会上许多问题的根本决定性力量。这几十年的时间，看上去确实是一个有强烈真理性的、美好的时代。
但在这几十年之前，完全不是这样；而今天，也已经不是这样了。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不管是学术、智库（Think Tank）、专业组织还是媒体，这些传统权威已经全部瓦解。过去，真理性就是信托给这些组织的。现在它们瓦解了，社会进入了一个真理性的真空。我想说的是，人类历史上并非过了几千年真理性的时代，有了互联网之后才没有真理。更可能的情况是，人类过了几千年根本没有真理性的时代，然后非常短暂地拥有了几十年，现在又回到了没有真理性的常态。
后真相真空：当“主流民意”与“常识”成为政治口号
回归常态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真理性出现真空，所以在政治和公共舆论领域，有大量的主张，它们本质上是政治性主张，但会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路径来宣称自己拥有真理性。
我举几个例子。很多政治主张说“我代表主流民意”。为了显得自己代表主流民意，他们会夸大自己的民意范围。比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他当选后就说，他的普选票赢了大量，横扫了参众两院，拿下了所有摇摆州，因此他拥有绝对的民意。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赢的幅度几乎是历史上最小的。他用这种方式来诉求他获得了完全的民意授权，但这在真理性上是站不住脚的。
在台湾，国民党也经常说“我们代表主流民意”，意思是他们和民众党加起来能代表60%的民意。但从普选票来看，现在国民党和民众党加起来甚至没有民进党多，而民进党本身也只有三四十的得票率，没有任何一方是多数。但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掌握了立法院，而他们认为立法院是民意代表机构，作为立法院最大党，自然就代表了主流民意。
在中国，共产党会一直主张“我代表人民，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此外，今天还有大量的阴谋论，海内外各种各样的阴谋论都在说“我揭示了被隐藏的真相”。这本身也是一种对真理性的诉求。
还有很多政党会诉求自己代表“常识”和“科学”。特朗普也曾说，纽约市的选举就是“共产主义与常识之争”（communism versus common sense）。
所以你会发现，“代表主流民意”、“揭示隐藏真相”、“代表科学常识”，都是在这个真理性真空的时代，一种假装自己就是真理，并以此来诉求政治性的方法。
简单化的“真理”：当情绪与立场取代事实
现在，真理性反而变得非常容易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最近网上流传的所谓“人妻约会指南”。我从最开始看到这个文本时，以为大家都是当笑话看的。后来才发现，完全不是，真的有很多人把它当社会真相看，认为它在揭示真理。这当然是因为它符合了一些人对女性的埋怨情绪。它物化、丑化女性，迎合了很多人的情感，而符合情感的东西就容易被认为是真的。
你会发现，现在一般网民或民众会认为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呢？
- 符合直觉的简单表述：比如“人都是自私的”、“有钱人才有话语权”、“权力都是腐败的”等等。这类符合所谓“常识”的东西，人们会天然认为肯定是真的。
- 能解释自己痛苦经历的简单故事：极端女权认为男性都很糟糕，男权认为女性都很糟糕。如果有一个简单的归因故事能解释自己的痛苦，这个故事当然就是真的。
- 能够构建自身身份认同的内容：无论是族裔、性别还是民族，只要内容与自身身份相关，能够加强身份构建，就容易被当作真理。
这些现象大家应该都能理解。但难度在于，过去，当真理性被信托给媒体和学术机构时，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很少有绝对真理。任何社会问题都有其复杂性，公共议程中总有不同观念的人在讨论。而现在，真理性反而变得简单了，变成了一个选边站的过程。真理问题变成了你选择哪一种叙事的问题。
这种非常简化但阵营化的真理，开始与政治性高强度地绑定起来。当然，这也产生了第三空间，比如纯粹的犬儒主义、个人主义等等。
开放讨论：你如何确信自己是对的？
现在可以开放讨论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社会上，人们大都会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具有真理性，对吧？这是你自己的信念。那么，你平时在网上、生活中接触这么多内容，有的你反对，有的你认可。比如，你可能觉得特朗普很坏，但网上很多人认为他很好；你可能觉得中国经济很差，但网上很多人认为很好。
我想问的是，你怎么认识自己所相信的“真理性”是什么？你怎么能有信心觉得自己是对的呢？如果你根本不认为自己相信的是对的，那你的信念又是怎么来的呢？
如波渊: 在政治和真理性层面，也就是您之前提的那个时代结束之后，基于自己的利益和出身来选定自己所相信的，这是最舒服的。我一直以为没有什么真理性，只有政治性。
主持人: 那你自己是这样吗？直接按照出身来选择？比如你作为中国人，就反日，就觉得武统台湾是对的？我觉得你可能不是这样相信的吧。
如波渊: 就是讨厌那套叙事。你让我恨，我偏不恨，就这么简单。我以前以为自己特别理智，但最近才发现，也许就是情感，是生活中一些极细碎的小事让我不满，从而导致了我的看法。
主持人: 你这个说得特别实在和真实。其实之前节目也说过，情感是有社会结构的。有很多人他的身份就是跟党国绑定的，那么也有很多人对现行体制不满，他就很可能走向其所有反面。敌人之敌是朋友。这确实可能解释了今天大量人信念的来源，是完全政治性的。但我想问，你已经觉察到这一点，那你有尝试为这种情绪找到一些事实或道理的支撑吗？
如波渊: 我是有的。比如对现行体制不满，最早可能就是小学一年级入少先队，上半学期好不容易进了，下半学期所有人都进了，我心里就非常不爽。这可以解释我的叛逆。叛逆之后，你会去看那些抗日电视剧，看多了就感觉故事是虚假的。剧中的日本人或国民党军官都是具体的人，而共产党的角色却像个符号，是象征而非具体事物。再加上我的家人本身也是中共党员，我认为他品行极差，所以就这么想了。
主持人: 我觉得你这个能代表非常多的人。我们不论证真理性，但我们论证共产党那套是假的，这很容易，因为他们的谎撒得太直白了。所以叛逆它是一个挺容易的决定。但我想问的是，这够不够？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敌人，政治性上就有了明确对象，那你就可以接受所有它的反面来作为你的信念。
如波渊: 这当然是第一步。第二步，你就会对它的历史有所了解。你会发现，我不仅要反对你的政权，还要反对你的理念，尤其是那种激烈革命、全面清算的理念。很多反共的人，他们的思维就是未来要在中国再掀起一场对中共的清算运动。我认为要在更深的层面反对他们，就是从思想上，甚至要反对那种看起来很爽的感觉。
主持人: 你不只是走向其反面，甚至在方法和风格上也走向其反面。它如果是暴力性的，你就走开放、对话、程序性的道路。这已经成为一个很融贯的体系了。但我想问，你现在的信念体系，有没有什么不充分或让你困惑的地方？
如波渊: 我对暴力有恐惧，但又时刻渴望着某种意义上暴力的出现，就是脆断的出现。当看到城管驱赶残疾的乞讨者时，我那一瞬间的暴怒和暴虐感，来得快去得也快，但看到自己那种暴虐就觉得非常恐怖。
主持人: 你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你展示了一个从情绪出发，批判中共体系的非真理性，从而形成的一个信念。但这个信念本身因为情感根基是“反对”，所以它也存在一个小问题：这种反对性的情感，在长期压抑下，有时会变得非常剧烈。
常敬龙: 我想到之前您讲相对主义那一期，提到要警惕所谓的“唯一真理”，因为它背后导向一个绝对权威来定义真理。这和今天讲的真理性有什么关联？
主持人: 关系特别大。过去我们把社会的政治性建立在真理性之上，信托给媒体、学术机构等。在那个时代，真理性反而是多样的。任何一个公共问题都有不同视角，社会强调重叠共识和多元。但今天，我们丧失了这些被信托的真理性机构，进入了一个高度情绪化的时代。反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自己相信的那个“真理”的认定，比过去要强烈得多。比如美国的南方基督徒，当然认为自己的道德是对的；在中国，很多人认为穆斯林就是落后。唯一真理观不是在社会上取得共识，而是在一个群体内部变得非常强烈。
常敬龙: 所以，如果你坚持某种东西具有真理性，其实是要接受别人对它的可检验性？
主持人: 从抽象角度可以这么说，但从心理和社会沟通过程来看，又不完全是这样。比如查理·科克（Charlie Kirk）去做公开辩论，形式上看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可被辩驳的平台上，但从目的上看完全不是。我认为核心差异在于对复杂性的尊重和探索的愿望。你了解得越多，就越能看到其他可能性浮现出来。
常敬龙: 我对“真实”的看法，可以概括为“融贯性”和“信念”。融贯性是指你信的东西要自洽。但当你的能力不足以满足自洽，或者遭遇反例时，就需要信念去支撑。这让我想起年轻时很迷恋《黑客帝国》（The Matrix）和《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呈现的状态，就是你生活的世界是假的，你破除它之后能看到一个残酷但真实的东西。很多人把“润”这个行为，当成现实中实现这种“破除虚妄”的途径。但当我真正润出来后，发现这个行为本身并不解决困惑和困境。
主持人: 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黑客帝国》里有一个概念，后来被南泉群体（Manosphere）发展为红丸理论（Red Pill theory: 一种源自电影《黑客帝国》的比喻，指接受残酷但能“觉醒”的现实，在特定社群中常指一套关于两性动态的“真相”）。你会发现，很多人理解真实性不是通过推理（reasoning），而是通过叙事（narrative）和图示（paradigm）。《黑客帝国》提供了一个关于获得真实性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叙事模式本身，就成了很多人理解真实性的办法。他们认为，真实性就是有一个关键时刻，你选择吞下一个“硬事实”（hard fact），然后世界真相就向你展开。但这怎么能成为验证真实的标准呢？然而，因为《黑客帝国》是一个如此强大的迷因（meme），它就成了一个政治性附着的绝佳媒介。
Dream: 我认为大部分人不是真的抱有某种信念或真理，而是他们不想去怀疑。怀疑没有动机，也没有必要，他们只是想维持正常的生活。他们找的所谓“真理”，都是从别处借来保护自己生活方式的办法。
主持人: 那你会怀疑自己相信的东西吗？
Dream: 我会。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我从小就想与众不同。
Alex: 我想提供一个视角：真理不是悬在天上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我们为什么对公共媒体和专业精英失去信心？一个关键节点是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所有精英都说能控制住风险，结果是完全的失败。从那时起，我们看到现代社会性的真理生产机制出现了重大纰漏。之后，真理的生产就转向了基于小团体和互联网的、非常分散的过程。对于那些在不平等体系中受损的人，比如美国南方的“红脖子”（Red Neck），互联网的兴起意味着他们可以制造一个满足自身需求的真理体系。他们的目的不是建构，而是反对。
主持人: 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可以连贯到尼采那里。传统的真理信托机构靠验证程序来保真。但在此之外，真理性有一个生产过程，而且是多样的。你提到，这个生产过程最终起作用的方式回到了权力。我们说这事是真的，为什么？因为选举赢了，因为网上声量很大。最后的检验过程变成了权力过程。
Alex: 对。以最近的英国选情为例，改革英国党（Reform UK）的论述其实相当稀薄，他们说“不加税，财政还于民”。但这样一来，谁去付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的账单？谁去偿还债务？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的经验是“我钱袋里有什么”，这转化为了他们的真理。这与更大集体中的真理产生了巨大冲突。结果就是，选民不管那些，你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你就该下台。这个过程有很强的恶意和伤害性，显然不是一个健康的真理生产过程。
主持人: 你这个例子特别好。我从中得到的启发是，这可能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 指语言和行为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文化背景，语言的意义只有在特定的生活形式中才能被理解）有关。今天，不同群体的生活形式差异极大，一个靠吃福利的人和一个加密货币投资者的生活经验截然不同。这种不同反过来会影响他们对于“真理性”再生产过程的体验，导致完全的差异。这或许可以让我们跳出“信息茧房”或“愚蠢”这类简单的解释。
菲菲宋: 我是学新闻的，受过多年的新闻专业主义训练。工作中，我对任何一种论述和观点都会比较怀疑，这几乎是一种本能。我的困惑是，现在的观点市场太极端了。
主持人: 我觉得你可以提供一种很好的内容。假设你做一个自媒体，不一定要给出结论，而是专门针对各种流行观点，从你的专业视角提出怀疑：这个观点在哪些方面可能是有欠缺的。这种内容可能对很多人很重要。
总结：我们时代的信念从何而来？
今天的讨论如果能打开“真理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张力，让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已经很有价值了。总结一下，有几个点值得思考：
- 逆反心理作为默认状态：很多人的信念来自于对现有体系非真理性的认识和逆反。这个逆反本身是否足够？如果不构成，还可以怎样？
- 真理的生产过程：真理的生产过程与“生活形式”的分析紧密相关。这可能是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
- 被说服的开放性：一些人的经验，比如中国的“做题家”经验或基础教育，可能培养出了一种能够被说服的开放状态。如何通过一个相对简短的过程，将这种开放性给予他人？这或许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