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林培瑞的“思想审查”风波

著名汉学家林培瑞教授，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曾因在天安门事件后帮助方立芝进入美国大使馆，并支持刘晓波的写作，一向被海外舆论称作人权捍卫者。然而，在79岁高龄时，他却意外地被自己所在的大学认定发表了种族歧视言论，并因此受到了处罚。

事件公开后，数千位华人致信大学校长，认为校方的做法类似于文革期间对知识界的思想钳制和迫害。林培瑞教授对此表示，虽然他所受的待遇在虐待方式上与文革时期虐待知识分子的方法是相同的，但程度完全不是相同，他认为自己的遭遇“红毛蒜皮”，不应与那些遭受数十年苦难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提并论。他指出，相似之处在于：首先是幕后检举，有朋友打小报告；其次是罪状莫须有，校方先定林培瑞有罪，再去研究为什么有罪，这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所说的“莫须有”是同样的道理；第三是掩盖证据，校方拒绝告知他具体是哪句话惹了祸。

DEI争议事件始末

林培瑞教授在收到指控10个月后才得知具体原因。他作为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教授和招聘委员会成员，于2020年底与同事负责从59位候选人中挑选4位，到校园进行当面访问。在4位人选确定后，有一位专门负责DEI（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多元、平等、包容）的同事提出，要增加一位女性候选人。林教授表示同意，并向学校申请把名额增加到5位。

此后，这位同事又希望再提拔一位排名在第九位左右的候选人。林教授认为6位候选人太多了，且该候选人尚未拿到博士学位，语艺学相对较弱。他在邮件中回复：“这位候选人活泼、迷人，而且是黑人，这很好。但我不能说他的成熟度和经验达到了我们顶尖候选人的水平。”

这封邮件很快被匿名提交给学校。根据校长发出的谴责信，林培瑞的这句话被认为对求职者存在歧视。当被问及为何在当年内部讨论该候选人资格时要提到他的种族，林培瑞教授解释说，他把“黑人”这个字写出来的原因，是间接告诉他的同事们不要玩“语言游戏”。他清楚同事们是因为对方是黑人而想提拔，他也清楚这种做法的潜在问题。因此，他故意在邮件中加上“And he is black and that's great”这句话，以表达对诚实和不玩语言游戏的偏好。

DEI的理想与“机器”的异化

林教授表示，他赞成大学的多样性原则（Diversity Principle），并且在审核的时候特别注意不因为种族、肤色和性别而拒绝任何一个人。但他担心一些同事会像过去一样，把身体特征（如种族）作为压倒一切的标准。他认为，如果仅仅因为肤色而提拔一个人，即便此人本意良好，但若能力不足，上位后反而会面临困难，这对他本人也不好。

他指出，在美国的精英大学当中，比如因为黑人这个群体是弱势群体，在录取标准上就是要故意给他们有些倾斜，这就是现实。他本人一直非常赞成黑人的机会，并为此努力了一辈子。但他反对将黑人“跳到最上头”，部分原因正是这可能对黑人自身不利。他提到，这种做法的结果常常是，当有一位黑人候选人他是最强的，他应该得到这个位置，他上位之后别人会说“那肯定是因为DEI”。

他引用了一个反对DEI的美国人开的玩笑：“DEI是什么意思？Didn't earn it（不劳而获）。”他认为这对那些真正有才华的黑人是不公正的。他投票给奥巴马是因为他觉得奥巴马会是更好的总统，而不是因为他的肤色。仅仅因为肤色来评价奥巴马，对他和对奥巴马都是不公平的。

DEI（多元、平等、包容）理念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而林培瑞教授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高中时曾将一位肯尼亚少年接到自己家中，视这位黑人少年为兄长，同居一室。他曾为南部黑人的投票权上街、游行抗议。1964年美国的民权法案规定，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者国籍进行歧视。这正是千千万万像林培瑞这样的人争取来的权利。他指出，他在60年代在街头为黑人争取投票权去游行的时候，争取的不就是DEI的目标吗？他一直到现在都觉得DEI原先的价值观他都赞成。

他反对此刻的DEI“机器”，而反它不只是因为它太狭隘，更是因为那些DEI的官员居高临下，觉得我们比人家道德，通过“美德信号”（virtue signalling）来构建职业生涯。他形容这种感觉就像老师和学生，学生必须通过老师的考试。他认为这种“机器”愚蠢到浪费时间去训练学生玩语言游戏。他指出，这些都跟大学本来的研究和教学关系不大，只会浪费时间和资源。

程序不正义与“思想档案”

林教授此次不想再玩这个语言游戏，他把他个人意见写在内部邮件中，发给了三位同事讨论。很快，在邮件被提交给校方之后，招聘项目被叫停。最终的结果是整个那一次找人search被取消了，59个人都被请走，其他候选人也没有得到机会。校方给出的书面理由是，林培瑞引发的这个问题“玷污”了整个招聘过程。

林培瑞教授被叫到了院长办公室，三位行政领导希望他辞去选举委员会的职务，理由是他的某些言论让人不适，但同样没有告知具体言论。直到10个月以后，他才第一次被告知具体那句话是哪句话。他将此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相类比，指出这种“不告知你犯了什么错”的做法，会给人心理造成的影响是，如果知道“红线”在哪可以注意，但不知道“红线”在哪，所有的活动都可能是惹祸的，结果就是更多的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

他在学校的官网上看到了校刊在报道林培瑞如何为人权而战，校方清楚这个人的背景和价值观，但是当校方认为他有歧视事实时，并没有给林培瑞任何陈述和解释的机会。林培瑞教授表示，他告诉校方，他们想解雇他不反对，他承认校方有这个权利，让他下来他就下来，可是让他主动辞职他不愿意。大概五六天以后，院长寄了一封信给他，说“好，我们请你解雇”。他认为，在一个民主社会和大学中，惩罚应公开透明，告知理由，并给予自我辩护的权利，但这些都没有发生。他撰文揭露这个“傀儡体系”，认为DEI基地是一个不自然的东西，而且违背了我们原先的理想。

林培瑞选择把这个案件交给指控委员会，并且反诉学校，认为他们侵犯了自己的正当权力，不说明自己的违规行为就给予处罚。他从刘晓波那里得到了一种灵感，他记得刘晓波在2009年圣诞节被判11年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要appeal（申诉）。虽然朋友们都告诉他没有希望，但他解释说：“我想观察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对一个政权站出来对抗整个的记录是什么。”所以从那一刻起，林培瑞也把自己当成一个观察者，记录下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

寒蝉效应与“吊灯上的巨蟒”

根据美国非营利组织Fire的统计，从2015年以来，他们调查了600多起和言论有关的对学者进行制裁的尝试，大多数成功。超过一半发生在2020年之后，其中将近30名终身教授被解雇。而像林培瑞这样选择与大学公开对抗者极少。

在学校里，支持林培瑞的人比较少，更多的是一种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他有一个在历史系的朋友，在收到他分享的这个过程后，马上的反应是“害怕极了”，要求他不要把任何这种内容再寄给他，而且把所有以前在这个题目上交换过的电脑文件取消，并要求林培瑞承诺也从自己电脑取消。林培瑞认为，这种恐慌会这么厉害，是因为他们过度害怕，这也是“过了红线，你不知道红线在哪儿，你更害怕”的这种反应。

林培瑞曾经拿“吊灯上的巨蟒”来形容思想审查。意思是，巨蟒不必出击，它的存在即是威慑。在沉默不动中，它传达的意思是“你自己决定”。而活在他的阴影之下的人，都多多少少，又相当自然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调整。

他指出，毛时代的中国开会的时候要表态，说“我的正确话”跟“你的不正确的话”在斗，也是一种外在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不是心理化，常常是这样。他判断这种行为并不是真诚的或者表里不如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经历过，自己在这个文化里头也生存了，他也会玩语言游戏。他承认自己过去多多少少也属于这个系统或者这个机器的一部分，至少他知道它怎么运转。

权力异化与惩罚升级

林培瑞说，即使处罚他的三位行政人员当中，也至少有一位是理解他的，他能感到那种“肚子里的沉默同情”。指控委员会有教师组成，他们独立于大学行政机构之外，有自己的独立调查权。这个委员会全票决定林培瑞没有违反教师管理规定，反而是校方违反了正当程序，需要举行纪律听证。但是他们的结论被否决了。

他认为，这种情况下按理说机器就应该停下来了，但后来的事情却发生了，这表明它表面上保持一个权力分立的制度，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所有的权力都在那个校长制里头。根据林培瑞的文章记录，校方行政系统此后做了三件事：一、直接推翻指控委员会的结论；二、撤销林培瑞对校方的投诉；三、把他的案件提交给特权和终身职位委员会进行纪律听证，校方称林培瑞教授的言论“令人憎恶，极其严重”，提出了解雇他的可能。

惩罚从最初提出的只是让他退出选举委员会，一步一步升级，甚至到了解雇的程度。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不听话”，因为“抗拒从严”。林培瑞教授说，如果他现在是40岁，他估计他不会有胆量，也不是胆量的问题，是怕以后整个职业生涯的影响，因为它的威胁之一是“termination”（终止你的教授职务）。但他79岁了，他终止他的教授职务，“so what”，没有关系。他40岁的时候，那将是不得了的大事，是一辈子的损失。

林培瑞教授说，在听证会上他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也没有聘请律师。他把裁决的权利留给了陪审团。来自不同院系的三位教授组成的陪审团，在2024年6月份得出结论：林培瑞教授的行为并未违反教师行为政策。但是他没想到，他命运的最终裁决权是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校长威尔科克斯手里。在校长做出最后裁决前，林培瑞曾经写过两封邮件，要求当面面谈。但是最后他等到的是一封有校长签名的谴责信。那个谴责信里面说要把这个放在他的档案里头，而档案是保密的。这就让他联想到中共时期的档案制度，知识分子犯规，他自己档案里头怎么写的不知道，但是到哪儿档案都跟着你。

他质疑，教师是有自治权的，他们也对他做出裁决了，为什么他们的权位没有得到认可呢？他认为这是好问题，甚至他投票三次被拒绝，这是不公正的，不对的。那不就整个这个过程缺少一个监督吗？而且他最后那封信威胁他，要是违反了公布这个事情会受到纪律处分。

“政绩”压力与“过左”偏好

林培瑞教授认为，校长也好，校方也好，它也有一种恐惧。他担心如果他不这么处理林培瑞的事情，他可能会遇到自己想象不到的麻烦。尤其是校长、副校长他们都想积累一种“好的记录”，这跟共产党的“政绩”有点像。他积累了一个好的“政绩”是因为抓了多少像林培瑞这样“说错话”的人，都有记录。但是反过来呢，他要是万一站在林培瑞这边呢，别人能够攻击他“你怎么同情一个民族主义者”，他也有压力。

他指出，“种族歧视”这个罪名在当下是很严重的，很不好听。人们提意见宁愿是“过了左”，因为“过左”表示你的心好，可是你判断不对；但是右边，你要是“偏右”的话，那说明你的心不对，你的出发点不对。

林教授说，有的时候他会做白日梦，想象与校长辩论。他希望双方能够为一个理念争辩、愤怒，哪怕吵上一架，那也是一种真诚。但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只有官方文件。他之所以用“机器”来形容DEI制度，是因为他作为人的感受被忽视的那种深刻感觉。他认为这种机制很容易居高临下，很容易认为“我道德对，所以我比你好”，因此“不择手段”，因为“我心好”就没关系。

他感到这种道德上的压力，认为有必要为自己辩护，表明自己不是一个什么“白人第一、男子汉”那种极右派的思想。他希望在读者清楚这种意识背景的时候，能更清楚地理解到DEI“机器”的荒唐性。

制度化的异化与历史教训

林培瑞指出，一个理念一旦被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之后，就会异化。他以共产党为例，40年代参加共产党得冒生命危险，国民党抓你，日本抓你，你没有命；50年代之后就变成一种“爬梯子的工具”。他不是说所有的人，但是很多人变成了不是牺牲自己，不是冒险自己，相反是推动自己的利益的一个工具。

林培瑞说，拿他这个案子来说，耗费两年时间，花费在五万美金以上，数十位候选人的学术生涯受到影响。至于谁从中受益了，他不知道。但他认为，DEI的平等理念，就像他曾经真诚信仰过的毛泽东时代的平等理念一样，需要接受现实检验。因为，1973年，当他去往中国，寻找一个没有阶级的绝对平等社会时，却发现自己在火车上，被当成是有特权的外宾和领导干部一起，享受着平民得不到的卧铺待遇。

他想起当年在73年之前，他特别想去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也是非常信仰这些乌托邦词汇的。他赞成毛泽东和反对毛泽东的理由，实验的当时他以为毛泽东的那个社会主义是公平、说真话、而且对小的弱者公正。后来他认识到它实际上制造出来的社会之后，他就意识到得反对它，强烈反对它。为什么呢？还是因为那些原先的价值观：Tell the truth, be fair, etc. 在实践中如何以失败告终，造成经济停滞、物资匮乏和教育崩溃。林培瑞曾经公开批评过这些历史教训，现在，他以同样的价值观和态度，批评DEI机器。

去年10月，他不顾大学法律顾问的保密警告，公开在学校演讲，题目是：“加州大学的纪律处分程序，真的是我们实现社会理想的最好途径吗？”令他惊讶的是，许多陌生人前来支持他，包括大学行政部门的员工和一位校园里最受尊敬的教授。这位教授甚至主动去找《洛杉矶时报》的朋友，询问《洛杉矶时报》是否愿意发表这篇文章，但被拒绝了。

“群体思维”与寻求独立声音

林培瑞认为，《洛杉矶时报》的拒绝与“群体思维”（groupthink）的问题有关，《洛杉矶时报》是左派的“群体思维”，《华尔街日报》是右派的“群体思维”，一个拒绝一个马上收。他认为，有人有这种反应，包括他儿子，但他自己的看法是，那两个“群体思维”他都不喜欢，他都尽量想做一个在“群体思维”之外的一个声音。

他认为“群体思维”的问题在于，你不能独立思考，你不能提出不同看法的话，你的群体的决定就会犯错误。他以共产党历史为例，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群体思维”上来，彭德怀不能提意见，提了也没用，结果闯了大祸。

林培瑞的文章最终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他写这么做并不是想惩罚任何人。在过去两年中，他也没有按照校方提议和解。他80岁了，退休了，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个人命运。他不想惩罚具体的人，因为关键的问题不是他的人，是这个制度。你代替别的人在那个位置上，也会有这个问题。问题是这个DEI machine。

他明确表示，他刚才那句话里头想的是我们自己校园里头的这个制度起反作用，坏处比好处大得多。他认为，如果将DEI的原先的理想转换到这种DEI machine的话，他愿意说全国应该取消，不应该有这个。但是如果让他反DEI原先的价值观，那他不同意。

平衡极端与自下而上的理想

DEI政策恐怕是当下最撕裂美国社会的公共议题之一。佛罗里达等多个州已经通过法案限制公立大学的DEI项目。但对这些变化也有人担忧，因为在历史上DEI政策的的确确增加了少数民族的代表性，汇集了弱势群体。一旦彻底放弃这个政策，可能会导致少族裔学生大量减少，社会分化严重。

林培瑞承认，这是一个问题。他认为我们得衡量这些所有的措施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因为两边的危险都有。要是没有这么个制度的话，原先的那种野蛮的民族主义也会上来，也可能。所以怎么样才能不让这个社会在两种极端之间甩来甩去？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有像主持人这种做访问的人去把这些问题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研究。

他认为这种好的理想，DEI的好的理想，应该“从下往上发展”。他解释说，校园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朋友95%都同情黑人、同情同性恋各种所谓弱者群体，这是自然的，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自然的同情，这个是好的，从下往上。但当校长和他的“机器”把它硬套到上面，说你得如何，你得上课，你得小考，你得注意我的语言，你得玩语言游戏。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开始问：好处多还是坏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