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贸易保护政策
Speaker 1: 大家好，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三，欢迎收看第一千零六十七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Speaker 2: 六月三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欧洲喊话，希望欧洲避免搞保护主义措施。督工，你怎么评价？
Speaker 1: 这已经不是中国第一次回应近期欧盟的贸易保护政策了。简单的说，欧盟最近连续立法限制商品输入。从七月一日开始，欧盟每年的钢铁免税进口配额只有一千八百三十万吨，超出的部分要收百分之五十的关税，受影响最大的就是钢铁产量占了全世界一半的中国。又比如说，欧盟的立法机构正在讨论的工业加速器法案，要用限制进口的方式，把欧盟的制造业规模从百分之十五左右提升到百分之二十。受电动汽车零部件电池影响，凡是享受了欧盟政府补贴的产品，欧盟生产的部分要达到百分之七十。在汽车电池部分，不管谁去买，至少要保证三分之二欧盟制造。其中还有一条规定，明显是针对中国在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和关键原材料这些领域，如果企业在欧盟的投资超过了一亿欧元，同时这个行业百分之四十的产能由单一国家来控制，那就必须单独审查。而且，就必须让欧盟的企业有控股权，并且要获得技术转让，用中文熟悉的一个词来形容，这就是市场换技术，不接受欧盟之外简单的商品输出。在其他方面，比如说网络经济，欧盟还有更复杂的贸易保护政策，或者说已经落地或者正在讨论，受影响最大的国家毫无疑问就是中国。五月十三日，中国驻西班牙使馆临时代办公开说，对欧洲很失望，这些政策把中国逼到了角落，迫使中国也要做出反应。五月二十八日，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抗议欧盟的新政策，反对歧视性限制，恳请中国政府采取反击政策。六月初，彭博社说，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向中国交付飞机遇到障碍，中国开出的条件是 C919 飞机要尽快拿到欧盟的适航证。六月十一日，法新社记者提问，中国外交部是否要取消和欧盟的高层会见，没有得到正面回答。不意外的话，接下来几个月，随着欧盟政策落地，中国和欧盟的贸易战会逐渐升级。
欧盟竞争力衰退的根源
Speaker 1: 好吧，美国和中国也在打关税战，但是欧盟的情况不太一样。美国的问题是币值太高，工资太夸张，全方位去工业化。现在美国整个第二产业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八点六，就这么低的第二产业，美国还是保持了不少的产业优势。比如说 AI 的软硬件，比如说航天发射，比如说页岩油，可以反过来对中国提一些条件。而欧盟虽然说制造业只有百分之十五多一点，但是整个第二产业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五，明显超过了美国，这在全世界也不算低。这还是在欧盟缺乏矿产资源的条件下达到的水平。至少在当下，欧盟的问题不是去工业化，而是工业的竞争力太差，只能靠关税生存。这里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的劳动力太廉价，二十年前的中国劳动力更廉价。请静静帮我读一段二零零六年的新闻。
Speaker 2: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十一日在会见欧盟代表团时表示，中国准备就汽车部件的贸易争端与欧盟进行谈判，这是欧盟第一次从中国方面获得愿意与欧盟谈判的明确表态。中国对进口汽车部件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但如果进口部件价值超过整车的百分之四十，税率将调升逾一倍。
Speaker 1: 二零零六年的贸易争议到了二零零八年有了最终结果。 WTO 认定，中国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措施确实违反了贸易规则。到了二零二六年，中国和欧洲还在争论汽车零部件的关税问题，只是交换了立场，推出保护政策的一方是欧盟。与此同时，欧盟对于美国连关税大棒都拿不起来了。六月十六日，欧洲议会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立法，基本上放弃了对美国的工业品关税。同时，默许美国对欧洲征收百分之十五的全面关税。对于欧盟当前的处境，有话直说的特朗普表达的最清楚。去年十一月份，他在推特上用全大写字母发表宣言：“the G2 we all be covering shortly”。中国虽然不承认 G2 的说法，但是欧洲是认真的。今年春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海牙公开号召全世界的中等国家联合起来，避免做中美两国的附庸。在这之前，他已经说过，俄罗斯是中国的附庸了。放到二十世纪的后期冷战阶段，马克龙的说法就是第三条道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号召不结盟运动，一度是中国和印度名义上的选择。但是从实际选择来看，印度最终选择了和苏联站在一起。中国先选择了苏联，在冷战末期又坚定的支持美国。在一个已经形成了两极体制的世界上，独立的第三条道路并不好走。
Speaker 1: 之前九百五十五期节目标题是《2007年超越美国，2025年全面投降》。当时我提到苏联解体之后，欧盟认为也许会再次形成 G2 主导的两极世界。但是新的 G2 应该是欧洲和美国，而且欧洲应该是其中强势一方，结果仅仅过了一代人时间，欧洲在经济方面已经完全被中美两国压制了。九百五十五期节目中，我总结过欧盟落后的逻辑。冷战期间，欧盟工业发展足够快。西欧国家引入土耳其移民，东欧国家引入越南移民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移民问题只是表象，深层问题是没有新产业提供新增的职位，导致移民变成了城市贫民。至于说欧盟缺了哪些新产业，那期节目提到过，欧洲没有中美那种互联网大型平台。德国和法国想牵头搞，小国政府有的担心文化霸权，有的已经依附于美国拿到了局部利益，所以都不同意。欧洲连统一的产业政策都没有，所以也就没有新产业。
欧洲企业的孤岛效应
Speaker 1: 和中美两国相比，二十一世纪的欧洲不是完全没有亮点。比如说造光刻机的阿斯麦尔，在二十一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掉的时候，还是一个二十亿欧元资产的中型企业，现在已经能够影响全世界的芯片制造格局。另外就是空客公司，九十年代还靠补贴运营，现在已经把飞机卖到了全世界，和波音平等竞争。阿斯麦尔和空客的问题是，它只是企业，不是整个行业。就算空客公司已经很大，体量也只相当于半个行业的企业。再看中美这两个国家，互联网电子产品、电动汽车，可回收航天，这都是整个行业一起上升。用一句话来概括欧洲和中美的差距，就是产业升级的单位不一样，欧洲只有新兴的企业，中美都有新兴的行业。
Speaker 1: 至于说为什么欧洲的创新企业不能带动整个行业，可以用欧洲有优势的空客公司来当例子。航空工业是一个军民通用的行业，民用航空建造的大飞机往往可以直接改造成军用的加油机、巡逻机、预警机和侦察机。就算型号不通用，空气动力学也是通用的，民航产业的数据零件，科研团队都可以制造军用飞机。所以民航产业强的国家往往也能造出优秀的战斗机。但是欧洲的空客公司并没有把战斗机产业拉到同样的高度上。上一代战斗机，不算美苏两国分别占领的欧洲市场，欧洲剩下的国家至少分了三个系统。英国、德国、意大利有台风战斗机，法国自己搞了阵风战斗机，还有瑞典半独立的鹰狮战斗机。从实战和性价比来看，欧洲飞机明显是不如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体系。
Speaker 1: 现在战斗机又要换代了，中国超越苏联体系，开发了歼-20，美国的 F-22、F-35 天天实战。欧洲的新飞机还在等，德国、法国联合搞了一个未来空战系统，基础就是空中客车积累的民航产业链。而英国和意大利不喜欢空客体系，拉上了日本，想另搞一套。二零二六年六月的最新消息，这两个欧洲的新战斗机计划都失败了。尤其是德国和法国放弃联合，准备各搞一套，最后大概率是彻底向美国低头去买 F-35 或者是 F-35 的下一代产品。空客公司能够占领欧洲本土市场，还能拿到外部的国际竞争力。而战斗机不行，第一个原因是在需求方面，欧洲各国不统一。民航方面，虽然不同的国家需求有差别，但是总的来说，载客要多，飞机要省油，整个系统要绝对安全。这些标准都是各国一致的。战斗机的需求就相对多样化了。不说别的国家，就说最核心的德国和法国，德国希望飞机主要在陆地机场起降，空战能力强就很好。法国有海外利益，也有航母舰队，还有核武器，要求飞机能够适应航母的起降，能够携带核武器。西班牙的航空母舰比法国小，还提出了短距离的起降需求。美国的 F-35 项目证明，这些需求之间可以相互迁就，用一个主力型号做小幅度的修改，就可以满足不同军种或者兵种的作战需求。但是，德国和法国的妥协意向并不强。欧洲联合开发上一代战斗机的时候，法国就因为这些理由退出了欧洲的统一项目，自己去开发阵风战斗机。这次法国再次拆掉了欧洲联盟。如果把战斗机看作一个普通商品，这就是欧洲各国提出了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阻碍统一的欧洲产品进入本国。
“大锅饭”与过度保护的代价
Speaker 1: 欧洲各国产品在需求方面不愿意做任何妥协，原因是生产方面有更大的障碍：吃不上大锅饭，宁可掀桌子。如果说需求方面的问题是各国有差别，生产方面的问题就是平均主义。每个国家都想要更多的分包业务，都想把高端的就业留在国内，阻碍了优秀企业发展成完整的行业。比如说中美现在都有自己的卫星导航体系，欧洲也有自己的伽利略系统。但是，美国 GPS、中国北斗都有全球市场，都带起了完整的高端产业链。欧洲的伽利略导航系统基本上是欧洲自娱自乐，靠欧盟补贴运行，各国扯皮，分担预算只能算是一个勉强完工的项目，完全带不起完整的产业。
Speaker 1: 从需求来说，卫星导航系统类似于民航，各国的需求差不多，就是定位准确、覆盖面积大。本来伽利略系统至少可以像空客一样立足欧洲本土市场，争取全球市场。但是在建造的时候，欧洲各国都不希望别国主导生产，所以不按照技术水平招投标，而是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生产任务。德国本来航天不行，硬是因为多出钱拿了订单，降低了服务可靠率。比如说伽利略系统第一批二十二个主力卫星，一半是德国造，一半是意大利造，再配上英国和法国的配件。两种卫星的零件相互不通用，软件升级都要分着来。导航系统最核心的部件是原子钟，本来最好的企业应该在意大利，但是因为瑞士也参加了伽利略项目，所以就要让瑞士造备份的原子钟，凭空增加了复杂性。再加上德国、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分别组装测试，到二零一七年组网的时候，天上的七十二个原子钟有九台故障，安全冗余基本上用完了，稍微遇到一点问题，系统就会停转。另外，中美的卫星导航都有星间链路，卫星之间可以相互校对，地面站暂时故障也能运行。但是星间链路的软硬件设备联系紧密，很难拆分到不同的国家，制造了内部矛盾。最后，欧洲的伽利略系统放弃了星间链路，完全依靠地面站授时，德国和意大利各自占了一个授时中心。二零一九年，这两个授时中心先后出问题，伽利略系统就停转了。
Speaker 1: 中国在做北斗导航系统之前，曾经加入过伽利略项目。现在回头来看，欧洲各国对中国也没有额外的恶意，就是正常的相互排挤，想让中国投资的同时能够少拿点订单。中国一方面觉得欧洲人排挤太厉害，另外一方面也看出这种合伙不靠谱了。所以果断要搞自己的北斗导航系统。欧洲的战斗机项目失败，说明欧洲国家在需求方面过度保护市场；欧洲的伽利略项目烂尾，说明欧洲国家在生产方面过度保护了本国企业。这两方面加起来，代价就是拉低整体的经济效率。而且欧洲人也知道这个结果。
Speaker 2: 请静静读一下《参考消息》六月一日转载的西班牙《机密报》社论。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安德琉斯·库比柳斯在接受采访时呼吁欧盟成员国改变对军事生产的固有观念。他说，欧洲人生产的是他们所谓的高级定制产品，这种产品采用尖端技术，高度先进，成本高昂，而且无法规模化生产。而乌克兰人生产的则是欧洲企业口中“足够好的产品”。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秘密。欧盟内部军工市场的碎片化以及各成员国为保护本国大型国防企业而表现出的产业民族主义正是两大症结所在。欧盟成员国仍然希望保护本国产业，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参与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空客和戴姆勒之间为争夺该项目的控制权而进行了持续权力斗争正威胁着该项目的可行性。
地方保护阻碍落后产能淘汰
Speaker 1: 欧洲各国政府知道自己的问题，但是坚决不改。原因是执政集团害怕失去存在感。具体来说，现代经济四个要素：资本、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其中资本和劳动力在欧盟内部已经基本是自由流动了。各国政府剩下的权力就是市场监管和保护本国的技术产业。如果不在这两个方面刷存在感，民族国家就会变成一个程序性的服务机构。资本和劳动力随便流动，直接的效果是西欧的资本吸引了东欧的廉价劳动力，或者是德国的资本反过来进入东欧降低成本，这扩大了欧洲传统产业的规模，也是二十一世纪初欧洲自以为能够超越美国的原因。同时，在和平环境下，欧洲的资本和劳动力自由组合，确实让欧洲和中美一样，形成了不少先进企业。
Speaker 1: 但是，各国政府用市场监管名义设置了商品流动障碍，导致新产业没有办法占领市场，没有办法形成规模优势。各国政府强行用政治权力保护本地的技术产业，结果就是新产业不能淘汰上一代的产品。所以欧洲的先进企业很难变成先进的行业。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能源。从全世界来看，是欧盟最先提出了清洁能源计划。到现在，欧洲也在海上大型风机领域有独家技术。但是，因为欧洲各国相互扯皮，反而是中国抢先形成了新能源产业链的整体优势。阿斯麦尔的光刻机能够做大，原因是竞争对手和市场都在欧洲之外，避开了欧洲各国的内耗。一句话概括，欧洲在二十一世纪最大的优势就是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让新企业生出来；欧洲在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劣势就是各国的市场监管和生产比较保守，不允许被淘汰的落后企业自然死亡，这是中国最应该借鉴的问题。
Speaker 1: 如果我们把苏联看作一个广义的欧洲国家，甚至可以说苏联也死于同一套逻辑。在创新或者赶超阶段，无论是引进外国技术还是自己搞创新，苏联做的都还可以，快速变成了工业化国家。等到苏联的工业化完成，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都在中央委员会有自己的代表，都养着一批高职称，有编制的人，那就不能随便淘汰了。解散一个落后的单位，比建立十个新部门还要难。比如说现在俄乌战争的战场，不算过时凑数的老坦克，苏军后期的主力坦克是三种并存：T-64、T-72、T-80 都有不可忽视的数量。这三种坦克不仅是外形和装甲有差别，动力系统也完全不同。这就是为了保证苏联各部门的利益强行保住的平行项目。本来苏联军方是唯一的客户，无论是为了降低购买成本，还是降低后勤成本，都不希望主战坦克三家并存，最多是保持高低搭配的两种型号。但是，苏联的军工部门，尤其是和干部利益绑定的军工部门，不希望让其他工厂主导项目，自己只做配套。最后的妥协结果是同时生产三种坦克，明显提高了冷战的对抗成本。
Speaker 1: 从这些例子看，在一个成熟的工业化社会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统一大市场内部，不要让地方政府或者某个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乱搞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当然可以有独立的产业计划，但是基本原则是愿赌服输，规则之下能赚则赚，该死就要死。如果用行政力量强行保护自己的企业、强行分配订单，整个市场的利益都会下降。
警惕中国地方的“招商式”产投
Speaker 2: 中国的人口经济规模已经和欧盟相当了，欧盟的教训对中国有什么借鉴？
Speaker 1: 读两份文件。首先是六月初的国办函【2026】5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严格禁止私募基金违规从事借贷、名股实债等行为，不得借助私募基金违规举债、化债、处置问题企业，防止形成新的风险点。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县区原则上不得新设，确有必要新设的，应当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Speaker 1: 在这个文件之前，去年国务院办公厅还有一份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县级政府应严格控制新设基金；财力较好、具备资源禀赋的县区，如确需发起设立基金，应提级报上级政府审批。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部署要求，不得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设立政府投资基金，严禁地方政府通过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进行出资，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强制要求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出资或者垫资。
Speaker 1: 这两份文件比较，今年的文件显然是限制更紧。去年县级政府的基金还可以是严格控制，提级审批，现在变成了原则上不得新设。这两份文件共同的管理目标，就是地方政府的产业投资基金。二零一九年睡前消息开播，当时我们讨论地方政府的钱从哪儿来到哪里去，主要的关注点在地方城投公司。所谓城投公司，就是以炒地皮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方国企，借钱修基础设施，借钱征地，然后把土地卖给房地产公司，变成本地居民的房子。地方政府从城投公司得到的好处有三块：第一部分是让这些城投公司把开发区域的基础设施修了。第二部分是政府经常从城投公司拿利润去应付财政压力，比如说发福利、发工资。第三部分就是城投公司从外面借的钱，政府甚至不投资，直接拿来花。还钱的时候，就说是企业借的，大不了破产。当然，外面借出钱的金融企业也不傻，在借钱之前肯定是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要到了地方领导的担保承诺，这就形成了几十万亿乃至上百万亿的隐性债务。而且考虑到地方政府和地方干部的风险，当时的债务利率特别高，七八十万亿人民币的地方平台债一度利息和三十多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相当。
Speaker 1: 眼下，各级政府说化债，就是用各种方法压缩这部分债务。房地产泡沫化之后，城投公司肯定是不能要了，不仅是上级政府要限制基层干部，地方也不想认旧债。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是觉得自己收的税不够花，加上中央给的转移支付也不够花。穷的地方希望有钱能够填补财政缺口。富的地方也希望有机动资金能刷政绩。所以过去几年的大趋势是城投变产投，也就是产投公司和产业投资基金。
Speaker 1: 某些产投公司往往是城投企业直接改名，继承了城投的老问题，替政府乱借债。借债的时候政府官员担保本金，承诺高利息；还钱的时候就扔给后任，形成隐性债务。所以前面两个文件提到了“严禁地方政府通过违法违规举债融资进行出资”。一些产投公司和之前的城投公司切割的比较彻底，确实摆脱了房地产企业，开始进入普通的工商业，这又带来了新问题。比如说二零二五年这份文件就说“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部署要求，不得以招商引资为目的设立政府投资基金”。这就说明某些政府基金投资工商业的时候，第一目标不是赚钱，也不是产业升级，而是企业必须留在本地，增加本地的就业，提高本地的税收。
Speaker 1: 这方面有成功的例子。比如说，合肥市政府拿出了几十亿资金，再借了一笔钱投给蔚来汽车，条件之一就是总部和主要的工厂要留在合肥。现在看来，合肥市政府没亏钱，还多了政绩。但是更多的例子是失败的。比如说江西宜春拿出了至少二十亿给哪吒汽车，条件也是整车制造要留在宜春。现在哪吒汽车停产了，宜春没有拿到利润也没有拿到产业。产投公司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让企业承诺保底利润，自己绝对不能有任何损失。为此，不惜用行政力量帮助企业赚钱。比如说山西省级的产投入股了中药企业广誉远，得到了国资绝对不损失的承诺，就反过来鼓励省内的公立医院优先采购广誉远的定坤丹，帮助定坤丹进入各种国家推荐目录。顺便说一下这个定坤丹副作用和禁忌现在还是“尚不明确”。
Speaker 1: 前面提到宜春公司二十亿入股哪吒汽车，同时也给出了每辆车补贴两万元的地方土政策。宜春市政府还要求本地体制内单位买新车一律只能买哪吒汽车，本地的锂矿和零部件企业优先给哪吒汽车供货。这些政策直接平移到欧盟，各国政府可以把企业名称改一下直接用。
产投乱象与分税制改革方向
Speaker 1: 过去的城投平台拿的钱往往投入了制造业和商业，算是避开了房地产泡沫。但是和城投相比，产投多了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对债务和责任最终负责？当然，这在中国从来是一笔糊涂账，相信没有人会承认本地的城投债和自己的责任相关。无论是独山、柳州，还是潍坊、昆明，都没有本地居民说过债务和自己的资产相关。后来广西自治区说举全区之力支持柳州化债，也没有广西人站出来响应或者是抗议。但无论你对城投债是个什么态度，城投公司还有一个基本约束，就是他要经营土地，最终要通过房地产公司把房子卖给本地人，就算是外地人来买房子，外地人在本地买了房子也可以随时落户，进入本地政府的管辖范围。所以理论上来说，城投平台的业务和资产都要对应一个模糊的本地人群体。
Speaker 1: 而产投公司就没有这份模糊的约束。企业的业务范围如果真的局限在一个城市，谁都知道不可能赚钱。至于说就业，无论在哪里上班，都不能因此说是本地居民。所以产投基金和政府建的产投债，在现行的制度下比城投公司更没有着落，有可能给整个社会挖出更大的坑。前面提到地方政府的某些产业政策很类似于欧盟内部各个国家的政策。而国家是有国籍的，而且不能随便改。欧盟的人口和资金确实已经自由流动了。东欧人可以去法兰克福买股票，去巴黎打工，都不改变自己的国籍。所以国家政策的责任和代价可以明确分解到具体的公民，选民也能得到公民的反馈。之前我们分析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政治的时候就说过，因为人口外流留下中老年，人口投票率高，东欧很多国家偏保守。但是另一方面，既然国籍不能改，年轻人可能随时会回国来承担自己国家的政治责任。之前匈牙利欧尔班下台有一个背景，就是年轻人回国参与政治，让全国选举的投票率达到了吓人的百分之八十，打败了欧尔班的中老年支持者。这就是欧盟公民对本国政策的制约，保守政策不能太过分。
Speaker 1: 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并不是国家，不能阻止居民随便更换身份。现在除了京津沪这三个有特权的城市可以否认居民身份之外，其他中国地区基本上都做到了自由落户，所以存在一种可能性：无论之前的地方产业投资欠了多少钱，无论之前的地方产业政策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多少麻烦，只要绝大多数人口都到外地落户，就没有人需要为这些政策负责。一旦没有地方居民做最后的身份约束，借债的、花钱的、刷政绩的，那都是地方官员。最终出来收拾烂摊子只能是中央政府。所以国务院会连续出台文件约束地方产投基金的运营，尤其要控制招商式产业投资。
Speaker 1: 一九九四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拿走了大多数的优质税源，尤其是针对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面对消费者的增值税，都是中央控制再向地方分配。这个制度背后有一个隐含设定，就是工业化时代经济已经不依附于特定的土地了。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只要是赚钱的在这个国家，花钱的在这个国家，都对经济有好处。所以税收应该主要让中央政府来拿，产业政策当然也主要是中央政府来定。如果放任地方政府去搞保护主义，无论局部的产业政府来赚还是亏，整个社会都肯定是亏的。在这个逻辑之下，经济发展确实不应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也不应该是地方政府的业绩。地方政府培育了企业搬到更适合赚钱的地方，并不能说地方政府做得不好。地方政府培育了青少年人口百分之百外出工作，聚集到大都市搞新产业，也不能说地方政府治理失败。
Speaker 1: 但是在现行的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的升迁往往就是看本地经济发展的怎么样，或者看花钱刷了多少地方政绩。这导致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思考方式很大程度上像是欧盟，尤其是东欧的国家领导人，宁可给统一市场找麻烦，也要保住本地的经济规模。从城投到产投，从土地财政到股权财政，地方政府想尽了各种方法刷存在感。这说明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应该有两个方向：首先要切割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明确两边的任务，明确两权的基础。清晰的分权比模糊的集权更有利于划分责任。其次，切割之后，中央政府既然拿走了较多的税收，也应该承担比现在更多的责任，设置更多的垂直管理机构。在企业和个人都已经全国流动的时代，地方政府或许根本就不应该被安排特定的经济管理任务。中央政府也不应该用经济指标去决定地方官员的升迁。在消除这些压力之后，城投和产投问题也许还会继续存在，但是至少不会公开破坏统一大市场的原则。
统一大市场与优胜劣汰
Speaker 1: 前面提到，欧盟和苏联最大的问题不是创新太少，而是在全国范围之内，该死的企业不死，甚至还能拿政府补贴，用政府的信誉去借钱。而中国和美国这两个经济体淘汰落后产能的效率相对更高，所以优秀的企业能够迅速扩张，带动整个行业发展。请静静读一段《参考消息》上周转载的麦肯锡主席的发言。
Speaker 2: 近年来，中国消费者已证明自己能够迅速转向能以最低价格提供最佳产品的企业。理查德说，在中国，人们总是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的产品更出色，市场就会给予积极反馈。他最终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这里磨练出了极具竞争力的企业。他说，德国汽车公司在中国的盈利曾多年超过他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盈利的总和。一旦这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既得利益被剥夺，人们自然会感到不满。中国市场这个“健身房”或许已为本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做好了更充分准备。中国企业已在欧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争取市场份额，凭借质量和价格优势展开竞争。
Speaker 1: 中国这种经济“健身房”的环境不是自古以来的传统，而是九十年代刚刚建立的新秩序。前面提到苏联落后的项目死不掉，同时生产三种主战坦克，主要的原因就是部门利益。这是因为苏联是真的计划经济，计划委员会和工业部的权力比较大，而中国的保守产业政策往往是地方政府发动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有计划委员会有经济委员会，各级政府也有自己的计划委员会，后来变成了发改委、经发局。当然，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地方计委和发改委就不再是中央发改委的派出机构，而是本级政府的组成部分，优先要考虑本地干部群体的立场。
Speaker 1: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本地的国企能提供税收还可以分享利润。更重要的是，地方国企提供了优质就业，可以给干部群体安置亲属。所以，地方政府最大的利益不是税收，甚至不一定是企业要赚钱，而是保留这些企业正常运行。所以，中国地方干部的思考方式，更像是现在的欧盟，而不是苏联的普通官员。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地方国企效率下降的时候，中国地方政府的做法不是改革，而是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流入，要求银行持续给企业发贷款，强行保住这些企业。这和后来的城投产投都是一个逻辑。地方政府强行保护的结果，不仅是地方国企失去了竞争力，整个国家的金融效率也在下降。
Speaker 1: 一九九七年，北京的国有工业每注入一百元资金，产出的利润和税收合计还不到五块钱。同期的银行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十五，一年期的存款利率也超过了百分之六。哪怕是银行在义务劳动，也没有办法用国企的回报去偿还储户的存款。为了避免破产，银行唯一的选择是通货膨胀，让储户拿到贬值的纸币，但是这又会进一步提高银行利率，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对于世贸组织的态度非常纠结。一方面想要进入外国市场保住金融稳定；另外一方面，各级政府强行保住的企业太多了，一旦开放市场，很容易被冲击，带来瞬间的社会动荡。最后，中国还是选择打破地方政府的利益，宁可大下岗，也要消灭这批用行政力量保下来的企业，宁可让外资进来赚一部分钱，也要让剩下的企业有足够的竞争力，这才有后来连续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
Speaker 1: 现在欧盟经济停滞，中国官员把城投玩破产之后，转向了产投、搞招商式投资。这都让我第一时间想起了九十年代见过的国企领导。当时的地方国企对上级要独立性，总想借用政府或者是行业管理的行政管制回避竞争，对本地的其他企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想用国企的资本去挤死竞争对手搞垄断。这种池塘里面造的大船，开出去是经不起风浪的。前面提到二十年前在中国廉价劳动力最有优势的时代，也是中国对欧洲建立高关税壁垒的时代。当时是中国要求对方用技术转让来换市场，这就是当时中国企业竞争力的表现。
Speaker 1: 当然，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欧洲是一个邦联，在大市场建设和产业投资方面，中国肯定比欧盟做得好。所以现在是欧盟用高关税来保护自己。但是中国做得好不等于可以忽视问题。最新消息，五月末，中国政府债券余额是一百点零六万亿元，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十五点一。二零二一年底的时候政府债务还是五十三万亿，四年半就接近于翻倍，这可比经济增长要快多了。不断膨胀的债务，就是中央政府在为前几年地方产投的债务背锅。而且从一千零六十一期节目分析来看，还有很多锅藏在地下没有完全背起来。如果中央政府不吸收欧盟的经验教训，不限制地方政府的产业决策权力，不让地方国资入股的企业正常淘汰，中国现在的优势也会慢慢消失。感谢各位收看第一千零六十七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我们周五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