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书谈起：为何关注以伊冲突？

最近，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升级，引发了广泛关注。我过去对中东事务并不热心，主要是因为一些媒体在报道时存在偏向性，对以色列在中东制造的人道主义危机大肆渲染，却对自己国家民众的事务遮遮掩掩，这让我感到反感。

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会突然想聊以伊战争呢？去年，我读了一本名为《先发制人：以色列暗杀行动秘史》的书，作者是以色列著名调查记者罗南·伯格曼。这本书恰好详细讲述了以色列多年来为阻止伊朗核计划而采取的一系列秘密行动，以及前摩萨德（Mossad: 以色列国家情报机构，以高效的情报搜集和秘密行动闻名）局长梅厄·达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此问题上的深刻分歧。读完这本书后，我一直在思考以色列是否会轰炸伊朗。没想到，今年这个故事竟然有了续集，让我有种见证历史的感觉。

因此，今天我们将结合这本书，探讨几个核心问题：以色列为何能发展出历史上最强大的特务机构？他们对待敌人的核心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坚持“先发制人”？以及在当前这个节骨眼上，以色列为何与伊朗爆发冲突，他们最终能否得到想要的结果？

“先发制人”：以色列情报行动的核心思想

“先发制人”这个词，取自犹太教经典**《塔木德》**（Talmud: 犹太教中仅次于《圣经》的权威文献，是犹太律法、传统和伦理的论述汇编）中的一句话：“若有人欲杀你，先起而杀之。”这句箴言成为了以色列情报界的核心指导原则。

暗杀并非以色列的发明，但自二战以来，以色列执行的暗杀行动数量远超任何西方国家。这种对暗杀手段的依赖并非偶然。以色列幅员狭小，自建国前后一直面临着被伊斯兰国家摧毁的生存威胁，加上阿拉伯恐怖主义的长期存在，使得以色列人始终处于一种被消灭的危机感之中。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更让他们深刻意识到，一旦国家有难，将不会有任何国家伸出援手。因此，要想生存，唯有依靠自己，并且必须先发制人。

正是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促使以色列建立了一支高效的军队和世界顶尖的情报网，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劲、最高效的暗杀机器——摩萨德。这种暗杀行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 指针对特定个人，通常是敌对组织的领导者或关键成员，进行的精确军事打击或暗杀行动）。《先发制人》这本书，可以说是目前市面上对以色列“定点清除”行动披露得最详细、最全面的一部著作。书中详细讲述了摩萨德如何策划、批准并执行暗杀，包括绑架纳粹高官艾希曼、刺杀巴勒斯坦抵抗组织领导人、与黎巴嫩真主党缠斗以及刺杀哈马斯高层等经典案例。

铁血复兴者达甘：针对伊朗核科学家的暗杀行动

由于本期节目主要讨论以伊战争，我将重点讲述与伊朗相关的部分。2002年，超级特工出身的梅厄·达甘被前总理沙龙任命为摩萨德局长，他的任务就是放手干掉恐怖分子，而这正中达甘下怀。他迅速将摩萨德从一个相对松散、沾染官僚习气的机构，重塑为以暗杀、间谍和破坏行动闻名的全球化暗杀机器，因此被称为“摩萨德的铁血复兴者”。

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该政权一直在秘密研究核武器，并始终将以色列视为头号大敌，时常叫嚣要消灭以色列。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以色列必然会想方设法阻止伊朗的核计划。达甘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确认伊朗最重要的核科学家和导弹专家，锁定他们的位置，然后将他们清除。

于是，摩萨德开始行动，将15名伊朗关键研究人员的名字写入了“死亡笔记”，这些人大多是负责武器开发爆炸装置的成员。一场堪比《碟中谍》的清除行动就此展开：当目标人物开车上班时，摩萨德特工在拥挤的德黑兰街头骑摩托车靠近目标车辆，迅速将磁性炸弹吸附在车门上，几秒后远程引爆，然后扬长而去。通过这种方式，15个目标中就有6人被清除，其中还包括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伊朗武装力量的一支，负责捍卫国家的伊斯兰体系）的将军，他在总部与17名部下一起被炸死。

这些暗杀行动效果显著，甚至产生了一些额外效应。伊朗的激进阵线一夜之间人人自危，每个人都怀疑以色列特工是否已经渗透到他们中间。伊朗方面开始大力进行内部审查，并对从黑市购买的核项目设备和材料产生怀疑，担心已被以色列人动过手脚，于是反复检查。许多科学家更是因此感到恐惧，要求转去从事民用项目。

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因为以色列在选取暗杀对象时非常考究。为了最大化恐惧效应，摩萨德选择的目标不一定是核计划中地位最高的人，而是那些一旦被清除，能在其同级别同事中引发最大范围不安的人。例如，在纳坦兹铀浓缩设施工作的化学工程师穆斯塔法·艾哈迈迪-罗尚。2012年1月12日，一名摩萨德特工用同样的手法，将一枚磁性吸附炸弹贴在他的车上，当场将其炸死。神奇的是，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他的妻子却毫发无伤，足见“定点清除”的精准度。

在一段时间内，伊朗的核计划因此陷入了停滞。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包括摩萨德内部一直存在对“定点清除”行动的道德风险质疑，但所有的质疑声都被压了下去。从最近的加沙人道主义危机也能看出，以色列人在这方面似乎从不内耗，他们从国际舞台上遭受的谴责越多，内部反而越团结，爱国主义情绪也越高涨。

暗杀还是战争？达甘与内塔尼亚胡的战略分歧

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定点清除”行动也有失手的时候。2010年的迪拜暗杀事件就让时任摩萨德局长达甘陷入舆论风波，并间接导致他下台。当年，达甘派出一支由27名摩萨德特工组成的攻击小组前往迪拜，铲除了哈马斯的一名高级官员。他们在酒店房间里给目标注射了麻痹性药物，并在尸体被发现前成功离开迪拜。

但他们忽略了迪拜无处不在的摄像头。特工们刚离开，全世界就看到了他们面部的视频片段和完整的行动轨迹，其中还包含一些笨拙的反侦察动作，比如一名特工进洗手间时是秃头，出来时却有了一头茂密的秀发。国际刑警组织很快对这27名特工下达了逮捕令，一些与以色列友好的国家也因以色列特工伪造其护照而表示强烈谴责。

此事让时任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 以色列政坛的强硬派代表人物，多次出任总理）大发雷霆，他与达甘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内塔尼亚胡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仅靠暗杀已无法有效拖延伊朗核计划，必须“加码”。他承认达甘策划的暗杀在短期内起到了作用，但从长远看，并未彻底终结伊朗拥有核武器的野心。相反，制造的恐怖效应反而加强了伊朗实现核计划的决心和对科学家的保护。因此，他认为只有采取更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即一场战争，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然而，达甘强烈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内塔尼亚胡疯了。他指出：“如果以色列出击，那么哈梅内伊（Ali Khamenei: 伊朗的最高领袖，拥有国内最高的政治和宗教权力）会感谢真主。这会让伊朗人民团结起来支持核项目，并让哈梅内伊可以宣称，必须拥有原子弹来保卫伊朗免受以色列侵略。”在达甘看来，伊朗人虽然也痛恨自己的神权政府，但当以色列的导弹落在头上时，他们会很快感受到导弹带来的恐惧远胜于政府。暗杀虽有伤及无辜的风险，但远小于大规模军事行动。一旦战争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即使伊朗政权倒台，伊朗人仍可能继续与以色列为敌，以色列并没有减少一个敌人。因此，达甘坚持认为用“定点清除”的方式来阻止伊朗已经足够。

尽管双方的观点听起来都有道理，但内塔尼亚胡毕竟是总理。2011年，达甘被迫退休。伯格曼在书中生动地描绘了两人的冲突：达甘希望通过“定点清除”永远拖延伊朗，而内塔尼亚胡则想通过战争一劳永逸。一个像无情的杀手头目，另一个则是惯用安全危机谋取政治资本的强硬派，他们思维方式的差异颇具玩味。

赢得战斗，输掉和平？“先发制人”战略的反思

本质上，内塔尼亚胡和达甘都是“先发制人”逻辑的拥护者。他们都认为伊朗的核计划对以色列构成巨大的生存威胁，并同意使用暴力手段遏制。分歧仅在于是否要将冲突升级到全面战争。

那么，谁的观点更有道理呢？我们知道，当前的伊朗政权一直在暗中支持包括哈马斯在内的伊斯兰恐怖组织，黎巴嫩真主党甚至是由其一手扶植的。因此，伊朗拥有核武器，几乎等同于所有伊斯兰恐怖分子都拥有了核武器，这对全世界的安全都是巨大威胁。从这一点上看，以色列阻止伊朗拥核的行动本身，可以说是在为世界安全做贡献。

但问题在于，用什么方式去阻止？这就像二战时，大家对消灭纳粹没有异议，但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行动必须确保不会在对方心中埋下仇恨的种子，避免纳粹卷土重来，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因此，英美在德国制造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和美国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不好的方式，容易让战败国感受到耻辱与仇恨，从而助长极右翼势力，对未来和平构成威胁。

以色列一贯打击敌人的方式就是“先发制人”，这是否是一种好的方式？它能否确保敌人不再卷土重来，以实现真正的和平？这正是《先发制人》这本书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伯格曼揭示了以色列几十年来对“定点清除”模式的极致化运用，其核心逻辑是用最小的可控暴力，干掉最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从而让整个敌对计划瘫痪。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成本低、可否认性高，且很少引发全面战争，适合长期秘密逐个击破。

凭借这种方式，以色列确实在某些历史时期成功挫败了恐怖组织的计划，并使其内部始终处于恐惧和分裂状态，为以色列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因此，从赢得战斗的角度来看，伯格曼肯定了“定点清除”计划和“先发制人”的思路。他认为，在以色列恶劣的地缘环境中，这种方法或许是别无选择。他甚至说：“如果我是总理，我肯定也会批准这样的行动。”

但同时，他也看到了这种方式带来的后果。这些杀戮行为往往是秘密决策，监督极其有限，行动常常演变成越权滥用甚至误杀。恐怖组织虽被削弱，却从未被根除，反而不断出现新一代头目，导致以色列从未获得真正的和平。如果这种“先发制人”的方式继续升级，演变成真正的军事行动，那么以色列要付出的政治和道德代价，以及承受的副作用，也必然会更多。

结语：知识分子的反思与和平的希望

如今的情况恰恰如此。当暗杀已经无法有效阻止离心机、铀浓缩设施和地下实验室的持续运转时，物理空袭就成了不得不使用的直接选项。所以这次，以色列不仅“定点清除”了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和顶尖核科学家，还直接对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发起了空袭。这正是暗杀力度不够后，不得不走向公开军事打击的“加码升级版”的先发制人。

伯格曼作为一名以色列知识分子，对这种方式带来的后果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发现，以色列虽然擅长用“先发制人”赢得一场场战斗，却从未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赢得和平。事实也确实如此。以色列大概率会赢得这场与伊朗的战斗，但中东的和平却依旧遥遥无期。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知识分子只会纸上谈兵，有本事想出更好的方法来。但在我看来，这属于转移焦点的抬杠。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没能直接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就剥夺他质疑和反思的权利。而且，我认为这种反思非常有意义，像伯格曼这样的人越多，中东的和平才越有希望。

有趣的是，截至目前，伊朗民众似乎并没有因为以色列的轰炸而团结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边。相反，有传言称哈梅内伊因健康问题将权力移交给了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