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梁军健，我在大学教书，也是一名纪录片导演。今天我想带来一部纪录电影：《风起前的蒲公英》。

1. 初见蒲公英：生机勃勃的起点

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经政府批准的、专门为外来务工子女开设的初中。2017年4月，我第一次来到这所中学。学校外面的马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周围三四个村子里住着五六万在北京各行业工作的人。每到早上七八点，马路上挤满了人群，大家要坐公交车、换乘地铁或其他公交车辆，去往城市的各个角落开始一天的工作。

跨过这条马路，我们就来到了蒲公英中学。中学是由老三余村的一所废弃厂房修改而成。给我最深刻的第一印象，是叶磊蕾老师带着同学们在墙上画的各种壁画，特别是第二个跨院里，一面墙画着一只巨大的蒲公英，充满生机。这种生机勃勃正是蒲公英中学给我的第一印象。

去学校之前，我的师兄向我推荐了蒲公英合唱团。他告诉我，合唱团里几乎所有人小学都没上过音乐课，甚至不知道音乐老师是谁。但经过初中一两年的训练，他们能唱得很好，可以和专业合唱团队同台竞技，甚至拿过全国赛事的第二名。合唱团的指导老师是袁老师，他在这所学校教了十多年音乐。

合唱团的孩子们经常流动，初二、初三时就因要回原籍准备中考而离开北京。校长告诉我，每到这时，袁老师总会特别伤心。早几年，孩子们离开时他都会难过流泪。但认识袁老师后，他是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人，大概因为待得久了，见得多了。他是一位给孩子提供稳定支持的音乐老师。

这样的选题，让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也许是一个底层逆袭的励志叙事：一群小学连音乐老师是谁都不知道的孩子，借助音乐实现人生梦想，证明自身价值。

2017年夏天，我得知学校将在年底搬迁到新建校舍。我决定立刻在2017年9月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无论是否准备好。我想学校搬迁不仅是每个孩子经历的一次动荡，也是给这座城市留下一份独特的笔记。

2. 镜头下的现实：梦想与成长的交织

开始拍摄后，校园依然是我最初印象中的那个充满生机勃勃、大家大喊大叫的地方。这是一个拍摄的早晨，孩子们在吃早饭。那天男孩子们讨论最热烈的话题是：什么样的豆浆最甜？画面中光头小男孩叫全宇飞，他的理论是第二轮豆浆最甜，因为他觉得师傅做第二次豆浆时会多放点糖。

全宇飞是第一个跃入我们镜头的小男孩。他学习成绩特别好，我们跟着老师家访时，看到他小学时获得的第一名、第二名奖状贴满一面墙。他对一切陌生的事情都十分感兴趣。在蒲公英中学，他除了参加合唱团，还参加了摇滚乐队，演过音乐剧。周末，他脖子挂着蓝色北京公交卡，满城市地转悠。提到去哪里，他不假思思地告诉我们怎么坐车、换乘。从他身上，我们感受到，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每个人的头脑中有一幅完全不一样的城市地图。他们对这座城市有自己的感受。

跟着孩子们坐大巴车去参加演出时，他们也经常讨论车窗外的城市景观。一次经过西二环，一个男孩认出是他父亲以前工作的地方，高兴地告诉同伴。还有一次，孩子们坐车经过东四环，只有全宇飞认出了远处的高楼大厦是CBD。旁边小女孩嘟囔着，为什么高楼大厦旁还有破烂的平房？

和独来独往的全宇飞不同，张展豪是个孩子王。我们进入拍摄时，他是初二学生。他特别懂事。我记得有一场感人的戏：他父亲周五下午开车接他放学回家，爷俩在路边摊吃晚饭，张展豪拿起豆皮卷了金酱肉丝递给父亲。张展豪教室顶上贴满了纸飞机，每个飞机上都写着对未来的梦想。张展豪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但他在这句话上划了一条横线，也许是他意识到未来总有一天要回到老家，继续初中、高中学习。在我们拍摄的第一年结束时，张展豪如他所料，初二结束后回到了河北一座县城初中，准备参加当地中考。他是正片里第一个离开合唱团的人。

女孩叫王璐瑶。整个初一她都默默无闻，唱歌声音小小的，唱完就走，也不怎么说话。但初二开学排练时，袁老师只弹了几个音，她就能把整首曲子唱下来。袁老师鼓励她：“你唱得这么好，所有音调都在点子上。一定要大声一点，我指望你未来在第二声部撑起一片天。”之后，王璐瑶好像真的变得非常放开。

冯晓云是我们拍摄第二年才入学初一的小女孩。她给我们的最深刻印象是惊人的音乐天赋。初一时，袁老师做音乐测试，王璐瑶和其他孩子在旁边看。大多数时候，女孩们会窃窃私语，讨论新进来的女孩唱得怎么样。但轮到冯晓云唱时，全场安静了。袁老师听着她唱，脸上笑得像一朵绽放的花。我们可以听一小段：“气氛开始有一点尴尬，你面对笑竟如此融洽，我情不自禁，反而为你牵挂。什么时代早已经不想回家？”冯晓云是这一年里第一个唱出High C的女孩，特别不简单，令人眼前一亮。

在两年拍摄周期里，我们一共拍了十几个孩子和家庭的故事。最终我们选择了这四个孩子，以他们依次离开合唱团的过程来展示影片对成长的思考。

随着拍摄深入，故事更复杂的一面逐渐显露。首先，这些孩子们唱得并不像我一开始预料的那么好。大多数时候，大家声音都在“打架”，经常出现配合问题。教室里常常闹哄哄的，袁老师要花很多时间维持秩序。男孩们到了初二开始进入变声期。我们拍摄第二年时，袁老师开始劝剩下的七八名男生离开队伍，想把合唱团改组成纯女生合唱团。

简短告别后，其他男生都走了，只有全宇飞似乎还想留下来。那个学期开始排练《北京欢迎你》时，全宇飞非常投入，认真琢磨曲谱，甚至发现曲谱中的一处错误。我们当时感觉特别美好：这样一个初一整年都跳皮捣蛋的小男孩，终于开始感受到音乐的美好，尝试融入合唱团，琢磨音符和配合。但正是这次合唱团改组，让全宇飞在合唱团的生涯戛然而止。最后两三周，他每次排练都偷偷溜到教室里。我们看着他默默支着下巴听女孩们唱歌，有时扒拉窗户弄出动静。对于一个12、13岁的小男孩，他可能很想和老师争取，说出心里的期望，却不知如何表达。两三周后，他还是离开了合唱团。

全宇飞身上展现了什么样的故事？当一个少年面对期望落空、希望破灭时，他该如何对待？后来我们发现，如何对待希望破灭，几乎发生在每个孩子身上。

王璐瑶，那位内向的女孩，其实也很要强。初一时，数学卷子，她会小心翼翼用橡皮擦掉分数。初二时，冯晓云表现惊人，她留了下来。她问袁老师：“我们这一届唱得好，还是新一届唱得好？”袁老师选团长，冯晓云高高举手。她当团长后，袁老师不在时，就主动带大家练习谱子。合唱团在初二上半学期构成了王璐瑶个人价值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年秋天，他们在一个慈善晚宴上演出，台下坐着黄晓明。唱完后，王璐瑶冲出去，跨过黄晓明的经纪人，拉住他的手说：“你愿不愿意和我们的孩子们、我的同学们一起合唱？”黄晓明高兴地与孩子们合了影。王璐瑶满脸通红地跑去找袁老师说：“我太自豪了！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事，我太高兴了！”

但这样一个对合唱团充满价值感、很投入的孩子，也不得不在初二学期结束时离开。和大多数蒲公英的孩子一样，他们面临初二或初三回到原籍准备中考。王璐瑶的哥哥在外地上大学，妈妈工作到很晚，生活多由父亲照料。每周五下午，父亲开着破旧面包车拉她回家，给她做饭，看她写功课。一次放学路上，王璐瑶试探问：“爸爸，我以后专门学音乐怎么样？”她爸爸说：“我们就是普通人家，不认识谁，我怕你走这条路吃亏。家里不希望你考多好的学校，能上一所普通大学，毕业后有份稳定工作就是最重要的。”排练时，王璐瑶还和袁老师哭了一场，说：“我一定不会离开的，我想继续唱歌。我还会好好把成绩提上去，让爸爸安心、满意。”但到了那年秋季学期结束，她还是像其他孩子一样离开了合唱团。

冯晓云的故事则完全不同。第一次见到她父亲，是陪袁老师家访。大部分时间他板着脸，不好打交道。当袁老师问学校有什么期望或要求时，他父亲突然露出温柔笑容，说：“我觉得你们这个节目特别好，能让孩子们唱歌。”他不好意思地说，印象中的歌手只有那英、刘欢等老一代歌手。

秋季学期快结束时，学校邀请家长参加家长会，读孩子们写给父母的信。镜头对着冯晓云的爸爸，看他读信非常动容。信合上后，他拉着女儿手说：“小云啊，我觉得你这半年长大多了，光从这封信就能看出来。”小云高兴地问：“爸爸，你愿意支持我的音乐梦想吗？”他脱口而出：“那我们肯定支持你，你只要学好，做什么爸爸妈妈都支持你。”

到这里，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故事。小云有极好的音乐天赋，袁老师充分训练，家庭也支持。那年冬天，她爸爸开车送冯晓云去那所专业音乐学校参加考试。若通过，接下来两年多她会一边在蒲公英中学学文化课，一边在这所音乐学校学专业。

但最终冯晓云没有通过考试。不是因为她唱得不好或专业不够，而是因为一项“社会性规则”。具体原因大家可从片中看。我想每个人对这种社会规则和社会筛选都有自己的态度。但对一个孩子来说，在未准备好时经历残酷过程和失望，是令人心酸的。

冯晓云得知消息是从老师短信。当时她正准备和父母吃饭，努力控制情绪，只说了三个字：“落选了。”父母没敢多问。后来小云对着镜头说：“没心情吃饭。”像冯晓云、王璐瑶、全宇飞，他们都面临梦想、希望的破灭。打碎之后，他们该如何面对？

我们看到整整一个春天，冯晓云都情绪低落。袁老师努力找她聊天，课后鼓励她弹琴唱歌，希望她走出情绪。到2019年9月，拍摄即将完成时，我们又去了一次合唱团排练教室。那天没看到冯晓云。袁老师抱怨：“初二的孩子怎么才来一个，好像前几届的事又要发生。”但就在合唱团开始排练时，小云突然从后门闪了进来。镜头正好对着准备排练的同学们。她突然进来，看到镜头，似乎也发现了我们，露出特别开心的笑容。我们当时在现场也特别高兴，看到她的笑容，看到她又回到了合唱团。我们觉得她应该走过那个坎了。

四年后，影片剪辑完成，我们给每个主要拍摄对象放映。没想到，冯晓云从放映厅出来对我的第一句话是：“我突然觉得我特别理解王璐瑶的爸爸。”因为王璐瑶爸爸担心的那些事，恰恰发生在冯晓云身上。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过去，很难说。可能生命中的挫折和不愉快，需要很长时间去不断理解和品味。

3. 穿越时间的视角：纪录的力量

2019年拍摄完成，我们面前有800多小时素材。如何剪辑，是接下来四年困扰我们的事。首先，确实没有“逆袭”的故事。孩子们展现的是与我们预想完全不同的故事情节。这是一个我之前没怎么经历过的拍摄场景：每当我们熟悉一个孩子，他就恰恰离开了镜头，转学了，不见了。我记得第一个转学的拍摄对象叫史田宇，他和张展豪同年级，拍摄时是初二。刚拍时，他是合唱团团长，唱得特别好，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非常可爱。他爸爸是优秀的装修工人，我们还随他去北京各地拍摄过他爸爸的装修工作。但开始拍摄两三个月后，史田宇就转学回了老家淮安。

我们认识了很多孩子们的父母，我也很有感慨。他们多是在90年代末、00年代初来到这座城市。那时北京刚申奥成功，城市飞速发展、建设。我想，他们的父辈、爸爸妈妈是一代特别值得尊重的人。他们没有受过特别好的教育，但靠智慧和辛劳在这座城市扎根，生养子女，努力提供最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所以，来到这里的孩子们，绝大多数出生在北京。在初二、初三转学前，他们很少在老家生活过。他们是被社会学定义的“流动儿童”，这是一个常见标签，也是很多人关怀的社会议体。

但随着拍摄，我们觉得标签之下是一个个孩子自己的世界，他们生动鲜活的青春、少年时代。他们关心的事情和我们关心的事情好像不太一样。

记得影片第一次外出演出时，袁老师反复提醒：“饱吹恶唱，大家一定不要吃太多。”结果孩子们没吃很多，但喝了好多碳酸饮料，唱歌时“慌枪走板”，演出不成功。但大家仍然很快乐。那天晚上坐大巴车回校已是午夜，他们一路唱着流行歌，女孩间互相讲着童话。

他们珍惜生活中各种外出的机会、表演的机会。他们会细致体会每一碗豆浆是否甜，和老校区花草树木一起成长。

最终，我们决定专注讲述和呈现孩子们与音乐相伴成长的故事，展现他们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度过挫折、看待困难。片子里每个孩子几乎都哭过，有嚎啕大哭的（如全宇飞），也有默默流泪的（如王璐瑶），但悲伤情绪没一直缠绕着他们。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拍摄排练，一个小女孩一开始情绪特别不好。那天她告诉袁老师，住的房子不让继续住了，但不知住哪里。听到消息时，我感同身受，也理解孩子的不开心。她离开家时，父母正在打包找下个住处，下周五不知会去哪个新家。设身处地想，这该是多么焦虑、让人放不下的事。但那天下午，我们看着这个小女孩和大家一起唱歌，面容逐渐平和下来。我想这就是孩子们身上独有的力量。他们又哭又笑，有时没心没肺，前半小时还在哭，转脸就和大家打闹。

这种苦乐参半的生活，不仅属于合唱团的孩子们，也属于我们每个人。我们生活中都会有不开心和敞怀大笑的时候。孩子们对待生活中悲喜苦乐的方式，特别让人动容，也教育了我们拍摄者。我们希望能把拍摄中的体验、细节、生活片段，用纪录电影呈现给更多人。

2019年拍摄完成，我们与这些孩子们还保持联系。这十多个孩子现在已大二大三，有的在不错学校学喜爱专业。有的已在上海、北京等城市准备找工作。我们的四个拍摄对象都没有从事音乐相关专业，但他们有这样一段合唱团的生命历程，一定是特别难忘的。

蒲公英中学也发生很大变化，近年来有了新发展，并入了一所小学。袁老师很高兴，因为他可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教孩子们唱歌，不必再担心刚教会的孩子一两年后就转学走。学校里的学生们依然热爱音乐，袁老师的合唱团仍是最受欢迎的课外活动之一。

其实在2018年底，学校搬到新校区后，老校区房子已开始拆除。后来我在房顶望向老校区，已是一片城市绿地，空空荡荡。以前附近几个村子几万居民，不知他们会在哪里生活。我们4、5年前拍摄的场景，就像做梦一样，似乎没有发生过。

但我想这正是纪录片的力量。它不受时间限制，帮我们记下人生中的片段、泪水和欢笑。隔一段时间再看，可能有不同感受。这也许就是纪录片对我们最重要的意义。

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