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帝国的内外危机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将继续讲述史蒂文·科恩的故事。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回顾了史蒂文·科恩的前传与SAC资本（SAC Capital: 史蒂文·科恩创立的对冲基金，以其激进的交易策略和对信息的高度渴求而闻名）的创业史。我们看到一个出身平平、心中怀揣怨恨的少年，如何凭着野兽般的交易直觉和不惜一切代价的狠劲，在华尔街的丛林中杀出一条血路，最终建立了价值百亿美金的金融帝国。

一直关注我们系列的朋友应该都记得，科恩的帝国建立在几个核心支柱上：对风险的铁腕管理、对信息的极致渴求，以及一种“我才是规则”的绝对自信。到上期节目结尾，他已经完成了转型，开始招募“杀手排”，系统化地追逐信息优势。此刻的他看起来坚不可摧，宛如一座无法攻破的堡垒。然而，任何坚固的堡垒，其毁灭的种子往往都源于两个地方：外部持续的攻击和内部不可避免的腐烂。

今天这一期，我们将看到当科恩的帝国达到顶峰时，来自外部的复仇者是如何开始集结的；而在帝国的内部，那些被他招募来的“杀手们”又是如何将对信息优势的追求，演变成一场赤裸裸的犯罪。这是SAC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整个故事真正的高潮。

如果说上一期节目我们的视角主要是在SAC内部，看它是如何建立、如何运作、如何赚钱的，那么从今天这期节目开始，我们就要把镜头拉出来，转向那些站在SAC对立面的人。我们将第一次从猎物的视角，而不是猎人的视角来看待SAC。我们将看到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如何被SAC及其同盟们逼到濒临崩溃的；我们将看到一个被抛弃的前妻是如何在15年的怨恨之后，决定拿起电话成为吹哨人（Whistleblower: 指揭露组织内部不法、不道德或非法行为的个人）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将看到一个百折不挠的律师是如何通过两次看似不相关的民事诉讼，意外地成为了FBI的首席战术指导。他为BJ康和整个调查团队绘制出一幅前所未有的关于对冲基金内幕交易商业模式的完整作战地图。

这期节目将把之前所有零散的点全部串联成一条清晰的线。我们将明白为什么FBI的最终目标会从华尔街上无数“坏蛋”中，精准地锁定到史蒂文·科恩一个人身上，因为他们开始相信，科恩可能不是在玩这个游戏，他就是这个游戏的系统本身。

外部复仇者的集结：律师迈克尔·鲍与Biovail案

故事的第一个复仇者名叫迈克尔·鲍（Michael Baer），他是一家擅长商业诉讼的律所的合伙人，一个拥有爱尔兰血统、看起来就像年轻时没少打过架的硬汉。2004年，加拿大一家制药公司Biovail的CEO尤金·梅尔尼克（Eugene Melnyk）找到了鲍。梅尔尼克快疯了，他坚信SAC资本正在联合一群空头基金（Short-selling fund: 一种通过卖出不属于自己的股票，并在股价下跌后以更低价格买回获利的投资策略）恶意散播关于他公司会计欺诈的谣言，目的就是为了打压股价，然后通过做空来获利。

一开始，鲍对此也保持怀疑态度。SAC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几乎是陌生的，他无法想象一个私人投资基金怎么能够把一个亿万富翁CEO吓成这样。但是当他开始调查后，他被震惊了。他在《商业周刊》上读到了一篇2003年的报道，标题是“华尔街你从未听说过的最强交易员”。文章把科恩描绘成一个每年要支付超过1.5亿美金交易佣金，以换取比别人更早获得信息的神秘人物，就像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 美国著名的企业家、飞行家和电影制片人，曾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和最具话题性的人物之一，后转向极端隐居）一样神秘。

鲍开始对科恩进行监视，发现他身边总是围绕着保镖。2006年2月，Biovail正式起诉SAC，指控他们操纵股价。一个月后，一个爆炸性事件让这场官司举世瞩目。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节目CBS《60分钟》（CBS 60 Minutes: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一档深度新闻调查节目，以其专题报道和采访著称）推出了一期专题报道，深度剖析了Biovail的案件，并且把矛头直指SAC。由于科恩极度重视隐私，CBS甚至找不到一张他公开的照片，最后只能播放鲍的调查员在拉斯维加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后偷拍到的一段科恩走向汽车的模糊视频。一夜之间，这个一直隐藏在幕后的华尔街幽灵第一次被强行拉到了聚光灯下。

前妻的复仇：帕特里夏·科恩的举报

就在《60分钟》播出的那个晚上，距离CBS演播室几英里外的一个公寓里，一个女人正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死死地盯着电视屏幕。当她看到关于自己前夫史蒂文·科恩的揭露报道时，她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人就是科恩的第一任妻子帕特里夏（Patricia）。自从他们1990年离婚后，帕特里夏一直对于离婚协议感到不满。她只拿到了100万美金的现金、一套曼哈顿的公寓和子女的抚养权，而她想象着科恩当时已经赚了数千万美金。后来她花光了钱，生活陷入了困境，不得不每月依靠科恩的现任妻子开出的支票来支付公寓的管理费。

看完《60分钟》后，一个念头在她脑海中升起：有没有可能科恩在离婚时对他隐瞒了资产，欺骗了他？她回想起1986年，科恩因为RCA（RCA: 美国一家历史悠久的电子公司，曾因内幕交易丑闻被调查）内幕交易被SEC调查时，每晚都在她肩上哭泣，害怕自己会进监狱的样子。第二天，帕特里夏拿起了电话，拨通了迈克尔·鲍所在律所的电话。

当鲍接到这个电话时，他立即坐直了身子。电话那头女人说：“我叫帕特里夏，我曾经是史蒂文·科恩的妻子，我有一些信息可能对你很重要。”在后来的会面中，帕特里夏向鲍证实，科恩曾经私下向她承认他在RCA交易中确实收到了内幕消息。几个月后，尽管鲍警告过他，和FBI打交道就像把脖子伸进电锯里一样危险，帕特里夏还是联系了一个人。她给鲍打去电话，说：“我刚刚和一个FBI探员开了一个很长的会。”鲍问：“谁？”她回答：“他叫BJ康。”

律师的战术指导：FBI的作战地图

就在处理Biovail案子的同时，鲍接到另一个电话，是来自于一家加拿大保险公司Fairfax（Fairfax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一家总部位于加拿大的保险和金融服务公司）。他们也声称遭到了以SAC为首的一群对冲基金恶意做空和谣言攻击。这两起案件让鲍成为全世界最了解SAC运作模式的外部专家，而这些知识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因为Fairfax的案子，鲍和正在调查此案的检察官海伦·坎特韦尔（Helen Cantwell）以及FBI探员BJ康见了面。4个月后，康再次给鲍打电话，这次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求知欲。他问鲍能否可以来FBI办公室，给他们详细讲讲他所发现的对冲基金的内幕交易商业模式。在接下来长达4个小时的会议中，鲍为康和FBI上了一堂价值连城的课。

他指出，随着监管机构对于大投行的研究部门进行改革，信息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对冲基金利用他们支付的巨额交易佣金，发展出一套系统性的腐败模式，主要通过三个渠道：

1. 施压大投行：要求券商在发布研究报告或者评级变动前，第一个电话打给他们，以获得时间差优势。
2. 操纵小型研究机构：与一些独立的、合规性差的小型研究公司合谋，让他们发布针对性的负面报告，配合自己的仓位做空。
3. 利用专家网络：通过像GLG（Gerson Lehrman Group: 领先的专家网络公司，连接投资者与各行业专家进行咨询）这样的专家网络公司，以每小时上千美金的价格，直接从上市公司内部的医生、工程师、中层管理人员那边购买咨询，而这些咨询很容易就越界，变成直接的内幕信息泄露。

鲍这番话对于康来说，就像学一门新的语言。他终于明白了他们要对付的可能不是零星的犯罪，而是一个设计精密的、系统化的犯罪机器。鲍最后说了一句让他印象深刻的话：“这就像在里克的赌场（Rick's Casino: 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虚构地点，象征着一个充满不公正和道德模糊的场所）赌博，如果你开始掀开石头下面寻找，尤其是SAC周围，你就一定会找到东西的。”鲍的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呢？现在让我们潜入SAC内部，去看看真实发生的故事。

内部腐烂的开始：信息分享圈与“搏击俱乐部”

还记得第二期里头提到那个“杀手排”的科技股交易员理查德·格罗丁（Richard Grodin）吗？2004年他离职后，他的投资组合有一个叫做迈克尔·斯坦伯格（Michael Steinberg）的人接管了。斯坦伯格随后雇佣了一名叫做乔恩·霍瓦斯（Jon Horvath）的分析师，专门负责分析戴尔（Dell）、苹果（Apple）、英特尔（Intel）等科技公司。霍瓦斯入职之后不久，在一次对数据存储公司Netapp（NetApp: 美国一家数据管理和存储解决方案公司）的投资上判断失误，导致斯坦伯格的投资组合亏损了200万美金。

斯坦伯格被激怒了。几天后他把霍瓦斯叫到一边，对他说了一段足以改变霍瓦斯职业生涯的话。他语速缓慢，充满压迫感地说道：“我自己就能做日内交易赚钱，我不需要你来帮我做这个。我需要你做的是去出去给我搞些劲爆的、专有的信息，我们可以用这些信息在这些股票上赚钱。”他停顿了一下，死死地盯着霍瓦斯，确保他听懂了。他接着说：“你需要和你的线人、公司内部的人、银行家、顾问谈，利用你的人脉网络去获取那些信息。”对于霍瓦斯来说，老板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他要的就是内幕信息，一种能够保证赚钱的东西。

在老板的巨大压力下，霍瓦斯为了保住这份年薪百万、几年就能实现财富自由的工作，开始寻找捷径。他想到了他的一个朋友杰西·托托拉（Jesse Tortora）。托托拉当时在另一家对冲基金Diamondback Capital（Diamondback Capital: 一家曾涉嫌内幕交易的对冲基金公司）工作。他本能地感觉到在对冲基金里你需要内幕信息才能够赚钱，但是一个人的能量有限。于是他想出来一个主意：组建一个由几个信得过、在不同基金公司工作的朋友组成的信息分享圈，大家互相交换各自找到的情报，搞成一个情报黑市。

霍瓦斯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托托拉在介绍成员的开场邮件中，还引用了电影**《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 一部1999年上映的美国电影，以其反主流文化主题和出人意料的结局而闻名）的台词：“关于这个邮件列表的第一条规则是：根本就没有这个邮件列表。”他向成员们保证：“享受吧，你们的业绩现在会提升100%，你们的老板会爱死你们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完美地印证了迈克尔·鲍对FBI说的对冲基金行业的系统性腐败？它不是在单打独斗，而是一个互相协作的网络。斯坦伯格向霍瓦斯施压，霍瓦斯就去托托拉的“搏击俱乐部”里头寻找“弹药”。压力和需求就这样自上而下地传导，催生出一个高效的犯罪生态网络。

核心罪行：马托马与吉尔曼博士的“感情围猎”

现在我们将视线转向SAC内部一条更重要也更黑暗的故事线。还记得我们在第二期结尾提到那个被SAC精英部队CR intrinsics招募的生物技术专家马修·马托马（Mathew Martoma）吗？马托马的目标是攻克阿尔兹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 一种进行性发展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主要表现为记忆力减退和认知功能障碍）药物的投资。为了获得别人没有的优势，他通过专家网络公司GLG，找到了这个领域的泰山北斗西德尼·吉尔曼（Sidney Gilman）博士。

吉尔曼博士当时是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学系主任，一个备受尊敬、将一生奉献给医学研究的科学家。但是光环之下，他的人生充满了悲剧。他出身贫寒，父亲在他10多岁的时候离家出走；他的大儿子杰夫（Jeff）因为他无法接受其同性恋身份而与他疏远，最终自杀身亡，这成为他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之后他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和幸存的小儿子托德（Todd）关系也同样不和睦。巨大的悲痛让他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工作中，一周七天都泡在实验室里。从2001年开始，他接受GLG邀请，成为一位付费顾问。这份工作让他感到愉快，能够和不同领域的人交流，满足他的自尊心，而且报酬丰厚，半个小时的电话就能够赚到1,000美金。他很快就开始每年赚取10万美金的咨询费，过上了一种连他自己科学界的同事都不知道的秘密生活。

当马托马开始接触吉尔曼博士时，他展现出惊人的情商和操控技巧。他没有一上来就索要信息，而是花了大量时间与这位年长的医生建立起一种超越商业关系的友谊。他们经常通电话，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在医学会议上见面时，马托马会带着他的医生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一副家庭美满的样子。他会向吉尔曼倾诉自己为人夫、为人父的烦恼和挑战，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需要人生导师引导的年轻人形象。这一切精准地击中了吉尔曼博士内心最柔软也最脆弱的地方。书里头写道，吉尔曼真诚的，甚至有些莫名其妙的开始关心马托马的幸福，他希望马托马成功，并且感觉自己对他的成功负有责任。最致命的是，马托马让他想起了他那个已经自杀的、让他抱憾终生的儿子杰夫。而马托马则顺势将吉尔曼视为父亲般的人物。

在这场精心编制的感情围猎中，当马托马开始将话题从公开信息逐渐推向那些被明确禁止讨论的禁区时，吉尔曼发现自己几乎无法拒绝了。马托马开始反复追问吉尔曼担任主席的一项关键药物实验的副作用情况，而这是绝对的机密。在一次又一次的推拉和试探后，吉尔曼的防线终于崩溃了。

吉尔曼博士当时正担任爱尔兰Elan（Elan Corporation: 爱尔兰一家制药公司）和美国惠氏（Wyeth: 美国一家大型制药公司，后被辉瑞收购）两家公司联合开发的一种阿尔兹海默症新药（简称为Bapi）临床试验的安全监测委员会主席。这个身份意味着他能够接触到关于这个数十亿美金级别药物的最核心非公开数据。

SAC内部的豪赌与冲突

在从吉尔曼那里获得关于药物副作用的机密信息后，马托马的信心爆棚。他开始疯狂向科恩推荐买入Elan和美国惠氏的股票。在SAC内部有一种特殊的沟通机制，基金经理在提交投资建议时，需要附上一个1-10的置信度评级，来表明自己对这笔交易有多大把握。这个评级系统其实是合规部门设计的，目的呢是在科恩和信息具体来源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让他可以声称自己不知道信息的来源是否合法。马托马给这两家公司的评级是9，一个接近绝对确定的评级。

科恩被说服了，他开始授权马托马建立一个价值数亿美金的巨大仓位。但这笔豪赌在SAC内部引起了一场剧烈的地震。公司另一支由杰森·卡普（Jason Karp）领导的、被公认是最顶尖的医疗分析师团队，对这笔交易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卡普和他的两位得力干将，拥有神经科学博士学位的戴维·门诺（David Mehnert）和本·莱斯特（Ben Reiter），经过他们自己的研究，认为Bapi这款药的失败风险概率极高，SAC的这笔投资是一场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的赌博。

一场内部战争就此爆发。门诺和莱斯特反复向科恩陈述风险，但是科恩一概不理。他告诉他们：“我相信马托马，离这件事最近。”他甚至嘲讽他们是“往别人的庆典上撒尿”。卡普团队的担忧并非是空穴来风。为了教育手下的分析师，卡普甚至发明了一套信息分类系统来界定信息的安全边界。他把信息分成三类：

• 白刃（White Edge）: 完全合法的公开信息，没什么价值。
• 灰刃（Gray Edge）: 处于灰色地带的信息，比如说公司投资者关系人员的模棱两可的暗示，这是大多数分析师工作的区域。
• 黑刃（Black Edge）: 也就是“黑金”，明显非法的内幕消息，比如说提前知道公司财报的具体数字。

门诺和莱斯特怀疑马托马之所以有如此高的置信度，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拿到了“黑刃”。

就在SAC内部为Elan的赌注吵得不可开交时，另一场“黑刃”的传递正在悄悄进行。2008年8月，正在墨西哥度假的分析师乔恩·霍瓦斯从他的“搏击俱乐部”朋友杰西那里，持续收到了关于戴尔公司即将公布财报的负面信息。托托拉的消息源是一个戴尔内部的朋友，信息精准到毛利率的具体数字。霍瓦斯和他的老板斯坦伯格据此建立了大量的戴尔空头头寸。但问题是，他们发现科恩自己的个人账户以及公司的另一位当红基金经理加布（Gabe）正在大量做多戴尔。一场内部的多空对决展开了。

为了说服科恩，霍瓦斯从墨西哥发了一封邮件。他写道：“我有一个来自于公司内部人员的二手情报，这是我第三个季度从他那里获得情报了，过去两次都非常准。”这封邮件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科恩的管道交易员立即把这封邮件传给了科恩。几分钟之后，科恩开始疯狂抛售他所有戴尔多头头寸。

世纪大逃亡：Bapi药物试验的内幕交易

现在我们回到马托马这条主线。故事的最高潮在2008年7月来临了。Bapi这款药物的最终试验结果计划在月底于芝加哥召开的国际阿尔兹海默症大会（ICA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lzheimer's Disease）上公布，而主讲人正是吉尔曼博士。这意味着他将是全世界最早看到完整的非盲数据（Unblinded Data: 在临床试验中，指揭示了治疗分配、药物剂量或患者结局等关键信息的原始数据，通常在试验结束前严格保密）的几个人之一。

7月15号，吉尔曼飞到旧金山与Elan团队一起审阅了最终数据。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数据显示药物缺乏剂量反应，也就是说加大药量并不能带来更好的疗效。这从科学上来说，基本上就意味着药物是无效的。第二天，Elan的医学总监把这份包含着所有绝密数据的长达12分钟的PowerPoint，通过一封加密邮件发给了吉尔曼。邮件主题写道：“ICAD演示文稿，机密，请勿分发。”

当天晚上，马托马的电话就打来了。在电话里，尽管吉尔曼努力表现出乐观，但他还是向马托马透露了数据中几个关键缺陷。然后，马托马用一个极其高明的借口，他说他的一个叔叔不久前在安纳堡（也就是吉尔曼所在城市）去世了，他要去探望家人，问周六能不能够顺带过来拜访一下吉尔曼博士。

那个周六，在密歇根大学空无一人的办公楼里，马托马走进了吉尔曼的办公室。他几乎没有寒暄，就直奔主题：“我想看看ICAD的幻灯片。”吉尔曼犹豫了一下，然后他还是打开了电脑，调出了那份绝密的演示文稿。当马托马亲眼看到幻灯片上的数据时，他立刻就意识到这对于投资人来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市场的超高预期将被无情的粉碎，Elan和美国惠氏的股价将会崩盘。

第二天，也就是2008年7月20号星期天早上，马托马给科恩发了一封邮件，主题是“有个好时间聊一下吗？很重要。”上午九点四十五分，马托马拨通了科恩的电话，他们聊了20分钟。电话结束后，科恩立即行动。他给自己的首席交易员菲利普·韦尔豪尔（Philippe Weillhour）下达指令：尽快开始抛售他们所有的Elan股票，并且要悄悄地进行。他提示韦尔豪尔使用公司几个不为外人所知的专门用于低可见度的交易账户，并且通过暗池（Dark Pool: 一种匿名的私人股票交易所，允许大型机构投资者在不公开报价的情况下进行大宗交易，以避免影响市场价格）进行，来执行交易，以避免被市场察觉。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规模宏大的胜利大逃亡。

就在全世界的投资者还在对Bapi的试验结果满怀期待的时候，科恩的交易员们悄无声息地卖掉了总价值超过7亿美金的Elan和美国惠氏的股票。这还没完，在清空所有多头仓位后，科恩反手又建立了价值9.6亿美元的Elan空头头寸。他在一周之内，将自己对于这个股票的赌注彻底地180度翻转了过来。

7月29号，当吉尔曼博士在芝加哥的会议上公布那份令人失望的数据时，华尔街一片哗然。Elan的股价在两天之内从33美金暴跌到10美元以下。这一刻SAC内部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杰森·卡普、戴维·门诺和本·莱斯特这些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笔投资的分析师们心都凉了。他们以为SAC刚刚遭遇了公司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亏损，甚至可能动摇了公司的根基。马托马的交易员蒂姆·杨多维茨（Tim Yaungdovits）也同样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解雇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从马托马那里言简意赅地得知：“我们已经不持有这支股票了。”杨多维茨震惊之余，感到了一阵狂喜。他在给朋友的及时消息里头吹嘘这次操作是“传奇的缔造”。他想象着这次完美逃顶并且反手做空的神奇交易将来会被写入华尔街最伟大的交易史册。

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科恩下令秘密抛售Elan股票的那几天里，他们公司还专门请来了前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负责监管美国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主席哈维·皮特（Harvey Pitt）给全公司员工做了一场“如何规避内幕交易”的讲座。当皮特在台上警告说如果一笔交易好到不像真的，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是假的时候，科恩本人甚至都没有出席。而与此同时，SAC的一名分析师刚刚利用从“搏击俱乐部”获得内幕消息，在另一家公司的收购案上为公司赚了55万美金。

结论：系统性犯罪网络的浮现

好了各位，故事讲到这里，它之前所有的铺垫都已经变成血淋淋的现实。还记得我们本期开头时候说的迈克尔·鲍向FBI提出的那个内幕交易商业模式的理论吗？现在SAC公司的内部交易完美地验证了他。马托马和吉尔曼博士的故事就是对“专家网络”这个渠道最极致、最赤裸的滥用。而霍瓦斯和托托拉的“搏击俱乐部”则是对对冲基金之间互相勾结、交换情报的真实写照。

通过这两起案件，我们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科恩和他的SAC帝国。你们有没有发现，科恩本人几乎是不直接接触那些最肮脏的信息源的？信息通过一个精心设计的系统层层过滤，最后以“置信度评级”这个看似合法的方式传递到他面前。他就像坐在一个暗室的皇帝，他不需要知道前线的士兵是具体怎么杀人的，他只需要看战报，然后下达指令。我们将在下一期节目中听到那个被策反的CB李会用一个绝妙的比喻来形容这个结构。SAC就像一个自行车轮，科恩是中心，所有信息都流向他，而各个投资组合的经理是互不相通的轮幅。今天我们看到的无论是马托马还是卡普团队，他们彼此之间的信息壁垒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结构最大程度上保护了中心的安全。

我们看到了罪行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看到外部的律师和前妻是如何将矛头指向科恩的，我们看到帝国内部的分析师是如何在压力和诱惑之下，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的。但是FBI想要真正地扳倒科恩，他们还需要一样东西：一个来自于帝国核心，愿意开口指证皇帝本人的内部证人。

在下一期节目中，战火将再次聚焦到FBI调查上。大家还记得吗，在第一期节目里头，BJ康成功地策反了阿里·法尔（Ali Far）和CB李（CB Lee）。现在我们将第一次听到CB李到底对FBI说了些什么。他用那个著名的“自行车轮”比喻，揭示了SAC内部的权力结构和信息流。更知名的是，他将亲口证实他被期望为科恩获取内幕信息。FBI相信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直通国王宝座的密道。于是，他们策划了一起孤注一掷的行动：让CB李带上窃听器，给他以前的老板史蒂文·科恩打一个电话，试图诱导他说出一些可能被用于法庭证据的话。这华尔街最谨慎、最偏执、最神秘的男人会掉进这个为他精心设计的陷阱吗？对史蒂文·科恩的围剿将进入最关键的对决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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