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最后一天

[Speaker 0]: 是的。

[Speaker 1]: 戈尔巴乔夫就跟崇祯皇帝一样，到死都坚称自己不是亡国之君，大臣害我。那么，他到底冤不冤？在他的治下，苏联已允许德国统一换回一百五十亿马克续命，把退役军舰抵货款、买可乐、调运二十五万副手铐，也没吓退向往自由的群众。苏联在最后的几年里，把一个大国的卑微演绎得淋漓尽致。

最狼狈的场景是在帝国的最后一天给自己国家签死亡证明，竟然找不到一支能用的钢笔，手里那支不出水。在对全世界直播的辞职演说里，戈尔巴乔夫仓促地抬起头，让秘书赶紧再找一支，但偌大的房间里一直都找不到。站在旁边的一个美国人从兜里掏出一支万宝龙，这个人叫汤姆·约翰逊，是 CNN 电视网的总裁。他出现在克里姆林宫，是因为 CNN 拿到了苏联解体第一时间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独家采访权。

约翰逊把笔递过去，戈尔巴乔夫接过来签了字。这天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号，签完这个字，苏联这个统治了七十四年，出了斯大林，第一个把宇航员送入太空，跟美国分庭抗礼四十年的国家正式灭亡。苏联人自己的笔不出水，苏联的死亡判决最后一笔墨来自美国，这可能也算是历史的宿命。

苏联不是一天崩的，至少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五年零八个月里，是一节一节慢慢塌下来。很多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都看到了强权崩溃的画面，里边有物理学家、士兵的母亲、外国领导人，也有戈尔巴乔夫自己。今天这期咱们就透过这些人的视角，看看一个集权大帝国最后卑微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这个坑到底是不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挖的？欢迎来到《锅里有饭》，我是郭里。

切尔诺贝利的黑烟

[Speaker 1]: 第一个看到黑烟的人。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号凌晨，位于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突然爆炸，列加索夫一大早就被电话叫醒，上专机飞现场。列加索夫当时四十九岁，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库尔恰托夫核能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是苏联核理论界的顶级科学家。飞机降落基辅之前，列加索夫透过舷窗已经看到一样东西，是一根从反应堆废墟直冲云霄的黑色烟柱。后来他在录音带里描述，在这一刻，他的判断已经出来了，这不是火灾，是核心熔毁。

一下飞机，列加索夫手里的盖格计数器直接爆表量程，根本就不够去事故现场。路上，他路过普里皮亚季市市中心。普里皮亚季是切尔诺贝利工作人员的家属区，有五万多居民，离反应堆只有三公里。列加索夫看到孩子们还在户外跑闹，妈妈们在阳台上晾衣服，街上一个戴口罩的都没有。就像上级传达的一样，人们以为三公里之外的事故真的只是一个火灾而已。

列加索夫的心脏一阵悸动，他最清楚这些人正在遭受死亡辐射。如果暴露到晚上，里边的很多人就等于是被判了死刑。列加索夫第一时间给莫斯科打电话，要求立即疏散，包括普里皮亚季在内三十公里半径内的所有人口，总共有十几万人。但莫斯科的回复非常简短：等情况明朗。列加索夫在电话里苦苦哀求，但莫斯科的官员无动于衷。他们是不懂物理吗？当然不是。在美苏对峙几十年的冷战时代，谁能不知道核辐射的威力？但即便知道又能怎么样，因为跟物理比，这些官员更懂体制。

在这个体制里，上报必须紧急疏散十几万人的官员要承担后果，包括几十亿卢布的经济损失、国际形象的崩塌、国家计划的破坏等等太多代价。而如果不报，事后证明其实需要疏散，那么责任就是集体的，是当时信息不足，没有人会被追责。这就是从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特有的官僚文化——枪毙带来坏消息的人。所以久而久之，每个人的默认动作都是能拖就拖。一个官员如果想保平安，最好的办法就是等上级明确表态之后跟着表态。“等情况明朗”就是体制的惯性培养出的本能。

疏散最终是在四月二十七号下午两点开始，比爆炸已经晚了三十六个小时。其实在这个体制里，承受代价的并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官员自己也一样。上边表态之前，普里皮亚季市的书记上班其实也不敢戴口罩。一百四十公里之外的基辅，辐射已经达到了正常值的一百倍，这几天正在搞五一劳动节大游行，十万人上街，抱着婴儿的父母、穿短袖的小学生、手里举着塑料花的年轻人，他们在辐射云下边站了一天。主持游行的是苏共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谢尔比茨基手里有科学院的报告，知道辐射值。时过境迁之后，他儿子问他为什么当天不取消游行？谢尔比茨基回答，如果他不主持游行，会被开除党籍。

国际社会得到核电站爆炸的消息比绝大多数苏联老百姓都要早。四月二十八号，瑞典福什马克核电站一个工人早上换班的时候，防护服突然激活了辐射检测器，以为发生了泄漏，但查了整个核电站都没找到异常。然后查风向，从东南吹过来，是苏联方向。瑞典外交部立即联系苏联大使馆，但大馆说不知情。于是瑞典就把辐射数据向全世界公开发布。消息传遍全球之后，当天晚上九点，苏联国家电视台才不得不插播一段简讯。

戈尔巴乔夫是五月十四号才走到电视机前做第一次公开讲话，这个时候距离爆炸已经过了十八天。戈尔巴乔夫在讲话里承认发生了事故，公布了官方死亡人数九个人，后来证明低估了几十倍。不过这些都不是他讲话的重点，真正的重点是戈尔巴乔夫指责西方。他说西方，尤其是美国、西德、英国和法国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恶毒的反苏运动，说这些国家制造了一整座谎言之山。

这些话如果从赫鲁晓夫或者勃列日涅夫这些苏联领导人嘴里说出来，没人觉得不正常，但从戈尔巴乔夫嘴里说出来，你会感觉到一种悲哀。因为戈尔巴乔夫讲这段话是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四号，而就在两个半月之前，一九八六年二月底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在这个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两个词儿作为他改革的核心口号：一个词叫重建，指的是经济改革；另一个词叫公开化，是允许苏联社会报道以前不能报道的事儿，老百姓可以批评官员，政府可以承认错误。

这两个词儿贯穿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整整五年八个月，是他的个人符号，也是后人对他最大的诟病。不过在当时看，这是破天荒的创举，全世界都认为这可能是苏联七十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自我改革。紧接着两个半月之后，切尔诺贝利爆炸，戈尔巴乔夫一九八五年上台之后，第一次面对真正意义上的真相考验。而在二十七大报告里，“公开化”这个词儿掷地有声，只是他没想清楚这个词儿一旦被拿出来，会用到什么地方。他设想里把公开化当做一把手术刀去处理过去的问题，切割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腐败。他以为公开反思这些老账可以让自己和苏共变得更可信。

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想到，对老问题还没来得及动手，新的真相就先扒了下来。沉默了十八天之后，还是走上了苏共传承了七十多年的老路——指责西方。戈尔巴乔夫想让别人说真话，但他在体制里太久了，还不适应怎么说真话。

戈尔巴乔夫时代第一次真相测试以失败告终，但列加索夫依然幻想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化这个词儿是真的。作为这次测试里少有的过关的人，列加索夫过关的代价是付出了生命。爆炸四个关头之后，苏联派列加索夫去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做正式报告。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完整地承认自己内部的一场灾难。在出发前，苏联政府给了列加索夫一份审查过的口径：事故主因是工作人员违规操作，反应堆本身没有系统性缺陷。报告的前半段，列加索夫大体遵守了这个口径，但在后半段，列加索夫越过了红线，他把反应堆事故的一些具体参数说了出来。列加索夫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知道越界之后一定有代价，但他还是说了，因为他知道只有承认才能避免下一次。

回国之后在继续开展的现场调查里，列加索夫坚定地认为反应堆的先天缺陷是事故主因，这实际上就触动了整个苏联核工业链条的责任，在挑战整个官僚体系。面对列加索夫的坚持，苏联科学院和核工业系统没人给他掌声。列加索夫被迅速排挤出决策圈，被拒绝继续参与核工业改革。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六号，切尔诺贝利爆炸两周年的那天，列加索夫在他自己家里用一根绳子结束了生命，五十一岁，一个科学家的黄金年龄。生前，列加索夫录了五盘磁带，包括切尔诺贝利爆炸的完整过程、事故处理的决策链以及核工业系统的问题。第五盘磁带成了后人研究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第一手资料，是列加索夫作为科学家留给全人类的无价之宝。

到了晚年，戈尔巴乔夫说过一句话：切尔诺贝利可能是比他自己推动的所有改革，更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最可惜的是，第一个说出真相的人没能看到这一刻。

如果说列加索夫是为了追求真相牺牲，那么还有一群人，他们宁愿不要真相。这是一群母亲，他们的儿子从阿富汗回来，装在一个焊死的金属棺材里，不能打开。

锌皮娃娃兵的真相

[Speaker 1]: 第二个被起诉的拯救者。十年里，几万名苏联母亲拿到的都是同一份东西：一口焊死的金属棺材和一张写着“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牺牲”的通知书。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苏联进军阿富汗，仗打了十年，一百多万苏联士兵去过前线，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一万四千多人，受伤五万多。苏联媒体不能用“战争”这个词儿，因为在官方叙事里，这些士兵只是去执行援助任务。

牺牲在异国他乡，遗体运回国的时候，装在一种密闭焊死的铅锌合金棺材里。运输单上不是像大多数西方国家那样写遗体或者遗体归国这类庄严的名称，而只能写**“两百号货物”**。用封闭棺材运输士兵遗体、避免生物污染是国际通行做法，美国也这么做，但不同的是，美国士兵运回国之后，会有制造防腐整理，随后放入家属选择的棺木去瞻仰和安葬。但苏联不一样，不允许家属开棺见孩子最后一面。

一九八八年，一位白俄罗斯女记者找到这些母亲。斯维特兰娜当时四十岁，之前写过两本书，都是关于二战里被遗忘的女人和孩子，她想再写一本关于阿富汗的。斯维特兰娜冒险去过喀布尔前线，回来之后又花了四年时间跑遍苏联去采访那些收到金属棺材的母亲。她带着录音机，很多母亲都说官方通知书是骗人的。他们的儿子根本不是死于国际主义援助，而是被地雷炸死，只剩下一只胳膊和几块肉装进了焊死的棺材里。因为儿子回来的时候，棺材加上里边的东西总重都不到四十公斤，而当年儿子活着离开的时候是七十多公斤的大男孩。

斯维特兰娜录了几百个小时，最后整理成一本书，一九八九年出版，书名叫**《锌皮娃娃兵》**，诉说了母亲们的痛苦，也揭露了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暴行，在国内引起巨大轰动。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这边也在做类似的事儿。一九八九年年底，苏联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宣布一九七九年入侵阿富汗的决定应受道德和政治上的谴责。这是苏共成立七十多年以来，第一次官方承认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苏联共产党在最高层承认了错误，斯维特兰娜在民间揭露了真相，戈尔巴乔夫提出来的公开性在这一刻终于体现出了改革的价值。但谁也没想到，让真相大白的事情居然还能反转。一九九二年，当时的苏联已经解体，当年那些被采访的母亲把斯维特兰娜告上了法庭。有一位母亲叫伊娜·格洛夫涅娃起诉斯维特兰娜，说她侮辱了她儿子死后的荣誉，要求公开道歉和赔偿。在法庭上，格洛夫涅娃对着斯维特兰娜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要你的真实干什么？我儿子是英雄，他不是侵略者，他是去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你把我的儿子写成了侵略者，你剥夺了他们死后的荣誉。”

很多母亲都支持格洛夫涅娃。因为如果斯维特兰娜是对的，他们儿子的死就是为了谎言，死在一个邪恶的事业里。对于失去儿子的母亲而言，这种真相比谎言沉重一万倍。毕竟在谎言里，儿子还有荣誉，还活着一半，但在真相里，儿子死了两次。

讲这个案例并不是要去声讨这些母亲，而是要说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最复杂的地方。在一个发生过太多谎言的体制里，真相确实能给人带来解脱，但有时候带来的也可能是虚无。就在当时撕裂的过程中，督战队和二战后期军纪败坏也被揭露。流血牺牲、把法西斯赶走，现在被人们看成了强盗和炮灰，老兵们接受不了，集体抗议。示威高潮出现在一九八八年，有位高校教师写了篇文章《我们不能放弃原则》，质问几代人的奋斗、卫国战争的胜利，现在都变成了一场罪恶和错误吗？我们怎么面对那些为了建设这个国家而奉献了一生的人？文章迅速传遍全国，戈尔巴乔夫不得不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怎么回应这封信。

知识分子揭露真相是为了反思集权，一不留神却打破了旧的信仰，但苏共又没有能力给社会提供新的支撑，这是戈尔巴乔夫始料未及的。

到这儿，我相信很多观众都会想起来，为什么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几年严厉批评历史虚无主义，教训就在这儿。可能也会有观众想到，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之后，他提出的口号是“不争论”，就是对中共历史上的很多问题不否认、不深究，把目光往前看。中国跟苏联当时在相似的环境下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路，这一点在宏大历史事件的范畴里，属于非常罕见的对照组。这个话题先停在这儿，后边还会提到。

那么回到当时的苏联，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是偶然还是必然？他又给自己做过哪些心理建设呢？

戈尔巴乔夫的创伤

[Speaker 1]: 第三个人，戈尔巴乔夫的创伤。戈尔巴乔夫的家庭跟上期讲的叶利钦家一样，也是苏联体制千千万万个受害者中的一个。戈尔巴乔夫一九三一年出生，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戈尔巴乔夫的爷爷在一九三四年被抓走，当时饿死了几百万人的大饥荒接近尾声，他被苏联政府抓起来的罪名是没有完成播种任务。你想想多荒谬，居民都已经开始吃树皮，谁还能留下种子？

戈尔巴乔夫的外公更惨。一九三七年是苏联大清洗最狠的一年，外公也被抓了，罪名非常重：右翼反革命组织领导人。他们村里有八个集体农场的干部都被列在这个名单上，后来大部分都死在了牢里。戈尔巴乔夫的外公关了十四个月，期间被毒打的时候，把胳膊夹在门缝里生生给夹断，然后被套上湿羊皮袄，坐在烧热的炉子上逼供。

一九三八年秋天，大清洗突然刹车。戈尔巴乔夫的外公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回家。那天晚上家里点着煤油灯，全家人坐在一起，他一件一件地讲了自己在牢里的经历。那年戈尔巴乔夫六岁，也坐在小板凳上。六十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写回忆录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祖父那一晚讲的话，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真正的创伤。”这是多悲哀的事儿，一个六岁孩子的创伤不是父母的毒打，不是被狗咬，也不是被坏孩子霸凌，竟然是来自伟大的祖国。

四年之后，德国入侵苏联，德军推进到南部，占领了戈尔巴乔夫的家乡。戈尔巴乔夫跟母亲、祖父母在一起，在自己家的土屋里见到了纳粹。当时父亲已经被征兵参加了红军，期间家里收到过两次阵亡的误传消息。这就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眼前的世界：别国的军队可以闯进你家乡，占领五个月；自己的国家也可以把你外祖父的胳膊直接夹断。没有安全，生活就是恐惧。这种创伤是不是后来戈尔巴乔夫立志改革苏联体制的原始动力，他自己没说过，但他后来干的事儿确实都可以从这两种恐惧来理解。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号，时任苏共总书记切尔年科去世，苏共政治局选举戈尔巴乔夫当新任总书记。他当年五十四岁，是整个政治局里最年轻的，也是斯大林之后最年轻的苏联领导人。年轻的新领导人朝气蓬勃，但这个时候的苏联已经老态龙钟。几件事儿都撞到了一起，最根本的是经济问题。

苏联经济从一九七零年代就已经开始衰竭，像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国营企业生产效率低，这些都耳熟能详，就不细说了。咱们只看一个例子，就知道苏联的经济僵化到什么程度：当时苏联国内有二十四万多种商品，大到火车、轮船，小到婴儿尿布，全都得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定价定量计划，稍微有一点差池就很难修正，时间越长错配就越严重，整个经济就越来越偏离正轨。

农业上就更不可思议。拥有东欧广袤肥沃 of 黑土地，乌克兰和俄罗斯东南部一直就是欧洲的粮仓，苏联早期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靠出口粮食赚外汇。到后来在农业集体化之下，生产效率一年比一年低，在七十年代竟然开始进口粮食。到一九八五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从美国和加拿大买小麦，苏联人才能不挨饿。

那用什么钱进口粮食呢？工业品肯定是比不过西方，就只有石油。到八十年代中期，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贡献了苏联百分之八十的硬通货收入，这个硬通货就是美元、马克等等这些可以做国际结算的西方国家货币。谁也没想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才半年，油价就崩了。沙特突然宣布增产，油价飞流直下三千尺，从每桶接近三十美元跳水到一九八六年年初的十美元。苏联的外汇收入暴跌，国家财政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到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那时候百事可乐在苏联大受欢迎，苏联没钱进口，最后只能拿退役的军舰抵货款，从潜艇到巡洋舰，大大小小二十多艘。按吨位开玩笑都说，百事可乐坐拥全世界第六代海军。

冷战时期，苏联确实是两极中的一级，跟美国分庭抗礼，但它不是靠综合国力，而是纯靠军事。苏联的军费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占 GDP 大概百分之十五到十七，这个数值是美国的两倍多。经济越来越僵化，粮食越产越少，油价越来越低，但军费年年涨。在华约成员国的驻军、阿富汗战争，军费就像黑洞一样，每天都在吞噬那一点可怜的财政收入，根本就撑不住。

这时候，东欧地区脱离苏联控制的民族主义思潮也是暗潮汹涌。每个卫星国、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分离情绪，表面上还压着，但底下的火已经越烧越旺。所以戈尔巴乔夫接手的苏联早就千疮百孔。改革并不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主意，是整个苏联高层的共识。这也是所有政治局委员里最年轻的戈尔巴乔夫能当选总书记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本来就是坚定的改革派，上台之后，戈尔巴乔夫做了对内对外两件事儿：对内是前面提过的重建和公开性，而对外这件更重要，就是要结束冷战。不过这件事儿能不能成，戈尔巴乔夫说了不算，还得看另外一个人的态度，就是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的里根。

里根与星球大战

[Speaker 1]: 第四个人，里根和星球大战。里根一九八一年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已经六十九岁，他的口头禅是管苏联叫“邪恶帝国”。一九八三年三月，里根在电视演讲里提出了一个军事计划——战略防御协议，即 SDI，俗称**“星球大战”**。核心就是在太空里，用激光和拦截器把苏联发射过来的洲际导弹在飞行途中打下来。里根的讲话还没结束，苏联这边就炸毛了，从上到下都觉得这是美国准备打第一枪的信号。

一个防御系统为什么让苏联这么紧张呢？咱们看看当时双方的对峙形势。在冷战的前二十年，也就是六十年代之前，北约的战略是：如果苏联坦克向西推进，美国立即用核武器阻止，这叫“大规模报复”，是美国鹰派国务卿杜勒斯提出来的。但到了后来，这个思路开始失效，因为苏联手里有了足够多的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如果美国动用核武器，苏联的核弹也会在半个小时之内落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冷战就进入后来常说的“相互确保毁灭”时代。

所以北约不得已就改了新战略，叫“灵活反应”。如果苏联进攻北约，先用常规武器阻挡，实在挡不住就用小型战术核武器；如果还不行，才动用战略核武器。这个策略最大的意义就是把使用核武器的时间尽量往后拖，争取外交谈判空间。因为不管哪国领导人都承受不了首先发射核武器的道德审判。这个策略的前提就是北约的常规部队至少能拖住苏联的装甲部队，不能一开战就直接推到莱茵河。

可到了一九八一年，这个前提被苏联打破了。一九八一年九月四号到十二号，苏联和华约盟国在波兰和白俄罗斯搞了一场演习，代号叫**“西方-81”**，规模在十万到十五万之间。演习年年有，但这次不一样，因为这次苏联是要检验一个可能打破力量平衡的新理念：利用高速装甲部队，不计伤亡，不计战损，绕过阵地战，直插后方，切断敌人补给线，瘫痪北约的指挥和战术核力量。演习的推演结果是，苏军可以在两到三周之内，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推平西欧。当时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志得意满，把演习录像做成了宣传片发给西方国家秀肌肉。

其实北约早就通过间谍和卫星照片掌握了大量演习细节，再加上一帧一帧地研究勃列日涅夫给的这个宣传片，北约内部的评估结论跟苏联方面的结论完全一致。即便是考虑到演习有导演的痕迹，但如果苏军真按这个方案进攻，北约的常规部队确实顶不住，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恐惧达到顶峰。

这就是里根一九八三年提出星球大战的背景。苏联在常规军力上占了绝对优势，北约只能动用核武器，苏联必然核反击，结果是互相毁灭。所以美国就希望建一套能拦截导弹的防御体系，削弱对方的打击效果，确保自己的二次打击能力，这就是星球大战计划。这也是为什么星球大战明明是一个防御手段，但在苏联看来打破了实力平衡。

后来也有一种说法说星球大战其实是美国的一个骗局，里根是故意把苏联引诱进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经济。这种说法从苏联解体这个结果往前倒着推有道理，但正着看也有漏洞。首先，苏联经济崩溃的直接原因是油价崩盘，不是军费。里根八三年提出星球大战的时候预测不到两年后油价会跳水，要是油价没跌到十美元而是涨到四十美元，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事儿了，这是一个。另外，美国为星球大战陆续投入了上百亿，如果是幌子，成本未免太高了。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接下来也会重点讲，就是在雷克雅未克，里根宁愿放弃销毁全球核武器的历史契机也不放弃星球大战。如果是幌子，这说不通。所以说星球大战是骗局，在一定程度上有神话里根的嫌疑。

一九八五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个时候星球大战实际上是他和里根之间最高的一堵墙。到了年底，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日内瓦第一次见面会谈，没有实质结果，但两人发表了一份声明，里边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一场核战争打不赢，也永远不该打。”这是冷战四十年以来，美苏两国第一次一起把这句话写到纸上。

里根后来在日记里写：“我觉得可以跟这个家伙做生意。”戈尔巴乔夫在回莫斯科的飞机上也跟外交顾问说：“我相信里根是真心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戈尔巴乔夫开始慢慢地在心里酝酿一个新构想。

十个月之后，戈尔巴乔夫给里根捎信儿，想跟他聊聊，一天就行。里根欣然应允，定在一九八六年十月，地点选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一见面，戈尔巴乔夫就非常坦率，提议五年之内削减一半的战略核武器，同时把部署在欧洲的中程核武器全部撤出。会间休息的时候，美国代表团内部彼此都不敢相信这个提议是真的。国务卿舒尔茨后来在回忆录里写：“我们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人到过的地方。”

第二天上午轮到里根表态，他更进一步。里根提议：“我们能不能把所有核武器都销毁了？”戈尔巴乔夫丝毫没犹豫：“我们可以，让我们把它销毁。”舒尔茨见缝插针，赶紧补了一句：“就这么办。”他要把两位总统的表态砸实在那个时点。人类几乎是要走进再也没有核武器的新纪元了。

但很不幸，最后还是卡住了，就卡在了星球大战。戈尔巴乔夫要求星球大战只能在实验室里研究，不能到太空测试。里根不同意，他认为星球大战是美国的安全底线。里根问戈尔巴乔夫：“你真的因为研究在不在实验室里，就放弃销毁全世界核武器的机会吗？”戈尔巴乔夫说：“如果我同意，在莫斯科他们会叫我傻子。”两个人最终是没能达成一致。

共同欧洲家园

[Speaker 0]: 对，这个结果直到今天全世界都扼腕叹息。假设如果将来有一天人类社会最终毁灭于核武器，那么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二号可能就是全人类唯一曾经有机会拯救自己的时刻。这个责任不知道应该是怪里根还是怪戈尔巴乔夫。不过对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本人来说，这次会谈不算失败。戈尔巴乔夫跟他的外交顾问说，他从里根的眼睛里看到了相信核武器可以销毁的信念。他坚信冷战这个游戏已经不能再玩下去了。

从那一刻，戈尔巴乔夫的逻辑越来越清晰，他给欧洲构建了一个新蓝图，叫**“共同欧洲家园”。跟戈尔巴乔夫一起画图的还有三个人，一个是主管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一个是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还有一个是外交顾问切尔尼亚耶夫。这三个人是戈尔巴乔夫身边新思维派的核心人物。这些人都相信阶级斗争的时代过去了，在核武器面前，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胜利都没有意义，因为胜利者也会被自己的胜利毁灭，苏联和欧洲应该在同一栋房子里。

是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跟他之前与西欧的接触有直接关系。七十年代，戈尔巴乔夫还在地方任职，苏共觉得他可靠，派他去几个主要西欧国家访问过。在西欧，戈尔巴乔夫发现人们可以公开批评领导人，在公共场所骂政府，没人录音，没人举报。这种混乱的政治并没有造成伤害，反而是欧洲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远高于苏联。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写这些访问：“让我们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真的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优越吗？”

戈尔巴乔夫开始大量阅读西方左派马克思主义的作品，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这些人的思想成了戈尔巴乔夫后来推行改革的领航灯：不用转向资本主义，只需要把苏联改造成一种有人性的社会主义，保留公有制，但是加上言论自由和欧洲式的民主。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共同欧洲家园的理论来源。

这个家园的版图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打造一个共同的生活空间。苏联作为这个家园的东方一级，欧共体作为西方一级，平等地住在一栋房子里，再也没有铁幕，没有核武器，没有意识形态对抗，北约和华约失去存在的必要。苏联会有欧洲式的法治来保护公民，不再有外祖父被门缝夹断胳膊的酷刑，侵略也不会再有，因为整个欧洲会在一个共同的安全体系里。

对，一九八七年四月，戈尔巴乔夫在布拉格第一次公开提出共同欧洲家园。他之所以选择布拉格，是因为一九六八年苏联坦克镇压过这个城市，他在苏联的犯罪现场塑造一个新的欧洲。

两年之后，一九八九年七月，戈尔巴乔夫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委员会又做了一次演讲，把共同欧洲家园的愿景完整铺开，在场的欧洲议会议员全体起立鼓掌致意。因为所有人都真正意识到冷战也许可以结束了。尤其是法国、意大利这几个欧洲大国最积极，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完全符合他们所倡导的“欧洲人管理欧洲”的理念，这是和平繁荣的曙光。

你肯定意识到了，美国能同意吗？欧洲人管欧洲，那美国人去哪儿？其实两年前戈尔巴乔夫在布拉格演讲之后，美国就嗅到了威胁，开始筹划对策。戈尔巴乔夫在斯特拉斯堡演讲取得巨大成功，当时美国总统老布什（当时里根已经卸任），第二天在华盛顿先是给泼了冷水。十天后，老布什访问欧洲，全力推销美国方案——“完整而自由的欧洲”。

美苏两版方案：苏联这版强调的是地理概念，欧洲作为主体，主体内部不同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而美国这版强调意识形态为主体，自由是前提，能实现民主的就吸纳进来，没有民主的就排斥在外。同时，美国作为自由的保护者，影响力必须留在欧洲。从此，老布什的“完整而自由的欧洲”跟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展开了对未来欧洲架构的激烈竞争。直到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作为胜利一方，把自由和意识形态当做门槛，构建了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这是后话。

不过在当时那个时点，比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更紧张也更激动的是另一个人——西德总理科尔。因为他从戈尔巴乔夫的态度里，敏锐捕捉到了两德统一的一丝可能。

科尔与统一代价

[Speaker 0]: 第五个人，科尔和一百五十亿马克。科尔的理念一直是：如果能用钱实现德国统一，那就是花得最值的钱。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号，柏林墙倒了。倒墙的过程咱们今天不展开，但今天节目最关心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他没有命令苏联驻军武力阻止。几个月之前，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就是后来被当街处决的那位）专门找戈尔巴乔夫，请求苏联出兵波兰阻止团结工会上台（波兰的团结工会是东欧第一个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非共产党政权），戈尔巴乔夫没答应。他说他相信自由的选择。这个时候的东欧已经产生了一种苏联也许不会再动武的预期。

不过，这种预期是格鲁吉亚人用鲜血换来的。一九八九年春天，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发生大规模示威，最开始是要求获得更多自治权，后来逐渐升级到了退出苏联、完全独立。苏军和内务部进城清场，造成二十一名平民死亡，上百人受伤。整个苏联舆论震动，因为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已经允许媒体报道真相，电视上播放遇难者葬礼，知识界猛烈批评政府，国际社会也谴责苏联。戈尔巴乔夫意识到流血镇压不但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反而是让民族主义更强了。所以在此之后，从一九八九年夏天开始，戈尔巴乔夫越来越不愿意重复这种军事介入。这就跟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了本质不同，也正是这个原因，戈尔巴乔夫在斯特拉斯堡演讲描绘共同欧洲家园的时候，欧洲领导人都相信他是真诚的。

再接着是一个多月之后的**“波罗的海之路”**，波罗的海三国两百万人手拉手组成了六百公里的人链反抗苏联统治，要求从苏联独立。戈尔巴乔夫反对，但还是没像以前的苏联领导人那样出兵碾压，再次验证了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表态。

科尔捕捉到了这个信号。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八号，柏林墙被推倒十九天之后，科尔在西德联邦议院做了赌上德国命运的一场冒险，他提出了十点计划，也就是德国统一的路线图。这件事科尔做得非常机密，事先不仅没告诉美、英、法这些盟友，甚至都没告诉他党内的同事，德国外长也是在最后一刻才看到科尔起草的演讲稿。之所以这么做，科尔就是怕一旦泄露，盟友会对里边的条款提意见、讨价还价，失去稍纵即逝的机会。正如科尔预料的，他把十点计划在德国议会公开之后，盟友果然都非常震惊。但木已成舟，美国只能表态支持科尔。冒险、先斩后奏初见成效。

不过谁都知道，两德统一能不能实现，德国人说了不算，美国人说了也不算，只有一个人能决定，就是戈尔巴乔夫。苏联不松口，作为二战战胜国，没人能也没人敢把苏联红军请出东德。

这个时候的戈尔巴乔夫异常冷静。客观上，从格鲁吉亚到立陶宛，从乌克兰到波罗的海再到东德，整个东欧人心已经散了。主观上，戈尔巴乔夫力推共同欧洲家园，期待跟西欧和平共处，而且这个时候苏联央行外汇已经枯竭，急需西方支援。所以种种条件之下，戈尔巴乔夫愿意谈。他谈的条件就是苏联红军撤出东德之后，整个东德作为缓冲区，北约军队不能从两德边境推进到东德。这个条件其实相当宽松，北约承诺一定会遵守，事实也是如此。从两德统一到俄乌战争之前三十多年里，北约的外国军队从来没有在原来的东德境内长期驻扎。

到一九九零年春夏之交谈判过程中，苏联提出来三十八万红军撤回国内的庞大财政支出苏联负担不了。听话听音，德国明白苏联的意思，因为当时苏联经济改革失败、财政几近崩溃，正在向各个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申请援助资金，甚至要求援助粮食和药品。西德一口气承诺了一百二十亿马克的无偿援助和三十亿低息贷款，据说远超苏联人的期待。当时西德 GDP 已经接近三万亿马克，这一百五十亿才百分之零点五，只是毛毛雨。所以科尔后来一直说，能用钱实现德国统一，那就是花得最值的钱。这也是为什么总有人说西德是用钱买回的东德，因为即便不管其他因素，在财政崩溃的当口，一个让苏联人无法拒绝的天文数字绝对是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东德、西德、英、法、美、苏六国的“二加四条约”签订之后，德国正式统一。

后来，俄罗斯人面对北约东扩总有一种声音说，戈尔巴乔夫被西方骗了。那真相是这样吗？我觉得得从几个方面看：首先当时不论是苏联还是西方，都没人预期苏联会解体，这是大前提。苏联当时的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后来在采访里就明确说过，其实老布什也一样。苏联解体前不到五个月，老布什还亲自跑到基辅，警告乌克兰不要追求自杀式的民族主义。就跟宋朝签《澶渊之盟》、清朝签《马关条约》一样，都是以本朝存续为出发点，不可能考虑本朝灭亡之后要怎么样。当时的苏联也一样，苏联不解体，就不存在北约东扩这么个命题，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戈尔巴乔夫当时才六十岁上下，以苏联领导人终身执政的传统，他还有至少二十年的时间。在他描绘共同欧洲家园的蓝图里，北约和华约都会慢慢失去存在意义，戈尔巴乔夫有能力、有时间去推进这个目标。

第三就是如果苏联在一九九零年的谈判里，不管是在“二加四条约”里或者是其他形式的文件里，正式要求北约永远不要接纳华约成员国，这就等于苏联自己承认东欧国家未来会离开华约，这对戈尔巴乔夫在国内的政治处境非常不利。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因为对东欧的妥协被苏共强硬派指责背叛社会主义阵营。如果再多签这么一个字，承认苏联对东欧的统治是不稳定的，那么戈尔巴乔夫在国内的政治生命就完了。

当然还有一点，苏联当时急需援助，外汇储备已经枯竭，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时间。少一个条件，一百五十亿马克就能早一天到账，戈尔巴乔夫等不了。所以总的来看，这件事上没什么阴谋论。处在那个位置上，不论西方也好，苏联也好，都是人精，没有谁欺骗谁。戈尔巴乔夫在一九九零年做的应该说就是一个理性决定，已经打了他能打的最好的牌。

那么既然连美国总统老布什都特意跑到基辅警告乌克兰的分裂势力，支持苏联保持统一，西欧国家包括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都给了苏联大量援助，那苏联怎么还是没撑住，还是解体了呢？

八一九政变

[Speaker 0]: 第六，九个人的政变。一九九一年的苏共本来就已经风雨飘摇，一场仓促的政变直接让它万劫不复。戈尔巴乔夫上台已经五年，对苏联的改革决心非常大。对内改革主要是两件事儿，一个是经济改革，一个是公开性。前面已经讲过，在公开性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想把苏联从党管一切慢慢改造成一个有真实选举的国家。

一九八九年，戈尔巴乔夫批准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苏联的这个人民代表跟现代中国的人大代表不一样，是老百姓真正用选票通过差额选举选出来的。当时的选举结果非常真实，莫斯科市委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辅市委书记全部落选，全国范围内有几十个第一书记级别的党政高官被自己辖区的选民抛弃。叶利钦就是从这场选举里以百分之八十九的得票率在莫斯科当选人民代表，重回政坛。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非常真诚，非常大胆。到一九九零年，苏联境内的言论自由、选举自由、新闻自由达到了苏共七十年的顶点，这是非常难得的。但在另一面，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却是灾难。一开始他倾向激进，改革顾问团队给他做了一个方案叫“五百天”，计划用五百天的时间把苏联的命令经济改造成市场经济。戈尔巴乔夫本来已经批准了，但苏共内部的保守派（以总理为首）坚决反对这个激进改革，他们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复辟。为了政治稳定，戈尔巴乔夫开始和稀泥，把激进方案跟保守方案揉在一起，改来改去，把经济改革改成了四不像。

如果当时完全采用那版激进方案，会不会取得好的效果不好说，但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四不像肯定是不行的。一九九零年，苏联 GDP 下降百分之四，一九九一年又下降百分之五。商店的货架更空了，买个面包要排两个小时的队，苏联的老百姓过日子更苦了。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越改越差，但政治改革空前成功，两件事撞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扭曲的效果：有自由，但没面包。在公开性的大潮之下，舆论空前自由，老百姓的怒气这回终于可以合理合法地指向苏共。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给了加盟共和国选举权，而加盟共和国利用这个选举权选出的都是要脱离苏联的政府。从一九九零年开始，一个接一个宣布主权：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里有十一个强调了自己的主权或独立，戈尔巴乔夫自己给苏联挖了个大坑。

到一九九一年春天，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老联盟已经保不住了，要想保住苏联，得给加盟共和国自由。戈尔巴乔夫跟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谈了几个月，谈出来一个方案，苏联变成一个更松散的联盟，叫**“主权国家联盟”**。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中央的权力大幅下放加盟共和国，获得独立的经济和行政权以及一部分外交权。中央政府则是保留军事、外交、核武器以及边境管理等等这些权力。这个新方案预定是在一九九一年的八月二十号签字，签字之后，苏联就不再是原来那个苏联了。

对于苏共内部的保守派来说，眼睁睁看着一个列宁和斯大林建立的庞大帝国分崩离析，必须阻止。八月十七号，也就是预计签协议之前的三天，一群高级官员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克格勃的招待所碰头。第二天下午，其中的四个人从莫斯科直飞克里米亚。这四个人分别是苏联国防理事会第一副主席（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主任）、苏共中央书记和苏联陆军副司令。留在莫斯科的还有五个人：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克格勃主席、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这九个人组成了政变的核心，他们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当时戈尔巴乔夫正在克里米亚度假，准备二十号回莫斯科签新联盟条约。飞到克里米亚见戈尔巴乔夫的这四个人一进门就直接开口：要么宣布紧急状态，要么辞职把权力交给副总统亚纳耶夫。戈尔巴乔夫坚坚拒绝，于是戈尔巴乔夫一家被软禁在别墅里，电话线也被掐断。

八月十九号凌晨，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戈尔巴乔夫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履行职务，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理。坦克开进莫斯科，委员会调运了二十五万副手铐，印好了三十万份逮捕表格，克格勃全员工资翻倍，还腾空了一座监狱，磨刀霍霍准备实施大规模抓捕。

但政变的这几个人不知道，人民的觉醒远超预料，共产党的号召力也远远比不上民选领导人的振臂一呼。政变成败的关键是叶利钦。当时叶利钦已经是苏联内部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第一任民选总统。而且一年之前就已经宣布俄罗斯的宪法和法律高于苏联，苏联已经命令不了俄罗斯。紧急状态发布之后，从叶利钦到其他加盟共和国全部反对政变，因为他们都希望跟戈尔巴乔夫签新的联盟条约获得更大自治权。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出俄罗斯最精锐的特种部队——阿尔法小组去抓捕叶利钦，但是阿尔法小组却迟迟没有行动，眼睁睁看着叶利钦从别墅出来，直奔议会大厦。根据阿尔法小组指挥官事后的回忆，特战队员们对抓捕叶利钦非常抗拒，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反恐保卫国家，而不是参与到政治斗争。当时叶利钦周围已经聚集了大量反对政变、支持他的莫斯科市民，如果强攻，以阿尔法小组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有能力在半个小时之内突破封锁抓到叶利钦，但一定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尤其是看到三名市民在冲突中意外丧生之后，阿尔法小组对本国民众更是下不去手。

与此同时，戒严军队内部开始分裂，越来越多的士兵倒向支持叶利钦。于是就发生了叶利钦登上坦克车演讲的经典一幕。

二十一号凌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开了最后一次碰头会，讨论强攻议会大厦，但这几个人里没有人敢签发进攻命令。又过了几个小时，政变核心之一的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意识到局势失控，为了避免进一步流血，命令军队撤出莫斯科。二十一号下午，被软禁的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政变以失败告终。

事后看，苏联虽然发生了政变，但确实已经不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政变的这些苏共高层并没有丧心病狂地在第一时间枪毙戈尔巴乔夫，也没有强行命令镇压民众。在全社会公开性运动的这五年里，已经有了一点人性，而正是这一点人性救了戈尔巴乔夫自己的命，也是这一点人性才让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变草草收场。

这些人本来是想挽救苏共、挽救苏联，但最终他们是踩了最后一脚油门。除了戈尔巴乔夫本人之外，副总统、总理、克格勃主席、国防部长等等几乎所有苏共高层都参与了政变，在人民面前亲手毁掉了苏共的权威。叶利钦带头宣布禁止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境内活动，其他加盟共和国纷纷效仿，苏共从法律上失去了活动空间。

因为苏联的存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体制。苏共统治苏联并不是像正常国家那样靠行政关系，而是靠党务：苏共中央控制各行政区和加盟共和国的书记、副书记，这些书记再控制下一层的党组织，一层一层往下铺，就形成了一个大网，每一层的权力都是来自上一层的授权。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几十年一直是这样，但后来有人民代表选举制度之后，这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虽然可能还是苏共党员，但他们的权力基础已经是自下而上得到人民授权的，所以他们就可以切断跟苏共的联系而仍然掌握本地区的行政权力。

苏共中央就不行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共和国都切断它的权力链条之后，它本身没有任何行政区，完全失去了活动空间和权力来源。每个加盟共和国都不允许它活动，它就没有落脚点。所以戈尔巴乔夫不得已在一周之后正式宣布解散了苏联共产党，成了一个只保留总统职位的光杆司令。

本来八月二十号要签的新条约也不用签了，各加盟共和国都开始寻求正式独立，苏联进入假死状态。戈尔巴乔夫名义上还是苏联总统，但实际权力已经事实上转移到了叶利钦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总统手里。那么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么合法地终结苏联，毕竟他还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戈尔巴乔夫手里还有核武器。

创始国终结帝国

[Speaker 0]: 转机终于是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号出现。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三个人相约来到白俄罗斯边境森林里的一间小屋，来这儿的原因是他们找到了从法理上终结苏联的方法。

苏联一九二二年成立的时候，就是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四方签字成立了苏联。后来发展到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很多都是苏联时期用武力强行要求加盟的。所以也有一种说法，管俄、乌、白三国之外的加盟共和国叫“被加盟共和国”。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国家这么多年总有独立诉求的原因。现在外高加索联邦已经解体了，苏联的创始国只剩下俄、乌、白三国。于是，他们以创始国的身份共同签字，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停止存在，这就是宣告苏联覆灭的**《别洛韦日协议》**。

这个签字之后，叶利钦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戈尔巴乔夫，而是在十分钟之后就给美国总统老布什打了电话。因为内容太重要，叶利钦重复了两遍。他的原话是：“总统先生，我必须秘密告诉您，戈尔巴乔夫还不知道这一结果。”老布什后来在日记里写，他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一再强调希望各方能和平解决问题，不要发生暴力冲突，同时也一再表示自己担心戈尔巴乔夫的安危。

签协议是在晚上，叶利钦按顺序通知了美国和几个主要加盟共和国，然后才轮到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已经无能为力。又过了几天，就是节目开场的那一幕，签辞职声明的时候，连钢笔都不出水。

历史的拷问

[Speaker 0]: 戈尔巴乔夫这一路走来，西方和东方对他的评价是截然相反。在柏林墙被推倒之后，西方授予了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但在东方，包括俄罗斯以及中国，对戈尔巴乔夫是负面评价偏多。

一九八九年戈尔巴乔夫访问过中国，这是自一九五九年中苏交恶三十年以来，苏联领导人第一次访华。欢迎仪式本来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但这回不能，因为天安门广场上正坐着几万名绝食的学生，而且甚至有人打出标语，向民主化使者戈尔巴乔夫致敬。欢迎仪式只能改在机场，然后坐车去人民大会堂会见邓小平。镜头里两个人握手致意，但有一个细节当时记者注意到，邓小平打了一个手势示意戈尔巴乔夫不要拥抱他，打破常规只握手、不拥抱。后来有人分析，这是为了避免西方解读为中苏重新结盟。

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两人身上有很多相似，上台之后都是面对一个僵化了几十年的旧体制，两个人都想改，但处境又不完全一样。苏联是外部环境复杂，但内部的科技和工业实力还是有储备；中国是外部相对简单，但经济起点非常低。

两人握手这一天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号，一个月之前，戈尔巴乔夫刚处理了第比利斯事件，打死了二十一个示威的格鲁吉亚人。戈尔巴乔夫后来说“我不知道”，把责任推给了军队。握手这天两周后发生天安门事件。“我们没错”，这是邓小平后来在很多个场合的表态。从“我不知道”到“我们没错”，这里边的差异当时没人注意，但时间过去越久，你就会越明白这中间的含义。

一九九一年的苏联政变和解体给中国带来巨大冲击。不管西方怎么看，中国的结论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先后顺序搞错了，先政治后经济是死路一条。政治改革不是增减几个部门或者是优化某些流程，这是行政改革。真正的政治改革核心只有一个，就是政治决定权的转移，是党有决定权还是人民有决定权？

所以你看今天中国经济无论怎么发展，但政治改革基本就没启动过。胡锦涛时期把“绝不搞三权分立和议会制”写进了正式文件。习近平也一样，二0一二年刚上台就提出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互不否定”。当时很多人解读为这是文革重来，其实不准确。本质上，习近平讲的还是当初邓小平的思路，也就是对过去不翻旧账。习近平甚至曾经感慨，苏联解体的时候竟然没有人出来抗争，“上千万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要求中共得牢记苏联的教训。

西方曾经以为，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会带动政治改革，但他们理解不了。从内部视角，中国的经济越是成功，越是衬托出当年苏联政治改革的失败，中国就越不可能碰政治改革，只有经济出问题、没出路的时候才可能碰政治。当然谁也不希望经济垮，这就是个悖论。往根上倒，苏联早期用兴起和强大把共产主义送进了中国，最后又用失败和解体时时刻刻敲打着中国共产党，无形中给套上了一个紧箍咒。

回到戈尔巴乔夫，他的复杂性超过了同时代的所有人。看他第一眼一定是个悲剧，他从来没想解体苏联，只不过是想给体制加入一点人性，把苏联改造成有人性的社会主义。所以即便是到晚年写回忆录，他仍然认为自己的改革没错，不是苏联解体的主因，不认为是自己打开窗户吹进来的那一点点空气，在一个高压封闭的社会里搅动起来了一场龙卷风。

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也是胜利者。释放政治犯、开放档案、允许媒体讨论历史，苏联人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国家，他们也第一次在说出自己想法的时候，不用再担心半夜会有人来敲门。

在操作上，戈尔巴乔夫又是最糊涂的改革家。咱们绝不能把苏联解体这么大的事件简单归结到一个理由。但即便如此，有一件事确实也是最直接的诱因，就是引入了竞争性的选举但没有重新调整权力结构。结果导致苏共、加盟共和国总统、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形成了几个平行的权力中心，不是类似三权分立那种制衡，而是完全重叠。有可能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敏感性不够，根本就没有预料到；也有可能是他的权威不够，动不了。总之，后来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冲突就是这种多权力中心的直接后果。

戈尔巴乔夫最终是陷入一个伦理困境：对苏联来说，他没能保护国家，没有履行国家领导人的天职；但对东欧民族来说，正因为他拒绝使用武力阻止自由，没让一九五六、一九六八、一九七九那样的流血重演，承担了一个政治家更崇高意义上的责任。戈尔巴乔夫在五年零八个月里把这种矛盾推到了极致。所以随着苏联解体，他也给全世界留下了一个问题：统治与自由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忠于哪个？

戈尔巴乔夫跟奇奥塞斯库说：“我相信自由的选择。”对这句话，你认可吗？

风起云涌四十年，这就是《俄国三雄主》这个系列最后一期。三期节目前后加一块有将近三个小时，咱们一起看到了普京成功之后的膨胀、叶利钦成功之后的失意，以及戈尔巴乔夫从头到脚的矛盾。不知道有没有观众耐心听完了这个系列。无论如何，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