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盎格鲁新教传统”的争议与学生们的反思

在探讨文明的冲突和短语炼金术时，我们曾提及萨缪尔·亨廷顿去世后，他的几位学生为他举办了一场纪念会。该纪念会的录像已上传至YouTube。在座谈会的问答环节，有观众提到了亨廷顿所强调的盎格鲁新教传统（Anglo-Protestant tradition: 一种认为美国核心文化和价值观源于英国新教传统的观点），他的几位学生对此各自发表了看法，这至少在我看来是那场纪念会比较精彩的一段。

“盎格鲁新教”是亨廷顿在《我们是谁》这本书中立论的基础，在英语世界中也是一个争议相当大的说法。这个短语在中文世界流传甚广，并延伸出了一些相关的说法，例如清教传统、基督教国家、五月花、山巅之城、世界灯塔等。这个短语也是那场亨廷顿纪念会中争论最多的问题。

亨廷顿的学生埃利奥特·科恩（Eliot Cohen）在回答观众提问时，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今天坐在讲台上的没有一位是出身于盎格鲁新教背景。”那天坐在讲台上的几位学者是亨廷顿学生中成就最高的，科恩指出他们当中没有一位拥有盎格鲁新教背景。当时坐在台上的几位学者中，科恩本人是犹太裔，坐在他旁边的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也是犹太裔，另外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日裔，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是印度裔。

亨廷顿在晚年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盎格鲁新教勤奋节俭的工作伦理，这种说法可能受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德国社会学家，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联）新教伦理的启发。关于这个问题，在那天的纪念会上，福山和扎卡利亚都提到了他们在美国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当今美国工作最勤奋的群体，用亨廷顿的语言讲，就是最具有盎格鲁新教工作伦理的群体，是来自韩国、中国、印度和拉丁美洲的第一代移民。显然，这些移民并非来自盎格鲁新教传统，而是来自与盎格鲁新教完全不同的文化圈。相反，一些传统盎格鲁新教背景的人却问题成堆。

那天福山专门指出了这一点，他用一个更传统的说法来描述这些人，那个更传统的说法就是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 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特指美国社会中的主流白人精英群体）。福山说，在当代美国，反倒是许多WASP群体不那么勤奋。当时J.D.万斯（J.D. Vance）还没有出道，他就是现在美国的副总统。他后来出版了一本自传叫《乡下人悲歌》（Hillbilly Elegy），这本书中描述的那些盎格鲁新教白人，似乎很少体现出亨廷顿所说的盎格鲁新教特有的高尚工作伦理。万斯的这本书以及他本人的见闻和童年经历，其实是对亨廷顿关于盎格鲁新教高尚工作伦理的一种有力反驳。过去可能是这样，但在当代美国并不完全是这样。所谓的盎格鲁新教工作伦理，至少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

美国理念的普世性与“狗哨政治”的兴起

在座谈会上，埃利奥特·科恩还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他说，他在大学教的是政治学，经常带学生去葛底斯堡（Gettysburg: 美国内战时期重要战场，林肯曾在此发表著名演说）参观内战遗址。林肯曾在那篇演讲中第一次提出美国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他的原话是：“87年前，我们的父辈在这片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在自由中孕育并致力于奉行人人平等的主张。我们绝不让那些为此献出生命的人白白牺牲生命。在上帝庇佑下，我们将这个国家获得自由的心声，让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不从地上消亡。”林肯说美国政府是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埃利奥特·科恩说，他看到那些来自移民家庭的学生，听到有人诵读林肯的演讲时，禁不住哽咽流泪。那些学生并非盎格鲁新教背景，甚至也不是出生在美国。他们来自拉丁美洲、韩国、中国、亚洲以及其他国家，都没有盎格鲁新教背景。他们十来岁时由父母带到美国，甚至不是美国出生的。埃利奥特·科恩基于这段经历认为，美国所代表的理念和信条就是自由、平等、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些信条虽然在历史上产生于盎格鲁新教的传统，但却有着普世的意义，是普世价值，不一定要来自那个传统的人才会认同这些理念和信条。科恩说，这些移民的孩子都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的传统，但显然他们也能拥有林肯的理想，不仅是在理性上接受，而且在感情上认同。

在这个意义上，科恩说他不同意亨廷顿把盎格鲁新教传统与移民中其他文化背景对立的说法。他提到亨廷顿年轻时并没有这种主张，只是在他晚年才提出这种主张。科恩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可能与亨廷顿的年龄有关，人一到晚年，身体健康状况又不好，就容易悲观。

“盎格鲁萨克逊”概念的历史溯源与争议

我们来看一下亨廷顿的盎格鲁新教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上面我们提到他可能是受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的启发。不过，马克斯·韦伯讲新教的工作伦理，并没有强调这种伦理的盎格鲁种族特征。亨廷顿把新教的工作伦理与盎格鲁这个种族或民族挂钩，这种说法另有来源。英语世界经常是把盎格鲁与萨克逊放在一起讲，就是盎格鲁-萨克逊人（Anglo-Saxons: 公元5世纪后从欧洲大陆迁徙到大不列颠岛的日耳曼部落，被认为是现代英格兰人的祖先），用盎格鲁-萨克逊来描述英格兰人的人种来源，他们大致相当于日耳曼人中的两个部落，历史上是从欧洲北部大批迁徙到现在的英格兰地区。

现在人们有关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各种知识，可以说一半是历史，一半是传说。有意思的是，盎格鲁-萨克逊这个短语英国人用的并不太多，用的最多的反倒是美国人。1938年4月号的《美国社会学评论》有一篇文章专门梳理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那篇文章的标题就是《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神话》。文章引述了几位英国学者的看法，认为当时美国流行的盎格鲁-萨克逊理论既不符合英国史，也不符合美国独立以前的殖民地历史。这种说法在美国流行，与历次反移民浪潮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优生学（Eugenics: 一种旨在通过选择性繁殖来“改善”人类遗传素质的社会哲学和运动）在美国流行有关系。优生学是当时的显学。美国版的优生学大致是这么说的：盎格鲁-萨克逊是最优越的种族，需要保住这个血统在美国人中的主体地位。这种思潮波及到社会、文化、政治和法律的各个方面，也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1924年美国制定了历史上种族主义色彩最浓厚的移民法。它不但基本上断绝了亚洲人移民，而且把南欧、东欧移民的数量也降到了在这之前数量的一个年头。

当时有位英国历史学家名叫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他来美国访问，记录了一些自己的观感。他说，在美国的短暂行程中听到的盎格鲁-萨克逊这个词，比他在英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听到的还多。当时还有一位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他也有同感，他说他搞不懂美国人挂到嘴上的盎格鲁-萨克逊是个什么东西。以下是切斯特顿的原话：“我们英国人混杂了不列颠人、罗马人、日耳曼人、丹麦人、诺曼人和皮克特人的血统，到底有多少盎格鲁人和萨克逊人的血统在里面，只有爱狂想的古玩家感兴趣。而瑞典人、犹太人、日耳曼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像瀑布一样不断向美国倾泻，至于在美国咆哮的人种漩涡中还残留了多少英国人本来就已经稀释的盎格鲁-萨克逊血统，只有精神病才感兴趣。”

在亨廷顿的纪念会上，埃利奥特·科恩也讲到了美国建国的时候就是个人种大杂烩，虽然是以英格兰人为主，但是其他族裔的人口占比也不低。美国建国以后，南欧裔、东欧裔、拉丁裔和亚裔移民从数量上远远超过来自英格兰的移民，盎格鲁-萨克逊人口的占比就进一步缩小。加上与其他种族通婚，纯粹的盎格鲁-萨克逊人口占美国人口的比重已经是没有办法考证了。在1920年代的优生学狂热过去以后，一些严肃学者开始反思这个问题。比如说弗兰克·汉金斯（Frank Hankins），他说：“如果是在人类学的意义上而不是在诗画的和浪漫的意义上讲，美国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个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国家。”这是汉金斯的原话。他注意到当时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主义倡导者大都是在德国接受的高等教育，而当时的德国学术界正在流行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种族优越论是把文明或者文化的优越与特定的种族挂钩，它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单一民族国家的口号或者说单一民族国家的理念。

当时的美国学术界有位重量级人物名叫约翰·伯吉斯（John Burgess），他从德国留学回到美国以后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政治学和比较宪法学》。这本书主要是讲他在德国接受的种族和文化理论。在书中，他偷梁换柱，把德国教育中的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置换成了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种族优越论。按照他的说法，国家就是同一个种族栖居在同一个地理区域。美国为了保持国家的一致性，必须限制和排除影响国家统一性的移民。这是伯吉斯的原话。

到了二战以前，美国一些主张盎格鲁-萨克逊种族优越论的理论家开始宣传一种说法，就是说美国南方接受的移民远远少于北方，所以南方白人的盎格鲁-萨克逊血统更纯正。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上期节目中讲到过南方史学家汉密尔顿·埃肯罗德（Hamilton Eckenrode）的观点，他就说美国南方白人才是欧洲文明的真正传人，北方的白人血统早就已经被移民搞坏了。当时他们说的移民主要还是指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东欧人、犹太人，还不是指亚洲人或者拉丁美洲人。他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就是，这些来自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的移民威胁到了美国的盎格鲁新教制度和传统，如果再不限制，美国人的质量就会下降，美国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像爱尔兰、像意大利、像波兰、像俄国那种国家。这是1920年代、1930年代在美国流行过的一些学术观点。

亨廷顿晚年主张的排他性与当代政治的抵制

亨廷顿到了晚年，也就是到了1990年代，开始炒学术冷饭，重提盎格鲁-萨克逊，并加上新教。当时他有很强的针对性，盎格鲁-萨克逊显然是针对拉丁裔移民，新教显然是针对拉丁裔移民的天主教信仰。亨廷顿说，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以及它产生的信条，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即学术界和政界盛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化学术的攻击。美国是否能继续保持单一的全国语言，继续保持盎格鲁新教核心文化呢？如果忽视这个问题，美国人等于默许自己最终变成两个拥有两种文化、说两种语言的两个族群。以上是亨廷顿的原话。

为了避免让人说成是种族主义，亨廷顿在《我们是谁》这本书中还特别指出，他强调的是盎格鲁新教文化的重要性，而不是盎格鲁新教人群的重要性。他也认为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国家认同不再是建立在民族和种族的基础上，而是一以贯之地坚守了盎格鲁新教文化和相应的建国信条。但是，与相当具有包容性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美国信条相比，亨廷顿的盎格鲁新教信条具有鲜明的种族、宗教、文化排他性。问题是其他种族、其他宗教、其他文化传统的美国人可以认同美国信条，像自由、平等、像宪政，但不一定认同盎格鲁新教的宗教和文化。这种现象在当代美国政治中特别突出。大部分美国选民认同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美国信条，但并不认同福音派新教体现出来的不宽容、家长制、神学政治、反同性恋、反堕胎以及反科学的这种宗教和文化。

事实上，盎格鲁新教或者说盎格鲁-萨克逊这种短语在当代美国政治和当代美国文化当中并不受欢迎，这与中文世界的情况形成很大的反差。2020年大选唐纳德·特朗普败选以后，共和党极右翼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以及几名极右的国会议员要成立弘扬盎格鲁-萨克逊政治传统的党团。媒体把这件事披露以后，当时的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帖子，他把这种说法称为本土主义狗哨（Native is the dog whistle: “狗哨政治”指政治家使用一些只有特定群体能理解的隐晦语言或代码，以传递特定信息，而不会引起其他人的反感）。凯文·麦卡锡也是这么说的：“美国是建立在人人平等和以诚实勤劳获得成功的理念上面，不是建立在身份、种族和宗教上面。共和党是林肯的党，是为所有美国人争取更多机会的党，不是本土主义的狗哨党。”

在遭到了来自民众、来自共和党内部的广泛谴责和批评之后，那几位极右众议员要搞弘扬盎格鲁-萨克逊政治传统的计划就胎死腹中了。这种失败表明亨廷顿晚年倡导的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种族宗教文化理论在美国当代政治现实中难以获得广泛支持，没有多大市场，甚至在共和党右翼中都难以立足，只能是作为一种情绪表达。在这种政治和社会氛围中，一些盎格鲁新教理论的倡导者更喜欢用含义笼统的保守主义这个概念来表明自己的文化倾向。保守主义是一个更大的框架，什么都能装进去，我们会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讲一讲保守主义。

在中文世界，我们在听到一些短语的时候，比如说听到盎格鲁-萨克逊、盎格鲁新教、文明的冲突等等这类短语的时候，我们最好要了解一下这些短语背后的故事，了解这些短语的来龙去脉，了解这些短语字面意义下面的政治文化含义，这样才能避免被一些标语口号式的短语牵着鼻子走，这样才有希望避免做短语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