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的难问题与科学的困境

大家好，我是魏知超。今天要为你深入解读的书叫做《世界显现》，副标题是《一场意识之旅》，作者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非虚构作家之一迈克尔·波伦。波伦这个人有一种神农尝百草的精神，他从来都不是站得远远的在书斋里去研究自己写的那些话题，他总是喜欢亲身实践，比如为了写致幻剂如何改变心智，他就真的去实验室里吃了致幻蘑菇，亲身去感受那些迷幻体验；写咖啡如何改变文明的时候，他就真的戒断了咖啡的瘾。而他今年的这本新书挑战的是一个可能比他之前所有的选题都更加难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意识，为什么我们不只是活着，我们还能够感觉到自己活着。

意识到底是什么呢？你现在能够听见我的声音，你的脑子里边可能正在理解我说的这些句子，也许同时你还觉得空调有点冷，想起了手机里还有一个没有回复的消息，心里隐约有点烦躁。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不只是发生了，而且还被你体验到了。你的手被划破了，脑中的神经元这时候会放电，这是一回事，但你会感觉到疼，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光以某种波长进入眼睛，这是一回事，但是红色向你显现出来，这又是另外一件事了。今天的科学能够测量你的神经元活动，能够测量波长，能够测量你的行为，但是它却解释不了这些物理化学过程为什么会变成你我正在经历的疼痛和红色。哲学家查尔莫斯在1994年给这个困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意识的难问题”。现在30年已经过去了，它依然是人类最难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也是整个宇宙里最深刻的一个谜。我以前在介绍安迪·威尔的微型科幻神作《蛋》的时候展开过这个问题，当然了，今天这本《世界显现》也不可能告诉你答案到底是什么，如果今天这本书已经研究透了意识的本质，那你就不是在这里听到这本书，而是在所有新闻头条里听到它了。作者波伦写这本书呢，是要带我们看一看，当我们说到意识的时候，究竟把多少完全不同的东西塞进了同一个词里。他的这趟意识之旅探访了世界各地的实验室、科学家、修行者，从植物的感知开始，一路上升到感受、思想，最后追问到了我们人类自己的意识体验里最核心、最神秘的部分——自我。到最后，你也许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那就是意识的内涵和外延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但也许它也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纯粹得多。

植物的初级感受性与生命的基础

那现在我们就从这趟意识之旅的第一站开始看起：植物有感受吗？我们通常都认为有大脑，至少是要有神经系统才能够有意识，但是波伦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质疑这个前提。所以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植物。植物没有大脑，没有神经元，甚至也不怎么会动，如果连这种最不像有意识的东西都可能有某种初级的感受性，那我们对意识的理解是不是从根子上就有点太窄了呢？波伦去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拜访了一位叫做曼库索的植物学家。曼库索给他看了一段延时摄影视频，是一株菜豆在花盆里成长，几英尺外放着一根金属杆，结果这个菜豆的豆苗的茎尖就像一只缓慢探索的手臂一样，在非常努力地去够那根金属杆。关键在于，这株植物是在碰到金属杆之前很久就已经精准地在朝那个金属杆的方向生长了，它不是碰巧撞上去的，它好像就是知道那根杆子在哪里，然后朝它努力。达尔文当年观察菜豆的时候就写道它运动的方式看起来“就好像是对自己的失败感到厌恶，但它决心再试一次”。如果你觉得这个案例有点太过于拟人了，那后面有更加惊人的。比如说含羞草居然能够学习，如果反复从高处把种着含羞草的花盆往下扔，但是每一次都在落地之前把它给稳稳地接住，结果就会发现，它一开始会卷起叶片保护自己，可一旦含羞草发现没有真的危险之后，它居然就不再会有这个反应了，你再怎么摔它，它都好像是坐了100次过山车的老鸟，第101次坐上去一样，而且含羞草居然能够记住这个教训，至少28天，作为对比，果蝇都只能够把类似的经验记住24个小时而已。还有一个例子，豌豆居然能够预测未来，为未来做打算，面对两份土壤，它会选择营养价值正在上升的那一份，而不是当下更加肥沃的那一份。再比如有一个非常让人吃惊的植物居然能够区分亲缘。两株完全不同种的植物如果它们种在同一个盆子里，它们的叶子就会疯狂地生长，拼命地抢阳光、抢地盘，而那些亲缘物种，它们就会选择和平共处，分享资源。我读到这些例子的时候相当吃惊，我一直以为生命要有这类行为门槛至少得是动物吧，结果植物居然都可以。但那位植物学家曼库索说，最有冲击力的发现还是来自于植物的睡眠和麻醉。他说植物其实满足动物睡眠的所有科学标准：停止运动、进入特定的姿态、幼年需要更多的睡眠，被剥夺睡眠之后会补觉，这些跟睡眠有关的反应植物居然全部都有。更加惊人的是，用来放倒动物的那些麻醉剂，那些化学性质五花八门的一大类药物，它们对植物竟然也有效，含羞草被麻醉之后就不再合拢了，捕蝇草就不再闭合了。那么如果一个生命有清醒和沉睡这两种状态，那它在清醒的时候是不是就在以某种方式在体验着什么呢？一个系统如果能够失去某种东西，就说明它本来拥有那个东西是吧？你不可能丢掉你从来都没有拥有过的东西嘛。而且植物的这些能力全都不需要大脑，那它靠什么来实现呢？

细胞的自组织与自由能原理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波伦就接着去找了塔夫茨大学的发育生物学家迈克尔·莱文。迈克尔·莱文做过一个经典实验，他先教会了一只涡虫完成了一项简单的任务，然后把涡虫的头给剪掉了，不久之后呢，涡虫重新长出了头，而且它竟然仍然记得之前学过的东西。记忆不在涡虫的脑子里，而是存储在它身体的生物电场里。莱文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神经元被我们严重地高估了，所有细胞其实都能够做神经元做的事：通讯、联网、存储信息。这些功能普通的细胞其实都可以做，只不过速度要慢一些。莱文甚至创造了一种叫做“异种机器人”的生物，他从蝌蚪的皮肤上刮下细胞，放在营养液里，这些细胞会自发地聚成一个小球，形成新的生物电场，然后它就学会了游泳，学会了走迷宫，甚至发明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繁殖方式。这团东西没有大脑，也没有基因下达的指令，它纯粹就是靠普通细胞的自组织就完成了这一切。

那么如果像植物像涡虫那样的初级感知不需要大脑，那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请大神出手了。伦敦大学学院的著名物理学家卡尔·弗里斯顿提供了最底层的理论支撑，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自由能原理”。弗里斯顿追问的是生命最基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他说生命最基本的任务不是思考，不是追求快乐，甚至也不是繁殖，而是在一个熵不断增加、万物趋于散架的宇宙里，暂时不要散架。而要做到这一点呢，一个系统首先就要有边界，要把内外分开，哪些是要维持住不散架的，哪些不是，得有一个区分。可是一旦内外有别，它就再也不能够完整地掌握外界的完整信息了，它只能通过感官从自己身体的边界外采集信息，最后要根据这些不完整的信息来采取行动，让体温、能量、水分之类的关键指标留在可生存的范围内，留在不散架的范围内。那既然生命体永远不能够直接接触完整的现实，那它就只能根据采样到的那些信息去猜测外面发生了什么，然后用新的信息来修正自己的猜测。而弗里斯顿就把一个生命体做出的猜测和实际的信号之间的这个落差叫做“自由能”。这里他虽然借用了物理学的名称，但它衡量的不是热量，而是一种信息上的偏差。生命要活下去，就得想办法让这个落差一直保持在低水平，而办法只有两个：要么是修正自己的猜测，让猜测更加贴近于真实的世界；要么是直接去行动，去改变世界，让世界更加贴近自己的猜测。而前面这一条路，不断地根据新信号去修正对外界的猜测，这个过程就是感知。所以感知环境并做出智能反应的能力，可能跟生命本身一样古老，能够感知到东西不是什么高级的生命体才有的特殊能力，而是生命的一个基本要件。生命要做猜测和推断，就必须有感知。植物推断附近有支架，于是朝那里生长；蜘蛛从蛛网的振动推断有猎物落网，你在暗处看到一团黑影，先猜测是一只熊，然后定睛一看，才发现是一块石头。感知不是把世界原样搬进脑子里，而是不断地去更新一个关于世界的模型。环境越是复杂，这个模型就要覆盖越长的时间。病毒只需要应付下一毫秒，鱼要预测下一秒，而人类会担心太阳几十亿年之后会熄灭。会移动的动物要预测行动的后果，会计划的动物要在脑中模拟尚未发生的未来。像人类这样的社会动物，还要去预测其他人的心智。那这样看来呢，我们人类的意识也并不是突然降临在我们大脑里的什么神秘的火花，而是跟生命同样古老的初级感知，沿着复杂度一级一级爬上来的结果。这就是作者波伦从探索意识的第一站植物这里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

意识的重心转移与神经科学的探索

如果说第一站是让我们把意识的起点在时间上往前拉了几十亿年，那么第二站就是要把意识的重心在空间上从我们的头顶往下移，从大脑皮层移到脑干深处，从理性移到感受。这得从一个大神开始说起。很多人都知道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叫做弗朗西斯·克里克，但很少有人知道克里克后来转向了意识研究，成为了这个领域的先驱之一。他大半辈子都渴望找到意识的神经基础，他主要是从视觉系统入手的，因为很多高级认知活动的信息源头都在视觉皮层。我们很多信息都是看进来的嘛，是吧？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托夫·科赫后来成了他的搭档，两个人花了十几年功夫去寻找意识在大脑中的物理足迹。科赫后来也成了意识研究领域的顶级学者，再后来他桃李满天下，其中有一位学生后来成了AI女神名字叫李飞飞。1998年的时候，科赫和前面提到的那位提出了意识的难问题这个概念的哲学家查尔莫斯在一间酒吧里打了一个赌，科赫赌25年之内一定能够找到意识的物理足迹，查尔莫斯赌找不到，输的要给赢的一箱好酒。结果呢，2023年的时候，科赫体面地认输了，承认将近30年的搜索都没有找到那个意识的物理足迹，给查尔莫斯送去了那箱好酒。那为什么科赫输了呢？按照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的观点，承载意识的核心结构可能根本就不在科赫他们研究的大脑皮层，科赫找错了地方，他的工作就有点像是醉汉在路灯下找钥匙，灯是亮的，但是钥匙根本就不在那里。达马西奥的核心观点是，意识的起源不是思想，而是感受。也就是说，跟意识直接相关的是那些更加本能的情绪性的东西，而不是跟理性相关的东西。因为大脑进化出来首先是为了让你的身体活下去，身体是要在几十个参数上维持着非常精密的平衡的，比如说你的体温、你的血压、血糖、水分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偏离一个正常的范围太远，这叫做稳态。对于稳态的调节呢，大部分是自动完成的，你很多时候都感觉不到，但是有些时候偏离稳态就需要你采取行动，比如说你饿了就要去吃饭，渴了就要去喝水，冷了要加衣服。也就是说这个过程是身体偏离了稳态，而这个偏离就会产生饿了、渴了这样的一些感受，这个东西就是意识。

脑干与感受的桥梁

更加深刻的是，这个机制是不限于生理方面的需求的。我们人类还有各种社会和心理需求，比如说对于群体的归属感啊、安全感啊、好奇心啊、被尊重的需要啊，这样的一些心理和社会需求同样是有自己的“稳态点”的。比如说羞耻感，它可能就是告诉你你的社会地位偏离了一个安全区间；再比如说骄傲感，它可能是在告诉你你刚刚做了一件能够巩固你的社会地位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一些感受是跟我们身体的哪个部位相关呢？达马西奥说，其实不是大脑皮层，而是脑干。他发现大脑皮层大面积的受损对意识的影响其实非常的有限。比如说有一种疾病叫做无脑回畸形，得这种病的那些孩子是天生没有大脑皮层的，但是他们仍然会表现出清醒、警觉，还有各种非常明显的情绪反应，他们会笑会哭，会对人的声音做出反应。如果意识是在我们的大脑皮层里的，那么这些孩子不应该有任何的体验，但从他们的反应来看，你很难说他们是体验不到这个世界的。相反，另外有一个区域脑干上部，这是一个在进化上更加古老的结构，它哪怕是受一点点小的损伤，人的意识就会受到巨大的干扰。而脑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什么？恰恰就是调节那些身体的稳态。更有意思的是，连接我们的身体和脑干的那些神经元跟普通的神经元不一样，脑干的这些神经元是裸露的，它缺少那种把一般的神经元包裹起来的髓鞘绝缘层，也缺少血脑屏障的保护。所以它们不只是在传递电信号，它们可以说是直接浸泡在我们身体的生化环境里的，这就好像是我们身体本身的力量直接灌入了我们的神经系统。达马西奥说，厌恶感这个例子最能够说明问题。比如说有一个实验发现，吃了有缓解恶心作用的生姜的人，他们在道德判断里会变得更加的宽容，他在生理上没有那么恶心了，他在形而上的道德感上居然就更加宽容了。所以道德判断不只是发生在脑子里，它还发生在我们的肠胃里，而它们之间的桥梁就是脑干。达马西奥在他书里说过一句金句，他说“我思故我在”，这个说法有点过于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过于关注思考而低估了牙疼，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感故我在”，感受，基本的情感，最基本的情绪，这些东西才是意识的基础。

感受的算法与自我与意识的分离

达马西奥有一个学生叫做索尔姆斯，他现在正在做一件非常激进的事情，他想把感受还原成一种可以被计算的算法。他的团队给一个算法赋予了三种相互矛盾的需求：饥饿、口渴和疲劳，然后让这个程序在一个虚拟世界里求生。但他的老师达马西奥觉得这种探索根本就没有意义，他坚持认为感受是不能够被还原为算法的，因为就像前面说的，一个生物体的感受实际上是依赖于那些裸露的、直接浸泡在身体的生化环境里的神经元的，算法只是模拟这种东西，这和真正拥有这种东西在达马西奥看来完全是两回事。那如果达马西奥是对的，那么今天硅谷有些狂人、有些大佬他们想把意识上传到芯片上，然后就脱离肉体，实现了某种永生，那这种想法就是完全徒劳了，因为意识的存在恰恰就依赖于那具必死的肉体，意识的核心可能是一具活生生的肉体产生的感受。这是这堂意识之旅的第二站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到波伦这一趟意识之旅的第三站了。现在终于轮到那个可能是最被我们高估、也最不了解的东西登场了，那就是思想，或者说是思考，就是我思故我在的那个我思。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地去审视过，当你说我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脑子里面出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不妨现在就停下来试一下啊，刚才过去的这一秒钟，你脑子里边到底是什么？是一句话，一幅画面，还是一种情绪，还是只有某种还没有形成语言的意念？为了探索思考的真实面貌，波伦找到了一位在这个问题上研究了几十年的心理学家赫尔伯特。赫尔伯特发明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方法，他会给你的腰上别上一个蜂鸣器，会在一个随机的时间向你的耳朵里面发出一声嘟的声音。你的任务就是在嘟的这一声响起来的时候，立刻回忆那一瞬间你的脑子里面在想什么，赶快记下来，然后赫尔伯特会和你一起逐条地去审视，去回忆你刚才的记录到底靠不靠谱。波伦就亲自当了这个实验的实验对象，他以为自己会收获关于意识本质的深刻洞见。结果呢，那个蜂鸣器响起来的那一刻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发现答案其实极其难以捉摸。比如有一次他在给三文鱼调味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胡椒”，他以为这一次抓得非常准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词嘛，但是赫尔伯特就追问他，这个词是你说出来的，还是你听见的？如果是你听见的，是谁的声音？波伦回忆了半天，完全答不上来。更加让他意外的是，他原本以为自己是一个内心独白型的人，就是大脑里面一直在说话，他毕竟是一个作家呀，天天跟语言打交道，他脑子里边应该一直在说话才对，但是通过分析他的那些记录，他很惊讶地发现，很多时候他的想法既不是语言，甚至也不是图像，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确实存在在那里的某种意念。赫尔伯特管这种意念叫做“无符号化思想”，就是它虽然是一个完整的想法，但是却没有任何语言或者视觉的元素在里面。赫尔伯特通过他50年的研究发现，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样本在蜂鸣器响起来的时候报告了内在语言，也就是脑子里边有一个声音在说话，还有差不多比例的人是在进行那种没有词也没有图的无符号思考。很多人以为自己一直在跟自己说话，那可能是因为当别人问你你在想什么的时候，你就不得不用语言组织起来回答，于是你就以为思想本来就是语言，而且我们以为思考这件事情对所有人来说，都意味着差不多的一个过程。但实际上呢，不同的人的内在体验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有些人是偏向于视觉型的，他说我在想一件事，意思就是我的脑海里浮现了一幅画面；但另一个人可以是偏语言型的，他说我在想一件事，意思是我正在跟自己说话。我们用的可能都是我正在想事情，我正在思考事情，这同一个说法，但是我们的体验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更加深刻的一个问题是，一个想法跟一个想法之间，想法与感受之间真的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吗？美国心理学奠基人威廉·詹姆斯做过一个很精彩的比喻，他说意识不是一列火车，是一节车厢跟着一节而是一条河流，每个念头都会被前一个念头染色，被你的身体状态、被你的心情、被时间、记忆层层浸润，永远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出现第二次。他还说意识的运动就像是鸟的运动，有栖息状态和飞行状态，栖息状态就是我们抓住的那些稳定的念头，而飞行状态就是念头之间那些转瞬即逝的过渡。这些飞行的部分你几乎是不可能捕捉的，你一试图去抓住一个飞行中的念头，它就变了，就像你开着灯去看黑暗一样。我们脑海中的思想远比我们以为的更难以捉摸。波伦还去采访了一位小说家叫露西·艾尔曼，她写过一本神书，那本书一千页的篇幅，但只有一个句子，这部小说叫做《鸭子 纽伯里波特》，小说里的这一句话记录的是一个中年女人的一个完整的意识流，也就是一个人大脑里的思绪从第一页延绵到了第一千页。这位作家艾尔曼说，语言永远无法完整地再现意识，真实的心流要丰富太多，有太多同时发生的联想，还有来自身体各处的感觉，也许这才是思想真正的样子，它可能也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混沌。所以呢，我们在这趟意识之旅的第三站思想得到的启示是，虽然我们每天都在思考，但其实我们对思考的真实面貌几乎一无所知。

自我：后天习得的技能与纯粹觉知

那这本书的最后一站呢，波伦带领我们来到了意识最复杂、可能也是最可疑的一个创造物，那就是自我。我们人类的意识最神秘的一个地方，除了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之外，我们还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有一个我在看这个世界。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在几秒钟之内，一个我就在我们的大脑里重新编织成形，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做什么。我们觉得这个我是稳定的、连续的、真实的。可是当你真的停下来去找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几乎是隐形的。我们在介绍《预测心智》那本书的时候就提过18世纪的哲学家休谟就做过这个实验，他闭上眼睛向内搜索想找到那个我，结果他找到的只有一堆感知、情绪和念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永远无法在没有感知的情况下抓住自己，除了感知之外，我什么也观察不到”。作者波伦做了一次冥想，做了跟休谟同样的事情，结果也几乎完全一样，你越是努力地去寻找那个自我在哪里，你越是找不到。那自我到底是什么呢？心理学家高普尼克说，自我其实是一项后天习得的技能。她认为婴儿是有意识的，但是是没有自我的。大约18个月的时候，孩子才能够第一次在镜子里认出自己，到四五岁的时候，所谓的情景记忆才会出现，也就是孩子们开始把各种散落的记忆编织成一个连贯的故事。高普尼克说，自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才诞生的，而到了孩子6岁的时候，他们才会说“我是我自己的老板”，自由意志这种感觉在这个时候才会出现。而且有趣的是，这个时间点在美国孩子身上比亚洲孩子要来得更早，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自我的塑造可能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神经学家阿尼尔·塞斯他的观点更加极端，他说自我根本就是大脑制造出来的一种幻觉而已，因为按照自由能原理，我们的大脑就是一台预测机器嘛，它是主动地去预测世界，然后用感官来纠错。所以你看到的不是现实，而是大脑对现实的一个最佳猜测，而连你自己那个自我也是一个猜测，是大脑基于你自己身体内部的各种信号推断出来的一个知觉，所以本质上它只是一个幻觉而已。

但波伦不太认可这种观点，他说如果自我是一种幻觉，那这是谁的幻觉呢？你怎么能有一个没有体验者的体验呢？但其实这正是意识最诡异的现象之一，那就是自我和意识是可以分离的，自我可以消失，但是意识不会跟着消失。波伦自己就曾经经历过一次非常彻底的自我溶解。有一次他吃了致幻剂之后，突然看见自己碎成了一堆蓝色的便利贴，然后飘落在地上融成了一堆蓝色的颜料，而在观察这一切的不是那个他自己，而是一种完全非个人的、无立场的纯粹的觉知。反正我是没有体验过，听起来非常神奇。然后他又说，有一段巴赫大提琴组曲响起来了，这个时候音乐和意识是完全融为一体的，没有一个听音乐的人，也没有一个被听的对象，只有那个声音本身填满了一个似乎无限大的觉知空间。这就很神奇了，在这段体验里，意识是充分地存在的，但是却没有自我。德国哲学家梅青格说，这种状态其实并没有那么神秘，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早上都经历过，那就是在你醒来之后，一开始那不到一秒钟的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里，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里，几点钟，但你又是完全清醒的。这一个瞬间其实就是那种没有自我存在的“纯粹觉知”。所以记得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啊。

总归呢，似乎有种种迹象表明，自我不是意识的前提，而是意识的一种后来的发明，但是它是一件极其有用的发明。波伦说没有它的话，你就不会愿意花几年时间来写一本书，因为你不相信未来的你和现在的你是同一个人。但是呢，它也是一件代价非常高昂的发明。佛陀早就意识到了一切苦难的根源就是对于自我的执着。波伦说这就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事实，那就是一方面我们花了整辈子的时间去加固自我，然后又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逃避自我。冥想啊、听音乐啊、沉浸在艺术里啊、玩极限运动啊、沉迷在爱情还有迷幻体验里，这些最让人陶醉的时刻往往都是忘我的，都是让你短暂地体验到那种自我消失的感觉。自我让我们变得有效率，但它同时也把失败的痛苦、把跟别人比较的焦虑、把对死亡的恐惧都绑定在我身上。套用自由能理论的那个说法，别的生命体只是在抵抗熵增加，而人类的意识却额外地携带了一条有毒的信息，那就是我们知道这场抵抗终将失败，自我终将消逝。

洞穴中的顿悟与对“知”的超越

作者波伦在书的最后去了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山洞里独处了几天。那里没有电，没有网络，没有厕所，他每天就是砍柴、生火、打水、扫地、打坐，在这样一个极度简化的生活里，没有邮件要回复，没有截稿日要焦虑，没有社交媒体不断地提醒你是谁。几天之后，当记忆和对未来的期待都被剥离之后，他说他的自我就悄悄地融化了，不是消失了，而是变得非常的稀薄，像雾气一样逐渐散开。有一天半夜，他走出洞口，看到了他这辈子最惊人的星空。他说星星不再像是贴在一块黑幕上的针孔，而是散布在一个三维空间中不同距离上的光点。星星之间的黑暗也不再是虚无，而是一种柔软的、几乎可以触摸的存在，从太空一直延伸到他的脚下，他感觉到自己和那些星星正在共享同一个空间。在这样一个与天地融为一体的刹那，波伦完成了某种顿悟。这是他书里的最后一段。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我就基本完整地读给你听。波伦说这个全身心感受宇宙的当下，让我彻底停下了脚步，它让我怀疑我之前关于意识的所有那些苦思冥想是否都让我错失了意识中某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我越是努力地去穿透这个谜团，把我那日益狭窄的注意力光束聚焦在意识是什么，它能做什么，以及它如何产生这些问题上，我实际体验到的意识就越少。无论它究竟是什么，我在洞穴里的这些时光，以及现在这片星空向我展示了我对这个谜团缺乏耐心的代价。禅师哈利法克斯曾经对我说过：“永远要保持一种不知的心态”，有的时候不知反而会向我们敞开更多的可能性，而那些“知”、“试图去知”或者“以为自己知道”的心态，反而会把这些可能性给关闭。自从我开始这项探究以来，我因为极其渴望去知道，所以缩小了我意识的光圈。我为了那种敏锐的智力聚焦，牺牲了这当下的这夜空般的荣耀，我一头扎进了一个自我抽象的习惯中，这个自我拼命地想把探照灯打在它渴望的目标上，渴望得到那个终极答案。那束狭窄的光芒确实让我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知识，但它也让我失去了吸收另外那359度光芒的能力。而我在洞穴里的时光向我展示了看待意识的另外一种方式，它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科学或者哲学难题，而是一种实践，一种重新完完全全待在这里的方式，一种存在于当下并对这满天繁星敞开心扉的方式。我想这就是我在这次探索之旅中赢得的奖赏，它取代了我在出发的时候曾经天真地希望能够带回来的某种终极理论或者决定性的论点。意识是一个奇迹，毫无疑问，它也依然是最深奥的谜团，但它同时又是如此的简单，简单到可以塞进一句话里：我睁开双眼，一个世界便显现出来。好，这本《世界显现：一场意识之旅》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书籍的详细信息我已经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了，供有需要的朋友查阅。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你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知超，我们下本书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