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楼：一座城中的缝隙

大家好。上半场我们听了北京超无聊，下半场我就来讲讲北京到底有多无聊。

我叫詹涵淇，是一个野生的导演。具体有多野生呢？我没有学过电影，也没有相关的从业经验。但在过去几年里，我和我的邻居们，通过胡搅蛮缠、不择手段的方式，拍出了一部电影——《东四十条》。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北京鼓楼的故事。我在那里住了大概十年，所以要讲清楚鼓楼是什么，就得从十年前说起。

那时我22岁，刚大学毕业。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浑浑噩噩地回了老家。我说：“我22岁感觉好茫然。”老家的朋友告诉我：“你哪有时间茫然？你应该用三年的时间，完成所有的人生大事：结婚、生孩子、买房、公考上岸。”但我理解的人生大事，是搞创作。他们说：“别想那些不切实际的。”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22岁的朋友——如果你那时有人这样跟你说，请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但当时的我比较天真，信了。于是我的人生就这么卡住了。

看见“独自等待”

但我很幸运，在我卡住的时候，我看到了一部电影——《独自等待》。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群在北京生活的年轻人，他们追求理想和爱情，但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当时很惊讶：原来在我不想接受的现实，和我还没有得到的理想之间，还有一个选择——叫“独自等待”。

于是我说：我要去北京。听说那里年轻人多，可以晚一点结婚。

刚来北京时，城市像一张新开的地图。我开始乱走，走着走着，来到了鼓楼。

这里是北京的老城区，没有高楼大厦，氛围悠闲。街边的大爷从下午三点就开始喝酒。我惊讶：为什么老家县城的场景，能这么坦然地存在于北京市中心？

但后来我发现，我惊讶得太早了。

夜幕降临后，鼓楼展现出截然相反的一面：一匹马从我身边经过，马上坐着一位摇滚明星，要去胡同里的小Livehouse演出；一群穿着1920年代服装的人拖着音箱，占领胡同办摇摆舞会；再往前走，两个穿着全套击剑服的人正在胡同里练习击剑——他们的狗也穿着击剑服，在旁边跳来跳去。

我回到白天大爷喝酒的地方，发现这里已完全变样：大爷消失了，年轻人坐在这里喝酒、聊天。我其实有点社恐，但他们像认识我一样，邀请我坐下一起喝。

那一刻我很感动。过去几年在老家，没人愿意和我真正交流。而在这里，我走了这么远的路，可能就是为了这个瞬间。

那天晚上我们抱头痛饮，分享歌单、诗歌。第二天酒醒后，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们在哪上班。

后来我才明白：鼓楼不是那座楼，而是以它为精神地标展开的一个社区。

鼓楼的生态：杂草如何生长

这个社区曾是价格洼地。房子简陋，设施老旧，却吸引了无数北漂青年、艺术家、音乐人。

于是这里诞生了一种极其繁荣的青年文化生态。当年《纽约时报》称它为“北京布鲁克林”。老北京与外来青年混杂共生，每个人都在这块画布上添一笔色彩。

于是鼓楼呈现出一种“日常与奇观紧紧攀附”的状态。

胡同里50米一个的公共厕所，曾让我震撼——每个厕所长得都不一样。我们甚至想过做一款叫“上厕所”的APP，评测通风、采光、隔音、气味、采暖。它不只是厕所，更像武侠小说里的茶馆：八卦在这里流通。

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厕所，听见男厕和女厕里的人正在联机打《王者荣耀》，通过中间的气窗交流。

家与公共空间的界限模糊。胡同边常有露天会议室、小型展览。有的温馨，有的诡异——比如有人家缺石狮子，就用其他东西代替；假花插在真土里，象征希望。

涂鸦遍地。我刚来时流行一只兔子涂鸦，有人办活动比谁找得最多。据说是一个英国留学生做的——我想，他为何用这种方式构建与北京的独特关系？

还有“午夜心碎”涂鸦。一位大爷可能根本没看见它，但他的生活与之形成了某种隐秘共鸣——这就是鼓楼。

地下文化的火种

当时鼓楼有很多地下音乐场景。DDC是一个小型Livehouse，每月办“Jam”活动——无论你是谁，都可以登台即兴。你可能是刚学吉他的新人，但对面和你合奏的，可能就是崔健。

SOS救命小酒馆也很随意。天花板上挂着一只巨大的天狗，老板说风水不平衡，就在旁边挂了个天猫。

更疯狂的事是：一群无处可去的年轻人路过酒馆，发现没开门，就翻窗进去，自己调酒、喝酒，喝完把钱留在吧台，再翻窗离开。

鼓楼园是最重要的地标。里面有DADA——每晚都能蹦迪；Temple——每晚都有免费演出，可能乐队没名气，但刚好你爱听；PIL是一个只在夜间开放、专做年轻艺术家展览的小空间。

我第一次去，他们说“得从窗户爬进去”。我信了。等我爬进去才发现——门在那边。

那个院子每天晚上都黏黏腻腻，不愿结束。每个人都期待今晚会发生点什么——让这一晚成为特别的时刻。

鼓楼到处都是这样的地方。无数年轻人试图用自己的行动，把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缝隙撕开一点，让交流发生，让质疑存在。

于是所有音乐、文化、艺术，就像这道缝隙里的野草——汹涌澎湃地长出来。

这种生命力深深刺激了我。我想：到底是谁定义了“实际”和“不切实际”？鼓楼告诉我——能实践出来的，就是实际。

乐园的坍塌与重启

但乐园没有永远存在。

2017年，胡同改造开始。我们每周都要告别一家店，每月鼓楼都坍塌一次。

2020年疫情来了，最后一批坚持的店关门了。鼓楼园彻底拉上卷帘门。

鼓楼的人，又变得无家可归。

我问自己：我能做什么？我能为鼓楼做什么？

有一天，我在回家路上路过一条河。河上停着一艘假船，有人拉起幕布，在播放《独自等待》。

那一刻，两个时空重叠了。十年前给我力量的电影，正在影响新一代的年轻人。

我想：我能不能拍一部电影？它不讲大道理，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但我希望给和我一样“卡住”的年轻人，一个来自鼓楼的拥抱。

我和邻居阿毛一拍即合，决定拍电影。剧组成立——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们在胡同里溜达找灵感。一位主人说：他的宠物鹦鹉走丢了，相伴两年，有默契，悬赏十万找它。

阿毛说：“太荒唐了！你找一只飞在天上的鸟？这也太不切实际了。”

这四个字，触碰了我的逆鳞。

我说：“这里可是鼓楼。一定要有人去做这种不切实际的事。”

于是，我们的电影主线诞生了：名贵赛鸽走失，悬赏十万元。东四和十条两个年轻人，踏上寻找赛鸽的道路。

用“鼓楼经验”拍电影

我们知道拍电影门槛高：需要人、钱、脱产一个月——这些，我们都没有。

于是我们问：鼓楼经验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朋友说：“有！有人想拍僵尸片，正在家养僵尸。”——我们觉得鼓楼还是太实验了。

项目停滞。秋天来了，我和阿毛都有点悲观。

这时，上海的朋友世俊来了——他是广告导演，但人生最重要的履历，是在一个北京秋天的夜晚，丢了苹果手表。

他拉着我和另一个朋友小迪，在胡同里找手表。定位飘忽不定：一会儿在厕所，一会儿进民宅。

我们敲门问：“您的手表在屋里。”里面的人说：“滚。”

那天我们在胡同喝酒。我说：“今晚的行动，像不像我们的剧本？”

世俊说：“这个故事太好了。你们明天就拍。”

他指着小迪：“你知道他是干嘛的吗？摄影师。”

于是剧组重启：增加了监制和摄影师，找了两个朋友演“东四”和“十条”。

我们在胡同办了一场盛大的开机仪式——我踩到一坨狗屎。朋友说：“这电影能成。”

剧本写在哪？疫情下扫码进店可能团灭，我们找到了共享办公空间。

拍摄时间不能集中？那就拉长到一年，只用七天拍，其余时间“干中学”。

剧组忽大忽小——最多一次有12个人。

有一场戏，我们要拍胡同里排长队。整个剧组都上去排队，摄影师按了开机也排队。

这场戏讲的是：东四和十条刚认识，两人因无聊，排进一个不知道在排什么的队伍。东四自来熟搭话，十条高冷不语。但等太久，不得不说话——结果发现裤子一样，成了朋友。

他们其实没真找鸽子。这场旅途更像《等待戈多》——是等待本身。

鼓楼的河流与漂泊者

夏天，他们去河边钓鱼。除了鱼，什么都钓上来。

我们介绍这条河：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到北京。我们天真地以为，所有东西都从南方漂来。

西湖神剪（美容美发卡）——从杭州飘来的；青岛啤酒——到山东才漂来；毛笔写着“石家庄毛笔协会”——从河北来的。

东四问：“为什么水里都是外地的东西？”

十条说：“北漂呀。”

我们意识到：这是一部很抽象的电影。

拍完后，我们剪辑好，请一位业内大佬看。他说：“你们成本应该不超过50万吧？”

我们说：“五万。”

用五万拍一部90分钟长片，只能靠小聪明。

春天想拍杨絮？全北京飘了，唯独我们胡同没。我于是提着袋子满胡同捡杨絮，路人以为我疯了。第二天躲车后，一点点吹出来。

冬天等雪？北京不是每年都下。我们在B站学人工造雪，结果真下了——但志愿者铲了雪。

那天晚上，我们拿着铁锹去草丛里，一点一点把雪铲出来，硬生生造了个雪景。

我们用共享单车转场，用胡同邻居当遮光板。

阿毛没来现场，但他做了一个短片——拍的是鼓楼熊。

我遇见他时，他穿着熊装试图和狗交朋友。狗怕他。他的微信头像、表情包全是熊，朋友圈全发熊——连参加铁人三项都没脱。

我请他演一个角色：秋天雨天，陪东四和十条在胡同里走。

拍完一年后，我想让他补拍。他说：“我来不了了。”

“为什么？”

“去生活了。”

鼓楼熊，也离开了鼓楼。

鼓楼的答案

东四辞职后来到鼓楼。十条已在鼓楼七年，每天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冲突，随时可能离开。

我们想：有一天，我们也会走吗？那时，这段旅程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于是通过十条之口，电影提出了问题：

“是不是鼓楼人的青春，只是比别人延长了几年？早晚都会结束的？”

最后一次拍摄时，我找到了答案。

他是片中年纪最大的演员。没人知道他以前做什么。现在他在小出租屋做素食，年轻人来吃饭每人给30块——他说：“吃饭只是借口，是为了跟年轻人聊天。”

我请他演这个角色时说：“电影讲两个鼓楼人，不知道何时离开，但每天都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冲突。”

他看着我：“这就是我的故事。二十几岁和朋友来鼓楼，他们陆续走了，只有我一直待到现在。”

我去他家时，看见他在练习小提琴。他开心地接待我，挪开六张拼起来的椅子上的被褥，拉出一张椅子让我坐。

他说：“最近认识两个漂泊的人，只有一个背包，却能到处走。我在想……是不是我的累赘太多了？该把书卖了，也出去走走。”

即使他白发苍苍，在我眼里，他依然是个年轻人——因为他还在拥抱不确定的生命。

也许鼓楼就是：永远摇摇晃晃地前行。

从缝隙中凿路

拍摄这一年，我们都经历了许多：失恋、失业、被隔离两次、项目全黄——但电影拍完了。

一次拍摄间隙，东四弹吉他，十条用口琴伴奏。我突然意识到：拍电影只是借口。我们是想借这个借口，和大家一起度过这“卡住”的几年。

电影完成后，我骑车路过鼓楼园。它已变成网红打卡地。Temple舞台的地方，现在放着财神爷；涂鸦消失了；击剑的人不知去向。

我不再惋惜。因为拍这部电影，让我更懂鼓楼了：

鼓楼不是那座楼，不是地下音乐、不是荷尔蒙、也不是乌托邦。鼓楼，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那道缝隙。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叫《为什么长大》——它说：成长意味着意识到，应然世界和实然世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你可以选择完全活在实然世界；也可以像彼得·潘一样，留在应然世界。

但无论你哪一端做得再完美——都没有卡在中间的人勇敢。

鼓楼人，就是一直处在那道缝隙里。

有啥条件就干啥事。门封了？那就从窗户爬进去。在世界的变动中，一点一点凿自己的路。

最近胡同里又有了新店：几家乐队合开的合作社酒馆，小型实验音乐场地，新的涂鸦——“戈多明天准来”，又在街头巷尾流传。

我想：如果还有人愿意留在那道缝隙里，鼓楼就不会结束。

只要留在这道缝隙里的人足够多——

鼓楼就会足够大，鼓楼就会生生不息。

最后打个广告：《东四十条》现在正在全国冷映中。如果你想去鼓楼走走，就来这部电影里走一走吧。

它不太常规——可能像一个突然停电的夜晚，手机也没电了。这时，你有个老朋友在楼下喊你的名字：“要不要出来走走？”

那时候……你会跟他出去吗？

谢谢大家，我是詹涵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