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边缘：穿透喉咙的近距离枪击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9年6月4日清晨，地点是北京同仁医院。受伤的人叫徐宗茂，当时31岁，是台湾**《中国时报》**的驻京采访记者。他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中弹，子弹从他的后颈射入，穿过喉咙，擦过脊椎，最终从口腔穿出，当场击碎了他口中的七颗牙齿。
三十余年后，徐宗茂第一次公开深谈这段尘封的往事。当他看到当年的现场抢救照片时，他感慨道：“我完全没有办法认出那是我，甚至没有办法认出那是一个人。血流如注，子弹当时是从我的后颈穿过喉咙，擦过一点脊椎，再从嘴巴出来。因为头部又往下撞，当场七颗牙齿就没了。”
台湾荣总医院后来出具的弹道检验报告指出，射击是由小口径枪支在近距离进行的。这次致命创伤给徐宗茂留下了终身残疾：交感神经永久受损，左半边身体半麻痹，右侧身体则完全失去了触觉和温度感知，有时手臂不慎被割伤都毫无知觉。
“我不能进行任何剧烈运动，”徐宗茂平静地叙述，“我以前很喜欢打篮球，受伤以后完全不能打了。而且颈部神经受损部位伴随着一种极其强烈的神经痛，每分每秒都在持续地痛。但我绝对不需要任何人替我感到难过，绝对不需要。”
面对带着每分每秒的剧痛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现实，徐宗茂展现出一种近乎宿命般的坚毅：“倒过来想，我能够活过来，你知道有多么幸运吗？所以一旦活下来了，我就必须问我自己：为什么我活下来了？是什么理由？是不是有一种力量、一个理由在说我还不能走？那个理由是什么呢？经过很多年，我终于理解到一件事情：我每一天所做的事情，都是那个理由。”
三十多年来，徐宗茂把所有关于天安门的旧照片和新闻报道深锁在箱底。在这些照片之下，还静静压着一本属于陌生人的日记——那是来自天安门广场上一位二十岁女大学生的亲笔记录。“在我翻开它的时候，”徐宗茂回忆，“它一下子就把我带回了当年的现场。”
广场狂飙：民主浪漫与组织溃散
1989年5月中旬，首都部分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进入第五天，各界上百万人上街游行声援，一批批打着标语、呼喊口号的队伍从四面八方涌进天安门广场。北京十所大学的校长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政府主要负责人尽快与学生直接对话。
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徐宗茂坦言自己也曾对这场运动抱有浪漫的想象：“甚至有一段时间，有人觉得我有点左。反对腐败、要求民主，因为这些口号并不陌生，‘民主’这个词共产党也用了无数次。只是学生眼中的民主就是追求更多自由，很单纯、很简单。”在外界眼中，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在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对话时的锋芒毕露，使他们迅速成为风靡全球的英雄人物。
然而，1989年5月18日双方的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5月19日清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拿着话筒含泪劝导：“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你们还年轻啊，同学们，要保重身体。”那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次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
戒严令颁布七天后，徐宗茂抵达天安门广场。眼前展现的现实彻底打破了外界的浪漫化滤镜。广场上每天有数万名学生离去，又有更多外地学生涌入。徐宗茂的第一印象是“有气无力、松松散散”：“北京本地的学生大都回家睡觉，留在广场上的很多是外地来的学生，感觉就像当年的文革大串联一样，趁机来北京旅游，白天跑去外面玩，广场上帐篷林立、垃圾遍地、杂乱无章。”
徐宗茂拍下了一张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二层的照片，帐篷门口挂着“宣传部”的牌子，上面特别注明“我们不负责发传单”；另一张照片则是露天摆着一张桌子，挂牌“财务部”。当时广场内部充斥着各种质疑与批评：谁拿了捐款没有入账？谁私自拿钱去吃喝？组织迅速陷入混乱与腐化。
“用大陆的话来讲，他们的民主组织形态处于一种头重脚轻、极不成熟的状态，”徐宗茂分析道，“这很自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反对专制并不等于懂得民主运作。台湾从地方基层选举走向全岛普选走了四十年，至今仍有诸多不成熟之处，而这些民主治理的训练在当年的中国大陆完全不存在，怎么可能苛求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能够掌握现代制度的运作？”
那位二十岁女学生的广场日记也生动记录了这种幻灭与挣扎：
“我们不能够消极地跟着小道消息走，不能时而兴奋、时而沮丧地等待最新消息。我们有必要减少令人疲惫不堪的散兵游勇式的游行，必须刻不容缓地发动宣传攻势，并继续保持与政府的对话。”
她在日记中写道，自己被迫正襟危坐维持秩序，但内心深处极度渴望见到朋友、渴望欢声笑语：“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繁荣富强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
危机四伏：女神像立起与撤退僵局
赵紫阳前往广场探望九天后，徐宗茂在广场边的电线杆上看到了一张手抄的油印传单，内容是5月24日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在军委紧急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杨尚昆在讲话中严厉批评赵紫阳反对《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并在“五四讲话”中公开暴露党内严重分歧。
徐宗茂当场将传单抄录下来，发回台湾成为次日《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看到这份内部文件后，徐宗茂做出了清醒的判断：“局势已经非常明显了，上面就是要动手了。但当时大家的危机警觉意识依然很低。不仅是我，甚至连当时西方情报机构（如 CIA）的评估，也未能预料到最后的结局会如此惨烈。可能连决策层自己一开始都没料到会发展到那么不可收拾的境地。”
女学生在日记中写下了对未来深沉的忧虑：
“血腥镇压，人民军队都不会答应。但是，全民高涨的爱国热情代替不了民主与法律意识，我们不希望以游行和示威赢得我们的权利，但是……” 写到这里，她的笔触戛然而止。
1989年5月30日，中央美术学院等院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竖立起了民主女神像，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遥遥相对。徐宗茂拍下了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瞬间。
“那一刹那，我和所有人一样，感到深深的震撼，”徐宗茂回忆道，“那是一种大革命式的象征。但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这尊雕像一手拿着火炬、一手拿着火炬，并没有宪法与法治的位置。它所承载的是一种法国大革命式的狂热与激进，而非现代宪政民主的理性格局。”
作家杨渡在记录中写道，原本学生指挥部在5月30日的会议上已经倾向于决定从广场撤退，但随着民主女神像的竖立，现场群情再次被点燃。广场上的激进学生开始围攻领袖：“你们是被收买了吗？李鹏给了你们多少钱？为什么变得这么软弱？”理性的撤退计划被迫搁浅，所有人只能被卷入对抗的死胡同。
徐宗茂对此深有感触：“很多学生领袖其实也主张撤退，但根本撤不下来，因为指挥系统完全失灵了。刚从外地赶到北京的学生会质问：‘我刚来，凭什么要撤？’学生原有的组织经验完全脱胎于学校的党支部、共青团模式，一旦脱离体制，他们根本无法自我约束，内部意见四分五裂，行为极不成熟。但这并不代表我对他们缺乏同情，理解其局限与抱持同情是两码事。”
女学生的日记里写下了“进退维谷，何去何从”，并画下了巨大的“SOS”求救符号，却不知该向谁求助。6月1日，广场气氛骤然紧绷。指挥部广播站一遍遍高呼“李鹏就要镇压”，部分学生手持红旗奔跑呼号“保卫天安门、保卫学生”，狂躁的声浪直到凌晨三点才渐渐平息。
杨渡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看见刚刚当选学生领袖的南京大学学生李录披着一件厚厚的军大衣，双手插在胸前，宛如将军般长久伫立在台阶顶端俯瞰沉睡的广场帐篷。杨渡在心中默想：这位年轻领袖眼中所认同的，究竟是眼前的民主女神，还是那位曾经带领百万雄兵横渡长江的毛泽东？
四周帐篷里摇曳着微弱的烛光，不眠的学生仰望着深蓝色的夜空，广场广播里回荡着台湾歌手苏芮的歌声《奉献》。女学生在日记里记下了一个梦，她没有写梦的具体内容，只留下一句话：“醒来的时候松了一口气，原来是梦，千万别是真的。”
风暴降临：流血前夜的民心与对抗
6月2日，官方发布严厉通告，严禁中外及港澳台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周边进行任何形式的采访。戒严部队的广播通牒不断在广场回荡，要求所有人立即撤离，但现场人群依然未动。
同一天，杨渡在木樨地看到北京市民团团围住了一列没有携带武器的戒严士兵。市民们给战士递烟、递水，拉着他们的手苦苦相劝：“你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不也要来北京念书吗？那些大学生不就是你们的孩子吗？你们怎么能忍心向他们下手？回家吧！”年轻的士兵流着泪保证：“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绝不开枪，一定会保护学生。”
然而在长安街，徐宗茂目睹了截然不同的敌意氛围。当第一批军车被市民和学生拦截时，多数年轻战士面对围困表现得茫然无助，不知所措。但徐宗茂注意到一位背着步枪、满脸青春痘的年轻士兵，眼神充满敌意地对围堵的人群咬牙切齿地吼道：“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那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徐宗茂回忆，“那种带着深仇大恨的语气，传递出一种极其危险的不祥预兆。紧接着，有市民冲上去抢下一名解放军的钢盔狠狠摔在地上。双方的对立已经升级为实质性的敌意，而一旦冲突彻底爆发，一边拿着木棍砖头，一边握着真枪实弹，结果可想而知。”
6月2日深夜，女学生的日记字迹开始变得凌乱，仅记录了一行：“绝食72小时开始。”凌晨1点50分，约五千至一万名未携带武器和钢盔的戒严部队快步沿东长安街向广场推进，愤怒的群众沿途高呼“人民军队爱人民、退回去”，双方在克制中僵持，直至凌晨3点部队缓缓后撤。
6月3日下午，北京城的气氛彻底肃杀。下午5点，杨渡看到数千只乌鸦突然从天安门城楼方向惊飞而起，遮天蔽日，发出凄厉的悲鸣，整个天空瞬间阴暗下来——那是装甲部队与坦克行军进驻故宫引发的震动惊扰了鸟群。
入夜，天安门广场的所有路灯突然全数熄灭。在前门正阳门附近，愤怒的年轻人点燃了纸板与路障，血红色的火光将北京夜空映照得一片暗红。在长安街，徐宗茂目睹一辆装甲车熊熊燃烧，市民将棉被浇上汽油覆盖其上。全副武装的部队方阵正排山倒海般向广场推进，一些激动的市民手持木棍冲上去击打士兵的后背，士兵们并未还手，只是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喊口号前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一位北京妇女当场噗通跪倒在愤怒的抗议人群面前，声泪俱下地苦苦哀求：“你们不要打了！你们打不过他们的！”徐宗茂说：“那个妇女下跪求大家不要动手的画面，永远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一刻我感到极度的惊骇——整个局势已经彻底失控，所有人陷入了一种狂乱的状态。”
女学生在日记中留下了最后的字迹，笔迹颤抖凌乱到几乎难以辨认：
“指挥部要求今夜12点到1点，政府军队要进来。现在让我们手拉手、有秩序地走出帐篷，让我们坐在纪念碑基座上，以冷静的目光迎接血腥的屠刀，绝不后退！”
深夜11点20分，日记戛然而止，后续的页面永远变成了一片空白。
广场拂晓：见证清场与中弹瞬间
6月3日深夜至6月4日凌晨，枪声、呐喊声响彻北京城。在南池子一带，市民试图阻挡军队推进，有人向军车投掷石块，军队举枪对空鸣枪示警，人群退入胡同后再次涌出。杨渡目睹身旁不断有人中弹倒地，急促沉闷地摔在地上。杨渡穿过紧闭门户的小巷，在铜仁阁路的墙壁上摸到了一整排密密麻麻的斜向弹孔，意识到军队已经从东、西、南三面合围。
6月4日清晨5点左右，天色泛起微光，徐宗茂与杨渡决定重新返回天安门广场。“经过了一整夜的枪声与火光，清晨的天安门广场却出现了一种极其诡异的宁静，”徐宗茂回忆，“街道上横七竖八躺着被烧毁的军车，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那种苍凉与悲伤难以用语言形容。”
此时，广场上的学生开始组织撤离，他们手挽着手，唱着悲壮如挽歌的《国际歌》，从广场西南角鱼贯撤出。学生刚离开，军人方阵随即封锁了缺口，完成了对广场的彻底清场。
就在此时，停泊在毛主席纪念堂前的一排重型装甲坦克突然同时加大油门，巨大的引擎轰鸣声震耳欲聋。天安门广场那片足以容纳数十万人的水泥地面，在装甲坦克的剧烈震动下开始剧烈颤抖。
杨渡感到死神逼近，急切地拉住徐宗茂催促撤离，但徐宗茂却像着了魔一般，低沉而坚定地说：“不，我要看到最后一刻。”
“作为年轻的新闻记者，总觉得不怕死，”徐宗茂解释道，“我之前采访过中东和东南亚的战地，战死在第一线的人很多都是资深记者。没有什么英雄主义，这就是我的职业选择，我必须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
装甲坦克呼啸着直接碾碎了广场上遗留的所有帐篷，塑料布与支架碎裂的声音如房屋倒塌般刺耳。随后，军队方阵开始向前逼近，士兵们荷枪实弹，距离徐宗茂只有不到两米远，目光冰冷且充满杀气。
徐宗茂被迫转身向正阳门方向撤退。走到正阳门附近，他看到约一个连的士兵席地而坐，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徐宗茂挂着相机，试图在空旷冷清的街头观察最后的动静。
“就在那一瞬间，没有任何预警，世界仿佛突然遭遇了大停电，‘啪’的一声，眼前彻底陷入一片漆黑，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当徐宗茂再度恢复意识醒来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整整三天。
战地抢救：苏北木匠与同仁医院的生死接力
6月4日清晨6点，焦急万分的杨渡在北京饭店接到了北京同仁医院打来的紧急电话。护士在满身是血的重伤者胸前口袋里找到了饭店房卡：“你的朋友头部受重伤，子弹可能留在大脑里，血流不止，必须立刻做开颅手术！生死未卜，必须有人来签字担责，你赶紧过来！”
当时北京街头布满了燃烧的路障、碎石与军车残骸，公共交通彻底瘫痪。一位穿着布衣黑布鞋的北京老汉蹬着三轮车停在杨渡身边，二话不说载着他穿梭在硝烟弥漫的街巷中。路过戒严部队哨卡时，老汉愤恨地啐了一口大骂，杨渡吓得连声祈求：“大爷，求求您别骂了，咱们赶紧平安过去吧。”
赶到同仁医院时，眼前的场景宛如惨烈的战地救护所。走廊、病房堆满了伤员。医生领着杨渡走到一个脸朝下趴着的伤者面前——杨渡甚至无法辨认这就是徐宗茂。他的头发、面孔和衣服全被暗红色的鲜血浸透，整张脸因严重淤血而剧烈肿胀变形。
在病床旁，站着一个浑身沾满鲜血的中年男子，面容朴素如台湾乡下的农民，正是他用三轮车和平板车冒着枪林弹雨将徐宗茂一路送到了医院。看到焦急的杨渡，这位陌生人反而轻声安慰：“别急，我们只有尽力。”
这个救命恩人名叫邵达（小邵），是一位从江苏苏北农村到北京打工的年轻木匠。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小邵冒着被流弹击中和被戒严部队抓捕的巨大风险，在死人堆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徐宗茂，硬是将身材高大的徐宗茂抬上平板车拉到了医院。在同仁医院里，徐宗茂被推进哪个病房，小邵就默默守到哪里，整整守护了七天七夜。
杨渡在极度感激之下掏出身上所有的钱要塞给小邵，小邵却坚决推辞，从自己破旧的衣兜里掏出仅有的十几块零钱说：“我有钱，不用给。”
那一天，全北京的医院打破了一切行政壁垒，不计任何费用、不问任何身份，全力抢救所有送进来的伤员。同仁医院的血库很快告罄，代血浆也全部用光。一位年轻的李护士在头一天刚为其他伤员献过血、彻夜未眠的情况下，毅然挽起袖子再次抽血直接输给徐宗茂。
“我当时流血过多，就像被宰杀的羔羊一样，全身的血几乎流干了，”徐宗茂回忆，“那位李护士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救了我。当时部队随时可能进医院搜捕伤员，但她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血输给了我。我问她我会不会死，她温柔地安慰我：‘你不会死的。’”
据医护人员事后回忆，处于深度昏迷中的徐宗茂曾无意识地喃喃自语：“大夫，你一定要救救我，因为我很爱我的妻子……”
杨渡向主刀医生和护士长致谢时，护士长拉着杨渡来到手术室，医生用镊子夹出一颗刚刚从伤口取出的带血弹头，郑重地放在杨渡冰凉的手心里，平静而低沉地说：
“不用谢我们。你帮我们所有中国人做一件事——把这颗子弹带出去，把真相报道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
杨渡受医护人员托付前往复兴医院调查伤亡情况。复兴医院太平间外挂着“已满”的告示，推门进去，三四十具遗体并排停放，白布遮盖着身躯。杨渡根据现场见闻统计，死伤者中市民与学生的比例高达十比一——北京市民用血肉之躯践行了他们“保护学生”的诺言。
在复兴医院里，一位守在徐宗茂病床边的年轻女大学生泣不成声。面对这位不知能否生还的台湾记者，她将自己记录了整场运动的亲笔日记塞进了徐宗茂的行囊中，希望历史的见证能够被带往外面的世界。
由于徐宗茂颅内伤情不明且持续失血，必须紧急转送天坛医院进行全面脑部CT扫描。救护车驶上街头，沿途堆满了路障与废弃公交车。救护车喇叭反复高喊：“车里是枪伤患者！是港澳台同胞！是记者！请大家帮帮忙！”路边数十位北京市民闻声自发涌上前去，齐心协力徒手推开沉重的公交车与巨石，为救护车硬生生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使其在十分钟内疾驰抵达天坛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子弹穿透咽喉击碎牙齿后飞出体外，颅内奇迹般没有弹头残留，亦无致命血块。医生感慨地说：“只要子弹轨迹再偏高一两毫米，神仙也救不活了。”
脱离危险苏醒过来的瞬间，虚弱至极的徐宗茂下意识地举起右手比了一个“V”字胜利手势，含糊不清地喊了声“民主万岁、自由万岁”，随即再次昏睡过去。杨渡站在床前，眼中含泪苦笑：“他妈的，真幽默，你才刚刚从鬼门关里爬回来啊。”
劫后重逢：超越创伤的历史追寻
当徐宗茂彻底清醒过来，得知自己中弹幸存的事实后，他缠满绷带的头颅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眼泪顺着剃光的青色头皮无声滑向两鬓，长叹一声：“太惨了……太惨了。”
6月10日，徐宗茂伤情基本稳定，获准返回台湾继续治疗。临行前，为他献血的李护士依依不舍地叮嘱：“一定要保持联系，毕竟你的身体里流着我的血。”徐宗茂当场痛哭失声：“我这条命是中国大陆同胞救回来的，我这一生一定要回报。”
杨渡推着轮椅将徐宗茂送上救护车，两个生死交情的大男人默默对视，再次互相比了一个傻傻的“V”字手势。小邵护送救护车一路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当航班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时，徐宗茂的妻子Maggie在接机通道前一眼看见了阔别重逢的丈夫：“我真的非常非常难过。他原本是一个高大、开朗、极爱欢笑的人，可眼前这个人留着邋遢的胡茬，满嘴牙齿缺失，整个人苍老憔悴得像一个重病垂危的老人。我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必须立刻带他回家，把他的身体和牙齿全部补回来。”
徐宗茂在台北荣总医院整整住院治疗了两个月。妻子每晚蜷缩在病房狭窄的小沙发上陪伴守护，徐宗茂心疼妻子，便拉她挤在同一张病床上休息，查房换药的护士们心照不宣地装作没有看见。
“在重伤的剧痛中，只要妻子在身边，我就感到无比安全，”徐宗茂坦承，“夜深人静时，脑海里不断闪回坦克碾压帐篷的刺耳声响，那种支架断裂的声音纠缠了我很久。刚受伤的那一年，内心充满了极端的愤怒，觉得这样的政权实在太糟糕，推翻它一万次都不为过。”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徐宗茂的内心逐渐发生了一种深刻的蜕变。1990年中，趁着台胞证尚在有效期内，徐宗茂毅然决定重返北京。
他首先回到同仁医院看望了李护士，第一次看清了自己当年躺过的病床。随后，李护士陪同他重返天安门广场。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台阶上当年被装甲坦克撞击留下的破损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面对这些暴力的历史痕迹，徐宗茂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极度的平静：“这不是心有余悸，而是平静。因为这是一个过于宏大的历史事件，而我作为几乎丧失生命的亲历者，在一年之后进入了一种超越个人遭遇的状态。首先，我是一名记者和历史观察者；其次，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必须更深地去追问：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发生？”
随后，徐宗茂专程前往江苏扬州找到了木匠小邵。再次面对救命恩人，徐宗茂不断道谢，小邵却一如既往地淡然豁达：“你完全不必老挂在嘴上，这根本没有什么。”徐宗茂感叹：“在传统观念中，他或许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但他身上那种源自中国农民最质朴、最纯粹的善良本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上海，徐宗茂见到了复旦大学的师生，并拜访了青年学者王沪宁。徐宗茂回忆：“王沪宁刚从美国访学归来时原本穿着非常时尚，但1990年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换上了极其朴素的中山装。我们谈论起中国的未来走向，我说中国应该像当时的东欧一样走向巨变，而王沪宁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绝对不能像东欧那样！’这句简短的对话，深刻反映了当时体制内精英对国家秩序与稳定的底层逻辑。”
历史和解：生命是生活本身，而非政治
回到台湾后，徐宗茂曾受邀参加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在台湾举行的演讲会。在台上，一位当年的学生领袖谈及那些留在大脑、失去生命或身陷囹圄的同伴遭遇时，当场痛哭失声，充满内疚。“那是唯一一次让我落泪的学生领袖演讲，”徐宗茂直言不讳地指出，“至于其他人，许多人表现得仿佛第二天就要搬进中南海执政一样，令人失望。他们召唤了民众走向街头，最终却无法承担历史的后果。作为在广场上流过血、险些丧命的人，我认为自己有充分的资格给出持平的历史评价。”
徐宗茂将自己后半生的志趣完全转向了历史影像与档案的收集与抢救。他先后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举办“六四”摄影展，虽遭致部分本土激进人士的非议与两头不讨好的尴尬，但他始终坚持客观还原历史真相。
2001年，徐宗茂在历史博物馆主持台湾光复纪念展览；2011年，他更是积极协助被国民党政权枪决的中共地下党员朱谌之（朱枫）寻找遗骸，并促成在马场町举办纪念特展，最终将遗骨护送归葬大陆。
面对外界对其政治立场的质疑，徐宗茂给出了深刻的回答：“有人问我，如果当年朱谌之他们成功了，台湾经历肃反、反右和文革会怎样？我当然清楚那些历史悲剧。但国共两党如果永远算不完血海深仇的旧账，中华民族的杀戮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我正因为在六四流过血、受过伤，深知苦难的沉重，才更希望能以宽阔的心胸推动历史和解，唯有和解，两岸同胞才能拥有和平的未来。”
在长达数小时的访谈中，徐宗茂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历史文献整理工作，对自己脖颈上那道致命的伤口极少主动提及。“我不喜欢自我怜悯，那会让我觉得自己除了贩卖创伤之外别无长处，”徐宗茂微笑着看着身边的妻子和女儿单宇，“对我而言，现在如果太太因为什么琐事不理我，那种痛苦甚至比回忆六四的痛苦还要大。”
在女儿单宇的生日聚会上，徐宗茂分享了一家人温馨切蛋糕和太太女儿欢快起舞的日常片段。“年轻时我们在淡水买了一间小小的度假公寓，周末全家人一起看电影、去海边看日落。生命到了最后，真正有价值的就是这些最朴素的日常。生命是生活本身，生命从来不是政治。政治的唯一意义，就是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架构，去保障每一个普通人安居乐业的平凡生活。”
访谈结束一周后，徐宗茂在电话中表示，他打算给远在江苏的小邵打一通长途电话，亲自解开三十七年前生死救援的每一个细节。当被问及当年那位在复兴医院留下日记、如今已近六十岁的女学生时，徐宗茂看着那本泛黄的日记本感慨道：
“那里面写满了青春的惆怅与纯粹的力量。流血绝不是为了延续仇恨，流血者的真正愿望，是让后来的人能够生活在一个更为宽广、更为和解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