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魏知超。今天要给大家深入解读的书叫做**《娼妓的智慧》**（The Wisdom of Whores: Bureaucrats, Brothels, and the Business of AIDS），副标题是“官僚、妓院与艾滋病生意”。这个书名非常刺激，但可能不是你想的那种刺激。它不是写那些性工作者在工作时，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而是讲了一个很让人无可奈何的公共卫生故事，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怎样阻止艾滋病蔓延，却偏偏没有做到。

这个书名真正的意思是，在妓院和街头巷尾的真实世界里，防治艾滋病的答案其实简单得令人发指：一个安全套（Condom: 用于性行为中避孕及预防性传播疾病的屏障）、一根干净的针头（Clean Needle: 用于注射吸毒时防止血液传播疾病的工具）就够了。但那些坐在联合国大楼和华盛顿办公室里的官僚、政客和活动家，却把这个简单的问题搅成了一团浆糊。《娼妓的智慧》说的不是性工作者有多聪明，而是说从她们的真实处境出发，你就能够看到最务实的解决方案。而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却偏偏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他们把真正管用的东西挡在了门外，却把无数的钱烧在了那些根本就没用的地方。

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真正有效的方法，触犯了三种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在言论或行为上避免冒犯特定群体）。第一种是官僚的程序正确（Bureaucratic Procedural Correctness: 官僚机构仅关注流程和报告，而非实际效果）。官僚只关心把钱花了，把报告写了就万事大吉了，没有人需要回答你到底阻止了多少感染，这里边的浪费简直是触目惊心。第二种是左派的政治正确（Left-Wing Political Correctness: 强调赋权和尊严的意识形态，有时忽略实际效果）。左派的那些防艾政治家和政客们，沉迷于要给底层的艾滋病高危人群赋予权力，要给他们尊严，却全然不顾这些道德表演有没有真正的防艾效果。第三种是右派的道德正确（Right-Wing Moral Correctness: 基于宗教或保守价值观，排斥某些预防措施）。那些宗教保守派把安全套视为道德沦丧的象征，把禁欲当成了万灵药。这三种政治正确，他们的姿势都很漂亮，每一拨人都觉得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唯独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些漂亮的姿势到底有没有在真正的解决问题。结果就是，所有人都很体面，而病毒很高兴。这里面的荒唐，可能比你被书名吸引进来的那种期待还要更加刺激。

这本书的作者伊丽莎白·皮萨尼（Elisabeth Pisani: 流行病学家、记者及《娼妓的智慧》作者），是一位非常传奇的女性。她先当了5年路透社驻亚洲记者，然后再转行做了流行病学家。她在联合国机构、在印尼的妓院、在中国的吸毒者群体里摸爬滚打了10年，成了最权威的一线防艾工作者，最后写出了这本让很多与防治艾滋病工作有关的官员、政客、活动家直流冷汗的书。皮萨尼的写作又辛辣又幽默，一会儿大家哪怕是通过我的讲述，应该也能够感受到。那一会呢，我们就来挨个说说那三种政治正确，是怎样助长艾滋病的蔓延的。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得先搞清楚一件事，那就是预防艾滋病到底有多难。

艾滋病传播的“高速公路”与精准干预

答案可能会让你很意外，从纯科学的角度来看，HIV（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导致艾滋病的病毒）其实是一种传播效率相当低的病毒。它不像流感那样打一个喷嚏就能够传染一屋子的人，也不像霍乱那样一口脏水就能够放倒一整个村子。HIV病毒在离开人体体液之后很快就会死亡，它需要通过血液来直接传输，或者是利用性行为里产生的那些微小的伤口和一些特定的细胞，作为入侵人体的入口。在没有安全措施的异性性行为里，单次传播的概率可以低到1/300。那为什么艾滋病还能从爆发开始感染了9,000万人呢？关键就在于，虽然单次传播的概率非常低，但是HIV找到了几条高速公路（High-Risk Transmission Paths: 指艾滋病病毒高效率传播的特定途径）。

第一条就是共用针具的那种注射吸毒（Shared Needle Injection: 通过共用注射器直接传播血液）。把感染者的血液直接注入到另外一个人的血管里，那几乎是100%传播。第二条高速公路就是无保护的商业性行为（Unprotected Commercial Sex: 没有安全措施的性交易）。一个刚刚感染HIV的性工作者，在她的传染性最强的那个窗口期里，如果客人不戴安全套，那么在像印度孟买这样客流量最大的地方，她可以把多达240个男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下。第三条高速公路呢，就是男男性行为中的无保护肛交（Unprotected Anal Sex: 男男性行为中不使用安全套的肛交）。

你应该注意到了，这三条高速公路指向的其实都不是普通大众，而是非常特定的人群：注射吸毒者、性工作者及其客人、男同性恋者。在东南非洲之外的整个世界，绝大多数HIV感染都是集中在这几个群体里。皮萨尼用了一句非常直白的话来概括，她说在大部分的国家里，真正需要HIV预防服务的人不超过成年人口的10%。你只需要让那10%的人能够获得安全套、获得清洁的针具、进行定期的性病检查就可以了。工具很简单，人群很明确，成本很低廉。而且这不是纸上谈兵，有些国家已经证明了它能做到。

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泰国。在1990年代初，泰国北部城市清迈的性工作者里HIV感染率已经接近50%。泰国政府的应对非常简单粗暴：政府相关部门把妓院老板和老鸨找来，说我们可以因为你经营妓院而关掉你的店，但是我们不会这么做。只要你确保每一个客人都使用安全套，这是你的责任，不是妓女的，不是客人的，是你老板的，我们就盯着你。我们会每两周检查一次你的姑娘们有没有性病，如果有就说明安全套没有用好，那我们就关你的店。如果没有，那我们就允许你把这个生意做下去。就这么简单。结果呢，妓院里的安全套使用率迅速飙升到了90%，性病诊所的病人数量下降了7倍，HIV新感染率大幅回落。这里面没有什么高科技，就是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案（Carrot and Stick Approach: 奖惩并用的管理策略），很有点不讲理但非常务实。

而澳大利亚、英国、荷兰是在注射吸毒者这条高速公路上做了同样务实的事情，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在HIV还没有大规模蔓延之前，大范围地发放清洁针具。而结果在这些国家的吸毒者里，HIV的感染率始终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所以皮萨尼说在流行病学这个星球上，问题和解决方案都简单到丧心病狂，但是在政治那个星球上，一切就都变了，因为在那个星球上，讲究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你的姿势要足够的正确。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助长艾滋蔓延的第一大力量：官僚们的金钱游戏。

官僚主义的金钱游戏：防艾政策的荒唐浪费

防艾政策的荒唐，首先是钱的问题，确切地说是太多的钱带来的问题。在皮萨尼刚刚入行的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每年投入防艾的资金大约只有3亿美元。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在抱怨，要是钱再多一些就好了。而十年之后，这个梦想以最夸张的方式实现了。到了2007年，全球防艾年度支出飙升到了100亿美元，涨了2,900%。印尼有句俗话，叫做“有糖的地方就有蚂蚁”。那么当这样一个100亿美元的糖罐摆上了桌面，蚂蚁当然就蜂拥而至了。

首先涌来的就是联合国系统里的各个机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 联合国旨在协调全球艾滋病应对的机构）最初的6个成员膨胀到了10个，而联合国体系里更多的机构也纷纷地往这个糖罐里伸手。联合国的营养委员会有了自己的艾滋项目，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也有，然后居然渔业部门也来了。为什么渔业要搞艾滋呢？因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份报告说，渔业主管部门必须要提高渔业领域对于艾滋病相关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理由，但我们还是要来拿经费。皮萨尼有一位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 提供发展援助和贷款的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的朋友说，联合国的各个机构就是职业乞丐。乞丐当然都往有钱的地方去了，所以你就看到了文化与艾滋、儿童与艾滋、渔业与艾滋，我们就等着哪天出来一个气候变化与艾滋了，还说不定今天已经有了。

那么这些机构是不是真的在帮忙呢？也许在南部非洲是在帮忙，毕竟那里1/3的成年人都感染了HIV，什么领域都跟艾滋病有点关系。但是在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方，艾滋病的核心问题只有两个，前面说了性和毒品。皮萨尼说如果你既不想碰性，也不想碰毒品，那你最好就别来蹚防艾这趟浑水。但是没有人愿意走开，因为钱太多了。于是呢，在这些人的鼓吹和造势之下，“HIV是所有人的问题”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渐渐地深入人心了。但是这套话术真正起到的效果是，那些政府机构、那些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组织就可以尽情地花防治艾滋病的钱，但是居然他们就可以完全不用碰性和毒品，因为他们只要针对普通人群就可以了嘛。

比如说在非洲加纳，有76%的新感染都是发生在商业性行为里，但是有99%的资金都投向了所谓的普通人群的干预项目，比如说什么职场健康教育。在尼日利亚，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旨在抗击三大传染病的国际融资机构）拨了7,400万美元，全部都用于普通人群。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 美国政府的全球艾滋病应对计划）又砸了1.05亿美元，其中90%的预防经费也是花在普通人群身上。在尼日利亚，所谓的年轻人是特别受欢迎的防艾投资对象，但实际上呢，有一项对尼日利亚技校毕业生的检测，显示HIV的感染率只有1.2%。而与此同时呢，尼日利亚的性工作者中HIV的感染率高达21%到48%。但是花在这些性工作者身上的专项预防经费是多少呢？是零。花在注射吸毒者身上的有多少呢？截至2007年中也是零。在泰国，商业性行为和吸毒占了40%以上的新发感染，但只有4%的经费花在了这些行为的预防上。

皮萨尼说在其他的任何行业里，你找投资人要钱，人家一定会问你，你怎么样让利润最大化。在防艾领域，利润就是拯救的生命嘛。但是在防治艾滋病这个领域里，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出资方会要求你回答，你怎么样用最少的钱阻止最多的感染。这种荒唐，在东帝汶达到了巅峰。东帝汶是一个2002年才独立的迷你国家，在东南亚它的婴儿死亡率是最高的，免疫接种率是最低的。它有无数迫切需要解决的健康问题，而它最不需要的一个东西可能就是防治艾滋病项目。因为当时整个东帝汶只有7个人确诊感染了HIV，不是7万，是7个人。但是呢，东帝汶那时候正好赶上了一个热潮，就是当时有很多人相信HIV感染是一个发展问题。

当时有人给东帝汶政府讲了这样的一套逻辑：第一，HIV是一个发展问题，而你看你们东帝汶这么穷，你们的发展问题当然很多，所以东帝汶会有很多HIV。第二，你们看一看隔壁的柬埔寨，他们刚刚经历过战乱，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来了，然后艾滋病疫情就爆发了。东帝汶也在亚洲也经历过战乱，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也来了，所以东帝汶也会爆发艾滋疫情。结果呢，东帝汶的卫生部长被说服了，宣布HIV是国家四大健康优先事项之一。而美国那个时候也就顺势送上了一个200万美元的防艾项目，当成了给这个国家诞生的贺礼。200万美元就是每个已知的感染者能够分摊到285,700美元，而同期的非洲每一个HIV感染者得到的资金是15美元。

当时就是皮萨尼和她的同事被派去花这笔钱。她吐槽说，不如我们就把东帝汶全国的性工作者都送去哈佛读书吧，钱也够用了的。她的一个同事也吐槽说，我们就别搞什么性传播疾病的教育了，我们就直接把东帝汶首都里所有可能有性生活的人都浸到乳胶里得了，钱也够了。不过吐槽归吐槽，他们最终还是做了一项扎扎实实的调查。他们找到了东帝汶首都几乎所有的性工作者，大约也就只有100个人左右，检测了她们和她们的客人，结果什么HIV病毒都没有找到。在当地最大的一个夜店里，有一个周四的午夜，只有两个客人，有一个还是皮萨尼自己。东帝汶其实只需要做几件非常简单的事，比如在首都和印尼边境，给那几百个有风险的人发安全套，做性病检查。这样就基本可以彻底地锁死HIV入侵的可能了。这么做花不了200万美元的一个零头。

但是当皮萨尼去找美国大使，建议他把剩余的资金转到像是免疫接种这样真正急需的领域的时候，那个大使说，这些事情是华盛顿几个委员会那里边的人决定的，我们在这里其实什么都做不了。皮萨尼追问，他说把钱花在确实存在的疾病上，难道不是比花在不存在的疾病上更加合理吗？但是这位大使也是一脸无奈，他也加入了吐槽大军，他引用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 纳粹德国宣传部长，以宣传手腕著称）的话说：“每当我听到良好的公共卫生实践这种说法，我就想伸手去拿左轮手枪。”

结果就是在东帝汶这个地方，防艾机构的数量居然比感染者还要多。除了美国的项目，澳大利亚也有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致力于儿童权利和福祉的联合国机构）也有一个，世卫组织（WHO: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全球公共卫生的联合国专门机构）有一个，还有其他一堆的NGO。这其中呢，美国还有一个特殊规定，那就是不论是哪个机构的项目里面，美国出的钱都受到“买美国货”这样一个法案的约束。比如说一支治疗梅毒的药，在隔壁的印尼买只要1.5美元，但是按照美国的这个规定，他就必须从美国的田纳西州购买，要全程冷链运输到地球另外一边的东帝汶，成本居然将近1万美元。一个在东帝汶使用的安全套，其实是用东帝汶隔壁苏门答腊的乳胶制成的，但它会先运到美国阿拉巴马的一家工厂里加工，然后再运回到东帝汶，总行程达到2万英里。

为了避开这些非常无厘头的浪费，皮萨尼和她的同事们开发了一套地下交易系统（Underground Trading System: 规避官方规定和繁琐流程的变通操作），用英国的钱来买针具，用美国的钱来付培训费，用澳大利亚的经费来购买本地药品，用它来替换掉美国要求采购的那些天价美国货。这套操作已经在法律边缘游走了，但是它确实让更多的钱花在了救命上。

而当皮萨尼试图用数据分析来改进这些项目的效果的时候，她就发现了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个行业里，其实没有人想要听坏消息。比如你告诉一个拼命为吸毒者争取服务的团队说，你们的工作其实对疫情的传播没有任何影响，他们肯定会恨你的。你告诉那些投资方说，你们花的钱根本就没有用，他们不会因此去反省，他们只会砍掉你的项目。你告诉联合国说，数据其实并不支持人人都有风险这种说法，那他们并不会感谢你的诚实。所以到最后，就是大家要么报告联合国要求的，一些毫无意义的指标，要么就是使劲地折腾统计数据，直到从数据里压榨出一个好消息。皮萨尼引用了一句科研行当里的老话：“如果你把统计数据折磨得够狠，它们什么都会招供。”

皮萨尼曾经看到一位她的上级做了一张PPT，宣布他们这个机构有了一个新的使命，那就是提高亚洲每个国家的资金燃烧速率（Funding Burn Rate: 资金花费的速度）。烧钱的速度，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了衡量成功的标准。她还听到过一位世界银行代表，把肯尼亚的一个4,400万美元的性病贷款项目描述为“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的成功项目”。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都让人怀疑自己的语文水平了，没有影响怎么能算是成功呢？是因为这个代表说在这个项目的后期，资金拨付的进度改善了，我们把花钱的堵点给打通了，我们好成功。这就是第一种政治正确的运行方式：程序走完了，报告写好了，钱花掉了，那些官员的KPI就完成了。至于有没有人因此少感染HIV，这个问题并不在那些官僚的考核表上，所以这个唯一重要的问题居然没有人在意。

左派的道德表演：赋权迷思与身份等同能力

那讲完了官僚主义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左和右的各种意识形态，是怎么样在防艾这件事情上搅浑水的。防艾政策的制定经常会受到很多左或者右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说，联合国官员的意识形态是普遍偏左的，至少在皮萨尼写这本书的21世纪头十年是这样，今天可能更左了。所以呢，这些官员的意识形态就会有意无意地渗透到防艾政策里。当然右派也不会独善其身，比如说美国的很多防艾政策就是美国保守派推出的，里面就混进了S很多保守派的色彩。所以呢，防治艾滋病本来应该是一个很中立的公共卫生问题，但是它在政治上其实是很难中立的。

那我们先来看左的这边。在防艾这件事情上，左派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不容质疑的教条。这里面呢，既有源自于历史经验的一些迂腐，也有一些是出自于他们对真实世界的天真想象。比如说在一些左派意识形态的联合国官员看来，女性性工作者之所以不用安全套，是因为她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这是过去这几十年来最典型的左派叙事嘛，凡是涉及到性别的问题，根源就一定是男性的压迫，就是所谓的父权制（Patriarchy: 一种社会系统，男性在其中掌握主导权力）。而这个信念呢，是几乎渗透在联合国制定的各种防艾政策里的。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关于女性与艾滋病的官方说明里就写到：“经济和社会上对男性的依赖，限制了女性拒绝性行为或者协商使用安全套的能力。”皮萨尼说，这句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女人在性行为中是被动的，是无力的，她们没有办法让男人戴套。它的潜台词是，如果女人能够选择使用安全套，那她们当然就会用，因为女人在乎自己的命。而男人不用安全套，是因为男人有阴茎也有权利，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命。皮萨尼吐槽说，这两个推论都是胡说八道。男人不用安全套的头号原因根本就不是什么权利不平衡，而是因为不戴套更爽。

然后她说，女人其实不也一样吗？女用安全套在很多国家都买得到，但是大多数女性都不用。书里的原话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东西看起来像是塞在下体里的超市购物袋，底下还挂着两个把手。带着这种安全套做爱的时候，会发出那种薯片包装纸的咯吱声，而你一笑场它就会缩进体内，让你疼得叫出来。”

在印尼做的一个调查发现，在1万多名女性性工作者当中，只要开口要求客人使用安全套的，使用率就比不开口的高出15倍。15倍啊，皮萨尼说，只需要开口问一句，就能够产生15倍的差异。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大老爷大小姐们，怎么就能光凭自己的想象，就说她们无力保护自己？但是左派会反驳说，男人的权利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说如果不戴套，那我就多给钱，用金钱来利诱也是一种权力的压迫。但是印尼的这个数据也打了脸，那些要求客人戴套但被拒绝的性工作者，每次收费大约是16美元。而那些坚持戴套不妥协的性工作者，平均收费21美元，比那些妥协的同行多40%。这跟不戴套就能够多赚钱的假设是恰好相反的。

那到底是什么阻止了更多性工作者要求客人戴套呢？皮萨尼在书里很坦率地从她自己身上找了找原因。作为一个比地球上任何人，都更加了解HIV的流行病学专家，她自己使用安全套的历史也不太光彩了。有的时候不戴，是因为不戴套更有快感。有的时候，是因为对方看起来特别顺眼。而最多的时候呢，是因为喝了酒。同样的那个印尼的调研数据也证实，跟客人一起喝醉的性工作者，她们使用安全套的概率就会大幅下降。皮萨尼说，没有任何理由假设卖身的女人在自律方面，比一个卖软件的或者是卖法律服务的女人更好或者更差。数据表明，性工作者不用安全套，往往就是因为喝多了不在乎。如果我们去调查卖软件的人，结论大概也差不多。

而左派那种认定了女性性工作者不戴套，是因为受到父权社会压迫的想法，危害就在于：如果你的出发点是女性无力保护自己，那你的政策逻辑自然就会滑向“我们得通过改变这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来拯救他们”。那你的做法可能就是给女性性工作者提供小额信贷、给她们做职业培训、给她们科普反家暴法律等等。这些东西呢，当然都是好的，但它们不能够阻止在接下来的这几周里，这个性工作者被一个嫖客传染HIV。而简简单单地确保每个妓院的床头柜上都放着安全套，确保每个性工作者都被训练过怎么样自然地给客人套上去，这种不够体面的务实方案，比去解决什么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压迫，效果要好千倍百倍，也省钱千百倍。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左派的第二个教条，那就是他们坚持要给性工作者和感染者赋权（Empowerment: 赋予个人或群体更多的能力和权力），让他们直接参与到防艾政策里。这里说的赋权不是前面那个父权制的父权了，是赋予的意思。左派坚信，同伴教育（Peer Education: 由同龄人或同伴进行的教育和影响）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而不应该是让政府官员来教育性工作者，而是应该让她们自己相互教育。而且那些感染了HIV的感染者也必须参与到一切防艾决策里。这个信念呢，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这是因为艾滋病刚刚出现的时候，西方政府不作为，一开始是那些同性恋社区自己组织起来搞预防的。社区互助的确是早期防艾的关键，但是很多人就天真地以为所有艾滋病感染群体里都存在这样一个团结互助的社区。他们觉得吸毒者会帮助吸毒者，性工作者会帮助性工作者，感染者天然就能够帮助感染者。这也是很典型的左派的思维方式。

而现实呢，性工作者之间往往是竞争关系，而不是姐妹情谊。有一个中国的性工作者曾经对皮萨尼的同事说过：“我干嘛要教另一个小姐怎么样接客？她把我的客人抢走怎么办？”而对于吸毒者呢，现实更加残酷。皮萨尼说，她见到的99%的案例都是一个已经在戒毒的人，如果遇到另一个正在吸毒的人，那他马上就会复吸。这方面近墨者黑（Bad Company Corrupts Good Morals: 接近坏人或坏环境容易受其影响）几乎就是一条铁律。结果你们还期待他们能够团结互助地一起戒毒？这也太天真了。

然后呢，他们觉得感染了HIV的人是最知道与自己遭遇相同的人需要什么的，他们如果能够去安慰那些后来被感染的人，那就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度过最初的恐慌。所以呢，鼓励那些被感染者参与到防艾工作里，也被写进了联合国的一些防艾指导政策里。但是皮萨尼讲了一个让她记一辈子的经历：有一回她带一个朋友去非洲的一家机构做HIV检测，查出了阳性。而在那个机构里负责咨询的，正是一个已经进入到艾滋病晚期的女性感染者。结果呢，她非但没有提供任何像样的支持，反而是对着皮萨尼的这个朋友大吼：“说你感染HIV是上帝对你淫乱的惩罚，你觉得自己很漂亮是吧？等着吧，你很快就会变成跟我一样的骷髅了。”

皮萨尼从这段经历里提炼出了这本书可能是最辣的金句（Golden Quote: 精辟的警句或名言）之一。她说：“感染了HIV不会自动让你变成优秀的咨询师，就像胖不会自动让你变成优秀的营养师一样。HIV只是一种病毒，而不是一份工作资质。让一个感染者成为好咨询师的，是她的沟通能力，而不是她的HIV状态。”我觉得皮萨尼的这个吐槽，非常的精准。这其实是西方的左派今天很多政策都有的逻辑，就是把身份等同于能力（Identity Equals Ability: 错误地将个人身份与专业能力画等号）。比如说雇无家可归者来服务无家可归者，比如什么只有黑人教师才能够真正教好黑人学生之类的，都是同一种逻辑。

那么如果期待社区互助或者赋权给那些感染者都不靠谱的话，那什么靠谱呢？靠谱的往往是左派最不喜欢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完全不关心是不是给性工作者赋权的那些项目。比如说前面讲过的那个泰国安全套计划（Thailand 100% Condom Program: 泰国政府强制性交易场所使用安全套的公共卫生项目），妓院老板直接被政府威胁，要么确保每一个客人都用安全套，要么你就关门。性工作者没有被征求任何意见，没有被赋权，没有参与任何决策。她们只是被告知，如果客人不戴套，你就拒绝服务。

但那些左派官员并不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个现实违反了他们头脑里那种“让受影响的群体自己来主导防治”这种意识形态。于是呢，历史就被他们悄悄地改写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一份关于缅甸安全套推广的报告里提到了泰国为什么会成功，他们的总结是：“因为泰国赋予了那些性工作者拒绝无安全套服务的权利。”皮萨尼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在这个报告的页边写下了“扯淡，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皮萨尼说：“如果我们对真正管用的东西撒谎，就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复制它。”不过呢，那些制定这些政策的官员们不会真的在意这个。他们关心的是：“你看，我们提升了女性性工作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我们把她们从父权制的压迫里解放出来了。你看，我们让感染者自己走到了前台，用她们的亲身经历去帮助她们的同伴。”这是多么有温度、多么有尊严的事情。但其实呢，他们是陶醉在了自己的圣母光辉（Madonna Complex/Self-Righteousness: 一种自我感动和道德优越感）里，只是一种自我感动。那除了这些，书里还写到很多左派官僚和活动家的教条，比如说什么HIV检测必须要完全自愿，比如迷信草根NGO一定比政府做得好等等，篇幅关系这里就不展开了。

右派的道德审判：禁欲、安全套与消灭卖淫业

那我们骂完了左，再来骂一骂右。右派这边的搅屎棍，威力也是旗鼓相当的。而这其中最突出的呢，就是宗教保守主义的道德洁癖（Religious Moral Purity: 宗教保守派对道德纯洁的极端追求）。2003年，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 美国第43任总统）宣布了一项150亿美元的全球防艾计划，叫做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我们前面提过一嘴，这笔钱的背景挺有意思的。当时呢，布什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打伊拉克，全世界那个时候的反战浪潮非常高涨。所以呢，白宫就急需一个“我们不是只会打仗”这样的人道主义形象来给自己找补回来一点。

而那时候布什最忠实的票仓是美国的基督教保守派。他们呢，此前一直是认为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的惩罚，是根本不值得花纳税人的钱的。但是那时候，非洲爆发了大规模的艾滋疫情，他们突然发现非洲的艾滋病受害者不是同性恋，而是那些无辜的妻子、无辜的婴儿。这些人是值得基督徒的同情的。于是呢，宗教保守派就转而大力地推动防艾拨款了。这笔拨款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他们把他们自己那种基督教保守派的道德议程（Moral Agenda: 基于特定道德观念设定的政策目标）也塞进了这笔钱的使用规则里。

按照相关的法律，这个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有20%必须花在预防上，而这20%里面呢，又有1/3必须用于推广婚前禁欲（Abstinence Before Marriage: 提倡在婚前不进行性行为）。那算下来，就有10.6亿美元要花在这方面。而婚前禁欲早在美国自己这就被证明是完全没用的。有多不管用呢？在美国，大约有1/5的青少年参加过所谓的一种叫做处女誓约（Purity Pledge: 一种宗教仪式，青少年宣誓婚前保持贞洁）的宣誓仪式，就是在一个宗教集会上，签署一个像合同一样的东西，庄严宣誓婚前不会发生性行为。他们会戴上一枚银戒指，还会随身携带一张守贞卡来时刻提醒自己。其中最离谱的一种仪式是父女舞会（Father-Daughter Dance: 宗教背景下的活动，父亲与女儿跳舞，象征父亲保护女儿的纯洁）。女儿会穿着白色纱裙跟爸爸跳慢舞，然后爸爸会当众宣誓，在纯洁领域做女儿的权威和保护者。

那这种处女宣誓它的效果如何呢？有一个研究追踪了11,000多名美国青少年，发现有72%的参加过这种宣誓的人，最终还是在婚前发生了性行为。它不仅没用，甚至还有反效果。跟那些从来都没有宣誓过婚前不发生性行为的同龄人相比，宣过誓的这些人，在破戒的时候反而更加不可能使用安全套。大概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准备好这一天会到来。就是这样一个在美国的本土完全失败的方案，然后美国政府拿着十几亿美元，把它输出到了全世界。

更加荒唐的是，禁欲不只是针对普通年轻人，美国政府还要求只要是用美国的钱来做的性传播预防项目，里面都要嵌入禁欲的要求。皮萨尼在雅加达的一位同事，带领一群印尼的跨性别性工作者（Transgender Sex Worker: 提供性服务的跨性别者）做相关的培训。他们把安全套的使用率从43%提升到了80%，成绩非常漂亮。但是按照美国的规定，他们团队在推荐安全套之前，必须先说一句：“预防艾滋病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不发生性行为。”皮萨尼说，你要让一个靠卖身来付房租的人，先被告知最好别卖身，这是不是有点太何不食肉糜（Why Don't They Eat Meat: 典故，指脱离群众实际，不知民间疾苦）了？

除了禁欲之外呢，宗教保守主义还会直接针对安全套本身。2003年，印尼政府召开了全国防艾大会，皮萨尼的同事做了一个报告，报告里的数据显示，印尼每年大约有6,500万次商业性行为，而安全套的使用率不到10%。听到这个比率之后，有一位穆斯林教士当场站起来说：“听到这个数据，我非常高兴。安全套显然是邪恶的，人们不用它，证明我们是一个虔诚的国家。”皮萨尼说，他的意思大概是：你去嫖妓没关系，把病带回家传给老婆也没关系，只要你不用安全套，你就是一个好穆斯林。

就在同一年，梵蒂冈宗座红衣主教特鲁希略在BBC的镜头前宣称：“艾滋病病毒比精子小大约450倍，精子是可以轻松地穿过安全套形成的那张网的。”皮萨尼调侃他说，这位老兄也许同时也相信骆驼是可以穿过针眼的，但是这两件事都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过。科学数据根本就是毫无争议的：正确的使用安全套，可以把HIV的传播风险降低至少80%。

而宗教保守派的第三板斧呢，砍向的直接是性工作者本身。保守派基督徒坚信，所有的卖淫都是等同于人口贩卖（Human Trafficking: 通过暴力、欺骗或强迫手段，控制他人进行剥削的行为），所以所有的性工作者都是奴隶。而因此呢，唯一的道德方案就是要解放奴隶（Emancipate Slaves: 解放被奴役的人），也就是要消灭卖淫业。那个总统紧急救援计划的计划书里，就白纸黑字地写着：“这项计划将支持旨在消灭卖淫的干预措施。”

在柬埔寨，有一位名叫唐娜·休斯的美国保守派学者，公开谴责一个教柬埔寨性工作者跟客人协商使用安全套的项目，说他是在协助和教唆奴隶贸易。而那个项目是柬埔寨全国安全套推广运动的一部分。截至2005年底，全柬埔寨被所谓的“成功解救”并且真正脱离了卖淫业的女性不到1,000人。而同一时期，全国推广安全套的运动挽救了大约97万柬埔寨人免于HIV感染。1,000人对97万人，差多少个数量级？但是在宗教保守派的字典里，解救奴隶是道德的，推广安全套是不道德的。皮萨尼说：“你觉得安全套是邪恶的，那随便你吧，跟你的终身的唯一的伴侣不用就好了。但别用你的道德观，去碾压那些能够说服别人使用安全套的科学证据，那些别人是真的会死的。”

皮萨尼还注意到了一个规律：安全套使用率一直上不去的国家有哪些呢？有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这是穆斯林势力非常强大的国家。还有东非和南部非洲的一大片，这些是基督教会的话语权非常大的地方。而安全套使用率飙升的国家呢，有中国、越南、柬埔寨、泰国、巴西。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两个佛教国家，而巴西是主张推翻天主教教条的那个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 基督教神学流派，强调解放受压迫者）的故乡。这个规律还挺意味深长的。

这就是皮萨尼这本书讲的故事。一个答案早就摆在桌面上的问题，却被三种政治正确联手搅成了一团浆糊：官僚把防艾变成了烧钱竞赛，左派把防艾变成了道德表演，右派把防艾变成了道德审判。

持续的挑战：预防工作的停滞与反思

这本书是出版于2008年。我用AI做了一下调研，而十几年过去了，局面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在艾滋病的治疗这一端，其实过去这十几年是有巨大的进步的。全球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 针对HIV病毒的药物治疗）的人从不到800万增加到了3,100万，艾滋病相关的死亡比高峰时期下降了70%。

但在皮萨尼这本书最关心的预防这一端，情况却依然不太好。2024年仍然有130万人新感染HIV，是联合国设定的2025年目标的将近4倍。而且呢，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者、注射吸毒者，这些皮萨尼反复强调的关键人群，在全球新感染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从2010年的44%上升到了55%。更加讽刺的是，皮萨尼最看重的那个最简单最便宜的预防工具——安全套，它的全球分发量反而比2011年的峰值下降了30%。看来皮萨尼在这本书里揭示的那些搅屎棍（Troublemaker: 比喻那些制造麻烦、阻碍事物发展的人）并没有消停，大家继续保持体面，而病毒继续高兴。

好，这本《娼妓的智慧》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书籍的详细信息我，已经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了，供有需要的朋友查阅。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知超，我们下本书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