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下午好。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些日子令人难忘。在我这82年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1979年7月27日。这一天，我抱着9个月大的女儿，从昆明来到香港。那是一个炎炎夏日，入境处大堂里没有冷气，只有几把吊扇。幸好我带了一把扇子，不停地给我女儿扇着。在大堂里等了足足7个小时，才听到叫我的名字，是用广东话说的：“熊景明”。我都不知道是在叫谁，后来看到字幕，才知道是在叫我。

对我这个在昆明出生长大、没有经历过酷暑的人来说，这显然是难熬的一天。但是我的女儿不哭不闹，我也没有感到多少焦躁，因为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许多梦想。写作是我的梦想之一。来到香港以后，你会发现，香港的确有写作的空间，只是没有时间。“生存”才是最重要的。香港人称“揾食”，就是找饭吃。一直到1997年，怀里的婴儿长到18岁，到外面去念大学，这个时候我才有了时间，开始写我的母亲。

我到香港的十年后，也就是1988年，我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这个中心是为海内外到香港来做中国研究的学者服务的，被学者们称为“中国研究者的麦加”。但这个中心最基本的业务、最基本的职责，就是收集图书资料。

1990年，可能在座的很多人还没有出生。中国的出版界静悄悄地出现了一件对后来影响颇大的事情：大量的回忆录涌现。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通常出生在30年代，甚至更早的20年代。这一批人经历了战乱以及之后不平静的和平年代，是有故事的一代。所以，很多人就有一种冲动，要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他们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但不能忘记”的历史责任感。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项目，叫做“民间历史”。我们办了一个“民间历史”网站，并倡导民间历史写作，特别是家史写作。

到了2007年我退休之前，我就想到：人一定要找到一件事，可以做到老死。做民间历史可能就是我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所谓“请君入瓮”，所以，我自己就开始写。后来就写了这三本书。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长辈的故事》中的几个故事。

我最想写的人物其实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在1973年去世以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她写下来。但是每当我要写她的时候，所谓泪水先笔墨而下，你就没有办法成文。你们看这张照片，大概能看出是在什么地方拍的——不是家里，是医院。1955年，我妈妈41岁的时候，就因为严重的心脏病卧床不起。她刚刚病倒时，医生就说她最多有三年的生命。但她在床上躺了18年。在这18年中，我的母亲依然是我们小家庭的核心。同时她有11个兄弟姐妹，其中大概有六七个在美国、台湾、外省。

我记忆中，母亲躺在床上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做针线活。那个时候人的衣服都要缝缝补补，甚至新买的裤子也要打两个补丁。我妈妈就是负责给我们缝缝补补；二是写信。同时，她的病床就像一个磁场一样，吸引了很多我们家的朋友，甚至连我的同学都希望来看看我妈妈。因为每次来看我妈妈时，她从不讲自己的病，而是很耐心地听别人的故事。你跟她聊完之后，心情总会变得比原来更好。作家罗曼·罗兰曾描述过一位女性，说她能用目光、举止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一种令人舒慰的气氛，充满活力的生命。我看到这句话，心想：“这不就是我妈妈吗？”

妈妈出生在1904年，离现在正好是111年前。她的一个诨名叫“校长”，因为她总是笑。这些老照片，你一看就很简单，一个人穿着短袖。但你想过吗？这是第一代人可以露出胳膊的时代，而千百年来，中国的妇女是要穿得严严实实的。那个时代，正是清朝末年，到了上个世纪初，是中国所谓的“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反映在了他们这一代人身上。

母亲她算是昆明市考入第一届女子能够入大学念书的学生。她考进去第二年就辍学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外公要去外地做县长，需要女眷陪伴。我的外婆走不开，她下面还有很多小孩。所以妈妈就去陪着外公，她毫不犹豫地辍学了。

妈妈这代人也是第一代可以自由恋爱的，但我认为那叫“半自由恋爱”。妈妈和爸爸是在一个中学联谊会上认识的。爸爸读的是男子学校，妈妈读的是女子学校。爸爸那时男扮女装跳了“三只小蝴蝶”，把我妈笑坏了。之后他们是怎么恋爱的，有没有私定终身？我从来没有问过。我只知道他们依然是需要媒妁之言，就请媒人去我外公家提亲的。如此，我妈妈就嫁到了熊家。

她的苏家是一个气氛非常好、非常融洽的家庭。我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描述娜塔莎家庭的情况，这和我外婆家简直一模一样。但是嫁到熊家来，熊家可以说是一个官僚家庭。我的曾祖父中了进士，后来做了腾越道尹，管着半个云南。她嫁到这个家里来，我爸爸是长孙，她就是长孙媳妇。长孙媳妇上面有十多个长辈，所以她有点像林黛玉，不可说错半句话，不可走错一步路。但她在这个家里仍然得到了老老少少的喜爱。

下面，我妈妈靠着一棵梧桐树。我等一下会讲到和梧桐树有关的故事，你们先记住这棵梧桐树。

1949年以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一件就是妇女出来工作了，不再只是相夫教子。那时有一个口号，叫作“妇女能顶半边天”。而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实际上靠一个人的工资很难养活全家，所以妇女就业成了那个时候很普遍的现象。

我的妈妈，她一向是学霸，所以她很简单地考了一个会计师执照，然后就到一家门诊部去做会计师。她做会计师时，身体其实已经很不好了，常常回来得很晚，我们都吃过饭了。她就拿一块红糖咬着，然后拿开水泡饭吃。我记得最离谱的一次是，政治学习时她晕倒了。她的领导说：“没事，你就拿个病人躺的床，检查床，躺在上面听，听完报告再走好了。”所以她工作了三年后，就成了一个需要卧床的病人。但她离开医院后，医院雇了三个人才顶替她的工作。我妈妈很自豪的是，她做会计从未错过一分钱。

1962年我去上大学后，我一个弟弟也去上了大学。家里就让13岁的弟弟负责照顾我妈妈。这张照片也是一个难忘的时刻。我记不清是哪一天。为什么难忘呢？那个时候我们要去军垦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和解放军的再教育。当时离开家时，你不知道要离开多久才能回来，也不知道回来时，妈妈是否还在人世。所以我爸爸就拍了这张照片。

这是我在农场时妈妈给我写的信。现在看来有点好笑，是不是？信的开头就写着“敬祝谁谁谁万寿无疆”。因为那时要做好准备，你的信会被拆开看的。所以首先不能写任何情绪化的东西，只能写一些日常琐碎的事情。我妈妈的字写得非常好。而我的父亲熊景明的字呢？我爸爸说“字如其人”，熊景明的字就像个小偷。

医生当年说她最多活三年，她为什么活了18年呢？其实在她刚病重时，她说：“要是我走了的话，你爸爸肯定会娶一个后妈，后妈的形象一定要虐待前妻的孩子，所以她一定要活下去，不能让我们去受后妈的虐待。”后来等到她病得很厉害了，年纪也大了，她不再担心后妈的事了。

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那时人们被分配到哪里工作，就定在哪里了，“一颗螺丝钉就拧在那里”。我和我弟弟就被分配到县城工作，我们就特别希望回到昆明来。回到昆明来的唯一理由就是：妈妈病重，要回来照顾妈妈。这个理由让我能在1973年调回昆明。平时我们在家讲昆明话，但那天我妈妈就坐起来，用普通话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终于回来了！”她像是说台词一样。那一年的11月，她就走了。

好，现在讲到一个很阳光的人物，就是我的父亲。他是生逢其时。为什么？这个年代涌现了大量新思潮、新事物涌向中国。我父亲那时，刚昆明市开始卖摩托车时，摩托车对他来说是新鲜事物。他就跑去买了一辆摩托车，问别人哪里是油门，哪里是刹车。听完就骑着摩托回家了。直到80年代末，他已退休，仍买摩托“招摇过市”在昆明。摩托坏了，他就拿去修。修车师傅说：“现在的年轻人太不像话了！摩托车坏了，叫他爷爷来修！”那时新鲜事物太多了，我觉得冲击比现在AI带来的冲击还要大得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去融入其中。

其中之一就是西洋音乐。以前有婚丧喜事时，会吹喇叭、唢呐。后来这些人学会了拉小提琴、弹吉他，就组成“洋吹鼓手队”。婚丧喜事时也能赚点钱。他们朋友中有一个人，后来成了我们国歌的作者——聂耳。所以说，聂耳和他们那一代人是同一代人。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去看书。

这张也是爸爸妈妈的小家庭合照。我在香港的朋友问我：“你爸爸妈妈那时在巴黎？”我说：“不是巴黎，这是昆明，昆明黑龙潭。”

我爸爸是一个工作狂，但他那种工作狂和我们想象的大不一样。年轻时是踏勘和修筑公路的。我们小时候听爸爸讲的故事，不是神话故事，都是冒险经历：有野兽，有强盗，但都是非虚构作品。讲的都是他在修公路年代的经历。他讲起来，我们每天晚上听得很入迷。直到好多年以后，我才发现他们当年修的是滇缅公路。特别是后来抗战几十周年时，讲到云南抗战提到“功果桥”，我爸爸当时是筑路段的段长。在他讲述年轻时工作时，讲的都是他们如何投入。他甚至有一个故事：他和我的“干爹”为了测量从昆明到开远的距离，他觉得水平仪不准，就雇了两个工人，用竹竿一杖一杖地从昆明走到开远。这些并不是上级交给他的任务，但他那种投入，和踢足球打篮球一样，是全心投入，乐在其中。我从来没听他们说过那是一件多么有意义、多么伟大的事情。

这张照片我特别喜欢，是我后来印象中父亲的形象——一看就是个工程师。他很多年负责昆明的防洪。夏天大暴雨时，他在水库工地，很危险，又要守着不发生事故。他几夜不睡觉，回家后一睡就是几夜。但我父亲从不说“我这工作责任很大，很艰巨”，他就说：“我有特异功能，可以不睡几夜，一睡睡几夜。”

我父亲的一个爱好是摄影。这张有小孩的照片，你看那个年代，1937年，已经开始抗战了。家族里的孩子们从美国、上海都回来了，这叫“平时不见面，枪响大团圆”。其中这位是我表哥胡伯威，他现在还健在。我要提他是因为，他是这个家族中唯一成功“忽悠”来写回忆录的人。他写了两本书：《儿时民国》和《青春北大》。

另外一位，我应该给他一个“credit”，就是我的哥哥。这本书里有近150张老照片。90年代初，刚有扫描仪时，他就把我们家的老照片都扫描了。右边这张照片是“四代同堂”。中间这位老者就是我曾祖父，他中了进士，从此改变了家族命运。但在我们家里，并不是觉得他有什么丰功伟绩。他是家里的最高领导人，如果小孩子调皮了，就告到他那里去。他惩罚的方式是：他穿着长衫，把手缩进袖子里，用空袖子打小孩。情节严重时，就脱下鞋，拿着脚去踢他。这就是我们对曾祖父的认识。

有些人看了我的书后说，“民国时代这么洋派”。我觉得抗战时期，全中国在战火蹂躏中，昆明是个大后方，那些人是中产阶级。你不能说这代表了当时全中国。但是这张照片中的人，他们的神情，你会看出他们的气质和精神面貌。

我父亲去做公路勘探时，接触了很多劳苦大众。我们家书桌的玻璃板下，展示着他的摄影佳作，很大一部分就是那些“卖炭翁、背柴火的老者”。他们后来都消失了，就这张存下来了。旁边是她的故事。我写这些家庭人物时，从来没想过要写历史。但写完后，几位历史学家评论说：“这不就是历史吗？这是云南史，也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历史。”

好，就稍微讲一讲和历史有关的。有一个转折点让我觉得非要写一本比较完整的家族故事，就是因为我的祖父。他是做了多任县长，又抽鸦片，是典型的“骑在人民头上的当官做老爷”。大概2014年左右，香港科技大学一位教授去云南社科院做研究，回来给我带了一份125000字的、我祖父写的《云南全省暂行县制释义》。我看了都吓坏了。当时他是为县自治制定教材，里面写了如何把现代国家管理、国家与民众关系等理念带进来。我又看了他自己留下的很多东西，让我完全重新认识了祖父。还要补充说，他是1925年加入了共产党。

我刚才不是讲到那棵梧桐树吗？我的大姑妈当时爱上了一个来昆明宣传国民党的上海人，我们家叫上海人“上海小白脸”。这个人，你不知道她是爱上国民党才爱上小白脸，还是因此认同了国民党。我的祖父坚决反对。我的大姑妈她们和其他要抗议封建长者的人，就在梧桐树上贴了大标语，认为祖父干涉婚姻自由。后来我的祖父登报和她脱离父女关系，当然最后又言归于好了，那是另外的故事。

中间这位女性是我的三姑奶奶。你们看她的脚，叫“半大脚”。意思是裹了脚，但不继续裹了，脚自然长大，但也长不大。她是云南“天足运动”的推手。据说云南的天足运动顺利，就是因为她是第一个出来演讲的女性。我觉得她讲得肯定比我好。

这是苏家的全家福。中间这位长者是苏家的核心人物——钱用中。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创立了《云南日报》，并创办了女子学校。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的外婆，就是那个女子学校第一届初中毕业生。十多年后又办了高中，我的大姨妈是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我的外公也留学日本，回来满脑子新思想，和我外婆展开斗争。她要供祖，要去拜。我们小孩子都拥护外婆，因为外婆那边有东西吃，我们就跟着她去做我外公认为的“封建迷信活动”。

我的三舅、三姨妈，总之他们这家人好像和文化有关，好多人出国留学了。

我很快讲一下我二舅的故事。这个装扮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你看40年代好莱坞电影，就是上面学来的。昆明是第一批有电影院的城市，电影的影响就在这些人身上。我的二舅，一方面接受新潮东西，但却是一个很有传统思想的人。那时十几个兄弟姐妹，哥哥弟弟都不在，男的就是他。他从不说“我是家长”，但用行动表明他就是家长，要关心。所谓家长不是要有权威，而是要有职责。我母亲病了以后，他几乎每周都来看望。他很木讷，不怎么说话。我母亲也没什么话跟他讲。他坐在那里，十指紧扣，坐到天黑也不开灯。看到我母亲睡了才走。

“文革”时我父亲工资被冻结了，他把工资的一半每月送到我们家来。

这是本人。我记得这件衣服是我妈织的，这双鞋子是我妈做的。我大脚趾头长，经常把鞋子顶个洞，妈妈就给我补成一朵花，遮住洞，告诉我说这是“补新鞋”。于是我穿着这双“补新鞋”，逢人就抬脚来看。

这是我对小时候的记忆。我妈说我是“老狗记得千年事”，所以我特别记得小时候的事情。其实“老狗”是经常回忆才会记得。写《长辈的故事》，像时光倒流，让我变回一个好奇胆小的傻丫头，记得跟妈妈唱歌，看外婆梳妆裹脚，看二舅擦他尖头皮鞋的小女孩。我在大家的爱护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