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维特克的60小时访谈:一场试图改写历史的独白如何成为政治罪证 柴静 Chai Jing 2025-10-18

引言:历史的交汇点

1977年4月,当毛泽东的妻子江青被押送进秦城监狱时,一本名为《江青同志》的书在美国出版。这本书源于1972年她向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进行的60个小时口述传记。中外报道普遍认为,这本书是导致江青失权的原因之一。这本口述至今没有获得授权的中文版本。半个世纪后,我们一同回顾这次采访,以期更好地认识历史。

1972年,或许是江青距离政治顶峰最近的一年。当年1月陈毅追悼会的报道显示,她当时的政治地位仅次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然而,在2月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国际政坛仍主要将她视为毛泽东的妻子,这让她感受到了风评的压力。维特克后来回忆江青当晚情绪非常激烈,甚至流下了眼泪。尼克松认为江青对美国咄咄逼人、充满敌意,但实际上她的情绪可能更为复杂。三十年代在上海成名时,她曾着迷于好莱坞电影和美国小说,因此对这个国家除了意识形态的对抗,也怀有不同寻常的好奇和在意。

当尼克松夫妇观看完《红色娘子军》后起立鼓掌,江青感到很满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挺懂礼貌。”然而,关于这场重大的政治事件,1972年的《时代》杂志封面上,有毛泽东,有周恩来,也有《红色娘子军》的剧照,唯独没有江青。六个月后,当美国学者维特克申请访谈时,江青立刻让秘书找姚文元,并表示:“一位政治家想在国内地位稳固,必须有国际舆论的支持。”日后,她也向维特克一再强调这句话。

一场精心设计的会面

尼克松对江青的反感,恰恰是维特克对她着迷的原因。1972年7月,这位34岁的历史学教授受中国邀请研究妇女与革命。自1967年文化大革命(文革: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一场由毛泽东发动的、旨在清洗“资本主义”和传统元素的政治运动,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深远而持久的动荡)开始,她就被江青所吸引,因为江青突然称霸整个国家舞台,攻击“老男人和他们的权力机构”。

江青并非维特克的研究领域,她将江青列入想见的名单时并未抱太大希望,也毫无准备,只是想向这位她眼中“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性”表达敬意。8月10日,周恩来批示请江青自行决定是否接见。江青认为维特克“很年轻,很热情”,而她最擅长的就是鼓动热情的年轻人。

第二天,江青安排助手向维特克口译她本人在1966年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要求维特克做笔记。一旦维特克停笔,翻译就盯着她,直到两个半小时后维特克浑身大汗为止。江青日后对她谈起自己的“驯马之道”,说一匹马必须亲自驯服才能忠诚,并由此谈到育人之术。维特克问:“那我呢?”双方一笑,未再深谈。

施压与示好并行。就在维特克头疼欲裂想要休息时,突然接到通知,江青要见她。这位年轻学者在摄像机和随从的簇拥下进入人民大会堂。江青审视她后说“真漂亮”,并感慨自己老了。身边的姚文元立刻解围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维特克当时虽未流露反感,但后来曾对韩素英说,姚文元就像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

切割与重塑:指控“篡位者”林彪

一番寒暄后,江青立刻切入正题:“你知道吗?我现在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他们要害我呀。林彪就要害我。”她声称林彪曾指使人给她服用过量的安眠药,想害死她。

一年前,林彪这位被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出逃身亡,成为世界性的爆炸新闻。此刻,主席夫人声称他曾要谋杀自己。实际上,江青与林彪都怕光、怕风、总是大汗淋漓,但为她诊断过的医生李志绥认为这只是“政治病”,而且江青需要这个病。周恩来在整理此次会议记录时,删除了关于林彪的部分。因为五个月前,江青曾要求政治局常委在她的住处审判给她过量安眠药的护士,此事最终被周恩来平息。

那位当事护士赵柳恩分析,江青此举是为了避开与林彪夫妇有交集的嫌疑。因为林彪死前三个月,江青曾亲自导演拍摄了他“孜孜不倦”学习毛选的照片。林彪的叛逃给中国人带来了深刻的政治幻灭和怀疑,不可能不波及江青。虽然她向维特克提供了自己和毛泽东在1966年的通信,以证明他们夫妻早就对林彪不满,但这很难解释为何在三年后的九大上,江青本人坚持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并得到毛泽东同意。

为了完成政治上的切割,她需要一个新的叙事。在与维特克的交谈中,她用相当长的篇幅指控林彪企图暗杀毛泽东,甚至想一次性炸掉整个政治局,并在她的食物中下毒导致她失忆,还试图绑架她的女儿。维特克在书中写道:“林彪粗暴地操纵历史,其残酷手段使江青身心受损。”这一章的标题是“林彪:僭越者”。

“我需要驱魔”:传记作者的困境

维特克对江青的叙述并非没有怀疑。她曾在书中写下一句:“江青没有解释为什么党和主席长期没有干预林彪的罪行。”但这个疑问她没有当面提出,这给这本书的学术性带来了压力。《纽约时报》评论道:“我们被灌输了林彪罪行的生硬清单,维特克几乎从未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自信地发表言论,并真正尝试思考她所传达的故事中,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

维特克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当江青请她写传记时,紧接着问:“你怕不怕别人说我们给你洗脑?”维特克当时回答“这不可能”,但此后短短七天的交谈带来的心理负担,五年后仍让她挣扎。她对记者解释:“江青有巫婆一般的特质,她对身边的人施了魔法,对我也施了魔法。我变得无法谈论他,甚至无法思考他。我必须去驱魔。”

广州别墅里的女王:权力的展演

第一次谈话后,江青再次约见维特克,并提前发给她五个战争篇章要求预习。周恩来听闻此事后,着急地召集翻译和工作人员连开三次会,并让张颖带一本鲁迅的书给江青,试图将谈话集中于文艺。江青见到书后很不高兴,说:“管那么宽干什么?”随手将诗选甩到藤椅上。这个细节表明,无论当时她与周恩来的关系是亲密还是对立,周恩来对她已失去了约束力。

维特克接到将飞往广州的通知时,她和同行的人都放声大笑,那是一种奇妙的不可思议之感。她将要被送到一个女性当权的王国,而这位女王的决定具有不可侵犯的严肃性。到达广州江青所在的别墅时,陪同的张颖惊呆了,她看到了在文革期间北京早已绝迹的鲜花。花香成了特权,江青每天亲手把花串挂在维特克的手腕和脖子上。

维特克认为,江青特殊的吸引力(有人或许会称之为性感)源自于权力本身。当维特克夸江青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时,江青说:“称我为妇女太简单了,我管得很宽,军事、经济、思想、艺术,总而言之,一位政治家。”

她拉着维特克的手步入客厅,那里已经准备好了她要讲述的主题。她需要一份能够证明自己政治资历的战功——1947年她随着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记录。在广州的第一个夜晚,江青手持讲课棒,指着地图讲了九个小时,直到凌晨三点四十。这场谈话与其说是学术采访,不如说是一场漫长的独白和戏剧性表演。这些军事材料日后成了指控江青向外国人泄密的依据之一。

攻击前任:对贺子珍的贬低与恐惧

在一次夜里,江青突然领着维特克走到外面,试图甩开随行的女干部。在微弱的月光下,她谈到了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称她主动提出离婚、虐待孩子、精神失常,并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电击治疗。维特克回头时,看到了身后张颖和其他人眼神中的笑意。

事后整理记录时,江青发现张颖把关于贺子珍的部分全部删除了,当即大发雷霆:“你敢删我的东西?……你要知道,如果不站在我这一边,你就站在我的对立面,我的对立面就是反革命!”最终,江青只能自己讲述这部分内容。

她对贺子珍的叙述远远超出了个人经历,进入了政治攻击的范畴。她说贺子珍完全不理解毛泽东的政治世界,因为她出身地主家庭,甚至想放弃长征。她声称这些信息来自于已在朝鲜战争中阵亡的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她还说贺子珍的两个孩子因受母亲虐待而“出了毛病,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生活”。这些攻击如同镜子,映射出的只是江青自己的形象,而非她所攻击的人。

无法摆脱的上海往事与“约法三章”

江青的个性有口无遮拦的一面,但作为政治局委员和最高领袖的妻子,这种百无禁忌不能仅用性格来解释。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什么她可以如此行事而没有后果。

在延安时期,江青扮演的是无名的贤妻良母,活在英雄的阴影里。当维特克问及关于约法三章(Three-chapter law: 一个广为流传但未经官方证实的说法,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规定江青不得参与政治)的传闻时,她的回答带着强烈的防御性。她声称不止一次找过政治局,对方回复“你的历史早清楚了”,但她觉得这是敷衍。她当晚向在场所有人漫长地解释了自己过去脱党的事情。

然而,她并未能说服自己的传记作者。维特克后来漫不经心地回答记者说:“我觉得她可能是一个爱出风头的投机者。”

从夫妻到战友:权力是唯一的护身符

江青在书中说,1954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当周恩来想介绍她给赫鲁晓夫时,被毛泽东拦住了。毛泽东拉着她离开,两个人在一个胡同里看烟花。那一瞬间是她珍视的夫妻情谊,但也意味着在婚后25年中,她在这个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没有公开的位置。到1957年,这对夫妻的感情已到达冰点。

维特克写道,从痛苦的经历中,江青学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避免被牺牲的唯一途径是获得权力。在漫长的独居生活中,她最喜欢反复看的电影是《红菱艳》,这是一个古老的预言:红舞鞋的魔力和人间之爱不可兼得。

在政治批判的语境中,江青常被称为蒙蔽了毛主席的“白骨精”。但实际上,以毛泽东的个性,绝不会认为自己是被蒙蔽之人。1968年,周恩来等人将江青1937年在上海杂志上发表的《我的自白》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不仅在信上画圈,还亲笔批示:“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作为丈夫和最高领袖,毛泽东对江青的过去历史做了政治确认。

文革“旗手”:斗争化身的形成

按江青的叙述,1951年,如果没有她,毛泽东根本就不会批判电影《武训传》。她确立了一个模式: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替代文艺批评。此后,她批《红楼梦》研究、批《海瑞罢官》,都是借助毛泽东的权威得胜而归。

江青对维特克说,文化大革命对她来说是从1962年开始酝酿的,目标是刘少奇。1966年5月,江青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这个机构很快膨胀为事实上的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很多人认为江青在文革中突然变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的女性,但也许不是江青变了,而是革命的标准和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结构变了。1967年夏天,当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后,全国武斗迅速升级。

到1972年,当林彪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后,能与江青抗衡的只有周恩来。维特克称江青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但也承认她在思想上处于寄生状态,毛泽东的谈话是她唯一的意识形态依据。江青成了斗争的化身,但这个逻辑也潜伏着危险:斗争到最后只能有一位最高权力者,斗争可能反噬任何人,包括她自己。

致命的访谈:从权力工具到政治罪证

江青想要影响国际舆论,但这本书给西方媒体的印象却是她无意中证明了传闻中这位女性的自私、残酷和不屈不挠的复仇心。

1972年8月下旬,维特克结束采访离开中国。中国政府没有按江青的要求提供录音和记录。维特克回到美国后,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也拒绝了中美双方政府索要或购买笔记的要求。

然而,访谈的内容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泄露出去。1974年5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了部分谈话内容。周恩来打电话询问,称中央领导看到报道后正在处理此事。这意味着谈话内容本身变得敏感。张颖回忆,1974年秋冬,江青销毁了封存在外交部的所有材料。1975年,《纽约时报》报道江青因向美国学者泄密而遭到严厉批评。维特克的采访,确实成了江青被捕时的罪名之一。

华国锋在抓捕江青一周后说:“江青在接见维特克的时候,贬低主席,讲了很多下流的话。”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有一句江青的话:“性在最初让人着迷,但持续吸引人的是权力。”这样的措辞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维特克将这句话放在全书最后一章的卷首,并认为它概括了江青非凡的一生。

历史的回响:一语成谶的结局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江青通过这次谈话,亲手将所有能摧毁自己的弹药交到了敌人手上。1976年10月,毛泽东逝世27天后,江青被宣布隔离审查。当她接受维特克采访时,将林彪事件称为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维特克问还会有第十一次吗?江青说肯定会有。1977年,华国锋将逮捕江青定义为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1977年3月21日,江青终于登上了她一直渴望的《时代》杂志封面,但此时她已深陷囹圄。报道写道:“江青是毛泽东最激进倾向的体现,她的倒台意味着某种‘去毛化’时代的开始。”

江青在法庭上辩护:“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她想要的通往权力之路,最终成了她背叛的证据。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有一张她送给维特克的照片,是她拍摄的景山。维特克在图片说明中写道,那是1644年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悬梁自尽的地方。这句话一语成谶,成为了江青的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