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反建制政治浪潮与中国的时代转向
上期节目我们探讨了欧洲的极右翼政党，以及这些极右翼政党背后所依托的反建制政治（Anti-establishment Politics: 挑战现有权力体系与既定体制规范的政治形态）。在这里需要首先厘清一个核心概念：反建制政治与极右翼完全是两回事。极左翼在意识形态上可以是反建制的，处于中间路线的政治力量同样可以是反建制的。放眼全球，在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一任期前后，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都已经逐步卷入了某种反建制政治时代，这绝非美国一国独有的政治现象。
评论区经常有观众提问：究竟什么叫做反建制？在政治学与社会学语境中，“建制”的英文对应词是 Establishment（Establishment: 长期主导社会运行的主流权力结构、规范规则与制度体系）。建制指的是一个社会长期以来形成并被广泛接受的主流规范、权力架构、治理规则以及这套体系本身；所谓反建制，则是指一种根本性的认知转变——认为现存的这套既定规则与权力结构已经彻底不可持续，必须进行颠覆性、伤筋动骨的大规模修正与重构。
今天我们需要重点抽离并剖析三个核心概念，其中首要的就是反建制。中国当前同样已经全面进入了反建制政治的时代。在过去的政治叙事中，我们通常认为中国的社会“基本盘”高度拥护共产党的集中领导，拥护官方定义的社会主义体制及其制度安排。然而，进入2026年之后，客观事实表明中国的基本盘心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种传统的政治拥护基础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瓦解。
早在去年年底以及今年年初在华盛顿季风书店的演讲中，我就系统论述过这个判断。从2025年年底开始，社会层面上集中爆发的一系列公共事件——例如方华事件、老A事件、皇汉群体的激进化等——集中反映出中国社会底层与大众基本盘的思想认知发生了极其深刻的断裂与重组。因此，我们今天需要顺着上一期讲述英国、法国、德国反建制历史的脉络，将分析视角调转过来，深度审视当下的中国社会。
在之前的直播节目中，我们曾列出一长串当代公众人物的名字，让直播间的观众进行投票互动，询问“在当下中国，你认为哪个人最能在公共领域代表你”。在那次投票结果中，排在榜首第一名的是柴静。尽管那一小范围的投票仅反映了频道特定受众在特定时刻的倾向，与严格意义上的全国民意调查存在相当大的抽样差距，但自那次节目结束之后，柴静这个样本所引发的深层问题就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大家投票选择柴静时，选的到底是什么？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心理机制与结构性力量，让柴静成为了大众选择中的第一名？这个追问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学与政治学分析价值。
因此，今天我们将沿着这个追问层层剥离：从柴静、罗翔、张雪峰、扈成峰、于东来，到李文亮、毛泽东、胖猫等人。或许有人会质疑，张雪峰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具有反建制色彩？后续的分析会清晰论证，张雪峰的行为逻辑与社会反馈是极为标准的反建制产物。在上述人物谱系中，有人依然活跃，有人已经离世——离世的包括张雪峰、李文亮、毛泽东与胖猫。值得深思的是，这里面的一部分人是因为活着而在现实中保有庞大的公共影响力，而另一部分人其核心影响力恰恰是由“死亡”这一事件本身所最终塑造和确立的。
代表性的多维解构与中国中间组织的真空
探究具有政治与公共代表性意味的个人符号时，我们必须首先界定什么是“代表性”（Representation: 在公共空间中承载并表达特定群体意志、经验或利益的代议机制）。首要的前提在于：在公共政治维度上，“代表性”与私人领域的“喜欢一个人”完全是两码事。个体对某个公众人物的个人喜爱，与其是否在身份、利益或政治层面上具有代表性，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联。
以流行文化为例，大众群体中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极度喜欢周杰伦的音乐与艺术形象，但几乎没有任何人会认为周杰伦在政治立场、社会身份或阶级处境上对自己构成了某种公共代表性。我们可以出于审美偏好真诚地喜欢一个演员、歌星甚至政治明星，但绝不会期望由他来替自己进行政治发声或阐述政治诉求。
与此相反，个体完全可能在私人道德或审美上极度反感某个人物，但在现实的政治博弈与公共代议选择中，依然将其视作无可替代的代表。例如在成熟的代议制语境下，一个选民可能在政治立场上并不认同共和党的整体意识形态，但如果面对特定的候选人组合对比，出于对自身处境与政策底线的务实考量，依然会选择其作为现实中的政治代表。喜欢是一种纯粹属于私人品味、情感偏好乃至不愿为外人所知的生活经验（如个人偏好某种小众或通俗的文艺作品）；而代表性则是借助某个公共符号将个体意志接入公共场域的过程，甚至会演变为为了迎合公共政治诉求而形成的集体选择。因此，代表性的复杂程度远超简单的个人好恶。
代表性在公共政治领域绝非单一维度，至少可以系统解构成以下几种核心形态：
- 身份代表：其核心逻辑在于本体认同与群体归属，即“他与我是同一种人，他代表了我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例如在网络公共舆论中，胖猫之于大量青年男性群体，李文亮之于普通职场人，均构成了极具共情力的身份代表。
- 经验代表：代表者在现实身份上与被代表者可能存在巨大的阶级鸿沟，但其话语却精准剖析并道出了后者的真实生活困境。典型的案例是唐纳德·特朗普之于美国铁锈地带的底层蓝领工人：特朗普作为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纽约地产亿万富豪，在客观阶级属性上与底层蓝领毫无交集，但他打破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说清了这部分群体的边缘化处境，从而在经验层面上完成了深度的政治代议。同样的逻辑也存在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例如部分男性知识分子若能精准阐明女性在结构性压迫下的生存处境，同样能被部分女性视作经验层面的代表。
- 目标代表：代表者在身份和经验上均与大众脱节，甚至对大众的具体生存细节缺乏真实了解，但由于其具备强大的博弈力量与强硬手段，被认为能够达成大众渴望实现的目标。例如部分华人或海外群体对特定政治强人的推崇，本质上是寄希望于其强硬姿态能够抗衡既有体制；早期网络直播中的主播骂战现象，受众通过打赏支持特定主播去攻击对手阵营，也是一种原始的目标代表投射。
- 利益代表：这是代议制民主中最为经典的政客模型。选民出于理性的契约信任，将权力委托给特定代表，相信其专业能力与决策能够最大化增进自身的现实福祉与物质利益。
- 价值与意义代表：基于超验价值、道德范式或特定宗教偶像崇拜而形成的意义锚定。
在成熟的现代社会中，代表性的载体最初往往并非具体的自然人，而是高度制度化的政党或中间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独立于国家权力与市场的民间社团、工会、教会及行业协会）。例如在台湾地区的政治图景中，外省群体或统派意识往往首先由国民党承载，而本土意识与台湾主体性认同则首先由民进党承载；在西方社会，工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教会代表特定信仰群体的诉求。
然而，审视当下的中国社会，存在两个极其特殊的结构性约束：
第一，中国现代社会缺乏中间组织与公民社会缓冲带。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中，不存在合法的独立政党、工会、大型独立非政府组织（NGO）或自治性宗教社团，国家权力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公共组织形态。个体在体制之外找不到任何制度化的中间载体来行使代议功能。因此，公众被压抑的庞大公共诉求与情感投射，无法附着于组织网络，只能被迫极度个人化地寄托于具体的公众人物、甚至符号化的人物身上。
第二，移动互联网与算法媒介对政治个人化的推波助澜。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底层传播机制本质上是以“人设”与个体形象为中心的。即便是西方成熟的选举政治，近年来也呈现出明显的“人大于党”的个人化趋势——政治人物的个人魅力、外貌气质、即兴演说能力对选票的影响力逐渐超越了其背后的政党机器。在中国，中间组织的制度性缺失与社交媒体的极端个人化传播形成了剧烈共振，使得公共代表性的诉求以一种高度集中、甚至畸形的方式投射到张雪峰、罗翔、扈成峰、柴静、于东来等一系列网络大V与符号人物身上。
中国威权建制的特质与国家二把手的悲剧投射
反建制政治在不同国家的历史演进中呈现出迥异的路径依赖：法国的反建制往往根植于地方反抗巴黎集权、拿破仑三世式的反议会共和制传统；德国的反建制表现为对大欧洲主义与西德主导的经济模式的反弹；而当代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反建制浪潮则普遍伴随着反移民这一核心特征。
中国社会的建制特质与西方截然不同，反移民并非其主要矛盾。中国体制的核心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
- 官方强制性代表垄断：执政党宣称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共同福祉，强制性地充当所有阶级与社会利益冲突的终极裁判者，消解了代议竞争的合法空间；
- 高度动员的集体主义宏大叙事：要求个体将个人命运与情感无条件融入国家意志与集体荣耀之中；
- 基于施密特政治学的极化敌我划分（Carl Schmitt's Political Theory: 以区分敌我作为政治本质的理论）：长期构建反美、反日、反西方、反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坐标系；
- 全能国家承诺与极度人治集权：体制向社会做出包打一切的绝对承诺，却以权力无限集中与法治缺位为运行实质。
正是这种高度垄断与强制代表的超强建制结构，孕育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反建制反弹。在探讨当下的网络符号之前，必须首先指出中国政治史上一种极为罕见、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反建制现象：对国家二把手（政府首脑）的体制内反建制寄托。
从20世纪70年代四五运动中的周恩来，到80年代末引发全面社会运动的胡耀邦，再到2020年代民间自发悼念的李克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屡次出现民间借悼念体制二把手来表达对最高统治者及现行政权不满的大规模群体行为。在其他威权国家中，例如俄罗斯梅德韦杰夫之于普京，或伊朗改革派总统佩泽斯齐扬之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也曾被外界寄予改革幻想，但从未在民间激发出如此强烈的、足以动摇政权根基的反建制运动浪潮。
这种现象的本质绝非中国传统文化中简单的“相权抗衡皇权”或“贤相情结”所能解释，因为古代帝制时代根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公共空间与群众动员。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高度个人集权的政治建制下，全国知名的二把手极易被公众视作最高集权统治的直接受害者与体制牺牲品。周恩来被视作毛泽东极权政治下的隐忍牺牲者，胡耀邦被视作邓小平与陈云等元老政治的牺牲品，李克强则被普遍视作习近平个人集权与经济倒退时期的受挫象征。
成为这种公共代表性的首要硬性条件是具备“全社会家喻户晓的知名度”。在压抑的政治氛围中，公众无法推选独立的政治领袖，只能退而求其次，将对个人专制的不满、对生活困境的焦虑，畸形地投射到这些体制内的失意二把手身上，赋予他们某种半身份认同与悲剧性的意义代表。这一历史前例雄辩地证明，反建制的代表性投射在中国社会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往往以令人匪夷所思的曲折形态深刻影响着历史进程。
柴静与反集体主义的中国式个人主义
作为此前观众投票第一名的样本，柴静所承载的代表性极具当代思想史分析价值。柴静早年出身于中央电视台等官方体制内媒体，受过良好的精英教育，其个人生活经验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并不重合；更为关键的是，柴静在公开言论中极少发表系统性的政治主张，也鲜少直接对当下的具体政策进行激进的时政批判。甚至在离开体制与海外转型之后，她的作品多聚焦于王洪文、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万润南或海外特定历史议题，并未直接解答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现实困境。
那么，为什么海内外大量受众会本能地将柴静视作最具公信力与代表性的声音？柴静反建制的内核究竟是什么？
柴静的反建制，其本质是对官方“集体主义”与“宏大叙事”的彻底解构，她所代表的是一种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反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
回顾柴静在其著作《看见》以及一系列采访中的核心方法论，她反复强调排斥预设的道德框架、拒绝用空洞的形容词去定性人物，主张使用具体的动词与名词，去“真正看见具体的人”，正如她在书中引用的质问“你见过人吗”。这种叙事风格的本质不是传统的客观调查报道，而是一种将镜头推向具体微观个体的深度凝视。
这种中国式的个人主义，与英美传统下的西方个人主义存在根本性的哲学分野：
- 西方经典个人主义：以以赛亚·伯林所论述的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 免于外部干涉与强制的自由边界）为基石。其核心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法定权利边界，背后依靠宪政、法治、产权制度与社会契约论作为坚实后盾，明确界定个体对国家义务的边界。
- 中国式反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中国社会缺乏宪政与法治传统，大众在现实中深切体会到国家力量对个体生活的全方位侵入与掠夺。因此，中国的个体主义是在极端失望中诞生的防御性认知——“除了我自己和眼前的具体经验之外，没有任何集体与体制是可靠的；所有宏大的集体主义承诺全都是虚伪的谎言”。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高度的社会控制后，已经演变成一个极度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 社会有机联系断裂、个体孤立无援的碎片化状态）的社会。然而，在这片极端原子化的土地上，官方却在推行全世界强度最高的集体主义狂热宣传。这种“极端的原子化生存困境”与“强制性的集体主义宏大叙事”之间爆发了剧烈的认知冲突。
柴静的节目与叙事方式，恰好在潜意识层面击中了这一结构性痛点。她不依赖激进的口号，而是以极致的个体微观视角，去讲述个体的痛苦、抉择与承担。这种创作逻辑与中国普通人在体制压迫下“渴望逃离集体主义虚无、寻找个体立足点”的心态形成了强大的潜意识共鸣。因此，柴静所具备的强大代表性，正是源于她成为了当代中国人反抗集体主义压迫、确认个体存在价值的精神容器。
张雪峰的利益代议与国家全能承诺的破产
如果说柴静提供的是精神层面的个体视角，那么张雪峰所展现的则是一种在中国极其罕见的现实利益代议。
在张雪峰离世后，社会上曾出现自发的市民排队送行、甚至被网络戏称为“十里长街送雪峰”的罕见景象。在中国当代语境下，除了极少数体制高官离世，民间极少会为一个商业性网红自发举行如此具仪式感的悼念。张雪峰的言行表面上似乎并不激进，甚至曾发表过顺应官方口径的言论，但为什么他所从事的事业在实质上构成了对体制建制的深度瓦解？
张雪峰是当代中国极少数真正为数以百万计的普通家庭提供“利益解决方案”的人。他的崛起与巨大影响力，直接建立在中国威权国家全能承诺的全面破产之上。
中国体制长期维系统治合法性的核心支柱，在于国家对社会做出的全能型宏观承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安居乐业、只要按部就班通过高考、考研、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就能自然而然获得体面的工作、阶层跃升与资产保值。这套“教育-就业-财富”的兑现链条，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最核心的建制共识。
然而，随着经济下行与结构性危机的爆发，这一国家承诺已经彻底崩溃。大学毕业生面临严重的毕业即失业困境，文凭严重贬值，阶层固化难以逆转。正是在这一官方承诺沦为废纸的历史节点上，张雪峰横空出世。
如果让一个对中国政治毫无了解的外国观察家连续观看张雪峰的直播，他得出的唯一必然结论就是：这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糟糕透顶，官方所吹嘘的教育体系与就业保障完全不可信任。
张雪峰所有商业咨询与填报志愿服务的底层潜台词，都在无情地揭穿体制的谎言：
- 国家的制度性保障已经彻底失效，体制根本不会对你的未来负责；
- 传统的宏大专业叙事（如新闻、哲学、纯文科、甚至普通理工科）全是陷阱；
- 普通家庭必须抛弃一切幻想，通过极度功利、实用主义的“信息差”策略（如死守考公考编、特定国企对接专业、定向医保等避险路径），在废墟中为个体家庭抢夺微弱的生存空间。
大众之所以愿意耗费重金去寻求张雪峰团队的指导，其背后的群体共识正是对国家体制承诺的彻底绝望。在一个无序下坠的社会中，普通人急需一个能站在自身阶级利益立场上、教导自己如何规避体制陷阱的代表。张雪峰生前精准地扮演了这个“利益代表”的角色。因此，他的死亡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终结，也意味着其所能提供的现实避险功能的终结，这正是利益代表性与身份代表性在面对死亡时的本质区别。
罗翔的刑法叙事与个体正义的自足重构
在当代中国的互联网空间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在B站等平台聚合了超过三千万的庞大粉丝群体。在官方民粹主义泛滥的青年社区中，罗翔的现象级走红同样是一个极具反建制意味的政治社会学标本。
许多人简单地将罗翔的火爆归因于公众对“法治”的向往，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司法的现实语境。在严格的法理学层面，探讨现代法治（Rule of Law: 宪政框架下的权力制衡、有限政府与人权保障）必须以宪法、行政诉讼法及国家权力架构的制衡设计为核心。受制于极度严苛的政治红线，罗翔在公开讲座中极少深入涉足宪政分权与权力制约等政治议题，他的学术普及严格限定在刑法（Criminal Law: 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实体法）领域。
那么，为什么专注于刑法案例解读的罗翔，能够激发出如此强烈的社会共鸣与代表性？
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结构中，官方政权与极端民粹力量垄断了对“正义”的定义权与裁决权。官方凭借专政机器宣判何为政治正确与国家利益，而网络民粹则通过道德绑架与群体猎巫宣泄狂热情绪。对于普通个体而言，宪政、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运行过于宏大与抽象；但刑法所关涉的具体议题——正当防卫的边界、面对侵害时的致命反击是否构成过当、弱者在遭受侮辱与强权压迫时的自救责任——是每一个普通人凭借朴素生命经验能够切身感知的正义底线。
罗翔通过其对“圆圈正义”的阐述以及对经典刑法教条的剖析，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一种不依赖公权力背书、也不依附于盲目民粹潮流的个体正义自足感。
罗翔向大众传递的深层价值在于：即便生活在一个正义被国家垄断、被民粹裹挟的高压社会中，每一个微观个体依然可以通过理性、良知与法理逻辑，在内心保留对是非善恶的独立判断权。这种代表性属于典型的价值与意义代表。罗翔近年来之所以选择逐步保持低调，正是因为这种唤醒个体独立道德判断、解构官方垄断正义权的启蒙力量，在极权体制看来具有高度潜在的危险性。
死亡塑造的圣徒：李文亮与胖猫的身份代议
与需要持续输出策略的利益代表不同，身份代表的成立往往具有极强的本体性与情感共振，甚至在特定情境下，个体的死亡非但不会削弱代表性，反而会彻底完成其神圣化与符号化的建构过程。李文亮与胖猫正是这一维度的两个典型案例。
李文亮医生逝世数年以来，其个人微博评论区依然每天有大量网民前往留言倾诉，演变为当代中文互联网上极具悲剧色彩的“赛博哭墙”。李文亮所承载的代表性是最纯粹的身份代表：
- 极致的普通性：李文亮并非怀揣崇高革命理想的政治异见人士，也不是传统意义上主动挑战体制的英雄；他只是一个敬业、温和、热爱生活、在日常岗位上履行基本专业职责的普通眼科医生。
- 制度性侵害的受害者：在疫情初期的严酷管控中，他仅仅因为出于专业良知向同行发出预警，便遭遇了官方机器的训诫与压制，并最终因公殉职。
李文亮反建制的冲击力恰恰来源于他的“普通”。如果他是一个处心积虑颠覆体制的政治人物，绝大多数自保心理严重的普通中国人反而无法将自身经验代入其中。正是因为他是一个“老老实实过日子的普通好人却被国家机器无情吞噬”，使得千千万万在体制压迫下战战兢兢的普通人，看到了自身随时可能遭遇的命运倒影。他的死亡，在时间线上彻底定格并完成了其作为“体制牺牲品”的殉道圣徒身份，从而获得了超越时空的身份代表性。
在另一维度上，重庆胖猫事件在青年男性群体中引发的巨大波澜，同样属于高度情绪化的身份代表。尽管将胖猫符号化的叙事在公共理性层面存在巨大争议，但对于庞大的底层年轻男性而言，胖猫在情感与物质上被彻底剥削致死的叙事，精准投射了他们在当代高压社会中关于阶级下滑、婚恋绝望与性别压迫的集体焦虑。胖猫同样通过死亡完成了其作为受害者图腾的塑造。更为特殊的是，胖猫现象甚至溢出至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如越南网民的自发祭奠），成为了当代极少数具备跨国情绪传染力的亚文化身份符号。
叙事反讽与正常化锚定：扈成峰的经验代议
在当代网络亚文化中，扈成峰的崛起展现了另一种极具后现代色彩的经验代表形态。
扈成峰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已经演变成一种席卷年轻群体的迷因（Meme: 在文化与网络中被广泛模仿、解构与传播的符号单元）。其标志性的着装风格被广泛模仿，其肖像被大量网民通过隔空投送（AirDrop）悄悄设置为线下苹果专卖店的展示机桌面。
扈成峰的反建制力量，直接指向了中国当代政治建制中最为核心的一环——官方强加的极化敌我识别系统。
在官方精心构筑的意识形态矩阵中，存在着一套不容置疑的敌我阵营坐标系：华为、国产新能源汽车、传统体制叙事代表着绝对的政治正确与正义力量；而苹果、特斯拉、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则被污名化为境外势力、数据窃密与道德败坏的渊源。
扈成峰的直播与言论，采取了彻底逆向解构官方坐标系的极化反讽策略。官方宣扬什么，他就以极端夸张的口吻贬斥什么；官方打压什么，他就以宗教式的狂热吹捧什么。这种看似荒诞癫狂的“苹果人对决安卓人”的二元对立话语，其本质是运用一套反讽式的叙事工具，实现了双重解构：
- 反用极化语言体系：以体制最熟悉的敌我对抗语法，反向刺破官方宣传的虚伪性；
- 重塑“正常人”的常识锚定：扈成峰直播的核心看点，在于将深陷官方宏大叙事洗脑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俗称小粉红）拉入公共视野进行公开对质。通过展现这些群体在常识与逻辑上的荒谬不经，扈成峰帮助广大具备现代文明常识的普通中国人在内心确认自身的合法性——“在这种扭曲狂热的社会环境中，持有反建制倾向与常识认知的我们，才是心智健全的正常人，而官方建制所塑造的那套狂热才是彻底的不正常”。
扈成峰并不提供具体的利益解决方案，也没有严密的理论推演，但他通过迷因化的叙事，精准说清了当代清醒个体在荒诞环境中的心理处境，在经验层面上完成了对“常识与正常生活状态”的群体代议。
青年毛左思潮的本质：反改开绩优主义与自由竞争体制
在所有具有反建制色彩的符号谱系中，已故五十周年的毛泽东在当代青年群体中的剧烈回潮，构成了当前中国思想界最为吊诡也最为严峻的政治现象。
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习惯性地将当代青年对毛泽东的推崇解释为“策略性的扛着红旗反红旗”，认为青年人只是狡猾地借用体制无法公开否定的官方图腾来安全地表达抗议。这种判断严重低估了这一思潮的深层破坏力与真诚度。从清华大学图书馆借阅榜长期位居榜首的《毛泽东选集》，到微信读书等商业阅读平台上的庞大阅读数据，均证明广大青年是在极度真诚地研读毛泽东文本，而非仅仅将其作为权宜性的政治掩护。
当代毛粉群体所反抗的建制，绝非毛泽东时代的官僚特权体制，他们所集中攻击的真正目标，是改革开放数十年所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自由竞争机制以及相伴而生的“绩优主义”（Meritocracy: 依据个人能力与市场竞争结果决定社会财富与权利分配的制度逻辑）。
在当代中国极度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中，个体的尊严、社会权利、自由空间与生活豁免权，几乎完全需要依靠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成功”来赎买。然而，随着阶级流动停滞与经济收缩，绝大多数普通青年注定在市场竞争中沦为失败者。在欧美等成熟福利社会，底层民众尚有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与福利兜底；而在中国赤裸的竞争体制下，竞争失败意味着尊严与生存空间的彻底丧失。
因此，大量青年在绝望中转向了对毛泽东符号的狂热崇拜：
- 目标代表：毛泽东作为国家最高符号，其生前发动的激进运动打破过既有科层制，展现出能够摧毁现存秩序的庞大暴力与力量；
- 价值代表：其文本中对“造反有理”、“人民万岁”的激进浪漫主义修辞，为底层失败者提供了不依赖市场成功即可天然拥有道义合法性的虚幻心理支撑。
青年毛左群体试图通过推崇毛泽东，来全盘否定改革开放的市场竞争秩序，谋求一种“即使不成功也理应配享一切权利”的绝对平等乌托邦。这一反建制潮流在底层蕴积着极其激进且不容忽视的破坏性动能。
身份政治的极化未来与公共理性的终结
从物理学视角审视，反建制政治的本质高度遵循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社会的体制建制控制得越严酷、打压越极端，其所激发的反建制反弹就越剧烈、越不可预测。
2022年底的白纸运动正是这一规律的生动注脚：运动最先爆发于封控与维稳强度最为严密的新疆与高等院校。中国拥有当今世界最为庞大和严密的国家控制机器，这种极致的建制力量，必然在社会深层催生出同样极致的反建制反弹。
然而，当一个社会的代议诉求无法通过健康的政党竞争与公民社会组织予以吸纳，而只能退化为高度个人化、符号化的反建制投射时，必将对公共生活带来极其深远且危险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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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讨论空间的彻底湮灭： 高度依赖个人符号的反建制政治，其本质是极度极化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 基于群体特定身份标签而非普遍理性构建的政治认同）。在未来的社会语境中，基于理性、事实与逻辑的公共论辩将不复存在。社会互动将退化为纯粹的身份资格审查：“你是否认同我的代表符号？如果你不认同，你就是敌对阵营，根本不配与我展开任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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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文化反建制潮流的野蛮合流： 以2025年年底为转折点，中国社会已经孕育出两股极为庞大且极具颠覆性的底层反建制大潮——激进的皇汉种族主义与极端极化的性别对立政治。
- 皇汉群体从早期的明粉圈子全面走向大众激进化，其反建制烈度已引发官方《求是》杂志与《人民日报》对“唐朝伪史论”等历史虚无主义的严厉阻击；
- 极端性别政治在基层直接引发了激烈的警民对峙与社会撕裂。
在海外成熟语境中，种族与性别议题极易诞生具有稳定动员能力的代表性领袖（如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或安德鲁·泰特（Andrew Tate））；而在中国严密的封杀与审查下（如“吃瓜盟主”等账号在极短时间内遭封禁），这些潮流无法沉淀为稳定的组织化力量，反而促成了皇汉主义与极端男权意识形态在暗处的深度合流。这种缺乏理性引导、充满非理性仇恨的底层合流，正在对未来的中国社会秩序构成最为剧烈、恶劣且难以预测的潜在冲击。
中国社会已经不可逆转地步入了反建制政治的深水区。在国家全能承诺彻底破产与公民社会全面缺位的双重挤压下，由柴静、张雪峰、罗翔、李文亮、扈成峰以及毛泽东等符号所折射出的多维代表性困境，不仅揭示了当下大众精神与现实利益的深刻撕裂，更为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与政治震荡埋下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