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魏知超。今天要为你深入解读的书叫做《离开大熔炉，坠入火海》，副标题是“世界历史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与美国的未来”。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到底应该怎样去调和、去处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群之间的差异呢？

对于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现代世界试过两条路。一条道路叫做“民族大熔炉”政策，它是美国曾经长期奉行的模式。所谓的大熔炉，就是欢迎你带着你自己的文化来到美国，但是一旦你进入到这个国家，你首先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大家要共享一套公共的身份，那就是我们首先都是“美国人”，然后我们可以同时是其他。还有一条针锋相对的道路，叫做“多元文化主义”，那就是今天的西方左派、进步派大力推动的路线。今天的西方左派、进步派已经是不满足于只是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了，他们是要求各种国家的公共政策、公共制度都要去主动识别和维持族群的边界。你是属于哪个种族的、哪个民族的、哪种文化的，那国家政府就按照这个身份来分配你的代表权、教育机会、工作职位和其他公共资源。也就是不但要区分你的族群身份，而且要根据你的身份来区别对待你。当然这么做的出发点其实是善意的，就是要补偿一些弱势文化群体嘛。

但是，今天这本书的核心判断非常的尖锐。作者说，这种多元文化主义，这样一个听起来最开明、最包容、最政治正确的方案，恰恰会让一个国家走向分裂、走向腐败衰败，甚至是走上种族屠杀的道路。因为多元文化主义是把人固定在一个族群里，它把公共政治变成了群体之间的零和博弈，这最终会侵蚀掉一个社会最珍贵的东西，那就是共同身份。而大熔炉这个今天被很多左派嘲笑为过时、甚至是带有压迫性的旧模式，才是像美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真正可持续的活法。

作者与研究方法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延斯·库尔特·海克。他在芝加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接受过经济学和历史研究的训练，后来做过科技公司的高管，退休之后转向了独立研究。为了调查这本书里的多民族社会成败的问题，他走访了40多个国家，从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波斯尼亚一路走到卢旺达，走到斯里兰卡，去采访大屠杀的幸存者，去查阅当地政府的民族政策档案，去挖掘各种历史对比数据。

然后，他把人类文明里最典型的那些样本一个一个摆了出来。比如说罗马帝国是怎样靠把敌人变成公民，从而撑起一个跨越千年的多民族熔炉的？它又是怎样在停止这种同化之后走向崩溃的？阿兹特克帝国为什么明明拥有15万大军，却被500人的西班牙征服者掀翻了？还有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仅仅是因为它的国民被坏人煽动了吗？还是说大屠杀其实早就在错误的民族政策里就埋下了祸根呢？

而作者最后的矛头指向了今天的美国。他说大熔炉的理想曾经深入美国人心将近200年，连你以为最可能站在大熔炉对立面的马丁·路德·金都是它的坚定支持者。但是从1970年代开始，这个理想被美国的精英阶层一步一步地颠覆了。而今天的美国正在走的这条路，就是多元文化主义，其实和那些失败的历史样本惊人地相似。它不是在走向更包容，而是在走向更加分裂。而一个多民族国家一旦离开大熔炉，就可能坠入火海。

核心概念：阿萨比亚与群体凝聚力

好，那我们首先来理解一个关键概念。公元14世纪的北非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被称为“现代社会学之父”，他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阿萨比亚”，翻译过来大致就是“群体凝聚力”，就是一种让一群人觉得“我们是一伙的”这样的共同的认同感。伊本·赫勒敦说，一个社会的成败，归根结底就取决于它能不能够锻造出一种覆盖全体人口的阿萨比亚。如果一个国家里有很多族群，那就必须有一个更大的阿萨比亚来统摄所有小的族群认同，否则分裂和内斗就是必然结局。这个概念就是理解这本书所有案例的钥匙。

而之所以这种“阿萨比亚”或者叫“群体凝聚力”这么重要，是因为人类的心理有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倾向，那就是一旦人们意识到我和你是属于不同的群体的，那我们之间就非常容易相互敌视。19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在一个夏令营里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他们找来一群背景完全一样的白人男孩，把他们随机分成两组，仅仅是贴了一个标签、分了个组、搞了几场竞赛，结果这些孩子就形成了高度相互仇视的敌对派别。他们就开始烧对方的旗帜、砸对方的营房，冲突飞速升级，以至于研究人员不得不提前终止了这个实验。在一个后续的实验里，有一次警察都被叫来了。

后来有另外一位心理学家做的一个研究更绝。他仅仅是告诉那个实验的受试者“你属于A组”，另外那些人属于B组，结果这些A组的受试者就立刻对B组产生了歧视和敌意。而这个分组是完全随机的。你不需要什么两个种族间“古老的仇恨”，不需要任何实际的利益冲突，仅仅是“你们是属于不同的组”的这样一个信息，就足以制造群体对立了。所以作者说，这些心理学实验提示我们，光是区分族群这个动作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你都不需要等到出现“真正的族群矛盾”，你光是给人贴标签就已经是在点火了。所以就更别提现实世界里那些真实的、本身就有强烈的内部认同的族群了。一旦族群身份被强化，那么族群之间滑向对抗才是常态。

正面案例：罗马帝国的多民族熔炉

好，那有了这个底子，我们就来看一些历史案例。我们先从最辉煌的正面案例讲起——罗马帝国。作者在书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他说要是按照罗马帝国皇帝的平均昏庸程度，那罗马早就应该灭国了。比如说卡利古拉皇帝，把军队开到英吉利海峡边上，号令士兵们去捡贝壳，然后他把这些贝壳运回罗马，搞了一场盛大的凯旋仪式，庆祝自己“战胜了大海”，荒唐吧。像什么尼禄啊、康茂德啊，一个比一个疯。罗马帝国前50位皇帝里，能够挺到自然死亡的，一只手就能够数得过来。罗马皇帝的意外死亡率竟然比当角斗士还要高。那按照正常逻辑，一个出了这么多昏君的政权早就应该完蛋了，但是罗马撑了将近1000年，如果算上东罗马，那就是2000年。它靠的是什么呢？

作者说答案就刻在法国里昂出土的一块青铜板上，那上面刻的是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的一次演讲记录，他在里面解释了罗马的民族政策。克劳狄乌斯说，雅典和斯巴达的军事力量之所以败亡，是因为它们总是把被征服的人当外人给隔离起来。而罗马的创始人罗慕路斯不止一次在一天之内就把整个敌对民族变成了罗马公民，这就是罗马版的大熔炉。罗马征服一个地方之后，典型的做法是先给当地的领袖赋予公民权，让他们直接向罗马负责。而那些普通居民呢，先拿“拉丁权”，也就是没有投票权的二等公民身份。等到这个地方跟罗马建立起了稳固的联系，那所有的自由居民就能够获得完整的公民权。

而且不管你是什么族裔、什么出身，只要你愿意融入罗马、为罗马效力，你就有机会爬到最高层。图拉真皇帝是西班牙人，塞维鲁皇帝有非洲血统，还有皇帝来自于阿拉伯、保加利亚、匈牙利、叙利亚。黑人非洲部落出生的卢修斯·奎图斯从辅助军士开始做起，一路升到了元老、执政官，比美国选出第一位少数民族总统早了2000年。而罗马军队就是这个熔炉的核心。士兵入伍之后要学拉丁语，沉浸在罗马文化里，退伍之后在行省获得农地，成为传播罗马文化的种子。就这样一张由退伍老兵构成的网络遍布整个帝国，每个人都深深地认同自己是罗马人。而关键是，这些自我认同是罗马人的士兵，他们的出身未必是罗马。公元3世纪的时候，著名的第三奥古斯塔军团里面甚至几乎都没有什么意大利人，主体是西班牙人、非洲人、潘诺尼亚人，但他们同时都是罗马人。

那这种共同身份带来了什么呢？作者说第二次布匿战争就给出了最好的答案。汉尼拔带领着10万大军翻过阿尔卑斯山来打罗马，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而那个时候罗马的领导层又正好烂得一塌糊涂。汉尼拔原本指望意大利各城邦会倒向他，但是这些城邦并没有。这些城邦跟罗马已经锻造出了非常深厚的共同身份，即使那个时候看起来汉尼拔赢定了、占尽上风，但是这些城邦依旧选择和罗马一起战斗。结果汉尼拔的补给线最后断裂，最终被罗马彻底击溃。

那罗马帝国最后又是怎样走向衰弱的呢？公元四五世纪的时候，有大批的哥特人和其他的蛮族作为难民涌入了罗马领土。和以往不同，这些人没有被同化，没有被赋予公民权，而是被允许住在自己的民族飞地里，保持自己的语言，效忠自己的首领。罗马的军队也变了，以前是把蛮族打散编入到各军团里，让他们在罗马文化的浸泡中变成罗马人，而现在变成了大量地使用所谓的“联盟军”，也就是蛮族部队，保持完整的民族建制，效忠自己原来的部落首领，不学拉丁语，不参加罗马的军事仪式，不和其他的族群混编。这就意味着整套激励机制被彻底地颠倒了。以前呢，一个蛮族出身的人要出人头地，最佳策略就是变成一个罗马人；而现在呢，他要出人头地，最佳策略是忠于自己的族群。罗马帝国版的“身份政治”就此登场。

作者说斯提里科可能是最后一个伟大的蛮族出身的罗马化将领，他一辈子为保卫罗马而战，但是“身份政治”的逻辑让他的蛮族血统成了宫廷阴谋的把柄。那他最后被罗马皇帝逮捕，然后处死。消息一传出，3万名斯提里科的旧部就投奔了叛军首领阿拉里克。而阿拉里克自己就是身份政治这个新制度的产物，他没有被罗马化，所以他对罗马毫无认同。公元410年，他围攻罗马城，罗马使者问他打算给罗马人留点什么，他回答说：“那就留他们的灵魂吧。”作者说，等到他破城之后，其实连灵魂也没有留下多少。那这就是正面案例变反面的罗马帝国。

反面案例：阿兹特克帝国的多元文化主义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个纯粹的反面案例——阿兹特克帝国。阿兹特克帝国跟罗马正好是一面镜子的两面。罗马帝国一开始是把敌人变成自己人，而阿兹特克帝国从一开始就执行了一种非常明确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他们征服一个地方之后，会保留当地的文化和政治结构不变，他们既不传播自己的语言，也不推行任何共同文化，他们只会派一个税收官去收贡品。结果呢，帝国境内说着80多种语言，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共同身份可言。所以阿兹特克帝国的历史上不断地陷入叛乱，他们经常要反复镇压同一批地方。而帝国的军队里有大量从这些被征服的地方征召来的士兵，他们打仗的时候总是“不情不愿”，甚至经常暗中向敌人通风报信。

1519年，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登陆墨西哥海岸的时候，手下只有大约500个人。但是他很快就看穿了阿兹特克帝国的这个致命弱点，所以他就一路走一路拉拢，他轻而易举地就把一个又一个族群从帝国那边拉拢过来。等他走到帝国首都城下的时候，他已经统率了一支数万人的大军，而他带来的西班牙人竟然只是其中的一个零头而已。那最后的围城战里，连帝国核心成员之一的特斯科科这个部族都提供了3万人帮西班牙人打阿兹特克，而这些本来都应该属于阿兹特克人这个共同族群的人，杀起自己人来毫不手软。科尔特斯自己都抱怨说，他“花在阻止盟军屠杀和残暴行为上的精力，比花在和敌人作战上还多”。

所以啊，作者说阿兹特克帝国最终崩溃，不是因为常规的那个历史解释，说什么西班牙人的枪炮太厉害，是热兵器碾压了冷兵器。其实西班牙人那些火枪装弹要好几分钟，带去的投石机第一次发射就把石头笔直地往天上抛，然后砸回到自己人头上。有很多能够查到的历史细节都能够证明，那个时候的热兵器根本没有明显的优势。真正的原因其实是，阿兹特克帝国根本就没有什么“阿兹特克人”，没有像高卢人、不列颠人、非洲人变成罗马人那样变成了阿兹特克人。所以当外敌来犯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袖手旁观，甚至主动带路、举起屠刀朝向自己人。

近现代案例：前南斯拉夫的族群分裂

那罗马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模式已经非常清楚了。但是作者并没有停在古代史，他接下来用了大量的篇幅讲了几个近现代的案例，每一个都比古代更加触目惊心，因为它们发生在离我们非常近的年代，而涉及到的那些政策和今天那些多元文化主义者倡导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先来说前南斯拉夫。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之间爆发了非常惨烈的族群战争，各种集中营、万人坑接连被曝光，族群之间的屠杀极其惨烈。在二战之后，南斯拉夫的强人领袖铁托当年其实看到了这个国家需要统一的认同，他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兄弟情与团结”，他甚至明确说要学习美国的大熔炉。二战后初期的南斯拉夫确实有过一段“黄金年代”，那个时候年轻人在国家组织的“青年旅”里跨族群混编，一起修路建桥，一起锻造了“我们是南斯拉夫人”的这种共同身份感。在那个时候，穆斯林和基督徒会在对方的节日相互拜访，很多老人至今还在怀念那段日子。

但是很快，共产党内部的教条派压倒了铁托，他们从苏联那里学来了一套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分阶段演进的嘛，而每个阶段必须充分发展才能够过渡到下一个阶段。而列宁和斯大林就把这样一套逻辑套到了民族问题上，他们觉得民族意识也是一个必须走完的阶段，所以你越是让它释放，它就越快燃尽，然后国际共产主义就会自然到来。所以苏联的方针就是主动鼓励各个民族发展独立的文化身份，他们给各个民族发民族护照，设立几十种官方语言，强力压制同化的倾向。这套做法跟大熔炉正好几乎是完全反过来的。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最后就照搬了这套做法。

于是后来南斯拉夫就开始走上了和苏联一模一样的道路。他们给每个民族设立单独的学校课程、单独的文化机构，然后搞“民族配额”制度，比如说军队和政府的职位要按照民族比例来分配。比如有些大学规定，每招收一个非阿尔巴尼亚族的学生，就必须招3.8个阿尔巴尼亚族的学生。是不是好眼熟啊？今天西方左派搞的那一套东西，都是当年人家玩剩下的。那结果呢？这些政策的效果和制定者的初衷正好南辕北辙，它们没有消弭族群之间的差异，反而让各个族群越来越把彼此当成了争夺资源的对手，于是各个族群隔阂和敌意迅速加深。这个模式我们后面会反复出现。

在铁托在世的时候，他靠着铁腕统治勉强压住了这种族群分裂的势头，但是他1980年一死，所有被培养了几十年的族群裂痕立刻迅速扩大。冲突最先是在科索沃爆发，当地的少数族裔塞尔维亚族出来抗议针对他们的平权政策歧视。而族群冲突的政治规律一般是，一旦社会已经出现了这种非常清晰的族群分裂，那最极端的那些政客反而最容易出头，因为温和派都会被扣上“本族叛徒”的帽子。米洛舍维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族群投机者”，他从1987年开始发动各种煽动性的演讲，利用塞族人对科索沃的民族情感，一路登上了塞尔维亚的总统宝座。当上了总统之后，他强行吞并了科索沃，这把其他几个共和国都吓坏了，纷纷准备脱离南斯拉夫。与此同时，波斯尼亚的卡拉季奇、克罗地亚的图季曼，这些同类型的政客也纷纷登场，各自煽动本民族的仇恨。而这一切几乎是水到渠成的，因为过去那几十年的族群分治已经替他们做好了足够的铺垫，民众早就已经习惯了用“我们和他们”这样的框架来看待一切，火一点就着。

随后就是外人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一切了。十日战争、克罗地亚独立战争、波斯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接连爆发，集中营里发生了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数万人被处决之后扔进万人坑。而且没有一方是无辜的，每一个族群都在相互杀戮，后来国际法庭对各方都有定罪。

卢旺达大屠杀：从职业分工到种族灭绝

再下一个案例是卢旺达。卢旺达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事件之一，100天之内100万人被杀。按比例换算到美国的话，就相当于100天内杀掉了将近5000万美国人。而且更加恐怖的是，卢旺达屠杀使用的大多都是砍刀和锄头，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手工屠杀就意味着需要成千上万的人亲手参与。有研究估算，每4个胡图族人就有一个参与了暴力行为。那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作者说，回溯历史会发现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事实，那就是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区别更像是一种职业分工，而不是种族分界。图西人养牛，社会地位会高一些；胡图人种地，地位低一些。但是这两个群体是说同一种语言的，通婚也非常频繁，界限非常模糊。胡图人如果发了财买了牛，就可以变成图西人；图西人如果穷了也可以变成胡图人。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的自称“巴尼亚卢旺达”，意思就是“卢旺达的人民”，他们本来其实是一个共同体。

然后呢，后来比利时的殖民者来了，他们带来了一套伪科学的种族理论，说图西人其实是深肤色的高加索人，是来自北方的高等种族。然后比利时人做了一件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事情，但是就是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那就是发身份证。每一个卢旺达人都必须拿到一张注明了自己“种族”的身份证。当时为了确定一个卢旺达人的种族，殖民当局甚至用卡尺去量他们的鼻子和各种面部特征，但这其实完全是胡闹，因为这两个群体在外貌上几乎没有差异。后来大屠杀发生的时候，那些屠杀者就经常分不清谁是图西族、谁是胡图族，那怎么样区分呢？最后就竟然只能靠检查身份证。

比利时人不仅发了身份证，还配套了一整套所谓的平权政策。先是偏袒图西人，把好工作和高等教育的机会都留给他们；后来殖民政府快要撤离的时候，又完全翻转了过来，改成了偏袒胡图人。作者说，这简直就是那些心理实验里制造群体冲突的最完美的配方，就是先把人分组、贴标签，然后先让一边占便宜、另外一边吃亏，然后再反过来，每一步都是精准的火上浇油。

然后呢，在卢旺达独立了之后，胡图族政府延续了这套种族配额制度，只是方向反了过来，限制图西人进大学和政府机关的比例。学校第一天上课，老师就会点名喊出每一个学生的族群身份。历史课教的也不是单纯的历史了，而是教仇恨啊，教你图西人如何压迫了胡图人900年。这样的族群政策持续了几十年，早就已经把干柴码得整整齐齐了，只差一根火柴。1994年，胡图族总统的座机被击落，官方电台立刻开始全天候的广播，号召胡图人拿起武器消灭图西人，结果屠杀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蔓延到了全国。

作者在书里采访了好几位大屠杀的施暴者，他说最令人不安的不是这些人有多变态，而是他们有多普通。有一个杀了20多个人的农民，看起来就是一个和蔼的老爷爷，平日里最关心的就是他种的鳄梨的价格和什么时候会下雨。这场大屠杀不是少数坏人在做坏事，而是大量的正常人、普通人都参与其中，这才是最震撼人心的。

大屠杀之后，卢旺达的新政府做的事情尤其值得我们深思。新政府做了和比利时殖民者完全相反的事。第一，他们废除了种族身份证。第二，宪法禁止任何基于种族、族群、部落的区分，无论是歧视性的还是“平权性”的，也就是任何公共政策都当种族不存在。第三，官方的口号是“没有胡图人和图西人，我们都是卢旺达人”，甚至在公共生活里谈论某个人是胡图族还是图西族都被视为是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呢，卢旺达转向了自由市场经济，它的经济自由度从全球垫底跃升到了非洲第一。结果GDP增长了5倍，婴儿死亡率下降了70%，贫困率从70%降到了39%，它成了非洲大陆最安全、最清洁、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女性议员比例全球第一。

统计数据：族群分裂指数与经济自由度

如果说这些历史案例还不够有说服力，那作者也在书里祭出了统计数据。他用了一个叫做“族群分裂指数”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内部族群分裂的程度，这个指标表示的是你去随机抽取两个人，他们来自不同族群的概率是多少。结果发现，这个族群分裂指数最低的1/3的国家，它们的人均GDP是分裂指数最高的1/3国家的4.5倍。族群分裂单独这一个指标，竟然就能够解释全球人均GDP变异的37%，能够解释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变异的40%。从1960年到2020年，族群分裂最严重的1/3国家经历的内战数量是最轻的1/3国家的6倍。

但最有意思的发现是，当你把族群分裂指数跟经济自由度这两个变量放到一起的时候，那么只需要这两个数字，你就能够解释全球人均GDP变异的71%。前面说的卢旺达新政府就是一边弥合族群裂痕，一边在实行自由经济，而这基本上就是一种最强的政策组合。换句话说，关于一个国家，你什么其他的东西都不知道，你只知道它的族群有多团结、经济有多自由，你就能以惊人的准确度猜出那里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而这里的“经济自由度”，说白了就是政府管得多不多。而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交互效应，那就是政府管得很宽这件事情对于族群统一的国家伤害并不大。北欧国家就是证明，它们的政府支出非常高，但是因为人口极度同质化，那么即使政府非常大地介入社会生活，这个社会运转得也相当好。但是反过来，大政府对于那些族群分裂的国家那就是致命的。因为在分裂的社会里，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那么各个族群争夺政府权力的动机就越强，腐败就越严重，效率就越低。所以啊，全球最悲惨的地方，有一大波都是这种族群高度分裂加上政府高度干预的组合。

美国的转折：从大熔炉到多元文化主义

那讲到这里呢，作者就把目光转向了美国。因为今天的美国恰恰正在同时往这两个方向走。一方面呢，现在左派进步派强调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正在不断地强化族群的边界；而另一方面呢，现在美国政府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也在持续扩大。当然今天这本书关注的主要是前者。那么美国到底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呢？它是怎样从大熔炉滑向多元文化主义的呢？

要知道大熔炉曾经是美国最深入人心的国家叙事之一。过去将近200年间，从左到右，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认同这个理想。连被大熔炉排斥最久的黑人群体，它的主流民权运动追求的也不是分离，而是融入。马丁·路德·金在一次访谈里说得非常直白，他说：“今天的一个普通的美国黑人对于非洲其实一无所知，他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他是美国人，他的文化从根本上就是美国文化，我们的命运和美国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

那是谁最先开始反对大熔炉的呢？作者注意到一个贯穿全世界所有案例的规律，那就是推动族群分裂的从来都是精英阶层。在美国呢，20世纪早期的时候就有一群高度特权化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批判大熔炉，但是当时的主流社会完全不买账。真正的转折是发生在1970年代。吉米·卡特是第一个公开放弃大熔炉理想的美国总统，他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我们不是大熔炉，我们是美丽的马赛克，不同的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渴望，不同的希望，不同的梦想。”作者在书里放了一张Google图书的词频统计图，在卡特之前，“多元文化主义”这个词在美国出版物中几乎不存在，但是从卡特时代开始，这个词的使用量开始暴增。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整套制度层面的反转了。平权法案开始按照族群身份来分配教育和就业机会，很多名人、学者直接宣称一切形式的文化同化都是“种族主义”，有好几所精英大学甚至把提及“大熔炉”这件事情都列为需要纠正的“微冒犯”“微侵犯”。短短几十年间，大熔炉就从被全民歌颂的美国精神变成了精英阶层眼中的政治禁忌。

而且作者特别强调，这场转变就是精英阶层自上而下推动的。他举了两组投票数据。加州的209号提案试图限制平权政策，明确禁止基于种族和族裔的歧视，这个提案在全州是以9个百分点的优势通过的，也就是说从全体人民这个角度来看，是有更多的人反对区分族裔的。但是这个提案在全州最富裕的马林县却以8个百分点落败，也就是在富裕的精英阶层里，有更多的人支持各种种族配额政策。华盛顿州的类似法案，全州赢了15个百分点，但在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选民里输了5个百分点，模式完全一样。

那再比如说，每当平权法案的这种案子打到最高法院，全美最大公司的那些高管们经常会联名上书，强烈要求继续推行那些实行种族配额的法案。普通人多数是反对按照族群区分的，而最有钱最有权的那些人却坚定地支持。这个模式和作者在全世界看到的一模一样。罗马的贵族元老反对同化高卢人，比利时的殖民者在卢旺达发了种族身份证，推动族群分裂的始终是精英阶层。

美国与历史样本的惊人相似

当然，美国今天的情况还远远没有卢旺达那么极端，但是作者说，如果你仔细去做比对啊，就会发现今天美国的很多具体做法和那些国家走过的路惊人地相似。比如说当年的奥斯曼帝国曾经有一套叫做“米勒特”的制度，就是帝国境内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人各自各管各的，你穿你的衣服，过你的节日，但绝对不允许跨界，你穿了别的族群的服饰就会受到惩罚。而今天的美国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东西，叫做“文化挪用”。很多美国的左派精英对于文化挪用这件事情非常的敏感，你一旦文化挪用了，就好像犯了天条一样。一个白人不能够梳黑人的脏辫，如果你梳了，你就是文化挪用；一个非拉丁裔不能够开墨西哥卷饼店，如果你开了，就是文化挪用。文化被他们当成了一种出生就决定的财产，不同族群的人不许跨界使用。

再比如说，前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有很多学校实行过“一栋楼里两所学校”这样的制度。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孩子走一个门进去，克罗地亚的孩子走另外一个门进去，他们在同一栋楼里上不同的课，学不同的历史，课间他们到同一个操场，但是操场中间拉了一道铁丝网，两边的孩子不许混在一起。今天的美国虽然没有铁丝网，但很多大学今天已经会为不同的族群提供单独的入学说明会、单独的毕业典礼、单独的宿舍楼。

再比如在卢旺达大屠杀之前，学生在开学的第一天就要站起来报告自己的“种族”，而今天美国很多学校也要求孩子去“识别自己族群身份的文化特征”，今天很多美国大学申请表上反复要求你填写种族和族裔。

然后作者还发现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反复出现的规律，那就是那种给某些族群优惠的平权政策一旦启动，就几乎永远都不会停下来。这种政策一开始都是被设计成一个临时的纠偏措施的，但是那些受益者会一直论证说不公平仍然存在，这样就可以一直享受优待。印度的平权政策已经持续了70多年，马来西亚60多年，斯里兰卡50年。作者说历史上成功终结了平权政策的国家只有两个，那就是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而在这两个国家，平权政策都是以种族灭绝告终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警示。

结论：共同身份才是解药

作者说，多元文化主义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它听起来邪恶，恰恰相反，它听起来太正确了，正确到让人不敢质疑。但是当我们把全球历史上的各种案例和数据摆到台面上，从罗马帝国的兴衰一路看到前南斯拉夫、卢旺达，就会发现一条冷冰冰的规律：那就是只要一个社会开始按照族群给人贴标签、按照族群来分配资源，那么不管这件事情的初衷有多善良，结局几乎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造成更多的分裂、更多的腐败、更多的痛苦，以及所有人都更穷。

但是作者说，人类其实早就知道解药是什么。《圣经》里的巴别塔故事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上帝要削弱过于强大的人类，选择的手段不是瘟疫、不是洪水，而是多元文化主义。他把人分成了不同的群体，让他们彼此听不懂。真是万万没想到啊，上帝要毁掉人类的时候，用的竟然就是DEI啊。而在反方向上，从早期的罗马帝国到劫后重生的卢旺达，所有成功的多民族社会都做了同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锻造一种共同身份，让不同背景的人觉得“我们首先是同一拨人”。

好，这本《离开大熔炉，坠入火海》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书籍的详细信息我已经放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了，供有需要的朋友查阅。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你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知超，我们下本书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