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开端：深入金三角的健康挑战

大家好，我叫张军，是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我的机构在缅甸开展卫生援助工作已经超过30年，我本人第一次踏足缅甸是在1993年。当时，当地领导告诉我，为我安排了“别墅”，但眼前的景象却是一个简陋的草棚，每天早上还能看到新鲜的蘑菇。我所去的地方是金三角。资助人交给我的任务是，在三个月内摸清当地儿童死亡和孕产妇死亡的情况，并提出干预措施。

当时我还在北京工作，觉得这份差事听起来不错。我本身是学医的，也曾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合作开发过许多项目。我以为，只要有基本的出生、死亡、疾病数据，我就可以轻松拼凑一份建议书，一个月就能完成，剩下的两个月还能在金三角游玩。更何况，每天还有20块钱的补助，这在当时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80块钱）的四分之一，无疑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于是，我决定接受这个任务。

我去的地点是克钦地区。或许大家对缅甸的一些基本情况有所了解：缅甸是一个由7个邦、7个省加1个直辖市组成的联邦国家。它最大的特点是拥有135个少数民族，其中130个民族之间存在较多矛盾。这种族群间的冲突与对立一直持续至今。许多少数民族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我所去的地方，其地盘甚至不被中央政府有效管辖。

抵达后，我尝试向当地领导询问关于儿童疾病、救治情况、出生与死亡数量、地盘大小及人口等基本数据，这些都是撰写报告所需的信息。然而，当地领导听后，似乎并未完全理解我的问题。他稍作思考后，递给我一个望远镜，让我向前望去，说：“你看到的那片地方就是我管辖的区域。”至于我问的那些数字，他表示不太清楚，并认为那些数据对我来说毫无用处。他建议我，如果想了解具体病情，最好自己去当地询问。

当地的贫困状况触目惊心。能够完成小学教育的人都屈指可数，儿童营养不良现象非常严重，食物种类也极其单一。农业主要依靠刀耕火种，一年只有大约7个月的收成，其余时间则依靠采集野果为生。这是一个极其贫困的地区。我于是开始深入寨子，召集老乡们了解情况。

在交流中，我发现妇女们普遍不敢轻易开口，她们只负责端茶倒水。尽管她们内心可能有许多想法，但男人们认为“女人家不该多说话”，妇女的地位非常低下。我深感这样下去不行，因为女性承担着生育和日常生活的重任，她们对社区的了解本应是最深入的。为了打破这种沉默，我提议每人发放三颗黄豆，无论男女，通过投票来决定最重要的问题。

揭示生命危机：贫困、习俗与高死亡率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大致梳理出了导致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疟疾（当地称为“打摆子”）。第二种是腹泻伴随发烧，以及麻疹（当地称为“取疹子”），很多孩子因腹泻脱水而死亡。第三个原因是新生儿在出生后几天内不吃东西，以及新生儿破伤风。这三项是我们比较清楚的致死原因。

在了解情况的同时，我们每天与老乡们在寨子里聊天。我们发现了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导致低存活率。在45岁之间的生育年龄里，妇女一生生育十三个、十四个孩子并非罕见，两年就有一个孩子出生，但最终能活下来的孩子却不足一半。当我询问原因时，她们回答说：“没办法，我必须得生，用身体来对抗死亡。”她们解释说，没有医药，无医无药，不这样生，可能就一个孩子也留不住。

在接生方面，许多妇女只能自己接生，或者由村里的“婆婆”（经验丰富的老年女性）帮忙。她们会用竹片、墙上的碎瓦片，甚至旧的刀片、剪刀来剪断脐带，这极大地增加了感染破伤风的风险。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在一些族群中，他们认为女性在经期或产后“有血”是一件非常肮脏的事情，会将她们驱赶到牛棚里居住和生产。我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和无法忍受。

在接触过程中，许多人告诉我，邻村的妇女在前年、去年生孩子时难产，产后大出血，第二天就去世了。这种因难产和产后出血导致的女性死亡案例太多了。一个女性，在将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时，却要承受如此巨大的生命风险。如果旁观者对此袖手旁观，那么这个世界就显得尤为残酷。女性不应因生育而死亡，儿童通过免疫接种本可以预防麻疹等疾病，也不应死亡。我的题目之所以是“不该死的，别死”，是因为这些人有权利不被死亡，但他们却被遗忘了。

重返前线：启动生命救援与信任建设

当时，我向当地人明确表示，我已经摸清了情况，可以写建议书上交了。但我心里清楚，仅凭这些零散的、缺乏定量数据的信息，这份报告很难中标，因为连总人口数都不知道，如何说服资助方？然而，我对老百姓承诺，我是来为他们“要钱”的，如果能争取到援助，就会带来帮助。他们听后很高兴，连声说“阿弥陀佛”。我本以为这三个月任务完成，赚点钱就可以回去了。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大约15天后，我接到了通知，说我的项目可以尝试，并给了1万多块钱的启动资金。这等于我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我还能回去吗？我曾对那些老百姓承诺过，不能食言。如果我不回去，我就不是人了。于是，我决定回去。我还“骗”了两位善良的朋友——一位外科医生和一位内科医生——与我一同前往。我告诉他们，我们将回到那个“别墅”，他们也很信任我。

回到那里后，我们首先要做什么？我提出了“救急救命的病，先做‘不该死的，别死’”的原则。我告诉大家，生育不该死，儿童通过免疫接种本可以预防的疾病（如麻疹）也不该死，这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决定先开展儿童免疫接种工作。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没有疫苗，也没有人愿意去打针。我们尝试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申请疫苗，但对方质疑我们能否保证疫苗的有效性。我们又与中央政府交涉，希望能在他们的地盘上开展儿童免疫接种，但由于92年刚停火，当地缺乏卫生系统人员，且派外来人员存在安全风险。

最终，我们从其他国家弄到了一些疫苗。但疫苗有了，却没有接种人员。我们所在的边境线与云南相连，当地的防疫站很乐意提供帮助，请技术人员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注射。拿到疫苗和冷链设备后，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进村给孩子们接种。这本是多么好的事情，是救命的行动，就像白求恩一样。然而，当我们到达村庄时，大部分村民却跑了，妈妈们抱着孩子跑得更快。

后来我们询问老人，才得知原因：有人散布谣言说，我们是外国人来做实验的，打完疫苗后这些人就再也生不了孩子了。因此，大家纷纷逃离。更糟糕的是，疫苗需要冷藏，但当地没有电，我们只能用冰排携带冷链箱过河。到了村里却没人，你们想想那是什么感觉？疫苗在48小时内就会失效，打不下去就全废了。

我们非常着急，便去“忽悠”当地的领导，说这些疫苗如同黄金，是山里难得的好东西。我们请求领导们能否强制性地将村民们管住，以便我们能给他们打疫苗。在非常时期，为了达到效果，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就这样，我们把信息传递给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缅甸政府。他们表示，既然我们能干，就与我们合作，提供冰箱、发电机和疫苗。

我们开始铺开工作。通过与当地卫生机构的合作，我们的卫生站也具备了防疫功能，服务半径得以扩大，能够为更多的孩子接种疫苗。大家可以看到两侧的对比图：绿色区域是我们覆盖的孩子，红色和白色区域是未接种的。以前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网站上，这里是空白数据，缅甸在向国际通报时也缺乏相关数据。经过我们和当地的共同努力，在覆盖100万人口的区域，用了20多年时间，实现了80%的疫苗接种覆盖率。我想，这份掌声应该送给那些活下来的孩子们。

扎根社区：推广适宜技术与建立信任

在推进疫苗接种的同时，我们也尝试开展消毒接生工作，以解决新生儿破伤风的问题。我们建立了许多卫生所，并培养了许多助产士。我们理想中的场景是，产妇在临近生产时能来到附近的卫生所，由我们培训的人员进行接生，而不是在家中自行处理。然而，现实是，当问及是否愿意去卫生所时，村民们却表示：“孩子在哪儿生呢？”他们认为去卫生所是“吃免费饭”或“撑着”，但对于由年轻、未婚的助产士接生，他们表示难以信任。此外，婆婆们对年轻媳妇去卫生所生产也构成了很大的制约，因为她们自己都是在家中由长辈接生的。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使得卫生所接生难以推行。

我们意识到仅靠卫生所并不靠谱，于是改变策略，决定在每个村庄培训接生员。这借鉴了中国解放初期非常成功的经验。本来村子里就有一些有技能的人可以帮忙，只是她们缺乏消毒接生方面的培训和技术。我曾看过他们（指当地族群）举办的第一个培训班，很多妇女背着孩子来参加接生培训。

培训内容很简单，核心是“一躺三消毒”：让孕妇躺下，对脐带、双手和会阴进行消毒，并提供消毒包（内含手术刀片、消毒膏等）。在讲解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语言障碍。在当地的民族语言中，可能缺乏一些描述生殖器等部位的专业或“高大上”的词汇，导致她们听不懂。后来，一位翻译实在看不下去了，直接骂了一句：“你早说嘛，费了半天劲听！”就这样，我们把接生这项工作推广到了各个寨子。

这是一段小录像，展示了我们培训的两位接生员在下乡时，正好遇到一位寨子里的妇女正在分娩的场景。

跨越鸿沟：弥合政治分歧的健康桥梁

接下来，我将讲述另一个方面的故事。我开头提到过，缅甸的中央卫生系统与民族地方武装控制的区域是两个并行的体系，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业务往来。由于政治上的分歧，过去70年他们几乎不与对方接触，互不承认。过去，双方的谈判大多围绕政治议题，例如要求交出武器，但对方拒绝，谈判便宣告结束，和平谈判也因此遥遥无期。

而我们则采取了“脚踏两只船”的策略，在两边都开展工作，因此赢得了双方一定的信任。我们向他们表明，我们不涉及政治，只做卫生工作，救助生命，卫生是可以沟通的。我们与缅甸卫生部的领导沟通，建议他们去对方区域实地考察，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以便未来提供帮助。然而，卫生部官员表示担忧，害怕前往后会被对方“干掉”。

于是，我们回到当地，向对方传达了卫生部有意愿进行考察的信息，并强调国际社会已向他们提供了大量资源，看能否在非军事区域进行接触。对方表示欢迎。于是，我们陪同卫生部官员前往。

抵达后，对方的副司令出来迎接。他首先声明：“我们是缅甸领土的一部分，我们没有搞独立。但这么多年来，你们（中央政府）从来没有给我们一片药。”我回应道：“这不是来了吗？万事总有个开始。”此后，双方逐渐建立了信任和联系。他们甚至开始参加国家举办的卫生发展规划会议。你看画面中被圈出的两位，他们分别是当地少数民族武装的卫生局长和国家卫生部门的官员，他们过去是敌对关系，如今却能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当地卫生发展与国家卫生发展如何对接，以及国家将如何匹配资源。

攻克疟疾：从显微镜到快速检测

我们再来谈谈疟疾。我开头说过，疟疾是当地的第一大“杀手”。在我工作的这些年里，从93年、94年开始，我遇到的几乎每个人都得过疟疾，我自己也得过。疟疾当时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诊断必须通过显微镜化验血涂片，找到疟原虫才能给药。这是一个非常机械的诊断标准。大家可以想象当时山里的条件，要靠人力一个个去操作显微镜是极其有限的。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遵循这个治疗和诊断标准。

我们硬着头皮购买了一些显微镜，并请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的人员来辅导我们的团队学习血涂片技术，辨认视野中的疟原虫。但这确实非常耗费精力，难以大范围推广，只能证明我们有能力做这件事。

直到2007年，我们迎来了转机。我们获得了中国一项规模巨大的疟疾项目。当时，中国正致力于消除疟疾，云南省面临着来自缅甸的输入性疟疾压力，因此中国也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正好我们机构在当地开展疟疾防治工作，并且是一个中立的机构，两边都有注册。因此，我们获得了执行这项覆盖面广、周期长的疟疾防控项目的机会。

让我最高兴的是，我们引入了检测试纸条来替代显微镜。这样一来，我们培训的村寨接生员也能独立完成疟疾的早期筛查。疟疾控制的关键环节就是早期发现病人，及时治疗，才能阻止其成为传染源。中国的对外援助，常常会推广一些成本效益高、适宜当地的技术。我们就是受益者，这项技术拯救了无数生命。要知道，疟疾曾导致大量死亡，我昨天做PPT时，删掉了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疟疾患儿死亡照片，因为刺激性太大了。

在此过程中，我们机构还建立了一个疟疾监测网，能够实时显示动态数据。这回应了当年那位领导所说的“数据有什么用”。其实，数据的作用在于，在资源匮乏时，可以用来调配资源，知道哪个地方最需要响应，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援助的基石：多方支持与持续挑战

随着工作的深入，我们机构的人员也在逐渐增加，包括志愿者、医生和护士。我们覆盖的面积也越来越大。然而，这一局面的形成，离不开一个重要的背景：中国和缅甸两国政府对我们工作的极大支持。此外，联合国系统，特别是云南省，也给予了大力支持。云南省为此成立了一个协调组，成员包括公安、卫生、疾控、海关、武警、外办等多个部门，因为大量的物资，如蚊帐等，都需要通过这些渠道运往国外。云南省疟疾防治所还派出了大量技术专家常驻我们的现场。正是大家齐心协力，才将这项工作推行开来，并为我国于2012年实现消除疟疾目标做出了贡献。

我常说，从远处看，地球似乎是一个光滑的圆球，但走近了看，你会发现它坑坑洼洼。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伸出援手，去缝缝补补，这个世界就会更加温暖。然而，仅仅做到这些是否足够？事实上，疟疾的反弹非常严重。尤其是在疫情之后这几年，疟疾发病率翻倍反弹，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需要更多的国际援助来提供帮助。

生命的意义：一次生死救援与深刻启示

关于援助，我想分享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当年，我们晚上正在草棚里休息，突然跑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穿着夹脚拖鞋，气喘吁吁地喊道：“医生们！我们这里有个女人难产两天了，快生不出来了，现在不省人事了，快去救救她！”我们三个人立刻跟着他，打着手电，颠簸了两个小时才爬到山上。

到达后，我们检查发现，胎心已经消失，胎儿已在宫内死亡，羊水也已破裂。更糟糕的是，我们看到她腹部有一道陈旧的剖腹产疤痕，并且她患有脊柱侧弯，骨盆狭窄，根本不可能从产道分娩，孩子必须剖腹产。我们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不取出胎儿，大人百分之百会死；取出胎儿，大人可能还有2%的生还机会。没有时间犹豫。

我们用7个手电筒打光，花了整整6个小时，才完成了这场手术。手术结束后，我累得像泥一样瘫倒在地上。我们都认为这位妇女肯定活不了了，毕竟失血那么多，而且我们连输血设备都没有。

然而，大约半个多月后，我们再次路过那座山。一位老人告诉我们：“你们上次救的那个女人，还活着呢！”我们非常好奇，怎么可能？这太不寻常了。于是我们进去看她。她是一位牧师，身体状况非常稳定。我当时可能问了一个非常不礼貌的问题：“您怎么能还活着？”因为我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来表达我的惊讶。

她告诉我一句话：“我必须还要活着，因为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助。”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机构的许多项目人员也在现场冒着巨大的风险工作。大家都知道我得过疟疾，我和他们一样冒着同样的风险。甚至有我的同事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那里。所以，人活着，能够对别人提供帮助，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