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轰动全美的谋杀故事，它并非简单的“斩杀线”式误导性叙述，而是以集中深入的方式，揭示美国社会运作，特别是司法系统内部的深层问题。这个波士顿故事更像是一整套强制戒毒的疗程，虽然漫长，但对我们的认知而言，其效果远超廉价的理解快感，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复杂的现实。

悲剧序章：白领女性与警察男友的复杂关系

故事的主角是凯伦·里德（Karen Read），一位因被指控在醉酒中谋杀前男友——波士顿警察约翰·奥基夫（John O'Keefe）而备受关注的白领女性。她被控使用的作案工具是一辆并不常见的雷克萨斯US 570 SUV（Lexus US 570 SUV: 一款重2.7吨、5.7升发动机、385匹马力的大型豪华越野车）。涉案的另一方是一个根深叶茂的执法家族，加上美国顶尖律师的法庭攻防，使得整个案件充满了惊悚电影的所有关键要素。好莱坞甚至已投资将其拍成电影。

凯伦·里德拥有硕士学位，同时在一所大学兼职讲授金融课程，是一名兼职教授（adjunct professor）。她的男友约翰·奥基夫出生于1975年，拥有司法类专业的硕士学位，一直在波士顿警察局工作。两人于2004年相识，短暂交往后中断联系，直到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期间在脸书上重逢。这中间的16年，两人都经历了人生创伤。凯伦在18个月内接受了10次手术，患有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一种慢性肠道炎症性疾病），随后又被诊断出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 一种慢性免疫性疾病，多发于年轻女性）。奥基夫则在2013年姐姐和姐夫相继去世后，成为他们一儿一女的监护人。

共同的创伤经历让凯伦和奥基夫产生了特殊的连接，凯伦爱上了这位警察，也爱上了他带着的两个孩子。在疫情封闭的环境中，两人关系迅速升温。凯伦调整了远程工作，几乎每天都在奥基夫家里，为孩子们准备三餐，监督他们上网课。然而，几个月后，两人关系中的问题开始浮现。奥基夫觉得凯伦在孩子面前总是扮演“好人”，用购物、卡丁车、高档理发服务宠着孩子，而自己却不得不扮演强化纪律的“严父”角色。孩子们自然更喜欢凯伦。

在凯伦看来，奥基夫一直未能妥善处理姐姐离世带来的伤痛，他既要承受悲伤，又要应对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复杂需求，已经力不从心。奥基夫曾带孩子去看心理治疗师，但未能坚持。奥基夫的姓氏带有爱尔兰裔的典型特征，历史上爱尔兰裔是波士顿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勤勉，但也普遍爱喝酒。凯伦认为，男友奥基夫仍是传统爱尔兰裔的性格，受伤后靠喝酒扛过去。两人在周末的饮酒量大幅提高，凯伦后来对此非常后悔，但当时只觉得这是辛苦一周后的放松方式。奥基夫喝上一两杯后会放松随和，但第二天常有宿醉。凯伦曾看到奥基夫酒后亲吻其他女子。凯伦自己也曾与联邦酒精、烟草、枪支与爆炸物管理局（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Firearms and Explosives, 简称ATF）探员布莱恩·希金斯（Brian Higgins）互发短信、调情，但很快结束。凯伦后来感到尴尬，但当时在情感上得到了被吸引的满足。简单来说，奥基夫和凯伦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但仍彼此相爱，因为都喜欢两个孩子，这使得他们不愿轻易放弃已经延续两年的家庭结构。

致命之夜：暴风雪中的聚会与失踪

2022年1月28日，一个暴风雪来临的夜晚，凯伦和奥基夫外出与朋友们在波士顿郊区坎顿（Canton）的酒吧喝酒。这种“串吧”的社交方式在美国很常见，人们享受不同的氛围和人群，而非专注于酒本身。一同喝酒的朋友包括布莱恩·阿尔伯特（Brian Albert），他曾是海军陆战队员，在警察局工作30年，行政级别中层，但在同事中是“老大哥”般的存在。阿尔伯特家族在坎顿小镇生活多代，根深叶茂，认识很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亲戚。

当晚在酒吧的朋友圈包括：布莱恩·阿尔伯特的妻子妮可·阿尔伯特（Nicole Albert）、妻子妹妹詹妮弗·麦凯布（Jennifer McCabe）和妹夫、布莱恩的弟弟克里斯·阿尔伯特（Chris Albert）和妻子，以及一对没有亲戚关系的夫妇，再加上曾与凯伦短暂调情的联邦ATF探员布莱恩·希金斯，总共约10人。凯伦当晚喝了大约9杯酒，大大超过了开车限定的血液酒精浓度。午夜时分酒吧关门，外面开始下雪。布莱恩·阿尔伯特邀请大家去他家继续喝酒，车程只需六七分钟。

阿尔伯特和奥基夫虽然都是波士顿市的警察，都住在坎顿小镇，但两人此前并没有太多直接交往。奥基夫对是否去阿尔伯特家有些犹豫，但阿尔伯特在警局和坎顿的名气都很大，奥基夫想借此机会深入接触。凌晨12点24分左右，凯伦将奥基夫送到了阿尔伯特家门口。车道上停的车不多，凯伦有点犯嘀咕。奥基夫说进去看看再说，随后会出来告知具体情况。凯伦在外头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等了10多分钟后，凌晨12点37分，凯伦回到奥基夫家里陪孩子了。两家开车也只需要几分钟。凯伦有些生气，她知道奥基夫从前的一位女朋友就在附近。她给奥基夫发了一连串愤怒的语音和短信，指责他“跟别的女人搞到一块”、“变态”、“利用我”，并说“我恨你，我跟孩子们在一块呢”。她总共给奥基夫打了53个电话，但对方一个也没接。凯伦当时处于醉酒状态。

现场疑云：发现遗体与初步指控

一夜大雪过后，坎顿小镇的积雪达到15厘米。第二天凌晨4点多，凯伦醒来发现奥基夫仍未回家，惊慌失措中她找到了奥基夫的两个朋友，包括阿尔伯特的七妹詹妮弗·麦凯布。他们一起寻找奥基夫。当时凯伦的神志最多只有一半清醒，一开始她还以为自己将奥基夫留在了酒吧。詹妮弗提醒凯伦，她前一晚应该是开车到了阿尔伯特家门口。

凌晨6点左右，三人在黎明前的积雪中开车到了阿尔伯特家门口。奥基夫躺在草皮上，脸上满是血迹和伤痕，奄奄一息或已死亡。凯伦不明白男友是如何受伤的，内心产生了疑虑，脱口而出反复喊出两个疑问句：“是我撞了他吗？”“我有没有可能撞到了他？”这些话立刻让她成为嫌疑人。凯伦还提到自己车的尾灯破了，这也被视为可能倒车撞到奥基夫的证据之一。他们拨打了911，并实施人工呼吸和胸外按压。凯伦整个人趴在奥基夫身上，希望用体温为他取暖。很快，急救车和警车赶到，红色警灯划破夜空，场面很大。

在急救人员现场挽救奥基夫生命的过程中，阿尔伯特一家人没有一个走出屋外。凯伦注意到了这一点，她有些疑惑，奥基夫是否被送错了人家，或者因为喝太多酒误闯了其他人家。阿尔伯特一家人后来解释说，当时都睡着了，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凯伦现场情绪崩溃，上午8点左右被送往医院接受评估。医生的记录显示她情绪歇斯底里，处于强烈哀伤中，但没有精神科就诊史，没有幻觉，也没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意愿。她一直念叨自己不需要到医院，只想知道男友遭遇了什么，没有男友自己活不下去。此时，奥基夫已被确认死亡，死因是头部钝器致伤加上低体温。

司法介入：调查偏差与利益冲突

阿尔伯特的家不在波士顿市区，而是属于坎顿镇警察局管辖。重大案件会由马萨诸塞州警察介入。美国的警察制度是分权制，州警察、市警察、镇警察各自工作，互相协调，但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联邦层面由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简称FBI）、ATF、缉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 简称DEA）等机构完成部分功能，他们与地方警察部门也没有隶属关系。当天清晨，首先赶到现场的是坎顿镇警察，州警察随后介入。当天傍晚5点，州警察迈克尔·普洛克特（Michael Proctor）扣押了凯伦的汽车和手机。

调查刚刚进行16个小时，州警察普洛克特就在朋友群里发短信说，肯定会对凯伦·里德提起重罪指控，称她是个“疯女人”，“没有逃脱惩罚的可能”，“她已经完蛋了”。其他信息还包括一些性暗示和对凯伦疾病的嘲笑，说她“长得不错，说话有点怪，但是没有显的臀部”，并期待“把这个疯女人关起来”，“希望她自杀”。普洛克特的短信在后来的案件审理中登上了全美新闻头条。在随后的警察群聊信息中，普洛克特向上级通报自己正在搜查里德的手机，目前还没有发现裸照。普洛克特后来承认这些短信“非常不专业”，感到懊悔，但坚称这些言论对办案调查的公正性毫无影响。

凯伦的父亲比尔·里德（Bill Reid）到医院后将女儿送到了奥基夫家里。奥基夫的父母和弟弟都在，加上两个未成年孩子，他们也都刚从医院回来，看过奥基夫的遗体。奥基夫的弟弟保罗（Paul O'Keefe）说奥基夫“像是跟拳王泰森打过了5个回合”，奥基夫的妈妈佩吉（Peggy O'Keefe）则说“看起来像是被车撞了”。随后，父亲比尔陪着凯伦收拾了随身物品，她跟两个孩子吻别，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几天后，法院下令凯伦不能再跟奥基夫的家人联系。凯伦当时已意识到奥基夫的家人，尤其是妈妈，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凯伦无法理解奥基夫为何会出现在阿尔伯特家的草坪上，也无法接受伴侣的离去。

辩护之路：从过失杀人到二级谋杀

凯伦的父亲比尔·里德与女儿一同找到了辩护律师大卫·扬内蒂（David Yannetti）。扬内蒂是马萨诸塞州地方检察官出身，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波士顿当地非常有名。扬内蒂律师告诉凯伦，她需要为被捕做好准备。在各种精神折磨中，凯伦准备好了随身物品，挑了一件在监狱里穿着会比较舒服的毛衣。案发三天后，她被警方带走，随后遭到波士顿和坎顿所在的洛福克县检察官办公室指控。他们认定的犯罪事实是：酒后争吵过后，凯伦在倒车时用雷克萨斯US 570 SUV撞倒了奥基夫，最终导致他死亡，具体撞击部位是车的右尾灯附近。随后，凯伦驾车离开了。凯伦因此遭到三项主要指控：过失杀人（manslaughter）、机动车致死（motor vehicle homicide）和肇事逃逸（leaving the scene of an accident causing death）。

一位形象良好的金融从业女性被指控杀害自己的警察男友，并将遗体留在另一位警察家的草坪上，波士顿媒体对这个故事毫无抵抗力。2月2日，摄像机全程拍摄了凯伦带着手铐从监狱押往法院听证的画面。她对所有指控均不认罪，缴纳了5万美元保释金后回到家中。案发后，凯伦顺风顺水的人生迅速瓦解，她失去了金融分析师和兼职教授两份工作，医疗保险、汽车也都没有了。她宁可坐牢，也不会选择认罪以换取从轻处罚。打官司过程中，凯伦首先提前支取了自己的退休账户401K，几十万美元迅速耗尽，她不得不开始筹款借钱。

此时，扬内蒂律师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对方自称有波士顿执法机构工作背景，提供了一个爆炸性故事：那天凌晨，阿尔伯特和他17岁的侄子科林·阿尔伯特（Colin Albert）在家里殴打了奥基夫。他们发现奥基夫没有再醒过来后，阿尔伯特和另一位身份不明的联邦探员一同将奥基夫放到了自家前院的草坪上。扬内蒂律师回拨电话希望进一步了解情况，对方开始退缩，说自己只是根据新闻中看到的奥基夫照片做了一些推测，并完全收回了阿尔伯特在家里殴打奥基夫的说法。扬内蒂律师对照时间发现，接到匿名电话时奥基夫的照片并未公开，匿名者只可能是执法机构的内部人员才能看到。此外，匿名者故事中的其他细节也与事实相符：当天ATF探员希金斯确实在酒吧和阿尔伯特家里都喝过酒，阿尔伯特的侄子也在场。在接通神秘电话之前，凯伦和扬内蒂律师并不知道科林当时在阿尔伯特家里，警方报告中也没有出现科林的名字。科林是阿尔伯特侄子，他的二弟克里斯·阿尔伯特（Chris Albert）的孩子。

四个月后，2022年初夏，马萨诸塞州警察再次到凯伦家里逮捕了她，这是第二次逮捕，因为对她的指控上升到了二级谋杀（second-degree murder）。凯伦和扬内蒂律师都震惊不已。检方声称找到了新的证据：奥基夫收养的两个孩子告诉警方，奥基夫和凯伦最近一直在争吵，奥基夫曾告诉凯伦两人关系已结束，但凯伦拒绝搬走。检方另外的证据是凯伦在医院验血样本中的酒精含量。凯伦验血时，距前一晚喝酒已8个多小时，但血液酒精含量仍超过法定指标。检方建议法官将这次逮捕的保释金提高到50万美元，是第一次逮捕的5万美元的10倍。凯伦认为这是为了吓唬自己，逼自己接受认罪协议。如果因相对较轻的过失杀人罪（manslaughter）而非二级谋杀罪入狱，两年后她就可能重获自由。但凯伦拒绝认罪。第二次被捕后的法庭聆讯中，扬内蒂律师向法官表示凯伦没有任何潜逃动机，她的克罗恩病和多发性硬化症都在波士顿持续接受治疗，她去不了其他地方。50万美元保释金毫无道理，最终法官定下的是10万美元。此时，扬内蒂律师告诉凯伦，罪名由过失杀人上升到二级谋杀后，律师费需要翻倍。凯伦压力倍增，但比费用迅速上升更难的是，她意识到了警方可能在栽赃陷害，背后的一谋更加严重。

顶尖律师介入：揭露证据操纵与司法腐败

到了2022年9月，凯伦和扬内蒂律师发现，向马萨诸塞州和洛福克县的司法机构索要证据时，往往会遭遇障碍。他们希望获得谷歌地理围栏数据（Google Geofence Data: 谷歌储存的用户地理位置信息），以识别2022年1月28日晚至29日清晨出现在阿尔伯特家范围内的所有手机。律师团队挖得越深，就越意识到获得证据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并非意外或失误，而是有意为之的结果。走投无路中，凯伦求助了洛杉矶的律师艾伦·杰克逊（Alan Jackson），他是全美顶尖的律师之一，收费也位居最贵之列。杰克逊律师曾代理一系列名人重大官司，包括奥斯卡奖最佳男主角得主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2019年他就是利用手机定位数据帮助凯文·史派西摆脱了一桩性骚扰指控。

杰克逊律师每月收到上百封代理请求，大部分都只能拒绝。但凯伦邮件的主题“一名波士顿警察的谋杀案”引起了他的兴趣。邮件中，凯伦说自己正为生存而战，面对的是“一蓝高蓝”，即波士顿当地警察的制度性偏见。杰克逊律师同意接下这个案子。他看到奥基夫右臂的抓挠伤口时，脱口而出说是动物袭击，造成狗咬伤，而检方专业人士却说是汽车撞击造成的，他认为这纯属胡扯。杰克逊律师带着自己律所的同事特尔（Terrell）一同加入了凯伦的辩护团队。

凯伦案子的审理在洛福克县法院进行，从2024年4月开始持续了9个星期。凯伦安排扬内蒂、杰克逊、特尔几位律师与自己住在同一个酒店，以最大化备战时间。这期间的开销是120万美元，包括住宿、饮食和接送，以及三位律师雇佣私家侦探和所需专家的费用。这笔钱包括她的积蓄和退休金、公众筹集的50万美元诉讼基金，另外加上亲友捐赠的40万美元，这些钱迅速耗尽。在凯伦看来，她已经做到了经济实惠、预算严格。她自己充当接待人员，与两位优步（Uber）司机谈好价格，由他们接送团队往返酒店和法院。媒体曾拍到她的团队从SUV下车，由安保护送进入高档餐厅的镜头。一部分批评者说凯伦利用审判将自己变成了明星。实际情况是凯伦租来的SUV，提供安保的基本都是持有持枪证的志愿者。至于高档餐厅，凯伦的回应是：“你试试看嘛，怎么可能让艾伦·杰克逊这样的律师总吃麦当劳呢？”

艾伦·杰克逊的律所为这个官司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与一流的律师服务相配套的是凯伦的费用达到了500万美元。主要支出的律师费，艾伦·杰克逊的律所实际上提供了一份义务服务，如果按照正常收费，律所的费用将高达100万美元。检方总共传唤了68位证人，其中至少有20位与阿尔伯特家族存在血缘或婚姻关系。作为被告的凯伦只有6位证人，包括一位铲雪车司机。这位司机作证说自己在1月29日周六凌晨2点45分经过阿尔伯特家时，并没有看到雪地上的遗体。他说自己的卡车视角很高，灯光明亮，而且他不断扫描周边道路上是否有障碍物。

凯伦团队描绘出了自己版本的案发过程：促成悲剧发生的重要元素是酒精、性激素和厄运。奥基夫在阿尔伯特家的地下室遭到几个人袭击后失去了知觉，随后被抬到室外院子里。冲突可能的原因有几个：一是奥基夫对联邦ATF探员希金斯与凯伦之间的暧昧非常不满；二是奥基夫与17岁的邻居科林·阿尔伯特关系紧张。科林是阿尔伯特的侄子，他二弟克里斯·阿尔伯特的儿子。克里斯是坎顿的镇议员，他们一家与奥基夫相邻。阿尔伯特一家在当地生活了好几代，根深叶茂，是美国相对最古老的新英格兰地区比较典型的小镇权力家族。他的三弟凯文·阿尔伯特（Kevin Albert）是坎顿镇的警察。凯伦说科林经常将啤酒瓶之类的杂物扔到奥基夫家的草坪上，但科林在法庭上说自己与奥基夫之间并没有敌意，而且当晚凌晨前后自己就离开了阿尔伯特家里，这在凯伦将奥基夫送到之前。冲突发生的另一种可能是屋主布莱恩·阿尔伯特本人对奥基夫心怀不满，因为奥基夫在波士顿警察局获得了特殊的照顾。但阿尔伯特在法庭上否认两人之间存在任何恩怨，更没有发生过肢体冲突。他在奥基夫姐姐去世时还参加过募捐和守灵，与奥基夫的家人一同哀悼。

庭审以前，凯伦反复研读了几万页的法律文件和警方报告，一遍又一遍播放酒吧的监控录像，希望从中挖掘出埋藏的线索。监控录像显示她和奥基夫在酒吧里是一位到一块的，目击者也形容他们举止亲密。这段监控非常重要，可以有效清除她的谋杀动机。凯伦直视奥基夫遗体的照片时非常难过，她总在想象奥基夫当时的感觉，是不是知道自己正在被冻死，是不是在等着自己去接他。如果早发现，奥基夫有没有可能活过来。根据奥基夫佩戴的苹果装置（Apple Watch: 一种智能手表，可记录健康数据）上显示的健康数据，当天凌晨12点20分之后，他走了80来步，大约是50到70米，同时上下移动了三层楼。但当晚在阿尔伯特家的证人都否认奥基夫曾进入到屋子里。凯伦认为，发生在奥基夫身上的事情是意外失控的结果，因为没有人会选择在自己家里杀人，然后把遗体放到家门口。这几位原本只是想给奥基夫一个教训，修理他一下。凯伦没有完全排除自己倒车时可能无意中撞到了奥基夫这种可能性，因为当晚到第二天清晨她一直在酒精的影响之下。凯伦雇了一位私家侦探，主动寻找可能证明自己有罪的材料，但阿尔伯特家没有安装摄像头，街道上其他居民的监控设备也没有相关的画面。

周六凌晨12点37分到39分之间，凯伦开车经过了小镇的图书馆，图书馆的监控录像应该能看出来她车尾灯的状况。但检方将录像移交给辩方时，恰恰缺失了这两分钟。检方的说法是他们移交的就是全部的原始录像材料，来源是坎顿小镇的警察局。也就是说，假如这两分钟确实是有意删除的，工作的更可能是坎顿的警察局。阿尔伯特的三弟凯文·阿尔伯特就在坎顿警察局工作，该局总共有60位左右的警官。另外，联邦ATF的特工希金斯，与凯伦短暂调情过，实际上他也是在家办公。

警方成员在法庭作证时存在撒谎的显著可能性。负责逮捕的州警察普洛克特没收并查看了凯伦的手机，他在法庭上说看到过凯伦手机里与律师之间自我指认罪责的短信，但因为属于美国法律下需要保护的律师-当事人特权（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法律规定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受保护，不得公开），所以永远不会公开。但凯伦和扬内蒂律师说，他们之间的联系发生在州警察扣押汽车和手机之后，普洛克特拿走手机几个小时之后，凯伦才第一次拿到扬内蒂律师的手机号码。1月29日周六当天，根本就没有发过短信。普洛克特撒谎是无疑的。

从一开始，州警察普洛克特的利益冲突就非常清楚。凯伦找到了社交媒体上普洛克特与阿尔伯特这两家人比较密切的联系，包括他们的合影帖子。其中有一条帖子里，普洛克特的妈妈说阿尔伯特的弟弟克里斯一家如同他的第二个家庭。但洛福克县的检察官向法院保证说，州警察普洛克特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这些人彼此并不认识。凯伦被捕的当天，普洛克特就认定她有罪。当天，普洛克特也收到了妹妹科特（Katie Proctor）的短信，说“等这一切结束之后，阿尔伯特一定会送你一份感谢的礼物”。普洛克特回复说：“改送给自己妻子好了。”

凯伦第一次被捕之后的7个月里，普洛克特的妹妹科特与阿尔伯特的弟媳，也就是克里斯的妻子朱莉（Julie Albert）通了67次电话。普洛克特本人与阿尔伯特的三弟，坎顿的警察凯文也非常熟。司法调查进行期间，他们一块外出喝酒。第二天，普洛克特给凯文发短信说：“你的警徽忘在我的警车里了。”凯文问：“我拿走了自己的枪，没有啊？”他喝酒以后连自己的枪在哪也不是很清楚。波士顿这个故事中，喝酒的人确实比较多，而且与刻板印象差不多，他们基本上都是爱尔兰裔。

关键证据：谷歌搜索与法官偏袒

阿尔伯特的七妹詹妮弗·麦凯布案发当天清晨与凯伦一同找到了雪地中的奥基夫，她也是那个打911电话报警的人。最先赶到现场的是坎顿小镇的警察，也就是阿尔伯特三弟凯文的同事们。坎顿警察进到阿尔伯特家之前，先让詹妮弗进去叫醒了屋里的人。随后展开的10分钟讯问也没有录音，接下来也没有搜查房间、封锁现场。奥基夫离世一年后的2023年初，凯伦的辩护团队拿到了詹妮弗手机的一部分数据。与马萨诸塞州警察的报告里说没有发现任何搜索记录不同，凯伦的律师团队发现，詹妮弗在案发1月29日凌晨2点27分，曾用谷歌搜索过“在寒冷中多久会死”（How long to die in cold）。随后，她又删除了这条手机记录。

詹妮弗否认自己在凌晨2点27分用谷歌搜索过“寒冷中多久会死”，她说是6点多以后跟凯伦在一起时才做的。她也否认删除过那条记录，否认自己的姐姐妮可·阿尔伯特6点多接过自己的两通电话，否认删除过任何通话记录。检方说凌晨2点27分的时间戳并不代表搜索发生的时间，而是浏览器打开的时间，到6点多才实际搜索过。但电脑专家否认了这种说法，2点27分的时间戳就是实际的搜索时间，不是打开浏览器的时间。

2023年5月，凯伦的律师团要求贝弗利·坎诺内法官（Beverly Cannone）举行一次听证，决定是否可以调出阿尔伯特和七妹詹妮弗的手机通讯记录。但检方反对，坎诺内法官驳回了凯伦团队的请求。两个月后，2023年7月，凯伦的律师团队请求坎诺内法官回避这个案子，理由是法官存在偏袒。法官同样驳回了这个请求，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跟案的相关人员有任何私下交往。后来有独立媒体的调查发现，坎诺内法官的律师兄弟曾在1994年代理过阿尔伯特的弟弟，坎顿的镇议员克里斯的机动车致死案。当时克里斯开车撞倒了一位外国交换学生后，对方死亡，随后还引发了一场34个小时的追捕。克里斯后来被判处6个月监禁。但坎诺内法官并没有受到这个细节的影响，继续主持审判工作。

检方针对凯伦的关键物证就是她汽车右侧的尾灯。但事发当天1月29日白天在阿尔伯特家周围展开的搜查中，并没有发现凯伦那辆车的任何尾灯碎片。当时院子的积雪已经清理干净了。凯伦车的右侧尾灯只是出现了裂纹，并没有破碎。她清早倒车开出奥基夫家的车库，准备出门寻找时，不小心撞到了奥基夫的SUV，车库的监控摄像头拍下了这个过程。

负责逮捕和调查的州警察普洛克特在证词中说，他是在1月29日周六下午5点30分扣押了凯伦的雷克萨斯。但坎顿警方和凯伦家中的监控记录显示是4点12分。凯伦认为中间一个多小时的时差，就是为了让人误以为发现尾灯碎片时车仍在她的控制当中，而不是在警方手中。当天傍晚5点半之后展开的夜间搜查中，警方在阿尔伯特家的前院发现了尾灯碎片，而白天他们没有发现。在凯伦看来，尾灯碎片是检方建构整个案件的基石，是唯一能够将自己与犯罪现场联系起来的“确凿证据”。除此以外，检方什么都没有了。

庭审中，艾伦·杰克逊律师指出了检方尾灯证据中的关键问题。从坎顿警察局的监控视频看，凯伦的车被扣后，进入了警察局的车库。普洛克特出现在车的尾灯处，但却是在左尾灯，而不是检方认定的撞击奥基夫的右尾灯。庭审过程中，杰克逊律师说，车库里停着的一辆警车上英文字母“POLICE”的拼写是反向的，这就意味着视频中看着像左尾灯的部位，其实应该就是右尾灯。他暗示警察局篡改了视频。普洛克特出现在正是右尾灯处，他做手脚打碎右尾灯栽赃凯伦的可能性自然就存在了。

艾伦·杰克逊律师在法庭上对普洛克特展开极为严厉的交叉询问，迫使他承认在调查刚刚开始16个小时，他尚未踏入案发现场之前，就已经给案子定性了。律师在法庭上揭示出了马萨诸塞州地方司法体系中一些令人不安的现实，包括可能掩盖、栽赃和执法人员抱团取暖（group solidarity: 指群体内部成员互相支持、维护，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公正）。艾伦·杰克逊在庭上表现达到了大师级别，他准备的问题似乎是剧本化的，一步步铺垫后导向下一个目标，全场下来一气呵成。他在职业生涯中已经树立起了一个具有戏剧张力的法庭雄辩家形象。艾伦·杰克逊善于观察陪审团员的反应，由此来调整自己的临场战略。他最喜欢的电影是《一海雄风》（A Few Good Men），这部电影也以其精彩的法庭辩论而闻名。

联邦介入：真相的曙光与地方的阻挠

凯伦的律师团队认为，阿尔伯特家的德国牧羊犬克洛伊（Chloe）是一个关键因素。布莱恩·阿尔伯特在法庭上承认，那天夜里自己的德牧克洛伊关在地下室有一段时间，它不太适应陌生人。从过往记录看，德牧克洛伊对其他狗远远谈不上友好。邻居的金毛贵宾犬路过阿尔伯特家时，克洛伊曾突然发起凶猛攻击。邻居拦不住，直到阿尔伯特家人出来才阻止了攻击。邻居后来带着自己浑身是血的金毛贵宾犬去看兽医。兽医根据受伤位置和严重程度判断，这只德牧当时是企图咬死金毛贵宾犬，所以他建议将这只狗上报给动物管控部门。邻居将这件事情首先报告给了坎顿镇警察局，德牧的主人阿尔伯特的弟弟凯文在那工作。凯文联系了这位邻居的丈夫：“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这件事情消失呢？”这件事情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接着，德牧克洛伊又咬伤过两次人，阿尔伯特这才将养了7年的德牧克洛伊转送他人。艾伦·杰克逊认为，奥基夫身上的伤口有明显的狗咬痕迹，他的战略并不是找到凶手，而是说这样的事实在警方调查中竟然完全没有提及，由此显示这个案子办得多么草率。2023年，奥基夫遇害一年后，阿尔伯特从波士顿警察局退休，他卖掉了自己家住了好几代的房子，搬到其他地方了。新屋主搬进去时，地下室的地板已经更换了。凯伦的辩护团队一直认为这是奥基夫遭遇致命冲突的场所。但阿尔伯特方面解释说，2021年地下室经过水淹，买房时房地产经纪人建议翻新，当时还做过其他翻新项目，为了是让房子卖出好价钱。

庭审结束后，经过陪审团商议，2024年7月1日，洛福克县法官贝弗利·坎诺内宣布，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案件留审（mistrial: 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裁决，导致审判无效）。按照凯伦的辩护律师团队的说法，12位陪审团成员中有5位对法庭的宣判结果感到不安。他们结案后直接联系了凯伦的辩护团队，说陪审团在二级谋杀和肇事逃逸两项指控上一致同意无罪，只是在酒驾过失杀人指控上出现了分歧。留审后，洛福克县检察官办公室宣布，他们计划重新起诉凯伦·里德，仍然是这三项同样的指控，审判日期定在2025年1月。凯伦的律师团队起诉到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要求撤销指控，理由是凯伦的两项罪名已经得到无罪裁决。他们依据的是所谓的禁止重复审判原则（Double Jeopardy: 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禁止对同一个罪名展开重复的追诉或惩罚，即“一罪不二审”）。著名的公民维权机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简称ACLU）支持凯伦，他们也向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撤销第二次的指控和审理。

凯伦的辩护律师们认为，一审的结果和再审的决定只是这起离奇案件的又一个转折。案子牵涉到至少4个地方的执法机构，包括马萨诸塞州警察局、波士顿警察局、奥基夫和阿尔伯特居住的郊区小镇坎顿的警察局，还有联邦ATF。奥基夫去世10个月后的2022年底，马萨诸塞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组成了一个大陪审团（Grand Jury: 负责决定是否有足够证据提起公诉的陪审团），开始调查洛福克县办理凯伦案子过程中可能的犯罪行为。办案的准确方向他们并没有公开。调查启动近两年后，到2024年庭审之前，仍然没有结论。一般来说，联邦检察官和FBI介入，往往意味着他们掌握了对地方执法机构，即洛福克县检察官办公室和警察局极其不利的信息，方向大概就是妨碍司法公正（Obstruction of Justice: 故意阻碍司法程序）。联邦层面会重点打击地方执法机构的不当行为，联邦法律之下，即使在调查中做出虚假陈述，也可能构成重罪，最高可判5年。

根据法院的记录，阿尔伯特家族、七妹詹妮弗一家都接到了传唤，到联邦大陪审团作证。凯伦的审判开始不久，联邦机构向辩方和控方同时提供了3000多页的调查材料，其中包括负责逮捕的州警察普洛克特谈到凯伦的非常不合适的那些短信内容。联邦调查还发现，屋主布莱恩·阿尔伯特在收到要求保存手机和其中内容的命令前一天销毁了手机。他自己说纯属巧合，当时他正要换手机。联邦调查还确认，案发的周六清晨2点22分，与凯伦短暂调情过的联邦ATF探员希金斯与阿尔伯特之间有过一次22秒的通话，但双方后来说是误拨误接。这个时间点刚好是詹妮弗用谷歌搜索“寒冷中多久会死”之后5分钟。案发当晚，他离开阿尔伯特家之后就到了坎顿警察局，他的办公室就在那儿。这是周六的半夜，当时希金斯并没有执行任务，而且是在酒后。接下来的周六一整天，希金斯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警察局，他也到过扣押凯伦雷克萨斯SUV的车库，直到傍晚6点左右才离开。案发后的第二天，2022年1月30日，ATF的这位探员希金斯曾跟同事咨询过如何提取手机的数据。几个月后，他特意到2小时车程之外的一个军事基地，处理掉了自己的手机和SIM卡，他是扔到了基地的垃圾箱里。

这些联邦调查结果已经告知了控辩双方，但洛福克县的地方检察官坚持向县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禁止在法庭上援引联邦调查的结果，理由是可能对案件造成不公正的影响。贝弗利·坎诺内法官批准了这个要求，这就意味着凯伦的律师在法庭上连FBI的名字也不能提。地方检察官还进一步要求将FBI完全移除这个案子，理由是发起调查的联邦检察官个人对自己存在偏见，但法院没有同意这个要求。美国这个联邦制的国家，州县市享有充分的权利，与中国非常不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通知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说，基于他们掌握的信息，联邦对凯伦案的看法与洛福克县截然不同。联邦司法部组织了一次汽车撞击事故的重建，得出的结论是奥基夫的伤势并不符合车辆撞击的状况。

案件终局：无罪裁决与未解之谜

这个故事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就是受害警察奥基夫的家人。奥基夫的父母和弟弟从一开始就认定凯伦是真凶。奥基夫的妈妈从来没有接受过凯伦，可能是因为她看到自己女儿的两个孩子正在由另外一位女性抚养，心理上一直没有调整过来。这家人很不容易，大女儿和女婿因病过早去世，留下了两位未成年孩子由二儿子奥基夫抚养了十来年，但奥基夫现在又遭遇不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奥基夫一家都站在阿尔伯特家族一边，他们觉得凯伦过度拥抱了自己因谋杀案而获得的名人身份，频繁上媒体享受聚光灯，如同凯伦·里德的真人秀主角，而代价是奥基夫的生命。

凯伦也曾因为在法庭上看起来不像一个悲痛欲绝的女友而受到批评。有报道说她是“美国最快乐的谋杀案被告”。凯伦说自己哀悼过，哭过，继续哀悼，继续哭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她回忆与奥基夫共同生活经历时，最懊悔的就是喝酒太多。这个案子涉及到的主要被告和证人都是酒友，酒精成为自己与奥基夫关系的核心，也是整个悲剧故事的核心。凯伦不仅没有杀害奥基夫，她自己认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受害于腐败的地方检察官和执法体系，他们操纵了陪审团。凯伦自己和家人的财务记录、大量的私人短信都公之于众，任由拆解争论。她的隐私包括健康信息也全面暴露。对喜欢犯罪故事的受众来说，当时她的个人悲剧成为了一种娱乐和消遣。

案件进行期间的几年，凯伦确实成为了体现社会正义的一种英雄，某种程度上因为她对抗的是马萨诸塞州的州警察系统和检察官系统，这是一个存在不公、充斥着无能、冷漠和不法行为的体系。凯伦扮演自己这个角色非常成功，她每次的穿着都无可挑剔。法庭和镜头前的表现显得冷静克制、坚定，即使出现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时，她也善于为记者提供干净利落的“金句”。这个案子引发了极为激烈的公共讨论。庭审期间，法院外每天都有大批抗议者，他们举着“还凯伦·里德自由”这样的标语，穿着印有“英勇还凯伦自由”字样的T恤。情绪高涨到随时失控的程度，不少支持者穿着粉色的衣服，他们认为这是凯伦最喜欢的颜色。马萨诸塞州州长莫拉·希利（Maura Healey）曾发表声明说州警察普洛克特的行为“令人作呕”，他的做法“危及到了整个州警察系统的尊严与公信力”。

马萨诸塞州和坎顿警察局处理了部分警员，但都偏轻。普洛克特遭到停职处理，2025年3月正式开除，目前他正在上诉。另外有几位警员只是停职几天或扣除年假，绝大多数人毫发无损。除了几个警察局以外，这次洛福克县的检察官办公室涉及到的人也比较多。在凯伦和家人看来，新英格兰警察小镇这种熟人社会形成的闭环结构，妨碍了司法公正，直到联邦执法部门投入大量资源后，才促成了官司向正确的方向转化。也许坎顿小镇的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 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一个事件的发生会引发后续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最终会推倒，凯伦不知道最后倒下了有几块骨牌，是10块还是100块。

2025年7月，凯伦在洛福克县法院接受了第二次审判，持续时间8个星期。最后的判决结果是：二级谋杀罪、酒后驾驶致人死亡的过失杀人罪和肇事致人死亡后的逃逸罪都不成立，只有酒后驾驶被定罪了。凯伦不用进监狱，她得到的处罚是一年的缓刑。这起案子虽然以凯伦无罪（除酒驾外）结束，但奥基夫的死因并没有解开，到底发生了什么仍然是一个深不见底的谜团。早期出现的不规范的犯罪现场处理和随后一系列关键证据的销毁与丢失，加上坎顿小镇特殊的社交生态系统，让真相成为一片遭到反复践踏的雪地，还原已经基本不可能了。

最后补充的是波士顿地区爱尔兰裔人士的饮酒文化。它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凯伦当时已经喝到断片状态（blackout: 因酒精过量导致记忆丧失的状态），在酒精的影响之下，她已经不可能凭借可靠的记忆碎片拼出相对完整的故事线。此外，还要加上恐慌、内疚、猜测的各种干扰，她的叙述发生过不少的变化，出现过不同的版本。阿尔伯特家的酒友们都作证说，周六清晨离开时，没有在前院积雪的草地上看到奥基夫。可到底是因为奥基夫没在那，还是因为人人酩酊大醉才没看见呢？他们有谁真的记得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吗？这些人大致都在狂饮后记忆遭到阻断的状态，基本上就是凭借残存的动物本能摸索着回家，然后摔倒在床上，进入精神濒死的状态。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在司法意义上被判为凶手，但是每个人在文化意义上都成为了嫌疑人。这个案子还有几条线现在继续发展当中，凯伦免于刑事责任，但是她还面临着奥基夫一家的民事官司。联邦机构对马萨诸塞地方执法部门的调查也没有终结。最明确的效应是民众对美国司法系统的信任危机增添了一个新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