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A现象与主流叙事的心理补偿

大家好，我是安争鸣，欢迎回到读书时间。

前段时间，有一只肥胖的哥布林在中国特别火，叫“斯奎齐大王”，简称“牢A”。这个人曾在美国读了8年社区大学都没有毕业，但现在却成了中国主流舆论推崇的网红，因为他发表的一些言论，比如“美国社会是一个水深火热的地狱”、“中国女留学生都是妓女”之类的，正好与中国官方反美、厌女的主流叙事相符。很多博主都做过视频总结过牢A散布的谣言，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搜一下。

当然了，牢A的爆火并不意外。因为“牢中”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大家心里都清楚。从之前户晨风被封杀就能看出来，这个社会现在已经容不下任何一点批判性的声音了，已经无法承受任何对主流叙事的挑战了。那么在这样一种存在系统性危机的情况下，政府确实也只能靠“美国人过得更惨”、“女性出了国都得卖淫”这样的叙事，去给大众一些心理补偿，才能够达到维稳的目的了。所以倒也不是不能理解。而且我就生活在“老中”嘛，绝大多数“老中”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我非常非常的清楚。他们为了活下去吸点精神鸦片，我觉得也无可厚非。而且你不得不承认，牢A的那些叙事确实是让很多社会边缘人得到了一丝心理安慰和尊严感。

知识分子的认知失调：博士的“坏信念”

但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有些知识分子竟然也上了这条贼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讲《特权与焦虑》那本书的时候，提到过一个国科大的人，他是一位物理学博士，平时主要做科普工作。我看过一些他给小朋友做科普讲座的视频，所以之前还蛮欣赏他的。但是前段时间，我突然间刷到了他的一个朋友圈，把我雷得是外焦里嫩啊。

他写道：“看了牢A直播切片，想起我的初中同班同学，他的座位就在我前面，家里很富裕，1995年他家里就买了电脑，我还去他家玩了《三国志4》。中学毕业他没有在国内继续，去了加拿大，又从加拿大去了美国。2000年我去中大读书，他去了MIT。2001年，20岁的他死在那里，据说是遭遇抢劫被枪杀，他妈妈哭成个泪人。我年轻时还有一些同学和朋友去了欧洲和美国，到了中年大家联系的渐渐少了，尤其最近几年，基本上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希望大家平安。”

哎呀，看到这个之后，我真的是有点无语。首先，麻省理工（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1年根本就没有中国留学生被枪杀。他的同学显然只是因为不想再跟他来往了，而给他开了个黑色玩笑。他信了这个也就罢了，居然还顺便把牢A的那些谎言也照单全收了，甚至还联想到其他那些出国后就不再联系的同学，暗示他们可能也全都出事了。哎，我当时看到这个朋友圈之后，真的是整个人都不好了。理科博士照理来说，不应该是认知最高的那一群人吗？怎么会有如此惊为天人的认知呢？我就觉得，如果说理科博士不具备理性，这就好像说美学博士没有审美一样，简直太荒谬了。

《坏信念》：理解非理性谬论的哲学视角

所以一时之间，我感觉我自己也产生了某种认知失调。直到我最近读到了一本书，才终于调理过来。这就是来自当代著名哲学家尼尔·利维（Neil Levy: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的书，《坏信念：为什么我们会相信那些不合理的谬论》（Bad Beliefs, by Neil Levy）。尼尔·利维是牛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也是悉尼麦考瑞大学的哲学教授，专注于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mind and intelligence）、认知论（Epistemology: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especially regarding its methods, validity, and scope）与伦理学（Ethics: Moral principles that govern a person's behavior）交叉的领域研究，其观点被认知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广泛引用。这个社会果然还是不能没有哲学家呀。

读了这本书之后，我真的是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一下子把我过去很多想不明白的事情全都想明白了。那接下来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核心观点。这本书的名字叫《坏信念》，所以我们首先得先搞懂什么是“坏信念”。作者利维所说的“坏信念”是指什么呢？不是那些单纯的错误的想法，毕竟谁还没有错过几回呢？而是指那些明显与相关领域权威专家的共识相冲突的信念。就比如有人认为地球是平的，有人质疑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Long-term shifts in temperatures and weather patterns），有人反对接种疫苗（Vaccine: A biological preparation providing immunity to a particular infectious disease），还有人表示不相信进化论（Evolution: The theory that species develop and diversify over time）。说白了，就是在不应该争议的议题上硬要制造争议。他们否认有大量科学证据支持的结论，反而对那些荒谬至极的谣言深信不疑，哪怕那些更准确的信念有大量广泛可得、现成的证据作为支持，他们也还是顽固地持有那些坏信念。

就比如，全球99%的气候科学家都同意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有海量数据支持，但有些人就是坚信这是个骗局，否认气候变化；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被无数研究证实了，但总有人相信疫苗会植入芯片或导致自闭症，坚决反对接种疫苗；还有否认进化论的那些人，他们不是没听说过达尔文，但他们就是相信从上帝创世到摩西登上西奈山一共过了50个禧年，也就是2,410年，所以地球只有6000年历史。类似这种，就是作者所说的“坏信念”。

理性在信息污染中的失灵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坏信念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坏信念是愚蠢、无知、不理性造成的。但是你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坏信念的持有者其实并不愚蠢，甚至是知识量充沛且高度理性的。就比如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位相信牢A的物理博士，他们可能白天在公司里理性地分析着数据，举办科普讲座，但是晚上回到家，就开始在朋友圈转发牢A的视频。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坏信念的产生其实也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呢？

没错，这也是这本书最核心且最具争议性的观点。那就是，大多数坏信念啊，其实并不是因为人类的愚蠢或不理性导致的，而是人们在既定的信息环境中，做出了理性的判断。传统观点认为，持有坏信念的人是非理性的，他们忽略证据，偏见作祟，或者干脆就是蠢货。但作者却认为，坏信念其实也是经过了真诚且全面的理性思维过程的产物。持有坏信念的人，其实也是在理性地响应他们遇到的证据。坏信念的形成呀，更多是因为人们信赖的信息来源不可靠，而非个人理性缺陷。换言之，普通人其实大多数都是理性的，不是他们的认知能力差，而是他们所处的认知环境被污染了。因为证据具有误导性，所以理性的思维过程才会导出错误的结果。

很多人都认为，坏信念的持有者一定是缺乏理性思考的。但是大家想一想，假如我在一个陌生的外国城市迷路的原因，是因为我从旅游咨询中心那里拿到了一份被喜欢恶作剧的人修改过的城市地图，那你显然就不能把我现在遭遇的窘境归咎于我没有理性思考了，对吧？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都被海量的资讯轰炸，但大多数人都不是专家，无法亲自验证每件事。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信念，并不是靠自己独立研究形成的，而是依赖社会网络形成的。

就比如，正在看这期节目的大部分观众应该都相信打某种疫苗是能预防某种疾病的，人类是从古猿演化而来的，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对吧？但你其实并没有亲自验证这些事实，你只是相信了一些专家说的话，相信了一些科学家的研究结果，相信了一些别人验证过的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知识来源于认知劳动，而不同的人在认知劳动上有着不同的分工。没有哪个人能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所以人类的认知是具有高度的社会性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把认知劳动“外包”给他人，来获得大部分的知识和信念。也正是依靠学习别人的知识，我们才得以生存繁衍。所以进化就让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服从权威、相信集体的本能。

现代社会也一样，我们拥有的绝大多数知识，都不是我们自己通过格物致知得来的，而是通过服从权威。就比如我之所以相信量子力学，并不是因为我能看懂薛定谔方程——我一个艺术生我能看懂个屁。我之所以相信量子力学，还不是因为物理学家都说这是真的吗？但你们不要笑哈，因为你们也一样，还不都是通过专家、科学机构、新闻媒体、信赖的群体来决定自己相信什么吗？

但是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二阶证据（Second-order evidence: Evidence about the trustworthiness of sources, e.g., expert credentials, media reliability）。能直接证明某件事真假的，比如气温数据、实验结果、科学论文之类的，这种叫一阶证据（First-order evidence: Direct evidence of truth, e.g., raw data, experimental results, scientific papers）。而关于谁值得信任的证据，比如哪个专家是可信的，哪个媒体是可靠的，哪个机构是权威的，这种就叫二阶证据。而现实中呢，大多数人都是依据二阶证据来做判断的。就比如一个普通人想弄懂COVID-19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病毒，他是不会自己去研究病毒学的，除非吃饱了撑的。他的认知肯定是建立在对二阶证据的判断上。比如，世界卫生组织（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是可信的，美国疾控中心（CDC: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是可信的，《柳叶刀》（The Lancet: A prominent peer-reviewed general medical journal）上的论文是可信的。

那么大家想想，当人们心中具备公信力的社会群体，比如中国官方，权威信息渠道，比如中央电视台，权威专家，比如钟南山，一旦他们开始“作妖”，普通人的信念不就会随之变坏了吗？所以坏信念的形成，关键不在于个人，而是在于环境、在于权威。一旦认知环境被污染了，那么理性的人也有可能会形成错误的信念。

社交媒体与虚假信息：认知环境的沦陷

“哎呀，连央视都说美国斩杀线是真的了，这下不得不相信牢A了是吧？”

在当今社会，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的认知环境已经被极大的污染了。社交媒体算法为了维持用户粘性，往往只推送像你的人的观点，从而把你困在回音室（Echo chamber: A situation where beliefs are amplified or reinforced by communication and repetition inside a closed system）里。就比如臭名昭著的Facebook算法，总是会把用户推向极端群组，因为越有争议的内容互动性就越高。可能你本来只是个温和保守派，偶尔MAGA一下，结果看了几个月Facebook之后就变成QAnon了。

再就是现在的互联网上假新闻泛滥，伪专家满天飞，几乎任何人都能自称专家，而核实他们的专家资质则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大量这些假信息的存在，就导致二阶证据被严重的稀释，人们从此真假难辨。比如我记得疫情期间，YouTube上有一大群自称是医生的人跳出来反疫苗。我当时就觉得，不会有人真信吧，笑笑得了。结果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后来我在一期节目里说我打了新冠疫苗，底下的评论可炸锅了，一大堆网友留言说：“哎呀，没想到你也是会去打疫苗的人啊！就你这种认知还做节目，取关了！”不知道老观众还有没有印象哈。那期节目发布之后，也是我有史以来掉粉掉得最多的一次，甚至比我讲女权的时候掉粉掉的还多，真的是挺可怕的哈。

政治文化干扰：身份认同高于事实

除此之外，政治和文化因素也在严重干扰人们的判断。就比如在美国，气候变化已经成了党派标签了。相信变暖就等于自由派，否认变暖就等于保守派。人们选择相信什么，已经不是基于客观证据了，而是基于身份，基于相似性。虽然99%的气候科学家都同意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但是“我的教会啊、我的社群、Fox news都说这是骗局了”，所以这些科学家肯定都是被收买了。

又比如在中国，信不信牢A已经成了是否爱国的标准了啊。你要是信，你就是爱国的好同志；你要是不信，你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那你说说，在这种环境下，人们要怎么做出正确的判断呢是吧。

聪明人为何更容易陷入‘坏信念’

另外，研究显示，聪明人其实更容易形成坏信念，因为他们更善于为自己的偏见寻找理性的理由。就比如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位物理博士，去了西方国家的同学都不理他了。这是为什么呢？他想不通啊。恰在此时，牢A给他提供了一个角度，既能解释他的困惑，又能迎合他对西方国家的偏见。那当然要优先采纳了啊。“我知道偏见是不理性的，所以我要找一些证据来证明我对西方国家的看法不是偏见。”“我知道我要是说‘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日本人总想灭掉中国’，会显得我非常的不理性，所以呢，我才要找一些证据，找到充足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偏见。”

所以你看，就像作者说的那样，“坏信念不是理性的失败，而是理性的副产品”。

在污染环境中保持认知健康

所以今天，我也不得不纠正我之前的一个错误。过去我一直以为，只要一个人能保持独立思考（Independent thinking: The ability to form one's own opinions and beliefs without undue influence）的能力，那么他就不太容易形成坏信念。但是现在我才发现，我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太过于理想主义了。因为世界太复杂了，没有人能够独立的去验证一切。想要改变现在这种状况，只能从修复环境入手，而不是去说服个体。你把再多的事实摆在坏信念者的面前也没用，因为他们跟你一样理性，他们采纳他们信任的权威提供的信息，而不采纳你提供的信息，恰恰是他们理性的表现。

不过，这也就意味着，只要修复认知环境，就能让好人回归好信念，就跟改善空气质量一样。所以这本书的作者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咱们“老中”的情况不一样。咱们“老中”的认知环境，就是政府通过操控教育系统、操控媒体、操控平台算法，系统性地污染的。在这种情况下，修复认知环境就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就不在于如何修复认知环境了，而是如何在不可靠的信息生态中，尽可能的保持认知健康。那怎么样才能尽可能的保持认知健康呢？我觉得最有效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的扩大信息的来源。如果一个人只接触一种来源，那么无论他有多聪明，最终都只能在那套叙事的框架内思考。所以我觉得，在受限的信息环境中，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推理能力，而是让自己的信息源多样化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你要尽可能的接触不同来源的材料，例如不同国家、不同学术体系、不同意识形态的解释。哪怕无法完全验证谁对谁错，多元信息本身也能降低认知偏差。

再一个，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轻易站队。在认知环境被污染的社会里，有些问题就是有可能长期的得不到确定的答案。如果你总是强迫自己必须在所有问题上站队，那自然就很容易被操控。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当然了，这些方法其实也并不是我想出来的。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环境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在许多时代和国家，思想家都曾经生活在信息被控制的环境中，比如启蒙时代的一些欧洲知识分子、冷战时期的东欧学者等等等等。他们能够维持相对独立的思考，依赖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策略。我只是把他们用到的方法稍微总结了一下哈。

当然了，还是那句老话，以上所有这些都只是作者的个人观点以及我的个人解读。欢迎大家跟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解读，也欢迎你把自己的想法分享在评论区。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安争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