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的崛起与损失厌恶的定义

这里是寿斯坦丁，在这里，你可以用最轻松的方式接受国际上最有趣的社会科学研究发现。过去三十年，社会科学中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些年轻的学术社群中，发展速度最快、影响力最大的其中一个就是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 结合心理学与经济学，研究人类在经济决策中的非理性行为模式的学科）。九十年代末，主流的经济学者对这群说要带经济学回到初衷、说要让经济学和心理学复合的学术一端还超级怀疑和不信任。但现在行为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美国经济学会在2008年正式为行为经济学创建了新的文献分类。奠定行为经济学的三位学者在本世纪也已经都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Richard Thaler就是其中一位。

Richard Thaler说，在行为经济学中最重要、威力也最强大的一个学说就是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 指人们对同等规模的损失所感受到的痛苦，大于对同等规模的获利所感受到的愉悦的心理现象）。损失厌恶的意思是，对人来说损失看起来会比获利还大。说的再清楚一点，就是同样规模的损失造成的痛，会比同样规模的获利带来的爽还要大。也就是说，弄丢一台刚买的iPhone所感受到的痛，会比抽到一台全新的iPhone所感受到的爽还要大。

假设现在有一个赌局，你有50%的几率赢1000元，有50%的几率输1000元。理论上，大部分的人应该会觉得不赚不赔，参不参加都没差。但行为经济学者告诉我们，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这个赌局超亏的，会拒赌。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对得失刺激的反应是不对称的，输1000的痛会比赢1000的爽还大。那问题就来了，对人来说，失痛会比得乐大多少呢？我要把奖金提高到多少，大家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赚头的赌局呢？从九十年代到去年的最新研究都告诉我们，人的验损系数（Loss Aversion Coefficient: 衡量损失带来的痛苦与获利带来的愉悦之间不对称程度的指标，通常认为约为2）大概是2左右，而且离散程度很小。也就是说，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失痛会比得乐大两倍左右，只要我把奖金拉到2000以上，这个赌局就会变得很多人愿意参加了。

损失厌恶这个概念的影响力已经溢出学界，它和由它衍生的其他理论已经被广泛运用到组织管理、动机心理、行销投资，甚至是政府的政策设计上。现在无论在学界还是公众讨论中，损失厌恶很常被视为救世人性，是一种普遍的天生的心理机制。

展望理论的起源与经济学的数学化

回到今天的主题。1979年，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发表了一篇叫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 Kahneman和Tversky提出的描述性决策理论，解释了人们在不确定性下如何做出非理性选择，其核心概念是损失厌恶）的论文。这是到目前为止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经济学论文，这也是损失厌恶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但奇怪的是，Kahneman和Tversky根本就不是经济学者，他们是心理学者。Kahneman说，什么经济学最高引用论文，什么经济学诺奖，不过都是机遇巧合。Kahneman说，当时大部分的经济学者没有在查阅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他和Tversky那时候也没有想和经济学进行什么跨学科对话，他们只不过是一时兴起，把稿子投到《计量经济学》这本期刊。如果当初他们照例把论文投到业内的心理学期刊，后来的一切很可能就都不会发生了。但是两位心理学者的研究，为什么会在经济学界掀起波澜，甚至让他们拿到诺奖呢？

二战之后，经济学开始经历极剧的数学化。为了让经济学更科学，经济学者掀起了一场数学竞赛。1940年，美国经济学刊上的论文只有不到3%的页面有一些简单的方程式。但半个世纪后，这本美国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期刊，40%的页面都会有复杂的数学论证。1947年，曾经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Joel甚至跳出来呼吁，说经济学内已经开始出现沟通障碍，因为很多经济学者已经快要看不懂数理经济学者的研究了。同一时间，一种优雅简洁又近乎万用的数学模型，从20世纪中开始主宰经济学，这让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唯一一个拥有整个学科都共享的高度形式化理论的学科，让经济学成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

不过，Richard Thaler认为，经济学为了追求科学地位，付出了一些不科学的代价。Thaler说，经济学里有一些重要的知识传统，从20世纪中开始，逐渐被推到学科的边缘。经济学者不再把人类的行为动机当成探索的对象，他们反而是先假设人是按照某一种方式行动。有了这些假设，就可以建立出一套市场模型。但这样做很合理啊，所有的科学理论本来就或多或少的是建立在一些简化现实的假设上，Thaler为什么说这样不科学呢？Thaler说，对其他学科来说，那些被简化的假设，通常会被视为是还没被攻克，要更努力搞清楚的课题。但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学者辩护基本模型的方式，要么是否认有简化人性，要么就是说人类其他的行为动机没有重要到会影响模型的效力。

经济人假设与系统偏误的发现

当时的经济学者在人类的行为动机上架设了哪些假设呢？首先，经济学者把人的偏好用一条效用函数表示，接着人会依照这条函数做出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最后人在计算效用的时候，不会把其他人的效用增减纳入计算。也就是说，economists assume that people are pretty much jerks and only care for themselves。经济学者在数学上证明了，只要人或厂商依照这些假设做出最优化的选择，市场最终就会达到均衡。这个时候，任何人改变现状，都只会减损自己的福祉，集体效用会最大化。这三个常常被称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 经济学中假设的完全理性、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个体模型）或理性选择的假设，建构出一个极具启发又近乎完美的规范性模型（Normative Model: 描述“应该”如何做决策才能达到逻辑正确或最有效率的模型）。这个模型可以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做决定，才是逻辑正确或最有效率的。

但Thaler说，问题是，当时的经济学者很常把规范性模型和描述性模型（Descriptive Model: 描述人类“实际”如何做决策的模型）混在一起。经济学者用来分析现实、用来预测现实的模型，很多也都建立在人或厂商会做出最优选择的假设上，这就会让经济学的分析或预测失准。当时很多重要的经济学者都曾经向学界同人提出警告或抗议。诺奖得主Herbert Simon从五十年代就开始批评经济人，他认为大部分的人和厂商都不会有足够的资讯和认知能力，可以做出最优化的选择，他们只会做出满意化的选择。前面出现过的Joel说，经济学者是不可能逃避心理学的，因为那牵涉到人性的本质，经济学越想保持学科的独立性，经济学反而就越必须建立在心理学的知识之上。如果经济学者无视心理学，那经济学反而会沦为一种凭空创造人性的差劲版本的心理学。

不过，这些批评在当时对经济学界的影响很小。当时主流的经济学者认为，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又怎样？人不是完全理性的，那我在我的统计模型里加一个误差项不就好了。只要这个误差项是随机的，平均值为零的，它就会互相抵消，就不会影响到模型的准确性呢。哦，今天这个人往这个方向不理性一点，明天那个人往相反方向不理性一点，只要人类行为在总体层次上是趋于理性的，经济人就会是有效的描述性模型啊。

但是Kahneman和Tversky从1970年代末开始的一系列研究，让经济学者发现，人类和经济人之间的差异不是一种随机误差，而是一种系统偏误（Systematic Bias: 指人类在决策中偏离理性选择的非随机、有规律的模式）。不是今天A往这边歪一点，明天B往相反方向歪一点，而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往某个方向歪。人不是用一种混乱失序的方式在偏离规范性、理性，人类似乎是遵循着某种系统性的模式在不理性。Kahneman和Tversky发现，人的不理性是可以被逻辑自洽地解释，甚至似乎是可预测的。这种不理性很可能就是人类的理性。两位学者不只想告诉我们，人类有哪些不理性的模式存在，他们也想试着解释，人类的大脑是遵循哪些系统性的原则，制造出这些不理性的。也就是说，两位学者想提出一种人类实际上是怎么做决定的描述性理论，这就是他们的展望理论（Prospect Theory）。

展望理论的运作机制与现实案例

虽然这些名字听起来很像什么劝世鸡汤文，但这个理论和展望或前景都没有任何关系。展望理论不是两位学者想不到好名字，故意文不对题乱取的。在Kahneman和Tversky的研究中，一个Prospect就是一个赌局。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一半几率赢1000，一半几率输1000，这就是一个Prospect。Kahneman和Tversky就是透过好几组像脑筋急转弯一样的赌局二选一，证明了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 经济学中用于描述理性决策者如何在不确定性下选择的规范性理论）中的各项公理和人类实际上的决策心理差很大。

举个例子，画面中有两张刮刮乐，左边这张有25%的几率可以刮中3000元，右边这张有20%的几率可以刮中4000元，你会选哪一张？Kahneman和Tversky发现65%的受试者会选4000这张，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几率只差5%，钱却差1000，当然选4000这张啊。好，现在我们换个游戏，在这场游戏的第一关，你要先跟乌萨奇参加一个约会一整天，乌萨奇有75%的几率打枪你，但也有25%的几率对你晕船，只要乌萨奇喜欢上你，你就晋级了。你可以在两个奖品中选一个，直接拿走3000，或80%的几率赢得4000。你必须在约会之前就先选好奖品。你会选哪一个？Kahneman和Tversky发现，78%的受试者会选3000，这个大部分的人不会愿意为了多拿1000而去承受20%什么都拿不到的风险。但是这其实是两场完全相同的赌局二选一的游戏，只不过有乌萨奇的这场几率被稍作拆解。Kahneman和Tversky发现，只要稍微改变数字呈现的方式，就可以巧妙地操纵人类，让人做出自相矛盾的决定，这是期望效用理论没办法捕捉的。

但是人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不理性的决定呢？Kahneman和Tversky发现，这是因为不管是数字还是几率，都不会如实映照到人的心理，它们会先被大脑加工。在乌萨奇的那场游戏中，很多人之所以会做出相反的决定，是因为人很容易把25%也就是晋级的这个条件看成是两个选项都共享的条件。人的大脑在比较优劣的时候，会觉得只需要专注在有差异的地方就好了。至于一样的东西，那就没有必要比，大脑就会把它们同时消去。这种看起来很理性，但是又会造成不理性决策的心理机制，被两位学者称为香消（Cancellation: 展望理论中描述的一种心理机制，指人们在比较选项时，会忽略所有选项共享的共同特征，只关注差异部分）。

除了香消，在展望理论提出的各种编辑程序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人的大脑会区分损失和获利。区分之后，大脑就会对那些笼罩在损失阴影下的数字，给予比较大的刺激反应。所以损失增加痛苦的速度会比获利增加愉悦的速度还要快，快几倍呢？一般认为快两倍。这个现象就是两位学者所谓的损失厌恶。

也许有的人已经在想，可是我每天买便当、买手摇、买手作废物，我很少感受到什么不对称的痛感啊，我反而还蛮常觉得很疗愈。确实，行为经济学者强调，不是你拿到钱，大脑就会觉得这是获利，也不是你花钱，大脑就会判断这是损失。首先，消费买东西通常不会被大脑视为损失，所以虽然损失增加痛苦的幅度是边际递减的，也就是损失10次、10元，会比损失一次100还要痛，但是不代表分期零利率或订阅制会因为把一笔钱拆成很多笔，就让消费者感受到更大的痛，因为普通人根本不会把消费当损失。

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大脑是用一个参考点（Reference Point: 人们在判断得失时所依据的基准点，决定了某一结果被视为获利还是损失）来判断得失。假设我一直深信今年年终有两个月，结果公司只发一个月，虽然我的资产依然是正增长，但我很可能只会感受到损失，我会觉得我是损失了一个月的年终。但我为什么会拿两个月来当参考点呢？不知道，不一定，可能是产业行情，也可能是一些我自己也无法意识到的原因。

举个例子，学者发现，美国大联盟的棒球选手在接近球季尾声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行为。打击率2成99的打者在球季末的最后一个打击，打击率会变超高。但这显然不是因为这些球员很想帮球队冲战绩，因为这些选手在这个打击，选到保送的比率会直接归零。更怪的是，打击率刚好三成的打者，在球季末的最后一个打击，有很高的比率会挂起免战牌，叫教练换代打。显然，大联盟的打者把打击率三成，当成了一个重要的绩效得失的参考点，选手们会想方设法爬到或撑在参考点之上。但问题是，这些打者为什么要这么看重三成这个门槛呢？两成99和三成在统计上描述的根本就是相同的打击表现啊，干嘛为了千分之1的打击率用尽各种手段呢？大联盟禁止用打击率来当激励条款，选手们不会因为打到三成就领比较多钱啊。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人很常不自觉地拿原整数来当绩效得失的参考点，就像越接近黑洞边缘时间就越膨胀一样，同样都是千分之1的打击率，但原整数会让最接近他的那个千分之1，看起来巨大无比。

新研究：损失厌恶并非普世人性

到目前为止，我和大家简单聊了行为经济学为什么会出现，还有展望理论是什么。就像Richard Thaler说的，如果不是因为世界上有一种不行为的经济学，那行为经济学也就不会出现了。不过，这集我主要想大家介绍的最新研究会再一次推翻我们对人类行为的看法。

博罗纳大学的Chir Man和他的三位同事发现，损失厌恶不是人们普遍的经济偏好，也不是人类天生的心理机制。Chir Man和同事发现，在美国，有大概一半的人，根本就不觉得失痛大于得乐。对这些人来说，损失1000元，不需要获利2000元来弥补。对他们来说，900、800甚至更小的获利就够了。显然不是所有人的脑袋都会把损失造成的刺激放大，至少有一半的人更像是把损失带来的痛给钝化了。这个与损失厌恶相反的得失心，Chir Man和同事称为损失耐受（Loss Tolerance: 一种与损失厌恶相反的经济偏好，指人们对损失的恐惧程度较低，甚至能将失痛钝化）。

但这很怪。损失厌恶是一个在过去三十年被反复验证和测量的现象。作为展望理论的核心概念，损失厌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被诺奖肯定过的发现。如果说有超过一半的人根本没那么怕损失，那之前的研究怎么都没发现？还有如果说损失厌恶和损失耐受的人大概一半一半，那是什么东西造成有的人对损失特别害怕，有的人却好像对损失特别豁达？最后，这种人类对失痛的敏感度，对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吗？这些问题，在四位作者的这项酝酿多年的很好玩的研究中都会回答到。这项研究刊登在最新一期的《经济学研究》上，《经济学研究》是所谓的经济学五大顶刊之一，也就是经济学界发表难度最高的五本期刊。

诺奖得主Jasckman和同事Do告诉我们，2000年后，美国经济学界开始出现一种只认五大顶刊的近乎偏执的文化。他们发现，对在美国顶大经济系任教的新进学者来说，最攸关职业成败的事就是在五巨头上发论文。拿不到Top Five，几乎就意味着升不了等，拿不到终身教职得准备卷铺盖走人了。不少学者觉得这种生态很不健康，他们用“重舞病”、“五巨头的诅咒”、“被五暴君统治的经济学界”来形容。由于Top Five变成抢手的升等门票，2010年后，有的五巨头的接受率已经降到比《Science》的正刊还低。从投稿到接受刊登的平均时间，更是史诗级的26个月。新晋学者要在升等年限内拿到一两篇Top Five，几乎没办法承担任何失败再投的风险，他们必须完全用能不能上Top Five来决定研究计划的方向。Jasckman说，他听过很多博士后或助理教授，跟他报完一些很有开创性或对当前社会很重要的题目后说：“啊，这不可能上Top Five，所以也没有打算要做了。”Jasckman担心，这样的诱因结构会惩罚到那些勇于创新或做冷门题目的年轻学者。另外，Jasckman也发现，五巨头中有几个头很认协同，能不能顺利发表，很常看编委认不认得你的名字，跟有没有通向编委会的人脉很有关系。两位学者也担心，这会让学阀的近亲繁殖越来越严重。不过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经济学界独有的呢？恐怕未必。最后有机会也许可以再跟大家聊。

损失耐受的机制与社会影响

Chir Man和同事发现，虽然损失厌恶号称是行为经济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概念，是展望理论、禀赋效应、助推理论的基石，但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证明这个心理机制存在的证据几乎全部都来自心理学或经济学的实验室，而这些实验的受试者主要都是美国名校的大学生。比如Kahneman和Tversky在1992年发表的这篇说验损系数大概是2.25的重磅论文中，实验受试者只有25个人，而且都是伯克利和斯坦福的学生。Chir Man和同事很好奇，美国顶尖大学的大学生是个在人口属性上同质性很高的人群，这些人展现出来的，真的就会是你我都共享的某种人性吗？

Chir Man和同事说，过去三十年，学界出现了严重的出版偏差。自从Kahneman和Tversky在九十年代初奠定了验损系数大概是二后，在学界低程度的损失厌恶简直变成了一种污名。如果有个学者的实验做出来，发现他的受试者的验损系数很低，那他麻烦了，期刊编辑和审查人很可能会质疑他的资料品质，因为他的受试者展现了异常的经济偏好。Chir Man和同事说，他们发现，有的学者会刻意避谈自己论文中出现的那些很不损失厌恶的数据。有的学者甚至会曲解研究发现，硬是把统计结果解释成损失厌恶。

为了知道损失厌恶到底是不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人类是不是天生就是一种总是会被小损失吓到放弃大获利的生物？Chir Man和同事在全国招募了具美国人口代表性的大样本。为了做比较，他们也招募了全部都是由大学生组成的样本。为了提供受访者实质的得失刺激，所有的受访者在答题后，都有可能因为赌局的结果真的赢钱或输钱。Chir Man和同事先给大学生一个赌局，你有50%的几率赢10美元，有50%的几率输12美元。请选择要不要赌？根据展望理论，输12美元的痛，就算是赢12美元的爽，也抵消不了，这个赌局只给10美元，大部分的人应该会把白眼翻到屁眼。果然，有超过7成的大学生拒赌，只有28%的大学生说我要赌。但是当这个赌局放在全国性的样本面前，竟然有高达60%的美国人对这个负期望值的赌局很有兴趣，说他们要参一咖。这样看来，美国民众对损失的恐惧程度似乎比展望理论描述的要低很多。

不过，一场赌局代表不了什么。为了测量到稳固的验损系数，Chir Man和同事结合了多波样本，尝试了多种问卷组合，他们发现有大概八成的大学生验损系数是大于一的。只要是大学生样本，就总是能完美地复刻出展望理论描述的那幅多数人的大脑会把损失造成的痛苦放大的景象。但是不管Chir Man和同事怎么测，只要是全美人口的大样本，展望理论就会失效。总是会有一半左右的美国人验损系数是小于一的，验损系数小于一，不是说这些人就不怕损失，而是说他们对损失的恐惧，只需要小规模的获利就可以吹散。这些人不会因为惧怕小损失而放弃大获利，他们反而会为了拿到小获利而甘愿承担大损失。Chir Man和同事发现，人类对得失刺激的反应确实是不对称的。这点没有说错，但两位已逝的杰出心理学家没有注意到的是，人不是只会把损失造成的痛苦放大，人也会把失痛给缩小。而在美国这两种人大概一半一半。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对损失造成的痛苦特别敏感，有的人却好像对失痛特别豁达呢？Chir Man和同事发现，这跟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经历过怎样的经历很有关系。四位学者发现，收入越低、教育程度越低、认知能力越低的人群，损失厌恶的程度就越低，风险厌恶的程度就越高。风险厌恶和损失厌恶是两个很容易被搞混的概念，但因为篇幅已经有点长，所以我把风险厌恶是什么放到资讯栏的注解，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去看。

Chir Man和同事发现，社会中越是边缘弱势的人群，就越容易把失痛给钝化。但这有点反直觉，越缺乏经济资源，不是应该越害怕损失吗？怎么反而会对损失越豁达呢？作者Snowberg说，一开始学者都很困惑。他在推特上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花絮。Snowberg说，在这项研究的前期，有一次他搭基层车去机场。在这路上，他就跟司机乱聊。Snowberg说：“大哥，我们最近有个研究，发现人的教育程度越低，对损失造成的痛苦就越不敏感。我跟我同事突然想这是什么道理？”结果这个司机很快地回他说：“我觉得这很正常啊。”Snowberg说：“啊，为什么？”这个司机说：“哦，我猜你这辈子可能没经历过什么很痛的损失，但我已经破产4次了。”这场意外的访谈，让他回去之后，开始把各种和社会边缘性有关的变项丢进模型。心理测试也让四位学者想到耐受性这个解释框架。

作者们说，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本来对高温很敏感、怕热的人，只要长期生活在高温环境，他就很可能会越来越习惯高温，越来越耐热。最后他甚至可能会得跟高雄人一样，28度就开吃姜母鸭和穿羽绒外套。同样的道理，越是边缘底层的人群，越有可能在过去的生命历程中经历过大量的或严重的损失。一个人经历过越多损失，他就越能习惯损失，甚至会去预期损失。人对损失的恐惧会降低，他们的大脑对损失的反应会变弱。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精英大学生展现出高度的损失厌恶似乎就不难理解了。这群还处在生命历程前期，又通常来自中产或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很可能是美国社会中，不管是财务性损失还是社会性损失的经验，都最少，也因此对失痛最敏感的人群。

不过，越优势的人群对损失越敏感，越边缘弱势的人群，对损失越豁达，这样会怎样吗？Chir Man和同事发现会。四位作者控制了收入、教育程度等各种背景变项后发现，越是损失耐受的人，也就是对失痛越不敏感，越会把失痛给钝化的人，就越常去赌博，越常遭遇失业或车祸等财务损失，总资产也越少。社会科学的学者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有时候贫穷边缘的人群，反而很常会去做一些把自己逼近更不利处境的经济决策。Chir Man和同事告诉我们，失痛钝化很可能就是重要的原因。四位学者俨然发现了一条让人逃脱不了贫穷泥沼的微观机制，一个人经历过越多损失，他就越容易习惯损失，把失痛钝化。但一旦他把失痛钝化，他所有的经济行为就会为他带来更多的损失。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损失耐受往好处想，就是对损失比较豁达。但往坏处想，这是一个会让人在风险决策中勇于追求负期望值（Negative Expected Value: 指在赌局或投资中，长期来看预期收益为负的情况）选项的经济偏好。勇于追求负期望值会怎样？会比较容易沉迷赌博。不管是小额的大乐透、威力彩，还是大额的运动赌注或赌场赌博。博弈产业提供的所有商品基本上期望值都是负的。损失厌恶的人通常会觉得这种赌局不划算，但把失痛钝化到一定程度的人，反而会觉得这种赌局是大好的赚钱良机。不止如此，Chir Man和同事还发现，损失耐受的人很爱把大量的资产放进股市中。股市本身不是问题，只要稳健操作，股票是很好的理财工具。但是当损失耐受这种经济偏好出现在股市中，就会超级危险。为什么？因为一个高度损失耐受的股票投资者，即使已经知道，某一只股票涨也涨不了几毛，但跌会跌超多，他也还是会信心满满地去买这只股票。他不是要去做空，在他眼中，这只股票能带来的期望效用，就是涨得这么丰满。

最后，如果你家里面有阿公阿妈还在问赵紫阳为什么会困惑终生，请帮我跟他们说，在1到2周，天安门下集就会上架了。这期就先这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