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韩战战俘的复杂命运

在抗美援朝（Korean War: 指1950年代初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战争，中国称之为抗美援朝战争）战争中，两万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联合国军（UN Forces: 指朝鲜战争中由美国主导，多国部队组成的军事联盟）俘虏。停战之后，他们中三分之二的人选择去往台湾。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选择，它不但引发了战俘营内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且导致整个韩战的后半段为此而战。直到今天，这个事件仍然存在巨大的历史悬疑，因为中美台三方各有表述。

一方认为，这些战俘多半是前国军（Nationalist Army: 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军队）军人，他们被送往朝鲜当炮灰，所以一有机会就叛逃。而另一方则认为，这个事件是美国和台湾的合谋，他们胁迫并扣押了战俘去往台湾。这些说法是否准确？本文将通过采访1954年去台湾的前志愿军战俘刘春瑾先生和韩战战俘问题专家常成教授，共同探讨这一历史事件。

前国军士兵的参战与被俘

刘春瑾先生16岁在湖南的国军部队服役，17岁时，接到市长命令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 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随后被编入180师。18岁时，他进入朝鲜战场。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国军是大多数投诚过来的，将他们送到朝鲜战场是让他们去当炮灰。刘春瑾先生对此不太同意，他认为并非只有国军去当炮灰，因为那时几乎八万国军都已编入解放军。

他回忆说，从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军后，他发现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不同之处在于，国民党军队实行打骂制度，而解放军从不打人，只是看动作。解放军会尽量想办法让士兵吃饱吃好，这在当时中国大陆贫困的年代并非易事，但解放军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因此，刘春瑾在加入解放军之前就对它有归属感。他认为军人就应该打胜仗，如果所在的单位总是打败仗，每个人都会没有面子。尽管他曾是国军，但他仍然希望打胜仗，只是最终打了败仗。

在去往台湾的14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当中，三分之二是像刘春瑾一样有前国军背景，在内战中投诚或被俘。因此，许多人认为他们有强烈动机去往台湾。但常成教授认为，这个比例并不能说明问题。他指出，去台湾和回大陆的战俘中，有前国民党军队服役经历的人的比例基本一致，都是大约三分之二，所以本质上没有差异，与整个解放军部队的比例相差无几。许多人曾说，将他们送去朝鲜是为了消耗他们，但实际上，毛泽东派遣了最精锐的部队，如东北野战军的第13兵团和华东野战军的第九兵团（曾准备解放台湾），去朝鲜是为了打胜仗，而非消耗。因为最初他并没有把握能打败联合国军。

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

在志愿军战俘中流传着一种说法，称入朝前部队说去朝鲜战场是打国民党。但常成教授指出，台湾并未参战，解放军干部士兵说去朝鲜打国民党，只不过是为了拿手下败将来鼓舞士气。

美国在1950年初已经放弃台湾。杜鲁门总统将失去大陆的责任归咎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1950年1月2日，他宣布了袖手政策（Hands-off Policy: 指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宣布不介入中国内战，不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政策），声称美国不会介入中国内战，也不会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顾问。蒋介石在**《蒋介石日记》中写道：“我政府代表必将被驱逐于国际社会之外”，他称之为“一定之举”。1950年春天，美国国务院评估，当年夏天台湾将被解放军攻陷。5月下旬，台湾所有的美国公民已经收到了撤侨令。就在一个月之后，韩战爆发。蒋介石请求参战，但杜鲁门**拒绝了。

第五次战役：后勤困境与大规模被俘

志愿军被俘主要集中在1951年第五次战役期间。常成教授说，第一次战役时，美军不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主力部队出动。第二次、第三次战役，志愿军基本完胜，占领了平壤、汉城。但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军转向反攻，又将战线推回到三八线（38th Parallel: 指朝鲜半岛上北纬38度线，曾是朝鲜战争前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也是停战后军事分界线的基础）以北。

彭德怀希望扭转战局，毛泽东要求志愿军投入14个军50多万人，大规模发起第五次战役。1951年3月，刘春瑾随第三军60军180师540团渡过鸭绿江。出发前，他们并不清楚国内战场的实际情况。刘春瑾回忆，他们住在成都，军部报纸上每天都写着韩战战场的情况，今天又占领了哪里，明天占领了哪里，很快就要到大邱釜山了。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甚至连抗美援朝说他们是志愿军的事情都不知道。他以为战争可能已经结束，朝鲜可能已经被统一了。

一过鸭绿江，他们就知道回不去了。照明弹、飞机、坦克、大炮是美国人的“三大宝”。因此，他们天天晚上夜行军，白天挖防空洞，上午挖完下午就填起来，然后换上俄式武器。刘春瑾是重机枪手，俄式武器比原来的轻巧，一个人就可以扛着走，但子弹太少。一挺重机枪只发了3000发子弹，打完了怎么办？打完了就投降。这到底是因为没有子弹，还是运输跟不上？他表示，运输也跟不上，连吃的东西都运不上了，更别说子弹了。三天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就光吃了炒面（Chao Mian: 指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携带的简易口粮，通常是炒熟的面粉）。两个轻伤的，在大陆带着救急包包扎了，两个重伤的伤口都生了蛆。这说明当时医院也没有，打仗打得如此匆忙，根本没有准备好后勤、弹药和医院。

常成解释，志愿军背的炒面只够吃一个星期，所以他们通常夜里行军、突袭，在联军撤逃之后，再得到补给。但是，第四次战役中，联军总司令李奇威发现了这个特点，称之为礼拜公式（Ridgway's Formula: 指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威发现志愿军后勤补给困难，通常只能维持一周攻势的特点，并据此制定的反击策略），要求他的军队每天后撤数十公里，消耗志愿军的体力和给养之后，再反击。

在山沟里，刘春瑾找点水伴着炒面吃，出现了夜盲症（Night Blindness: 指在光线昏暗环境中视力下降的症状），走路困难，只能拉着马尾巴走。到1951年4月22日，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时，他随180师参与进攻汉城，但受到联军飞机轰炸，只能后撤。一周之后，志愿军司令部下令移师朝鲜中部和东部再战。

中朝部队在东部击溃了韩军，但在中部遇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等联军部队的抵抗。联军总司令李奇威从西部运送美军增援，并在5月22日转入反攻，有多个坦克和机械化突击队展开反击。就在此时，刘春瑾的部队被困在了山脊上，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班长让他把子弹送上去，他扛着一箱子弹送到指定地点。那天晚上，他们把7800发子弹打得精光，只剩空枪，然后就撤退了。撤退时刚好下着大雨，下去以后到山沟里，发现山沟里全是人。当时他没有被俘虏的心理准备，因为当兵的被俘投降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军人有军人的荣誉。

出发之前，部队没有跟士兵讨论过被俘后应该怎么做。军队绝不可能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还没打仗就讲打败仗的事情，那还会有士气吗？但如果这样不讲，就意味着碰到这样的现实时没有准备。刘春瑾认为，兵家胜败是常识，打败仗可以撤回去，但这次撤不回去了。在寒雨中，刘春瑾和数千人被困在这个狭窄的山谷里。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以小组为单位，向西北方向突围。这意味着180师整个建制完全打散。领导们带着精锐力量和武器先走了，丢掉了电台和密码，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排长带着刘春瑾，背着空枪上山，走到山顶上，他听到了一句英语：“举手！”他当时心理准备是什么？他听过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 指一系列国际条约，旨在规范战争中的人道待遇，包括战俘待遇）吗？他表示不晓得，因为他没有参加过国际战争。

许多人猜测，战俘被俘是因为他们有“被送来当炮灰”的心理，所以有机会就背叛解放军，投到另一个阵营。刘春瑾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他认为大部分是“水破毒流”了，没吃的，肚子饿了一个星期，子弹打光了，不可能再玩命了，没有必要了。志愿军战俘的总人数从3月到6月当年暴增十倍，这占到所有中国战俘总人数的四分之三。刘春瑾觉得被俘是很可耻的，他曾光荣参军，现在却背着这个包袱，不知道怎么回去见毛主席。

战俘营的困境与内部冲突

刘春瑾的话反映了战俘普遍的羞耻感、绝望和生存的压力。为了关押突然增加的战俘，联军在巨济岛（Koje-do: 指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设立的，用于关押中国和朝鲜战俘的大型战俘营所在地）上抢建了大型监狱。但看管着16万战俘的只有200名美军，加上几千名韩军。巨济岛上正在建巨型的帐篷城市，大部分都是帐篷，但周围有坦克和岗楼。美军一般不会进入战俘营，因为不安全。除非发生冲突，他们才会带枪进去。平时进去的都是不带枪的，做一些文字工作。可以想象，差不多1万人关在一个小的铁丝网里，生活状况非常糟糕。例如，厕所是露天的，冲锋机关枪对着他们。岗楼上每天都需要把倒马桶，马桶就是汽油桶被割成两半，平时放在地下，满了之后有两个人抬出去，抬到海边去倾倒。每天有10万人产生这么多的排泄物，这是非常具体的工作。志愿军战俘营有巨大的露天火房，烧汽油，需要大规模的组织。战俘营当局的任务很简单，就是管理好战俘，不要出大事，谁配合他，他就可以。

日内瓦公约下的战俘管理与思想改造

此时，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已经出台，规定战俘申报军衔编号之后，仍然保持原来部队的等级待遇和管理模式。但是，两大志愿军的战俘营却没有了原来的建制，他们的管理者都是早期向联军投诚的人。72营的负责人叫王顺清，被美军称为“小凯撒”，实行君主式统治，享有特权，要求服从，沉迷于暴力。暴力由他的副手，前志愿军卡车司机李大安执行。他自称，想当“一大棒起家的张作霖”，就像江湖人在东北被称为“虎子”的土匪。他那时是指迫害亲共的战俘，还是连反共的战俘也迫害？反正他就是看你不顺眼就整你。

战俘营为何会发生内斗和分裂？一方面是政治，另一方面是政权夺利。战俘营里吃不饱饭，美国人一天三餐，一餐自由的一小碗饭。一共是16万战俘，中国人2万，韩国人14万，还有85万难民，都是美国人养活的。有了这个权利之后，待遇上好，就可以吃饱，发了罐头可以有限吃。同样是北韩的战俘，也有意识形态的分裂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但他们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内斗，因为他们是部队，整个部队投降，可能还有个系统。而志愿军战俘营没有系统，乱掉了，不是一个单位的。如果180师当年进了战俘营后还能保持建制，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但共产党的干部都不敢出面，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知道共产党那一套，也害怕美国人整他们，不晓得日内瓦公约。如果他们晓得日内瓦公约，他们可能是头。刘春瑾的营长当时也被俘了，如果他出来说“吴森林，他善意的听我的”，大家可能就乖乖听他的了，说不定政委也都回去了。

这是1951年美军缴获的志愿军第九兵团《暂时军法纪律暂行规定》。其中写道：临阵投敌或者组织叛变者，或者投降敌人报告军情者，可以判处死刑，或十年有期徒刑。干部们都收到过传达。中国军队肯定不会告诉你有任何公约，或者一旦你这样去可以投降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它肯定是有讲过。当然，军队的各种细节宣传肯定都是有的，比如“霸王投江”、“狼牙山五壮士”都是让你自杀的。所以每个人被俘的时候，都充满了这种不遂感，因为你知道自己没有实践，特别是军官。你没有实践自己宣传的，你对士兵讲的三点制止：第一点，命令式不当服务；第二点，万一被俘不保务军事秘密，不为敌服务；第三点，中国人民会救你们的。但被俘以后，这三点其实心不通。不保努，不保努，我是个行长，我打，我打才管。刘春瑾的军衔都是最水准的。按此推论，担任了战俘营的任何职务，哪怕是翻译，在回国之后，都可以被定为叛变者。这也是大多数人后来的现实遭遇。

作家于靖在书中记录，有一位干部是极少赎免于任何处罚的人，因为他没有暴露身份，他装成了聋子。军官，包括战俘，都瞒报了自己的姓名、职位，包括改变自己的编号。在组织溃散、未来不测的压力之下，刘春瑾说，他在战俘营待了一周之后，就决心不再回国。

战俘去留抉择：个人信念与外部影响

刘春瑾决定不再回国，当时回不回台湾还不确定，谁也不敢确定，但他就是说不回去。他认为反正都是一死，为什么当了战俘回去就要死？因为他知道共产党是最忌讳这个东西的。共产党当时对国民党讲的也不错，做得很好，但他没说你战俘回卸后归约代。刚被俘的时候，多数战俘像刘春瑾一样，就算有人有回国担忧和恐惧，但并没有去台湾的明确意图。

当时中美台三方的评估都认为，战俘中只有3000名强硬反共者。所以，中方认为，美国和台湾合谋，挟迫扣押了战俘。但常成说，根据他的研究，杜鲁门从来没有谈过把战俘送往台湾，他和蒋介石的相互仇恨是公开的。他在1950年9月11日签署的国安会文件，是要对战俘进行思想改造，之后送回中国大陆。

杜鲁门的目的是什么？当时假设联合国军将统一朝鲜，朝鲜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当然要对朝鲜人进行一定的教育宣传。但过了半年之后，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美国人已经彻底放弃了统一朝鲜，所以这个政策的假设基础就不存在了。但美国人还在继续执行他当初的命令，他的目标是让这些战俘成为未来可利用的坚定反共分子，让他们回中国去播下自由思想的种子。如果真的实现他们的目标，这些人会拒绝遣返。美国人就喜欢这样，因为它既反共又反蒋。常成说，他们当时的目标是培植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

按照国安会文件精神，美国远东司令部把二战之后在日本推行民主化教育而设立的民间情报教育局（Civilian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简称CIE: 指美国在战后日本推行民主化教育，后移植到韩国战俘营的机构）移植到了韩国的战俘营。但他们的工作人员中没有人懂中文，不得不招募战俘中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来当老师。刘春瑾就是通过考试成为了CIE学校的教员。这些老师把解放军军队中常用的诉苦大会、思想汇报、演活报剧之类的方式搬到了战俘营。刘春瑾讲得最多的教材是“受饿侵略中国史”。他认为那是事实，虽然中国在东北占那么多地方，这不是假的，是真的，事实就在那里。尤其是好多东北老乡，一讲到他们就恨。

有人认为战俘营是在用共产党的方式对待共产党，刘春瑾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共产党有些方式可以用，但不要用它的内容就可以了。在中共的部队里，他们已经被改造过差不多整整一年甚至更长，所以这套方法他们都经历过，就是高强度的思想控制、强制参与。所以他们就是用共产党的方法对付共产党。他们也搞各种所谓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用戏剧、话剧来讽刺，反共的歌曲或者戏剧。他们演的是阎王爷、毛泽东、斯大林等。上面各种戏剧文化的大杂烩，国民党军队基本上是没有的，这是共产党军队才有的这些非常多的文娱活动，但它们都有政治色彩。

1950年的中国社会，在很多学者看来，还处于社会主义的蜜月期。但是有一部分人的命运已经受到政治冲击。CIE学校这些有文化程度的教员，通常都出生在地主家庭，多半经历了土改（Land Reform: 指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推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旨在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刘春瑾的家庭是地主成分，在土改中受到迫害，有一位亲人被石头砸死。CIE学校的其他教员中，有一位是老共产党干部，解放军第38军赴营级干部谭兴东。他说自己的父母在1950年土改中遇害。这些人宣讲过去的经验和预测未来，动摇了不少想要回国的战俘的心。

但一般的中国人会知道自己的乡土亲人吗？他们有个本名的依恋。刘春瑾认为，以前的青山、土地等都不是你的了，都是国家的，都是政府的了，因为没有私人生活了，回家干什么？他有没有想过，有可能这辈子会再也见不到家里人了？他觉得家里的斗争状况，他回不回去都一样，他不会再回去再斗争，更划不来。共产党的口号是“穷人要翻身，抓住第一支老财，挖苗断根”。他家被打下来以后，斗争大会上就写这些东西，他听了心里是什么感受？美国推行思想改造的基本目的，是希望战俘回国，去播下民主思想的种子。但结果，却是坚定了这些战俘不回国的信念。美国人没有给他们任何选择和承诺，但是很快，刘春瑾在战俘营遇到了来自台湾的人员。

美台对战俘遣返的博弈

1950年春天起，联军从台湾聘请了73位译员，分配到东京的联军总部、韩战前线和战俘营担任译员。他们中一部分是平民，但也有相当部分来自军方。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和台湾合作，让台湾的情报系统就此进入战俘营，并从事了日后的策反工作。常成教授解释，麦克阿瑟向台湾方面提出要求聘用翻译时，是1950年11月，第二次战役长津湖、清川江战役正在进行中。台湾到了2月份才派出了第一批翻译。当时战俘人数才1000多人，真正的战俘暴增发生在1951年春夏之交。所以蒋介石和麦克阿瑟不可能在半年前就预见到他们会俘虏这么多中国人。大量的传闻认为他们双方早就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但这所谓的民间说法或者包括美国学者的看法是彻底错误的，因为他们没有看任何中方的档案。一看了**《蒋介石日记》**就知道，太不可能了。蒋介石的日记里其实一直到1952年初，他都还认为美国一定会强制遣返，而不会把他送到台湾。这种不确定性不只是战俘身上有，蒋介石也是直到最后关头，直到停战之后他才比较确定美国人愿意配合他，会把战俘送到台湾来。

在1951年底的日记里，蒋介石确信美国会把战俘全部遣返回大陆，他痛骂美国人“不顾道义”，“你不理我政府的抗议，共匪屠杀你”。听上去，他的绝望里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美国七国有人道于公理乎，悲痛几亿。”无论从法律还是实力上，此时的台湾都没有参加政治博弈的机会。但蒋介石很快就意识到，通过战俘营里的翻译和老师，志愿军战俘将会帮助他进入谈判。1951年7月10日，韩战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

双方都认为战争会很快结束，中方代表团甚至没有人戴眼镜，把战俘问题列为最后一项，彭德怀称之为“肢解问题”。但就在此时，战俘营中想去台湾的人介入了谈判，用了他们唯一的博弈工具——自己的身体。刘春瑾展示了他身上的刺字（Tattooing: 指在皮肤上刺刻文字或图案的行为，在此特指战俘为表达政治忠诚而刺刻反共标语）“忠党爱国”，这是他自己选的。他提到台湾当时并不想要他，一直到最后讲的是反共意识。台湾的报纸有没有通过翻译或者文言来策反他们去台湾？刘春瑾说，不能说没有可能，但当时有一个姓朱的，朱家俊，他原来是海军的军法官，考取了翻译。他去了就讲，海军就是这样辞职的，他也没有说你一定要辞职。也没有说这个翻译他自己就对着自主奖励这个实际重生。但他们现在就了解了，政府现在不相信他们，你不辞职的话，你会毁坏台湾的根本，就不要怀疑他们是共产党派过来的间谍来欠附的。

刘春瑾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像张泽石他们就会觉得他们没有气节，是叛徒。刘春瑾反问：“有什么气节？”他认为“忠君爱国”本是儒家思想，但如果皇帝真的平安家不值得保护，他灭了就灭了算了。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当时刘春瑾要去的是台湾，他原来的国军可以去，所以他并不觉得自己失去气节或者背叛了国家。他承认这也有关系，所以他又回到了他那个“老单位”去了。常成说，战俘营中最早的刺字是自发的，甚至需要写请愿书，有担保人才能刺字，而且并不是完全受台湾翻译的影响。因为刺字最早是从72战俘营开始的，那里有很多山西、阎锡山部队的旧部。他的部队中有三万人被共产党俘虏，一部分被释放回来。阎锡山信任他们，就把他们编成了“雪耻奋斗团”。这些人用刺字表现政治忠诚。战俘营中，这些山西战俘启用了这个传统。

刘春瑾在国军战败后加入了解放军，去台湾意味着他要继续追随国民党。当时台湾前途也很难说，但他不考虑这些因素。他认为国民党那时至少有个“自由”，言论自由、行动自由，这一点没话说。在国民党当兵时，礼拜天放假可以上街玩、看电影，解放军从来没有放假，只有休假。不能随便讲话，晚上生活检讨会，只有检讨自己，绝对不能说国民党不好。他记得他讲过：“我们这个办照不要来讲话想得好都可以，绝对不能批评的。”

刘春瑾当时有没有想过，如果去了台湾，过两天解放军攻台就打过来了怎么办？他当时就知道不可能，因为韩战打败的情形，他就知道了。所以可以想象得到，那不是那么简单。他们知道台湾海峡，没有海军，没有空军，光靠陆军怎么过海峡？围绕着台湾，战俘要做的判断是关乎他们的生死存亡，但结论往往是两极化的。在常成采访的战俘中，有一位台湾籍的士兵，他选择回到大陆，是因为他认为解放军很快将打回来攻占台湾。所以在隔离的战俘营，人人接触到的信息有巨大的差异。这位台湾士兵很早加入了亲共的战俘阵营。他很难知道，在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已经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部署了第七舰队（Seventh Fleet: 指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的主要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攻击。这意味着，台湾已经转危为安。而这点信息，能够接触到台湾人士的教员刘春瑾知道得更清楚。但是，台湾不是她选就能去的。杜鲁门的台湾海峡中立化政策，同时阻挡了蒋介石攻击大陆。关于台湾的未来地位，杜鲁门说：“在韩战停战之后再定。”这让蒋介石极为愤怒，认为这种做法剥夺了台湾的主权，视“我如殖民地，甚至敌人”。

战俘营内的暴力与派系斗争

但在这场政治较量中，蒋介石比杜鲁门的优势在于他更了解战俘营中发生了什么。战俘们刺字“杀猪拔毛”、“Back to Taiwan Anti-Red”（回台湾反共抗俄）等内容，这些刺字是刺给美国人或者国际社会看的，表达了他们不回国的决心。这些照片也流传出去，在美国的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 指美国国内亲蒋介石的政治游说团体，旨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来发动舆论攻势，让美国政府不能够从这个战俘遣返的政策退却。常成说，此时美国决策者内部的争议极大。按照日内瓦公约118条，实际战事停止之后应该立刻释放和遣返战俘，不得推延。但是美国国务院顾问波伦反对这么做。这位苏联专家在二战结束之后曾经亲眼目睹，当英美强迫苏联战俘从西欧返回苏联时，在过程中和回国之后，都发生了巨大的痛苦和流血。所以他主张自愿遣返（Voluntary Repatriation: 指战俘有权选择遣返或不遣返，而非强制遣返的原则）。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担心，自愿遣返会危害到本方战俘的回归。他提出的方案是，假释一部分和联军合作的战俘，而遣返其他人。

但是，联军的总司令李奇威反对这种做法。他说，一旦假释战俘，共产党就会认为联军在背信弃义，所以他主张全部遣返。在这个问题上，参联会和国务院都无法决断，他们交给了杜鲁门总统。但得到的是一个奇怪的意见。杜鲁门说，全部交换战俘不公平，因为联军手中的战俘是对方手中战俘的十倍。而且，投降合作的战俘一旦遣送回去，立刻会被解决掉。但是，他的人道主义原则并不坚定。杜鲁门又说，不同意全部交换战俘，除非我们可以得到某些从其他地方得不到的巨大让步。

就在美国内部还在争论不休、计算得失的时候，1951年9月初，72营以李大安为首，开始强迫战俘在胳膊上刺字“反攻抗俄”、“反攻大陆”、“杀猪拔毛”等内容，并且写血书请愿，在报纸刊登。12月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了战俘和李大安的名字，说这一千多人血书陈词效忠党国，“阅词对旧部更绝惭惶意”。但是，他没有提到李大安是怎么得到这些血书和词词的。

刘春瑾回忆，警察看着他们，打他们的头。他们什么都没做，不敢回答。如果不吃，就不行。不吃就会有问题，思想有问题，在战俘营就不能做任何事情，就不能打仗。谁有权力打仗？金子没了，挖个洞，把你推进洞里，然后你就可以买，你就可以卖，很美。这是刘春瑾亲眼看到的战俘营的这些土炕之策成了活埋人的地方，而运送粪便的汽油桶成了尸体被肢解之后装运的工具。都是战俘，是难友，又是同胞，为什么这个战俘营里会发生这么多的暴力和流血？这就是国共斗争的关系，要不是国共都有政务项，不会有这么复杂。刘春瑾认为，这个战俘营里就像是一个小的国共内战，还加上四川的袍哥（Pao Ge: 指中国西南地区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带有江湖帮派性质）、黑社会，再加上政权夺利。

刘春瑾所在的86号战俘营，四川人戴玉书成立了弟兄会，以“患难相助，不忘祖宗”为宗旨，“有饭大家吃”，成为袍哥组织。当李大安试图接管86营的时候，他们把他打跑了。主要是这些共产党的干部他们不敢站出来，只有这些袍哥他们愿意站出来。所以等于他们保护了一些共产党的干部。但后来他们一旦分家之后，这些共产党干部自己一起这个组织就消失掉了。按照谁的级别高来当老大，当时战俘营也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对吧？东北帮、云南帮、四川人，然后青年军。有没有任何一个势力，在国共两党之外的势力，有可能或者有能力能够维持秩序跟和平的？不可能。战俘营里最关键的一个，就是要回大陆还是去台湾，那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其他那些后来这些组织都消失掉了，因为最后任何的冲突都是基于这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你是朋友是敌人，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没有别的选择。

1951年双十节前夕，战俘营当中的国共相争，演变为公开的战斗。86营的反共战俘要升青天白日旗（Blue Sky with a White Sun Flag: 指中华民国的国旗），而兄弟会为主的亲共力量，突袭警备队。战俘营当局派兵干预，死亡一人。11月，美方把坚决要回大陆的数百名战俘，移到了71号集中营，把双方彻底隔离。

最终甄别：命运的投票

此时美方已经知道，强制遣返全部战俘将不可避免造成流血冲突。2月27日，杜鲁门才第一次开会讨论战俘问题。但就在当天，台湾外长叶公超通过**《美联社》**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政府愿意接受投诚的战俘来台。同时发布的英文文宣包括一句口号“Save them so others may live”（拯救他们，让其他人得以生存）。两天之后，华盛顿决定美方的最终立场是不同意强制遣返战俘。

常成教授指出，这似乎是他们总能在关键时刻把主动权拉在自己手里面。他推断，台湾利用自己的翻译作为情报人员，及早获知了机密信息，并做出一些判断来裹挟美国的态度。所以说，这是一场被劫持的战争，具有多重含义。蒋介石也劫持了反能链谈判，然后战俘营是反共战俘也劫持了战俘营其他的战俘，这是一种多重劫持。当美国决定自愿遣返成为不可退却的最高政策时，他们却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拒绝遣返。在4月1号的板门店谈判中，美国有一位代表表示拒绝遣返的中朝战俘人数不多，中方因此要求对方提供比较准确的数字。

五天之后，联合国军战俘营当局广播宣布，将对所有中国战俘单独谈话甄别，询问他们的遣返意向，并且把两方隔离开来。此时，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台湾在战俘营的影响，随着甄别前夕，调走了所有的台湾翻译，用临时翻译去替代。这是最后的甄别，其实一个一个的战俘走进去就像投票一样，然后有一个审讯官，他们问的问题是“你要愿意回去吗？”有时候说不愿意，他反倒会恐吓你，说如果你不愿意回去的话，你一定有可能被永远地关在战俘营里。这反过来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回去。美方的甄别人员直接这样告诉战俘。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有越多的人愿意回去，他越容易实现停战。这时候他就不理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希望更多的人回台湾。美国人到底是希望他们回大陆，还是希望他们去台湾？刘春瑾表示，美国人没有管过这个事情，他就没有说你回台湾，他说“你要不要回去？回去走一条路，不回去走一条路。”就這樣子。因为在里面的这个事情，死的人死得太多了。这是美方甄别时询问所有战俘的问题，当中没有去台湾的选项。任何未解决的答案都将被视为希望返回中国。4月8日，86号战俘营，分离之夜，残酷的杀戮发生了。他抓了一把东西，问：“看这是什么？”他们说不知道。他说：“告诉你，这是引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