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小雨。我是一个新人编剧、导演。在2019年，我写了一个剧本叫《乘船而去》，后来我们就把它拍成了电影。这部电影是一部关于归宿的家庭电影，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浙江德清，离这里不远。

在过去，河流连接了我故乡的每一个村落，家家户户都有一只小船。人们靠船运输重物，在船上出嫁、远行。船承载的是过去的生活方式。但随着时代发展，公路和高铁逐渐取代了河流，小船大多被废弃，只留下运河上运沙石的大货船。

看过这部电影后，一位观众跟我说：“有记忆的是故乡，没有记忆的是废墟。” 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故乡是我最想逃离的地方，恰恰是因为那里有太多复杂的记忆。

我的人生开局是一个“富二代”。我爸妈一直在做生意，他们很忙。所以我一年级就住进了寄宿制学校，只有周末才回到只有姐姐和外婆的家。爸爸妈妈的偶尔出现，就像领导在视察工作。他们教我最多的就是要怎么拉拢人心、管理人、做企业。我才小学，他们就讲企业 Logo 的意思，讲白手起家的创业史，甚至带我去见客户，表演英文歌。

我爸总说：“知道了，我派人过去。” 我妈那边也很夸张，觉得永远不够。哪怕每次考试能做到每门课都年级前三，对她来说这是很正常的。她说：“你是我儿子，我聪明你就应该聪明。” 对她来说，成功永无止境。

相反，外婆是另一个极端。她不会觉得不够，而是觉得“怎么都够，怎么都可以”。那个只有我、姐姐、外婆三人的小家，像三个小孩在家，没有大人一样。无论我们玩多久电脑游戏，外婆都不会责怪，甚至可以通宵。我们跟外婆看一整晚的《流星花园》。

后来跟电影圈的其他导演、文艺青年交流时，人家的艺术启蒙是三岛由纪夫的书、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但我能说出口的只有《流星花园》、《恶作剧之吻》、《天国的嫁衣》、《放羊的星星》，导致后来变成了“恋爱脑”。总而言之，外婆教给我的是一种简单的生活，她对我没有任何成功的期望。

从富二代到“破产者”：无常的洗礼

四年级时，我收到了“宇宙”发来的素材大礼包：外公去世了。我第一次知道人有一天会走到终点、消失、离线。父母也离婚了，家里也破产了。我四年级还没学会怎么花钱，就已经不是富二代了。后来他们一直跟我说：“如果我们家没破产，你哪还需要去找投资？我们自己想怎么拍电影就怎么拍电影。” 当然，那都是空话。我知道从那一刻起，“宇宙”在给我示范无常：从生老病死到婚姻财富，一切都在变化无常，什么都留不住。

在破产后，我跟我妈妈度过了一段躲债的时间。我妈妈把家改成公司，我就睡在客厅沙发。每天早上，我得在大家上班前收拾好铺盖下楼，以免打扰他们谈客户。有极端情况，会有人拿着刀在楼下堵门要债。我妈吓得把我带进快捷酒店，不敢拉窗帘，不敢开灯。我们在黑暗中待了一整个寒假。我妈焦虑地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然后又情绪高昂地说：“我要去创业！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就像韩剧女主角一样。

她真的又去创业了，他们又一次“逃离”了我，把我扔给了外婆。我又回到了老家。我其实觉得破产没什么，也没有因此感到自卑，因为《流星花园》里的杉菜面对富家公子道明寺时，也没有自卑过。我只是觉得烦，因为老家每个人都在不断议论我爸妈的事，而且版本众多，像“罗生门”。我想逃离这一切。

外婆一直跟我说：“你别管你爸爸妈妈，他们有钱没钱是他们的事。你想要什么，要靠你自己去创造。” 可是那时我还那么小，又能创造什么呢？我只能用文字写下一些东西，在写作中幻想另一个世界，幻想电影电视剧里主角可以自由、洒脱、富有激情地追寻梦想的世界。

迪拜的“失败者天堂”：新的牢笼

离开真的到来了，比我想象中还早，但不是出于我的自由意志。我和姐姐去了阿联酋，因为爸爸在迪拜经营两家店铺，想在中国城东山再起。姐姐比我大八岁，很有责任心，也爱家，于是放下了大学生活，辍学和我一起经营店铺，帮家里共渡难关。从初一开始，她就一直负担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像个战士一样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迪拜在大家印象里可能是石油资源丰富、从沙漠拔地而起的奇迹之城。但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只是最光鲜的一面。在那里的中国人，都会在最高塔、七星级酒店拍张合影留念，发朋友圈、做头像。但真正住进七星级酒店的人没几个。

大家真实生活在远离市中心的“国际城”，住着十几个人隔出来的两室一厅，用竹制屏风隔开一个个小的床位宿舍，度过枯燥的日子。迪拜被称为“失败者的天堂”，因为免税，做生意好，阿拉伯人出手阔绰。当时“人傻、钱多、速来”的六字箴言在华商圈迅速传开，破产者们聚集于此。这个“破产者联盟”经常聚餐，有时惺惺相惜、互相鼓励，有时也背后捅刀、勾心斗角。

有钱的阿拉伯土豪只占阿联酋12%人口，剩下88%是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宾等国的劳工，做着艰苦的工作，把钱寄回家。中国人在那里的处境相对中等，大部分是零售销售，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每月仅两天休息，工资比大城市同等工作只高一点点。想象中的国际大都市，到了那里发现就是一个魔幻小县城。

每天重复着店铺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重复说着国际城里的八卦：谁来了，谁走了，谁在一起了，又分手了，谁在国内还有家庭，哪个老板成功了，又破产了。受不了的人回国了，能忍受的就一直忍着。直到有一天，连阿拉伯人都学会了跟中国人对半砍价时，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困住。

同样被困住的还有我。我曾经以为的新世界，其实是一个新的牢笼。我仍被笼罩在那种终日想要成功的功利主义之下。

灵感迸发：《搭车去柏林》与纪录片探索

当时我在网上受到几位辍学网红的影响：乔布斯、老罗（买了好多他的手机）、韩寒。还有当时很火的节目《搭车去柏林》，叫谷岳的哥们，他大拇指一伸，搭顺风车从北京一路走到了德国柏林。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节目中有两句 Slogan：“当你真心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来帮助你。” 另一句是：“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去做了。”

我心想：“那不等不及了呀，现在就得赶紧做了！” 所以当时17岁、足够无知的我，遇到这些传奇事迹，让我产生巨大勇气和幻觉，觉得全天下就没有我做不成的事。

于是，在2011年底，我辍学回国拍纪录片。我先回到老家，发现外婆真的老了很多，家乡变化也很大。白墙黑瓦的房子大多被拆了，全变成了贴瓷砖的小洋楼。这种变化之大，让我觉得好像什么都留不住。你能做的，只是拿镜头对准身边的人和事，记录这个世界。

于是我们去了很多很远的地方，拍了几部纪录片。其中一部叫《傍海村民》，拍摄的是大理新移民的生活。我和我的爱人卡姐，当时就在大理，6000块钱租了一个老院子，生活了三年。

很巧的是，大理也被称为“失败者的天堂”，但不是因为免税，而是非常适合养老、适合“躺平”。在大理我们交了很多朋友，采访他们。他们中很多放弃了高薪工作，是逃离北上广深的人；有的在富士康工作十几年；有的是刚毕业或没毕业的学生，想探索世界；当然最多的，是暂时无法养活自己的艺术家——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写作的、做音乐的。

在那里我们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气氛，大家虽然有各自一技之长、性格迥异，但有个共同点：对当下生活的高度关注。在那部纪录片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友大米，她是一家青年旅社的老板。她说：“其实我来大理寻找的是一种生活，是一种故乡的感觉。” 这句话给我一种朦胧又强烈的共鸣。因为我好像也一直在异乡寻找故乡的感觉。我们期望中的故乡，应该是能给我们非常简单、安定港湾的感觉。但由于迅猛的城乡变迁、农村人口结构变化，你回到村子，它好像不再是港湾，所以你要向外去寻找。反而是在大理，那么多向往港湾的人在一起，大家就变得像一家人一样。

但是大理也在变。三年过去，我身边能拍的东西基本拍完了，没写出什么好作品。大理物价开始变高，越来越商业化。我想再次逃离，又回到了老家。

艺术家的困境：梦想的迷失与自我怀疑

因为现实压力开始涌入，我所做的无法养活生活。摆摊收入微薄，纪录片一分钱也没有。就在老家开始接宣传片，赚了点钱，又去写短篇剧本，急着拍出故事。但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拍得并不好，钱没留住，作品也失败了。

我开始想：“其实是不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于是病急乱投医地找了“梦想”这样一个东西，觉得在这个变化快的世界里，有份笃定。我一直追求梦想，给自己洗脑。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我想拍什么样的电影？如果我只是享受拍摄过程，为什么拍宣传片时不如拍原创快乐？

这种梦想变得越来越虚幻，我陷入很深的自我怀疑。我的世界在缩小，感受好像关闭了，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越使劲就越透不过气，人也变得越来越暴躁。回想以前随便锐评别人电影：“这个不行，那个也是一坨屎。” 到了自己这里，拍出来的比他们还差，感觉特别可笑。于是陷入很深的抑郁，甚至下不了床，每天只想跳楼。

好在我的爱人卡卡（卡姐）一直在我身边，她也是我的创作伙伴，陪我度过了艰难时期。

边界的自由：在多伦多电影学院的顿悟

后来在亲人朋友的鼓励和资助下，我去了多伦多电影学院进修电影，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那段“真空时间”让我能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我最喜欢的导演课老师 Randall Okita 教给我一个道理：“边界给你自由。”

“边界给你自由”——这似乎是两个不相关的概念，却解答了我当时的疑问。因为每个故事、镜头、画面、话语，都有无限种可能。如果你去追求每一种可能，只会迷失其中。

就好比在足球场上，我可以用手把球扔进球框，也可以用脚扫弦（不按吉他，吉他也能发声），但这样踢出的球没人看，发出的音乐不好听。我们需要一个范围，在那个范围内去创作。

我开始学会拆分自己的每一种感觉，它由什么构成？是一间房子？一个人说过的话？某段音乐？它最终可以被拆分成一个个分镜图、分镜表、拍摄计划。

也是在那里，我学到电影是一个集体艺术，一个人拍不出电影，需要与人合作。过去我马不停蹄地拍，好像陷入怪圈，像是较劲，让创作变成和爸妈之间的比赛：爸妈觉得这条路不行，要我一起做生意，我就觉得“我行，我一定做好”。于是急于输出、急于拍，自以为是自由，反而被困住。

非洲的原始生命力：Hadzabe 部落的启示

当我获得这个心态后，回国得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去非洲，参加一档旅行综艺节目，从南到北穿越非洲。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当时《搭车去柏林》的谷岳。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梦幻的事，以前电脑屏幕里看的大哥，今天带我一起上路了。

在非洲的三个月，是我记忆的宝藏。我才感觉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星球上。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叫 Hadzabe 的原始部落待了三天三夜。那几天睡得特别舒服，风沙吹着帐篷，形成很有音乐感的节奏。帐篷外是满天星空，肉眼可见银河。晚上的篝火晚会上，Hadzabe 人用弓箭（有共鸣箱）演奏，武器也是乐器，这让我觉得很神奇。

第二天一早，他们钻木取火，烤暖身子，带我们去狩猎。他们说附近有狒狒出没，是主要猎物。跟着他们，看着他们用自制毒液箭射穿动物，动物挣扎后变得无力、眼神麻木。他们把猎物带回村子，十几岁的孩子就能熟练剥皮、切分、烤制。这是猎人训练的一部分。

作为旁观者，看到灵长类动物被吃掉，生理上非常不适。但我们不能用“普世道德观”去衡量他们，那显得狭隘虚伪。他们没有历史观，不计算时间，不知道自己几岁，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我们熟悉的“梦想、成功、赚钱”对他们而言根本不存在。

回去的路上，颠簸的司机（也是非洲人）说：“虽然我带你们来看，但其实我不希望他们改变。” 过去政府尝试送牛羊让他们学习畜牧，但他们当场杀掉吃了。我们去那里的行为不就是在改变他们吗？旅游业是非洲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游客寻找原始部落。他们在我们面前呈现的，有多少真实，多少表演？我们根本不知道。

但我分明看见他们矫健的身手和精湛的箭术。想要同化他们是一厢情愿，想让他们一直保持现状，一成不变，也是一厢情愿。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想法。

于是我不再使劲想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不强求这段旅程一定要总结出什么意义。我只是去看、去听、去记录、去感受。

《乘船而去》的诞生与家人的和解

从非洲回来后，我发现外婆身上也有 Hadzabe 人那种原始的生命力，野蛮而有逻辑。她会把白糖撒在枇杷树下，觉得这样枇杷会更甜。但有时可爱又有点可怕：她养了很多鸡，其中一只总被欺负，她同情，就把那只鸡杀了吃了，说这样它就永远不会再被欺负了。

她不断给我甩来这些素材，让我很快写出了《乘船而去》剧本。我们带着剧本去创投会拉投资，一遍遍讲故事。

电影描绘的是：独自生活在农村的老太太周瑾，身患绝症回到老家。漂泊在外的子女不得不回乡照顾。在陪伴母亲最后的时间里，子女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与故乡、亲人之间的关系。

老太太周瑾的原型就是我外婆，80%的台词直接抄自外婆。外婆电影结束后还在生活中重复这些台词。有时我烦了，说：“都给你拍成电影了，你还要怎么样？” 她就朝我笑一笑。

姐姐阿真的角色，是我的姐姐和妈妈的原型。她的世界在上海，不同于外婆守着那个具体、自己建立起来的老家。阿真想要更好的世界、生活，让全家人过得更好，所以她不断拼搏、争取。

弟弟阿清是我和我许多朋友的投射，他拒绝商品社会，想追寻梦想，成了导游。但他一遍遍将触动的圣地变成工作场所，说的成了套词。他在虚无中想重找意义。

他们之间的每一次争吵，都是两种价值观的争吵。但因为是一家人，不能像网友一样吵得天翻地覆，他们还是要和解，学会理解彼此。家这个单位，提供了必要的包容。每一次价值观碰撞造成了流动，我们也不知不觉被亲人影响。

最后，姐姐影片中放下了执着，开始了新生活；弟弟重新捡起热爱的木匠工作；母亲乘着船，去了一个我们都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世界。

2021年，《乘船而去》在外婆的老家开机了，主场景就是外婆的老房子。几十个人在外婆家进进出出，让她非常高兴，因为她是个“社牛”。她拉住工作人员，讲她的故事，听人家的故事。她对我们拍的关于死亡的电影并不忌讳，甚至开玩笑说村里人以为她死掉了，因为好多车停在她家门前，可能是来吊唁的。我们还在天井布置了灵堂，她说：“还是外婆对你好吧，除了我还有谁允许你在自己家里搞追悼大会？布置得还挺漂亮的。我死了以后你也给我这样弄，好不好？”

2023年，电影终于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外婆也参加了。这张合影是片中老太太周瑾和她原型我的外婆。我问外婆看懂了吗？她说：“看懂了，年纪轻的照顾年纪大的。” 又过一年，片子全国公映，我们在老家办首映。许多片中参演的村民，我开车接他们去县城电影院看自己演的电影。外婆看完后，我说：“这次你又看懂了吗？” 她说：“看懂了，你把外婆的故事、我们老家老房子都拍下来了。以后哪怕外婆死了，也永远都在了。” 直到现在，外婆房间还贴着《乘船而去》海报。父老乡亲们每次有政府的人来看取景地，都会骄傲地说：“我是演员。”

生命河流中的节奏与和解

首映后去了很多城市，做了76场线下路演。每个影厅，我们都能把交流现场变成一个“AA meeting”，一个互助会，一个心理诊疗室。大家开始讲和影片剧情不完全相关的事，分享与故乡的情感，与亲人告别的经历。在黑暗空间里，电影提供了一个契机，让大家彼此倾听、互相鼓励，获得安慰或释然。

回到老家，面对父老乡亲，他们看过电影后也会跟我聊天。过去他们讲爸爸妈妈的事，讲价值观不同的事，我就觉得烦，非要争个到底。他们问：“你电影拍了又不挣钱，为什么还要拍？” 我就强调那是我的梦想，他们太庸俗了。

后来我就不这么觉得了。我不再觉得他们庸俗，觉得他们是在关心我。再问同样问题时，我站在他们角度，用他们能理解的动机回答：“我是图名呀。” 他们就恍然大悟：“早说嘛，理解的啦，要先把名气打出去。” 这样大家又开始交流，发现彼此其实没那么不同。

一路上看了那么多人，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追求：有些人追求成功，有些人追求梦想，有些追求安定、故乡的感觉，有些人只追求温饱。每一种追求都同等重要，没有高低之分。梦想对我而言，之所以“祛魅”，是因为它只是众多追求中的一种。

回到我们生活，生命有时像一条河流。每个人在这条河里，都有挣扎、追求。这种行为，不管勇敢笨拙，或对错，其本身是动人的，是一种可以传递的力量。就像外婆给我的力量，通过电影传递给了观众。

我的老师 Randall 还讲过：“不管世界怎么变，你要保持自己的节奏。” 有人坐快艇高歌猛进，有人坐大船难以掉头，有人只是一条小船，飘飘荡荡。在生命这条河里，我们无法选择顺流逆流或漂向何方。但只要你找到了自己的节奏、确定性、自己的船，至少不会溺水、不会迷失。你终于可以收拾心情，看看沿途风景。

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在生命这条不断变化的河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