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诈骗业的兴盛与“歧视链”

这几年，中国百业凋敝，似乎只有诈骗业越来越发达。这不仅指民间的各种经济诈骗，更包括官办的舆论诈骗。这种舆论诈骗蔓延到各行各业，渗透到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官方喉舌，各种追求流量的自媒体也都加入进来，争取分一杯羹。

上周，缅北诈骗园（Myanmar-China telecom fraud park: 指位于缅甸北部，由中国人组织、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电信诈骗的园区）又成了中文世界的热点。它虽然不是发生在中国境内，但组织诈骗的是中国人，被骗的是中国人，给诈骗园供电的是中国人，甚至在缅甸施工建造诈骗园的也是中国人。

中国官方舆论诈骗有一位很著名的从业人员，你也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从业人员，叫胡锡进。他显然看不上像缅北诈骗园这类“鸡鸣狗盗”的经济诈骗。所以，诈骗园这个事爆出来以后，他出来问了一个问题：缅北诈骗团伙用的手机号、手机卡都是中国运营商提供的，中国是实行电信实名制（Real-name registration for telecom: 要求用户在办理电信业务时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制度），但诡异的是，用来实施大规模诈骗活动的无数手机卡却没有什么实名。

显然，同是诈骗业也分高低贵贱、远近亲疏，同行之间也有竞争。像胡锡进，他貌似觉得自己从事的舆论诈骗业比较高贵，是官府的嫡亲；经济诈骗比较低贱，应该被消灭。所以他出来指明方向，怎么样消灭缅北诈骗园。但在外界看来，他们从事的其实都是诈骗业，只不过一个是舆论诈骗，另一个是经济诈骗。同一个行当，不同的工种，都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同一个制度的特色产物，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历史的镜像：康乾盛世的造假与欺骗

过去几十年，中国各种各样的造假、花样百出的诈骗蔚然成风。有人说这是经济发展造成的人心不古，其实如果你了解一点历史的话就知道这种说法没有什么道理。造假诈骗是中国社会的悠久传统。你不用看远了，就往回看三百年，康熙乾隆年间（康乾盛世: 指中国清朝康熙帝和乾隆帝统治下的时期，被认为是清朝最鼎盛的时期，但文章指出其背后存在造假现象），那是很多中国人认为的盛世，所谓康乾盛世，其实也是个造假的盛世。

在那一轮盛世，中国出了两本奇书。一本是大名鼎鼎的**《聊斋志异》（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清代蒲松林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以志怪传奇为主），大家都知道作者是山东人蒲松林。另一部在民间不像《聊斋志异》那么有名，但在中国的文人当中却评价很高，甚至高于《聊斋志异》。这本书就是河北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Jottings from the Yuewei Thatched Cottage: 清代纪晓岚创作的笔记小说集，记录了大量鬼怪故事、社会见闻和个人感悟）。

纪晓岚的官做得很大，他做到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教育部长、文化部长、外交部长、宣传部长，集好多部长于一身。他还负责编辑过**《四库全书总目》**（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Siku Quanshu: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的提要总目，由纪晓岚主持编纂），在仕途方面和文化方面都是很成功的一位知识分子。

《阅微草堂笔记》是一本奇书，它比《聊斋志异》更博杂一些。除了讲了一些鬼怪故事以外，纪晓岚还在里面记录了他很多的见闻，对我们现在了解当时的社会人生百态很有帮助。如果只读官修的证实，我们看不到这些生活的细节。中国的官修正史说起来基本上是皇帝、太监、官吏的阴谋诡计史。纪晓岚她写得很精彩，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边，她记录了我们现在说的乾隆盛世的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包括当时社会上的各种造假和诈骗情况。

他和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买到过各种各样的假货。像泥巴做的假砚台，就是写毛笔字研磨用的那种砚台。那时候读书人离不开砚台，你造假砚台那肯定是要骗书生的钱。纪晓岚说她去考科举（Imperial examination: 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路上买了蜡烛，到晚上怎么点都点不着，仔细一看是假的，外面涂了一层洋油，里面都是泥巴。她堂兄晚上出门买了只烤鸭回来，一吃发现只有鸭掌、脖子是真的，骨头架子上糊的都是泥巴，外面包了一层抹了油的纸，而且还细心地用小火烤出烤鸭的颜色，在灯下真假难辨，你根本分不出来的。他家有位仆人买了双皮靴，平常也不舍得穿，有一天穿着出门赶上下雨，光着脚走回来了，原来根本就不是什么皮靴，而是用高丽纸做的，外面也是涂的油光锃亮，还揉出皱纹，看上去像高档牛皮。造假的技术是相当高明的，完全可以以假乱真。

这是乾隆年间的事情，从纪晓岚的说法来看，这类假货不是个案，而是防不胜防。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她讲完了几个造假故事以后，她接着写道：“其他作为多类似，然有小物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他卖假货的都跟着差不多，但都是些小物品，顶多算是小骗子。然后，他讲了两个大骗子的故事，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做局诈骗。

第一个故事是说，有位书生少年得志，仕途很顺利，被朝廷看中进城等待提拔，相当于候选官员。他租了房子住下，发现对门住着位年轻漂亮的少妇。这位少妇说她丈夫到外地给人去做幕僚去了，她跟她妈就暂时寄居在京城。过了一阵，这对母女家门上忽然就贴上白纸，家里也传出哭声。这位书生去一问，那位少妇说有人捎信回来说她丈夫在外地死了。她家还设了灵堂，找来了和尚念经超度，不少亲戚朋友也来吊唁。等发完丧，那位少妇开始变卖衣物，说丈夫一死了快没饭吃了，等家当卖完了只能再嫁人。这位书生，就是这位候选官员，他觉得千载良机，就娶了这位少妇。搬过去呢，跟这娘俩一起住，当了陆主委女婿。两人过了几个月小日子，有一天一个陌生男人突然出现在家里，说自己是那位少妇的丈夫，说他没死，几个月前是有人谎报死讯。他看到这位候选官员跟自家娘子过起了小日子，非常愤怒，威胁要到官府去告。这位候选官员当然是害怕得要命了，因为一告状仕途可能就泡汤了。为了息事宁人，这家伙就把随身的物品还有值钱的东西都留下了，净身出门了。又过了半年，这个候选官员成了正式官员，又见到了这位少妇，不过这次是在法庭上，这位少妇在受审。了解案情以后，这位当初被净身出门的候选官员才知道自己当初是被人做了局。那位自称丈夫威胁要告状的不是这位少妇的丈夫，而是他的相好，两个人合谋作局是骗了这位候选官员的钱财。后来，这位少妇的真丈夫真从外地回家了，而真相就败露了。那位真丈夫真的到官府就告发了这两个骗子。

纪晓岚讲的另一个故事是发生在北京的西城区，说有处深宅大院要出租，有四五十间房子，每个租金二十多两银子。有个人去租住，看着像个有钱人，连续半年都是按期交租金，从来不拖欠。房东也觉得是遇到了好房客，所以就不再操心房子的事。有一天房东突然收不到房租了，跑到出租的房子一看，房客早就不见了，整个院子变成了一处瓦砾堆，四五十间房子除了临街的门头都被拆光了。原来那位房客是把房子的木料、门窗都拆下来当木头卖了。

纪晓岚讲的这些骗术都发生在北京城，都发生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好在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各种造假和骗术都出不了国界。当时的中国正是500年一遇的乾隆盛世，英国在启动工业革命，美国在立宪独立，北京城在忙着造假，在忙着升级骗术。

制度性欺骗的升级与灾难性后果

当时英国向大清国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马格尔尼使团（Macartney Embassy: 1793年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旨在改善贸易关系，但因礼仪问题与清朝发生争执）。外交使团到达中国的时候，双方为了一个问题争执不下，什么问题呢？就是外交使臣马格尔尼见乾隆皇帝是单腿下跪还是双腿下跪、三跪九叩。双方就这个问题争执了半天，最后同意是马格尔尼见乾隆皇帝的时候可以单腿下跪。在接见了马格尔尼以后，乾隆皇帝称英国使团对现代科技的描述是夸大其词。一众京城大员还有一些御用工匠称英国的火枪、望远镜、地球仪、钟表还有炮舰的模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京城早就有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天朝早就遥遥领先了。

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Opium Wars: 19世纪中英之间因鸦片贸易和主权问题爆发的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就爆发了。此后的180多年，各种造假、各种蛮横和欺骗、各种舆论诈骗不断升级，规模不断扩大。苏俄的野蛮意识形态（Sino-Soviet barbaric ideology: 指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传入中国以后，打开了意识形态诈骗的潘多拉盒子，一发不可收拾。

中文世界有种说法就是“中国人专骗中国人”，这句话放在缅北的电诈园的确没错。组织诈骗的是中国人，被骗的是中国人，给诈骗园供电的是中国人，连在诈骗园施工建造诈骗园的都是中国人。胡锡进还加上了一条，说诈骗团伙用的手机号、用的手机卡都是中国电信运营商提供的。中国人骗中国人，的确轻车熟路，按照历史和生活的惯性，骗与时俱进，升级骗术就可以逍遥成就。

不过看一下近年的英文媒体报道，“中国人骗中国人”的说法显然已经过时了。2024年5月8日，英国的《卫报》有一篇报道，标题是“Chinese network behind one of world's largest online scams”（世界最大诈骗网之一的幕后黑手在中国）。根据英国的《卫报》、德国的《时代周报》还有法国《世界报》的联合调查，位于中国福建莆田和福州的一个公司创建了7万6千多个冒充卖世界名牌产品的多语种网站，有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还有瑞典语，骗了多少人呢？据说是骗了世界各地的80多万消费者。这个诈骗团伙规模很大，组织很完整，分工很细致，技术含量也很高，从2015年就开始运营，已经在中国合法经营了近十年。专骗中国人的呢要跑到缅甸去经营，专骗外国人的呢在中国经营就可以了，连国境都不用出。

当然，跟中国最大的官府诈骗业相比，缅北诈骗园和福建诈骗园只能算边缘诈骗产业。在当代中国，舆论诈骗业就是一个官办产业。毛时代，他敬爱的战友林副统帅曾经总结说：“老革命一要靠枪杆子，二要靠笔杆子。”前一条就是大家熟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一条就是舆论诈骗业。整个宣传机器、整个教育文化媒体都必须围绕着舆论诈骗这个事业来转。像“社会主义优越性”、“资本主义在没落”、“中国模式”、“东升西降”（East rising, West declining: 中国官方宣传中常用语，指东方国家崛起、西方国家衰落的趋势），像这两年的GDP增长5%、股市5000点起步了，都是官府舆论诈骗的成果。

跟舆论诈骗相呼应的是各行各业的吹牛撒谎、造假欺骗成风。官员政绩造假、学历造假，不只是搞出很多假学士、假硕士，而且还批量生产假博士。做个小官你弄个普通院校的假硕士，你做个大官就可以弄名牌大学的假博士。舆论诈骗业蓬勃发展了70多年，一到互联网时代可以说如虎添翼。作为中国的一个特殊行业，从官府喉舌的宣传机器到很多民间网红，从业人员数以百万计，可能更多。他们的工作性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吹牛撒谎。而良知尚存，戳破舆论诈骗的人轻则被解职，重则被拘捕判刑。长此以往，整个国家就成了一个舆论诈骗乐园。

我们说个代表性的案例，这半个世纪影响中国命运的最大的一场舆论诈骗就是强制计划生育（One-child policy: 中国在1979年至2015年间推行的强制性人口控制政策）。当年为了推广计划生育，中国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各种娱乐、各种文字创作、各种影视纷纷参与到这场诈骗运动当中去。当时计划生育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养老问题（Elderly care issue: 指社会如何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保障等服务的问题），因为除了体制内的城市居民，中国大部分国民是没有养老保障的，养老主要还是要靠子女。当时的舆论诈骗就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说：“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

这场骗局落幕后一地鸡毛，人口断崖式下降，下一代人、下两代人、下几代人根本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给上一代人养老。国家把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生下无数国民老无所养、老无所依，自生自灭，无助地进入了一场巨大的人口、社会、经济、政治灾难的前夜。这70多年，每一场铺天盖地的舆论诈骗运动过后，紧随而来的都是一场影响几代人的灾难。1980年代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宣传意识形态的舆论诈骗业暂时让位于经济发展，消停了一阵。这十几年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重新成为一项支柱产业。

130年前，中国有位先知先觉式的人物名叫严复（Yan Fu: 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主张维新变法）。他写了篇文章叫**《旧王绝论》**（On the Demise of Old Kings: 严复于1895年发表的文章，探讨清朝衰落的原因），其中有句话说：“华风之弊，把自尽职，始于作为，终于无耻。”那是大清国装大国装不下去了的时候。如今历史按照同样的韵律波动，靠吹牛撒谎装大国装了十几二十年，又装不下去了。严复说“始于作为，终于无耻”的那个年代，义和团的全民正在煽动搞刀枪不落，正在拆火车道、杀外国人，但是还没有被朝廷利用成为全国性灾害。如今过了一百三十年，全民变成了强民，大道变成了键盘，还是严复那八个字“始于作为，终于无耻”，只是作为和无耻的能量已经大到足以让世界都心惊胆战了。

道德与法律护栏的崩塌

归根到底，这整个制度就是个假货。它对国家实行全面控制，线上线下将高墙围起来，加上博大精深的诈骗文化，结果就是假信息满天飞，假货横行，诈骗成风。这种文化、这种风气、这种意识形态让很多头脑灵活的中国人能够把任何名堂都能用来诈骗。像爱国、治病、人道、民主、自由、反共，都可以当成诈骗的旗号。从康乾盛世骗到胡温盛世，骗到当下的经济萧条的诈骗盛世，从舆论到收割，从上到下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诈骗产业链。每个人群都有骗子和受骗的人，但像中国人中骗子这么猖獗，嗷嗷带骗的人密度这么高，实在是不多见。骗子把受骗的人当成蠢货，这是诈骗心理学的ABC。但同时，中国人大都觉得自己很聪明，喜欢偷鸡取巧，一旦受骗又习惯性地“生米煮成熟饭”，成为骗子的啦啦队和同伙。

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说，一个正常运转的良善社会需要两道护栏。一道是内在的护栏，就是人们的道德约束。孟子（Mencius: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讲**“人一理之心”**（指孟子提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端，认为人皆有之的道德本性），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人的内在的道德护栏。每个人都有受到利益诱惑的时候，闪念之间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但心中的道德律或者说道德感会出来阻止我们那么做，这是内在的道德护栏。

传统上中国人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孔孟之道的约束，拜天地君亲师，知道有些事不能做。但这种源自古代士族社会的人伦道德有个很大的短板，就是它讲究高低贵贱、远近亲疏。骗上面不可原谅，但骗骗下面另当别论；骗亲人不行，但是骗骗外人另说。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晓岚记载了乾隆年间的那些骗子，像那些卖假砚台的、卖假烤鸭的、假蜡烛的、假皮靴的，这些骗子不会去骗他爹妈，也不会去骗家人亲戚，但骗一骗陌生人的问题不大，可以容忍，可以原谅，大家都见怪不怪，可以在盛世的皇城根下明目张胆地骗。这种把人分成高低贵贱、远近亲疏的道德打着士族部落时代的烙印。在封闭的小农社会它可以形成有效的道德约束，但在开放的现代社会它就玩不转了。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社会，那种传统的熟人社会道德律已经难以发挥有效的内在护栏的作用。骗骗外国人没事，大家经常看到的，你不管是宣传机器还是民间的各种说法，你骗外国人骗了就骗了嘛，偷他们的技术拿来冒充是自己的发明创造，而且遥遥领先，你每天都会看到这样的事情。

二十世纪，苏俄的野蛮意识形态传入中国，控制了整个国家。即使是传统熟人社会的那种七零八落的道德也被扫荡一空。它经历了一场一场的政治运动，一场一场的腥风血雨、无情斗争，国民的内在道德护栏已经被彻底摧毁了。

除了内在的道德护栏，一个正常运转的良善社会还需要外在的护栏，就是法律护栏。具体说就是立法、司法和执法的护栏。善行要受到鼓励，恶行要受到惩处。诈骗要让骗子面临自己难以承受的严重后果，骗一次要让他们付出一辈子的代价。但是当今红朝的公检法（Public Security, Procuratorate, and Court system: 指中国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是国家司法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政权安全，保证垄断权力，而不是保护国民、惩处恶人。结果就是防止诈骗的制度外在的护栏经常失效，官方经常不作为，甚至亲自下场参与诈骗。

这不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系统出了问题。我们拿电脑打个比方，就是CPU出了问题，整个操作系统出了问题，你再好的APP不可能在这种系统上正常运转。如果整个制度、整个意识形态、整个价值体系都是一场骗局，大家的日常生活就成了为无所不在的系统性骗局买单、补窟窿。在这个下沉年代，不得不付的账单越来越多了，数额也越来越大了，不得不补的窟窿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一个不愿放弃内在道德护栏的人，精神生活注定充满了挣扎。勇敢的人可能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奋力突围。忍耐的人可能会选择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只要能守住底线，不允许自己成为系统性诈骗的理想目标人群，不主动或被动做系统性骗局的啦啦队，都视为一种有意义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