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回到读书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不久前我给大家介绍了一本书，叫**《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在那期节目中，我讲到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研究发现，当今世界主要存在两种互相对立的价值观：一种是“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与“自我表现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的对立；另一种是“传统价值观”（Traditional Values）与“世俗理性价值观”（Secular-Rational Values）的对立。

如果我们把这两组价值观画成一个坐标系，再把各国的价值观调查结果放入这个坐标系中，就会得到一张图表。你会发现，稳定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几乎正好沿对角线分离于两侧：所有稳定民主国家，全在自我表现价值观和世俗理性价值观这半边；“洼地”则全在生存价值观和传统价值观那半边。而在对照这张经济水平分布图，你就会发现，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几乎呈现同样的分布。这就充分说明，经济社会的发展（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与该社会人们所持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

那么，一个社会的人们所持的主流价值观是由什么塑造的呢？仔细观察这张图，你会发现，有相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几乎全都集中在同一个区域里。这就足以说明，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人们价值观的，是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Cultural Tradition）。所以，我在那期节目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在是否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个层面上，文化是有优劣之分的；有的文化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的文化不能，这是客观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因为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会塑造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一个人遵从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在现实世界中对应具体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

虽然这张图表并没有把全世界所有的文化区域都统计进去，比如主要的伊斯兰国家、阿拉伯国家里面就没有，但是不难看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上，欧洲新教国家（European Protestant Countries）绝对是一骑绝尘，是在近代社会巨变中始终领导世界的国家，是现代性（Modernity）的开创者。那么问题就来了：欧洲新教国家的文化传统到底优越在哪呢？我们都知道，所有国家、所有民族、所有社会都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我们从何处来？”，二是“我们要往何处去？”。“我们从何处来”这个问题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解释；但要回答“我们要往何处去”这个问题，那我们肯定就要向最成功、最卓越的社会看齐，去他们的思想文化中找答案了，这就跟抄作业要抄学习最好的那个学生是一个道理。

韦伯的疑问：新教与资本主义的渊源

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绝对是近代思想史上的一部重磅之作，因为它回答的就是“欧洲新教国家的文化传统到底优越在哪”这个问题。那这本书呢，就是我现在手里边拿的这本，来自德国的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正是凭借这本书，马克斯·韦伯成为了社会学发展史上的核心人物之一，虽然已经去世了100多年，但至今仍然对社会理论和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

那韦伯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其实用一句话就能概括：那就是，为什么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现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首先在西欧，尤其是在新教地区兴起呢？就是因为新教，尤其是新教中的加尔文一派的宗教理论，无意中塑造了一种与现代资本主义高度契合的精神。

理性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

哎，那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在说资本主义的时候，从前面加了两个限定词：我说的是“理性化”的“现代”资本主义。这两个限定词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出现过，甚至在中国的明朝时期也出现过。但是这些资本主义萌芽，无论是古代的那些大投机商人、或者拥有朝廷特许经营权的暴发户，还是近代那些贷款给战争双方发战争财的、兼具种植园主和奴隶主身份的企业家，都拥有不理性的特点。韦伯这本书所说的资本主义，显然并不是这种广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仅限于近代西方的那种，将家庭和商业活动分离开来，用理性的记账方法核算资产的、理性的劳动组织方式。

共产主义思想的奠基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曾经在《资本论》（Das Kapital）中对资本主义进行过一番污名化，他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所以一说起资本主义，我们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都是贪婪和逐利。但是大家先不要管马克思是怎么说的，让我们先自己动脑子独立思考一下。贪婪和逐利，难道不是从古至今所有社会的共同特点吗？古代帝国和官僚制度对社会的榨取，对外的侵略扩张、殖民掠夺，不全都是受利益驱动吗？那么这种对内专制榨取、对外谋求领土扩张的野蛮的旧世界，是被什么所终结的呢？不就是被现代民主国家、被资本主义全球化所终结的吗？所以如果你能独立思考的话就会发现，说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贪婪和逐利，在逻辑上根本就不能成立。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应该恰恰是跟贪婪和逐利相反的，这样才符合逻辑嘛。否则它所催生出来的，就不应该是现代民主国家，而应该是类似于古代的那种社会形态。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呢？不是像古代那样不理性的逐利，而是系统性的、理性的追求利润。不是为了享乐、地位、虚荣而去赚钱，而是把赚钱视为一种道德的、正当的生活方式（Moral, Legitimate Way of Life）。所以赚钱不是赚够足以享用的钱就可以停止了，而是将赚钱作为一种天职（Calling），用一生去履行这种天职。利润也不该用来挥霍享乐，而是应该禁欲（Asceticism）、克制享乐，把利润用于投资。

韦伯认为，有一个人可以完美的代表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这个人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见他就有好心情的、100元美钞上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他既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也是一位成功的印刷商和出版商。他虽然非常的富有，却反对奢华、反对炫耀性消费，推崇简朴节制，因为他认为财富的正当用途不是享受，而是用来再投资、改进事业、提高效率。这在韦伯看来，就是一种道德化了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另外富兰克林还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Time is Money"）。但这句话其实不是在强调时间的宝贵，而是在说，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把时间用在赚钱上，而不是浪费在其他事情上。因为富兰克林就认为，赚钱是人的一种道德义务，是人的天职，而不是享乐的手段。

新教伦理驱动：天职、预定与世俗禁欲

那他的这种价值观，他的这种标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被什么所塑造的呢？就是新教伦理。在传统的天主教观念中，人类之所以要工作，是因为人类的始祖偷吃了禁果，因为人类始祖犯下了罪，所以才被逐出伊甸园，子子孙孙才不得不从事辛苦的劳作。所以对中世纪欧洲人来说，人的这条命纯粹就是为了信仰而存在的，真正的生活并不在此岸，而是在彼岸、在天堂。“天职”仅仅指修道者和神职人员，世俗职业的地位则非常的低，并不是天职，而是惩罚。

但是呢，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却彻底打破了这一神学框架。新教主张“因信称义”（Salvation by Faith），认为人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人人都是神职人员，获得救赎全靠个人的信仰，不需要受教廷的摆布。新教还充分肯定了现世生活的价值，认为人类在现世的世俗生活也是由上帝精心安排的。这一神学理论，就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职业观：工作从此不再是惩罚了，而是上帝交给人类在现世要完成的使命。这样一来，世俗职业也被神圣化了，认真工作就等于在履行神圣的责任。

新教的加尔文一派，还提出了一种“预定论”（Predestination）神学。说白了就是，所有人的命运都已经预定好了，是无法改变的，上帝早就已经决定好谁得救、谁被抛弃了。乍听之下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种教义会摧毁人们行动的动机，变得自暴自弃，反正命运都是既定的嘛，无论我再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但是实际效果却恰恰相反。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想知道，我是不是那个被拣选的人。而新教最核心的教义不是因信称义吗？所以人们无法获得传教士的帮助，只能根据自身的理解，在履行天职的过程中，来揣度上帝的意思。所以履行天职时的任何一点懈怠，都会让虔诚的新教徒产生一种强烈的焦虑：“难道说我不是那个被拣选的人吗？”只要他开始懈怠，只要他想要放纵想要享乐，这个问题就一定会冒出来。所以新教徒反而是一点都不敢在工作中懈怠，一点都不敢放纵和享乐。就算是休息，那也是为了更好的履行天职。而天职履行的好不好，最直观的表现不就是经济上成不成功吗？所以经济成功，就成为了一种“得救”的外在征兆。新教徒会拼尽全力让自己的财富增长，赚到了钱也不会用来享乐，而是大量积累并用于再投入，用钱去生更多的钱，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一种“我是被拣选者”的心理确信。

所以新教神学，非但没有让新教徒们自暴自弃，反而为持续理性禁欲的职业活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新教神学还发展出了一种“世俗禁欲主义”（Worldly Asceticism）。我们都知道，中世纪天主教的禁欲主义是一种离群索居的、否定世俗生活的禁欲，所以我们看到中世纪的那些修道院啊，基本上都建在山上或者建在非常偏僻的地方。但是新教加尔文主义的禁欲，是一种世俗禁欲主义。你必须留在世俗生活中，从事世俗工作合法获利，因为这是履行天职嘛。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能奢侈、不能闲散、不能炫耀性消费、不能追求感官享乐。

这种世俗禁欲主义包含很多个方面：比如认为一个人必须只能靠自己的力量、靠合法的手段去谋求财富，不能靠裙带关系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不理性不合法的手段。又比如时间伦理，认为浪费时间是一种罪，因为时间是上帝赐予的资源，浪费时间就等于辜负神恩。所以新教徒必须守时、纪律化作息，不能无目的的娱乐。

再比如最重要的一点：理性的生活秩序。当代人一提起宗教，想到的往往都是超自然和非理性，认为宗教与理性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是和现代性完全不兼容的。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因为加尔文主义最反感的就是神秘体验、情感狂热和各种宗教仪式，而是强调理性化、计算化、可预期。所以加尔文主义不鼓励赌博、投机、冒险式致富，而是鼓励从事稳定的职业，获得可预期的收入，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财富。它还要求信徒“无日三省吾身”：我的行为动机符合道德吗？我的行为能给上帝带来荣耀吗？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吗？

那综合我们以上讲到的这些世俗禁欲主义的方方面面，估计大家脑海里面已经都能形成一个完美的新教徒的形象了：拥有高度理性、可计算、可自我管理的人格；勤勉、注重效率；排斥掠夺型致富；偏好理性的企业经营；赚的多花的少，大量积累资本用于再投入。

资本主义的“铁笼”与现代困境

而这一切恰恰完美契合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没错，新教预定论制造的救赎焦虑（Salvation Anxiety）使信徒沉迷于持续的自我证明；新教天职观将世俗工作神圣化，使信徒全身心地投入到劳动之中；新教的世俗禁欲主义使信徒克制消费，促进了资本的积累；杜绝闲散、规划时间，实现了效率最大化；注重自律，成为优质劳动力；自立自强、合法经营、反对投机，促进了资本的稳定积累和企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所以韦伯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也是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正是新教伦理，塑造了一种与现代资本主义高度契合的精神，所以才使新教徒成为了最适合资本主义制度运转的人。

当然了，任何理论都是可以被质疑、可以被推翻的，韦伯的理论也不例外。事实上呢，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在很多国家，就比如在某神秘东方大国，经常被喷得体无完肤。而原因呢，也很显而易见是吧？因为韦伯的观点实际上就相当于在说，文化在某些层面上是有优劣之分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西方化”。这对于某些民族自尊心比较强的人来说，显然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但是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有些文明，比如中国、伊斯兰社会、东正教社会，也都曾经有过资本主义萌芽，也都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那为什么就没有发展出现代性呢？为什么到最后都是靠资本主义全球化，也就是靠我们所谓的“抄作业”，才迈入了现代文明的行列呢，对吧？

所以，不管你同不同意韦伯的观点，都必须承认，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思考方向。当然了，即使你同意韦伯的观点，也并不意味着你要成为一个新教徒。因为韦伯的这本书，毕竟是写于20世纪初的。在当时，资本主义精神仍然部分依附于新教伦理、民族国家之类的。当时人们之所以勤勉、自律、克制，至少在叙事层面，仍然可以诉诸天职啊、使命之类的宗教伦理。

但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赢得全面胜利的资本主义，已经无需再通过某种精神来维持其根基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已经通过跨国市场（Transnational Markets）、全球供应链（Global Supply Chains）、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数字平台（Digital Platforms），把效率增长、竞争、信用等等，变成了不依赖任何文化解释的纯技术标准。守时不再是美德而是前提，高效不再是追求而是门槛，持续工作不再被赞美而被默认，失败不再被视为命运。说简单点就是，宗教信仰、道德话语之类的，已经被从资本主义身上完全剥离了。但是呢，虽然宗教信仰消失了，它所塑造的这个理性的秩序，却还在持续的运行。它不再承诺救赎了，也不再需要信念了，但是呢，却通过全球竞争与淘汰的机制，将每一个个体牢牢地嵌入其中。韦伯将其形容为一个“铁笼”（Iron Cage）。新教伦理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但资本主义最终却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铁笼。人们虽然不用再为上帝工作了，却不得不为制度本身工作。

读到这个结尾的时候，我真的是汗毛倒竖，一时间很难相信这本书竟然写成于100多年前，不但预言了100多年之后人们面临的现代性困境，还给当代的社会学家们布置了作业。什么是发人深省啊？这就是发人深省。

当然了，还是那句老话哈，以上所有这些都只是作者的个人观点以及我的个人解读。欢迎你跟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解读，也欢迎你把你自己的想法分享在评论区。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安争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