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两极化：情绪政治的挑战

近一年来，人们普遍感受到言论自由空间日益受限，一旦发表意见便可能立即遭受网络攻击，导致许多网红和公众人物在网络上不敢发声，甚至有受害者因网络暴力而出现抑郁及心理问题。台湾社会的内耗和舆论两极化现象，正逐渐步入美国社会的后尘。如果未来持续恶化，势必会危及台湾的民主运作。本文将从社会科学、哲学和历史三个角度出发，探讨当今的两极化社会。

一般人通常认为两极化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不同所致，例如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一方动辄指责对方为“左胶”，另一方则咒骂对方为“纳粹”、“法西斯”。然而，如果仅仅是意识形态差异，无法解释为何过去二十年来两极化现象才开始变得严重，且双方交集越来越少。因此，学者们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即情绪政治（affective polarization: 人们将党派视为一种身份认同，并以此为基础产生强烈情感偏好和对立）。

情绪政治指的是，人们开始把党派当作一种身份认同。当反对的党派做了某件事后，人们就会站在其对立面，以此巩固和强化自己的认同忠诚度。因此，在网络上，很多人其实并非真心要辩论，而是单纯地进行愤怒诱饵（Rage-baiting: 故意发表煽动性言论以激怒他人，引发争议和关注），故意引战，召集大批网民发动仇恨动员。这种情绪政治会导致一种现象：即使两党在某些政策上立场相近，他们仍然会互相攻击，甚至把对方贴上“民主的敌人”标签。因为大家在意的不是对方采取什么立场，而是想象中的他们有多极端、多讨厌。所以，问题并非意识形态那么简单，而是情绪政治和自我认同。人们已经内化了党派认同，这也许是在三十年前不曾见到的情况。

过去二十年来，这种两极化使美国选民变得更坚定、更忠诚，也让人们对对立的政党更有敌意，中间选民越来越少。更严重的是，这种两极化已经开始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过去十年，美国人感觉与政治立场不同的人对话越来越有压力。另一个更明显的变化是，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人很少在意自己的孩子是否与反对党的人结婚；但自2010年以后，美国不分党派、会在意这件事的人比例都大幅增加。

那么，台湾的情况如何呢？2022年，政治大学的政治学者黄纪和郭子靖研究发现，台湾人在统独议题上出现了情绪政治的两极化。他们请蓝绿两党的人给自己支持统独的立场打分数，0分是最赞成独立，10分是最赞成统一，中间5分则是不统不独。结果发现，大多数人其实都在光谱的中间，也就是倾向维持现状。但是，如果请这些人评判对方应该在光谱的哪端，我们看到的光谱却会是：蓝营认为绿营都很极端，支持独立；绿营认为蓝营都很极端，支持统一。从这项研究我们发现，真正造成两极化的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差距，而是我们心里觉得对方很极端的这种情绪。

情绪政治的激化因素与应对之道

如果问题出在情绪政治，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过去几年情绪政治被激化了？学者发现一个关键因素是社群媒体。我们通常会以为社群媒体会产生同温层效应，导致两极化，所以我们应该要跨出同温层。但是研究发现正好相反，在社群媒体上接触到与自己立场不同的人，可能会造成反扑效果，反而增強两极化。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煽动型网红，口出狂言来博取流量。他们发现越是耸动的话题，越可以赚取更多流量。社群媒体的算法为了赚取更多广告费，就会更常推荐这些影片。所以许多网红其实默默助长了台湾的政治两极化，因为网红的推波助澜，把人们推向了某一个极端的立场。例如：“你不支持罢免你就是中国人”、“你不蓝不绿，那你就是蓝”、“你不蓝不绿你就是红”、“你不表态你就支持罢免”，这让所有人都觉得很疯狂。

那么，对这种两极化现象有没有什么应付方法呢？在目前社会越来越两极化的情况下，台湾要如何停止恶斗、内耗？在《民主国家如何死亡》这本书里，政治学者Steven Levitsky和Daniel Ziblatt引用了美国内战的例子。美国历史早期就因为蓄奴问题产生过两极化对立，可以说是美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情绪政治。当时南方蓄奴州拥护奴隶制的参议员John C. Calhoun就说：“解放奴隶后，黑人就会爬到白人头上，我们的家园就要被奴隶占领了。”反蓄奴的人则指控对方是在煽动暴乱。这种两极化让当时的国会充斥党派暴力，几年后就演变成了大规模内战。

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重建社会信任，两极化才逐渐缓解。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民主制度要能够稳定运作的基础，是必须知道政治对手不是敌人。只要对手照着宪法规则走，就必须接受他们也能掌握权力，也有统治的平等权利。再怎么样不同意对手，还是要承认他们的正当性，也就是相互容忍（mutual toleration: 民主制度中，即使对政治对手的政策和观点持有异议，也承认其合法存在和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的民主精神。

再来是社群媒体加剧两极化的问題。Facebook可没有说要做出可以强化民主的设计决策，他们考虑的是如何让社群媒体这个产品能够获得人们更多的触及率。如果大家都习惯了Threads上面那种仇恨政治，它其实会把整个社会的下限拉低。在真正的公共辩论上，人们就会习惯用很戏谑的方式来谈事情，这等于是在损害台湾社会的民主品质。主流媒体又很喜欢跟着报导这些新闻，等于是在帮这些极端份子当传声筒，过度放大少数极端的聲音。这让大家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台湾人都变得好偏激。但其实偏激的是那些侧翼粉专，只是主流媒体大肆报导少数极端行为。当我们观察那些在Twitter上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人，我们发现大概有7成的內容是由6%的人所创作的，而这6%的人不成比例地都是极端自由派或极端保守派。所以当我们在滑社群媒体时，可能错误地以为大家都很极端。

那如果不用社群媒体搞情绪政治，又有什麽替代方案呢？我们在日常人际互动上，大家都会避谈政治。学者建议，应该要设计一些能够促进对话的社群平台或App。例如美国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款像交友软体的App做实验，每个用户都是匿名的。你选好你想讨论的话题后，例如移民、枪支管制，这个系统就会帮你配对一个跟你立场不同的人，但是你不知道对方是哪个党派的。结果发现这种设计有效减少了两极化，促进不同立场的人去真正认识对方为什么这样想。因为这个对话是以“主题”来配对，而不是以“党派”来配对，所以对话就会聚焦在问题上，而不是党派认同上。从这个实证研究来看，要减少两极化，我们应该试着转向讨论问题本身。重点不是对方站在哪个党，而是对方提出的论点是否合理。例如，罢免立委应该看这个立委是否适任，而不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就全面罢免他。

另一项研究发现，有助于降低两极化的方式是建立审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一种民主形式，强调通过公民之间理性、开放、平等的讨论和辩论来形成公共意见和政策决策）的安全空间，让大家觉得在这个空间里，可以真实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不会动不动就被出征、炎上。例如美国在2019年做了一项实验，叫做“America in One Room”，找了500位选民来到一个房间里，共同讨论5个争议主题。讨论时会有主持人在一旁引导，注意双方对话的情绪，发现这有助于减少两极化对立的现象，能够促进双方真正的对话。结果显示，原本在政治立场上最极端的两群人，极端自由派和极端保守派，在对谈结束后都校正了原本所支持的极端政策的程度。

当然，很多人听了可能会觉得这些解方听起来都需要专家、公部门的设计，不是我们个人就能做到的。所以面对网络上群魔乱舞的资讯，我们还是要回到每个人自己，必须有自主思考的能力。每个人都要知道如何辨别论述的合理性，不盲从、不被带风向，才可以打造出一个民主防火墙，让社会不会轻易被极端言论渗透。

法国哲学教育：培养民主公民的思辨力量

然而，自主思考的能力恰好是我们的教育不教的。现在的民主国家是间接民主，所以我们只需要投票选出代议士、总统就好了，之后就可以把事情都交给他们去烦恼。但这其实不符合民主刚开始的理念。古希腊是直接民主，每一个公民都要能够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要能够跟不同意见的人对话。民主理念应该是人民主动参与，每个公民自主思考、提出自己的意见，学习跟不同立场的人对话。这听起来很理想，但实际上要怎么做呢？

事实上，法国的高中哲学教育设计之初衷就是培养独立思考的公民，所以我们不用重新想一次，而可以借鉴法国哲学教育，看看他们怎么教下一代成为会思考、辩论的公民。法国高中规定，高三生要上一整年的哲学课，文组是每周上8小时，理组则是每周上4小时。到了每年六月大考，第一科考的就是哲学，作答时间4小时。哲学考试的题目每年都会被台湾媒体报导，说法国人真厉害，高中生就在学这么难的东西。但其实法国把哲学列入教育，并不是要培养哲学家，而是要透过哲学训练，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在他们的观念里，哲学教育比较像是让年轻人“转大人”，变成合格的公民。

我们在台湾都是年纪到18岁就可以投票了，就自动变成了政治公民。但仔细想想这其实很奇怪，为什么你18岁生日过后就突然很懂政治议题，可以投票？其实很多大人即便有投票权了，思维还是跟高中生一样不成熟。法国的哲学教育就是要让年轻人转大人，赋予公民思考的武器，你才能参与民主社会的运作。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法国高中哲学课是怎么做的。法国高中哲学在教论证的时候，其实有一定的模板和写法，学生必须依照一定的步骤来写：先在引言里分析问题，再在正文里整理正反意见，最后才提出自己的结论。这听起来好像跟大家印象中的哲学不太一样，哲学不是应该自由思考吗？其实这个模板不是叫你死背，而是在模拟民主体制里决策形成的过程。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你至少要有三项基本能力：

第一，能清楚定义问题里的概念。 第二，你要能公正陈述正反方的意见。在说明自己的主张前，先充分阐述反方的意见，知道跟你意见不同的人怎么想，之后再做出自己的独立思考、判断。 第三，正确引用佐证、资料来源，来增强你说话的说服力。 这三个步骤都是在民主辩论中必不可少的。

现在我们来进一步拆解这三个步骤。第一步，釐清问题中的定义。在讨论一个议题时，人们时常会因为没有先定义好一个词汇，导致无效沟通，两边各说各话。看似用同一个字，其实根本在想不同意思，结果就是逻辑死亡。例如，“法西斯”这个字，学界有明确定义怎样的政治人物算是法西斯，但是大家都随意使用，已经变成骂人的话了。有些人还会反问，我们又不是学者，为什么要照学界的定义呢？如果你讨论的概念本身是日常的，那只要讨论双方讲好就好，不一定要按照学术。但如果你今天用的概念本身是源自学者的发明，你难道不需要去理解一下它原本的意思吗？

我们来看一个没有清楚定义的反面教材。自由派的媒体人Mehdi Hasan邀请所有立场不同的美国右派人士来辩论移民主題，结果大家却连移民跟原住民都定义不清。Hasan说对方是白人，是移民的后代，不是美洲原住民；结果这个右派人士却说，白人本来就是原住民。也就是说，自由派跟右派在“原住民”这个词上的定义都已有分歧，这样的讨论根本就无法有效沟通，都是各说各话。

釐清定义后的第二步，是你能否对正反双方的论点进行一次整理。整理完后才开始说自己的观点，这是绝对不能省略的步骤。为什么要训练学生有这种能力？因为要确保你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能够尊重多元价值。你至少要有这个习惯，去理解跟你意见不同的人为何反对，他们在意的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因为自己不认同就不去理解。我们在台湾从小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在网络上常常看到大家是先把对方的论点丑化、抹黑，再去攻击对方的论点。但这其实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因为你骂完之后，反对的人并不会因此被你改变意见。这在哲学上称作，你没有认真理解对方的观点，而是把对方观点扭曲，就像扎了一个稻草人谬误（straw man fallacy: 论证者曲解对手的论点，将其简化、夸大或扭曲成一个容易攻击的“稻草人”，然后攻击这个被扭曲的论点，而非对手的真实论点），打败稻草人之后还洋洋得意，即使对方根本没有被你打败。例如Charlie Kirk在跟剑桥大学生辩论“大学教育是不是一场骗局”的时候，就用了一些没有代表性的极端案例来反驳大学教育，就是一种稻草人谬误。他提到：“我们有1100万个高薪工作岗位，却沒有足够的劳动力。反而我们看到许多人跑去大学里修读北非女同志诗歌。这可能听起来不错，但这不一定能发展人们的性格或灵魂，也不必然会给你必要的求生技能。”对此，有人反驳说：“北非女同志诗歌我想並沒有这个学位存在，我想那只是学位里的某一门课。”“你只是拿一个单一例子来告诉保守派跟一堆年轻人，大学教育是一场骗局。”

你应该要先找出对方的论点里有哪些值得肯定的，肯定完之后，再说明你反驳的理由，也就是进到第三步：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且拿出数据资料、证据佐证。先充分考量对方的合理之处，再指出对方的不合理。这个顺序不能反过来，因为这样才能显示出，你支持的立场能够克服前面讲的问题和局限。还有，论点不能从个人经验出发，不能说“我感觉这项政策是在撕裂社会、制造对立，所以它是不好的。”这种论述没有普遍性，纯粹是你个人的感觉而已，不是大家都如此。法国的哲学教育会教学生，如果要主张个人情绪，可以用文学作品里的角色当作论据，因为文学作品既然会成为经典，就代表它反映了某种普世的人类经验，大家都有同感。或者更好的是，直接引用哲学论述，用哲学家说过的话来加强自己的主张。这也就是要训练学生平常多阅读，才能知道哪位哲学家支持怎样的论点。当然我们一般日常辩论不用去记住哲学家讲了什么，我们比较需要的能力是拿出学术的数据资料佐证，有统计数字或是实验证据，才可以证明你说的、增加论点的说服力。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示范。留法的哲学家坂本尚志在他的书《思辨的力量》中提出一个案例分析：2010年法国哲学会考的考题是“劳动能使我们更有人性吗？”（Le travail nous rend-il plus humain ?）根据刚刚说的三步骤，第一步是拆解问题、釐清定义。先定义好什么是劳动、什么是人性。我们可以把劳动暂时定义成：人利用工具来改造自然、延续人类的生命和社会。那人性呢？哲学上常常把人性定义成：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本质。这些定义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只要辩论双方都同意采用这个定义就可以。

再來第二步是公正地整理正反方的论述。正方认为劳动能够使我们更有人性。例如Karl Marx就抱持这个观点，人因为懂得使用工具，所以劳动比动物更有效率，劳动就是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把生命都灌入了自己的工作，创造出来的产物却被资本家拿走了，劳工自己只能领死薪水。所以Marx一方面歌颂劳动，一方面也批评社会组织让劳动丧失了人性。还有法国哲学家Alain在《论幸福》里也是正面看待劳动，认为劳动的活动能够让人产生愉悦，促使人们成长，而非只是为了利益而工作。真正的工作是可以在过程中实现幸福的，像是与他人一起做园艺，在过程中就会产生人际交流，可以从中获得满足感。

整理完正方论述后，再进到反方论述。有另一派哲学家是否定劳动的，认为劳动不会让我们更有人性。例如Aristotle就主张，自由的公民是不用劳动的，因为劳动在古希腊是奴隶的工作。奴隶动用身体劳动负责生产，而公民动用知性劳动负责政治讨论。如果你都把时间花在工作，你哪有时间进行独立思考，又如何能够参与社会上的公共辩论？进行思考、参与政治才是人的本质，所以劳动反而会让人脱离人的本质、远离人性。同样的，Friedrich Nietzsche也认为劳动束缚了人们，让人们变成工作的奴隶。一旦你要忙于工作，你的思想就受限制了，因为你的能量都被整天的工作耗尽了。每天工作8小时后下班回家，你就不会有力气再去思考问题。所以在《朝霞》里，Nietzsche就说劳动是“最优秀的警察”，让人們不会为非作歹、胡思乱想。

现在表述完正反方之后，我们最后才表述自己的意见，说明你更同意哪一方。这就是哲学训练人们思辨的方式，展现出一个光谱给你看，让你知道在某个议题上，光谱的两端长什么样子，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看看你是比较支持劳动派的，像Marx跟Alain这些哲学家；还是比较支持反劳动派的Aristotle跟Nietzsche。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竟然叫大家去训练批判性思考、表述正反意见，这种想法也太天真了吧，真正在网络上骂来骂去的人就是不想动脑。但是，两极化的根本原因就是情绪政治，我们如果只用情绪来回应情绪政治，结果就是大家吵成一团。这就像我们不能用假新闻去对抗假新闻。现在要能够应对情绪政治，反而应该要有退一步思考的能力，而不是跟着那些煽动型网红一起起哄。你在社群媒体上是打不赢任何一场仗的，不要参一脚就对了，不要参加公共的斗争，因为那只是在助长网络暴力行为。这并不是说不再参与政治过程，而是指不要参与那些平台。

也许我们应该问的不是“干嘛花时间去学思辨能力、批判性思考”，而应该要问“为什么民主社会里这么重要的能力，学校体制竟然没有教我们？”所以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所有民主国家都需要时间找到自己适合的道路，也都会动用不同资源来养成自己的民主性格。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法国、日本跟台湾的发展轨迹。

法国一开始也没有哲学教育，是一直到1830年，法国的一位哲学家Victor Cousin成为教育部长，制定了一系列的哲学教育政策。当时他提倡哲学教育的时候，也引来很多反对声浪，很多人认为年轻人学哲学太早了。但是Cousin认为，哲学可以从青少年就开始学，因为每个人都有理性的能力，只是需要教育来引导，必须实施高中哲学教育，才能符合民主社会的要求。因为在法国大革命后，法国的教育理念是要从封建制度的皇权思想中解放。教室里面的师生关系就不应该复制君王与臣民的关系，好像老师下令要学什么知识，学生只需要服从、吸收知识。不能一边高喊自由民主，一边却在教室里复制不自由、不民主的课堂环境，而应该要教育下一代的公民，如何成为自主思考的民主人。

台湾在戒严前后也经历过这样的转变。戒严时期人民不需要会思考，只需要服从上级指令就好。当时还有思想审查，一些政府认为危险的思想都会被查禁。但是台湾解严转型为民主国家后，人民却还保留着过往戒严时期的惯性，在课堂里不教学生自主思考，而是让大家追着成绩跑，造就人民会去盲信权威、政治领袖、煽动型网红。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的例子。日本什么时候发现民主体制需要会批判思考的公民呢？日本的大正时代（Taisho Democracy: 指日本大正天皇时期，即1912年至1926年间，日本社会出现民主化思潮和政治、文化自由化运动的时期），民主思想开始萌芽。因为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变富强了，民主社会该有的硬体都有了，像是有媒体、报章杂志。但是还缺乏软体，也就是民主人该有的独立思考能力。所以当时的知识份子就发起“大正教养主义”（Taisho Kyoyo Shugi: 日本大正时期提倡的一种教育和文化思潮，强调通过广泛阅读人文经典和哲学著作，培养个人独立思考能力和高尚品格，以塑造有素养的现代公民），反君王与臣民式的权威教育，而是推动自主阅读，让日本人成为有素养的民主人。当时的口号是为了日本而读书，读什么书？读人文经典、哲学书，René Descartes、Immanuel Kant、Arthur Schopenhauer通通都读。这些哲学书表面上看起来很没用，但是民主讨论的思辨能力就是奠定在这些没用的东西上。这场文化运动打造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世代，知道怎么包容不同意见、尊重多元差异，也能够辨别哪些政治人物违宪、藐视宪法。例如被誉为“宪政之神”的Ozaki Yukio发起“护宪运动”，有数万名群眾到立法院外到场支持。还有像是日本作家Akutagawa Ryunosuke、Yoshino Sakuzo、Abe Jiro，都是大正民主的代表人物。别忘了当时台湾也是日本的殖民地，台湾知识份子也赶上了这波民主潮流，为一般老百姓进行文化启蒙，让台湾人成为民主人。

如果我们追溯历史，就会发现台湾的民主化运动里，有很多重要的推手都受到哲学影响。例如李登輝就曾经在《我们是谁？新时代台湾人的道路》这篇文章里，表明自己受到Friedrich Nietzsche、Martin Heidegger、Jean-Paul Sartre这些哲学家的影响，甚至说：“新时代的台湾人应该要有这些哲学省思。”恰好是那些看似没用的哲学奠定了台湾民主前辈的思想。

我想台湾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在前人打下的民主基础上继续往这个方向前进。这可以称之为一场民主保卫战，因为如果整个社会继续恶斗内耗，两极化的声音就会为下一代人打造一个负面典范，也会让很多人觉得“台湾民主是个笑话”。更糟的是，这可能还会让一些势力可以趁虚而入，说：“你看，民主又不能当饭吃，每天吵来吵去，社会都在空转。反而像是中国这种威权国家，虽然没有民主，但却可以照顾好民生经济，那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如果人民都有一些基本的逻辑、思辨能力，知道怎么辨识一些谬误、话术、假讯息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容易被网红煽动、被认知作战渗透，社会才可能减少恶斗、内耗、两极化，让台湾的未来更自由、更民主。

如果你想进一步训练批判性思考、学习哲学，超级歪最近在Hahow开了一门哲学训练课，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资讯栏连结。这门课程设计也参考了法国高中哲学教育的课纲，也会引用大量的电影、日常生活案例，让大家不会觉得哲学是难以亲近的知识，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从日常辩论的技巧，再到人生的价值选择，哲学都是拓展我们视野的软实力工具。如果你是常常收看超级歪频道的观众，也非常适合这门课，它会带你走过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流派，如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批判理论、精神分析、存在主义，让你进一步系统性地学习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