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挺沮丧，不管花多少时间了解文化、社会，最后对方看到的还是我这张外国人的脸，永远无法成为“自己人”。然而，“自己人”这件事也有它的两面性。有一次在北京，一个朋友约我吃饭，聊到生活、工作、带孩子的事情。他问我：“雅丽，你多大？”我说28岁。他说：“差不多了，可以开始考虑稳定下来的问题了。”在那时想来，成为“自己人”也带着它的麻烦。

我叫阿雷，来自意大利，是名写作者。屏幕上的三个名字都是我：阿雷是我的小名，雅丽是中文老师给我起的名字，亚历山德罗是我爸妈给我起的名字。亚历山德罗这个名字有“保护人类”的含义，意大利父母也知道如何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今天想讲什么？我想尝试回答一个多年以来，一听就头疼、刺痛、双痛、各种痛的问题：“你为什么会来中国？”我也不知道，希望能回答。如果我说有一天醒来，我就在淮海中路骑着共享单车，还被交警罚款了，那样讲会比较省事。如果要讲清楚，需要从比较远的地方说起，具体是从 2014年夏天，在南京。

寻找连接：南京青奥会的七天奇遇

那时我20岁，在意大利罗马读传媒专业大学，还兼职体育记者。那年夏天，我有一个去中国的机会，去报道在南京举办的 2014年南京青奥会。在南京的时间很短，只有七天，做的工作比较单调，就是写一些体育报道。但这七天里，我每天都有一个很强的动力，希望能早点下班。这些报道确实有些无聊，但更重要的是，我有点想验证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说一个执念：全世界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幸福，我们是可以相互理解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有这么强烈的想法，但这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希望。

所以我每天下午五点，有时四点，就会走出办公室，去南京的奥运村和志愿者们闲聊。当时有两万名志愿者，甚至申请志愿者的人数超过了四十万。他们主要是上海和南京的外语专业大学生，都非常珍惜和来自两百多个国家的运动员交流的机会，仿佛世界就在他们面前。我和他们聊了之后，发现他们也希望毕业后能到世界各国继续探索。他们穿着的服装，被称为“小青柠”。我与他们的交流很简单，就像他们教我中文“你好”、“谢谢”。但这给了我一种乐观，以至于我坐上回罗马的飞机时，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渴望与世界连接的地方，是区域丛林的一部分，在未来我们会越来越走到一起。

两年后，我正式搬到中国。大学毕业后我搬到北京，开始学了一年的中文，打算留下来学电影。当时准备读电影学院一个对外国人比较友好的英文授课国际项目。然而，我在学校碰到了一个法国人，叫利诺。我们开始“卷”起来了。他也学中文，每天背成语，我那时勉强能在食堂用中文点菜。他还把重要讲话的PDF全文发到微信群里，让我们翻译成英文。接着，他又说要用中文读研究生。我说：“好啊，我怎么能输给一个法国人呢？”好像不行，所以我也读了。他去了动画学院，我去了导演系。我们都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

剧组乌托邦与文化隔阂：身居中国、心系何方？

在汉语班时，利诺会跟我说，有点讽刺：我们学语言是为了跟人交流，结果他天天在屋里写中文字。但读研究生之后，情况确实变得更好，每天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做事，进剧组拍片子、演戏。在剧组里，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好像都淡化了，被现实的剧组分工所代替。老外可以是摄影老师，也可以是没有任何称呼的打杂人员。所以我们在剧组里实现了“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国际乌托邦。他可能会觉得我在做梦，但我不是唯一一个，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加入。但“约翰列侬”可能忘了说，前提是你愿意连续工作18个小时，收工时间听导演安排，打车报销截图发给制片。

那时的相处很和谐，虽然不一定那么拼命。我记得在学校时，有研究生同班同学来我宿舍喝咖啡，看到我们住的留学生宿舍，会说：“天哪，你们这过的是禁欲生活！”因为在中国，大学生通常住六人一间的上下铺宿舍，而留学生住两人一间带卫生间的标间，这形成了物理上和心理上的隔绝。考学校的难度也不一样，我那年考的时候，虽然是同一张卷子，但留学生不管笔试考得怎么样，都可以去面试。这造成了一个现象：中国人为了考这个学校，要走一条更长更难的路。所以在学生中，中国人确实更优秀。

在学校外面，社会上的剧组，像广告剧组或影视剧组里也是一样。镜头后面的大部分岗位，如灯光师、制片、导演都是中国人做的，而老外是剧组里最不专业的存在。主要是因为老外多是模特，今天还在教法语，明天就成了模特。所以入职门槛比较低，待遇偏高，何乐而不为呢？中国品牌也喜欢用老外，让自己的品牌显得更体面，尤其是在近二十年。现在去中国的县城，那些比较好的商场外面还能看到很多用老外的服装广告，这是老外最常被使用的一类。现在，比起服装或创意，或者说比起让品牌更体面，更多是为了出海（Go Global: 企业将产品或服务推向国际市场）。特别是手机或电子产品，我当时在北京拍一个手机广告，他们专门拍我从北京到上海，因为上海招不到像我这样的头发。

去就去嘛，高铁也很快。这种中外有别的心理和思维，在中国社会很普遍，以至于我们经常忽视它的存在，但它的后果很可观。前面提到的区别对待，也正是因为这种认知，才会有看到老外想要靠近中国文化觉得很新奇，春节时让他们穿唐装，写春联。

疫情迷雾中的连接与写作疗愈

说实话，我在中国这些年的时间也是这种文化的一个结果。因为我身处其中，有时受益，想拍个广告，有时又被它阻碍。就像我想尝试和别人交流时，对方只能看到我外国人的身份。比如和出租车司机的对话：“你是意大利人？意大利的？那边的？利诺隔壁？意大利足球啊？意大利？对对对，罗纳尔多还是巴西的。那你们吃辣吗？”“还行。”“那你们房价高不高？”“一平米没多少钱。”

又或者有一次我住新小区，下电梯时碰到在电梯外面闲聊的年轻人，我一走过去，他们就不说话了。等我走远一点，我听到其中一个女生说：“我很怕老外。”怕就怕嘛，我也没有转身，就出去了。但巧合的是，那天回来时又在电梯里碰到他们。这不是段子，他们看来是身处远方，又碰上节日，在家没事，所以又碰到他们。我就这样做了几次电梯，他们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我跟那个女生对视时，就跟她说：“不用怕嘛。”当然可能会觉得也无所谓，都是陌生人。

但我有一次认识了一个在中国出生长大、会讲北京话的老外。他跟我说，参加中国朋友的聚会，谈到特定话题时，他还是会被说：“你一个老外也不懂。”我又觉得很沮丧，好像不管花多少时间了解这个文化、社会，最后对方看到的还是这张外国人的脸，永远无法成为“自己人”。而“自己人”这件事可能也有它的两面性。有一次在北京，一个不算很熟的朋友约我吃饭，他带了他的意大利妻子和孩子。我们聊着生活、工作、带孩子的事情。然后话题转向我，他问：“雅丽，你多大？”我28岁。他说：“那也差不多了，可以考虑稳定下来的问题了。”所以那时想来，成为“自己人”也有它的麻烦。

到了 2020年 之后，觉得这些事情也不算什么了。疫情开始后，虽然地球没有变，但我们好像都离彼此变得更远了。我在中国度过了疫情的三年。我意大利的朋友、在那边留学的中国朋友跟我说：“我在米兰坐地铁，有人意大利人看到中国人就往后走几步，或者捂住自己的嘴。”我在中国也有类似经历。我在上海坐地铁时，会有人宁愿站着，也不坐在我旁边。然后我准备下车时，我会给他看我的“绿码（Green Health Code: 中国疫情期间用于通行和健康状况证明的电子凭证）”。

那一年，我去了北方一个小县城拍电影，拍了半年。那部电影也容纳了很多老外，光我住的酒店就包了100多个老外。你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小县城突然满街都是老外，而且看电视、看抖音，会听到“国外疫情多恐怖”。当地人被吓坏了，也可以理解。他们会报警，报警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但他们就是会报警。我们剧组也开始担心这个问题，电影拍摄会不会受影响？所以他们想从根本解决问题，就是不让老外出门。剧组派人在酒店大门把守，所以我们开始用后面的小门。

情况好一点时，我会在县城散步，有一次一个女生把我叫住了。“Sorry，怎么啦？”她表情有点担忧，但还挺礼貌，看到我没有第一时间报警。我问怎么了？她说：“你们来这里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是来拍电影的，回来几个月。”她就说：“哦，这样。”然后她就明白了，走了。我想，其实我的理想也没有像约翰列侬那么高。我们能好好说话，有问题就问，有事情就说，也就够了。

我曾经坐在那个县城的麦当劳里，回想起七八年前在南京写的关于那些志愿者的报道，就哭了。因为我觉得我20岁时遇见的美好世界，好像并没有实现。但在那个比较心酸的时期，我在写作上找到了一些安全感。我那时一个人在学校宿舍，身边没什么朋友。我开始每天和保洁阿姨、装修大叔日常聊天，跟他们学怎么切菜。在疫情之前，我对这些对话可能不会留下太大的印象。但在那样一个比较隔绝的状态下，这些人和人之间小小的相处，我觉得还挺宝贵的。

我开始用中文把它们记录下来，以日记的形式发到豆瓣（Douban: 中国知名社交和内容分享网站）。也是因为当时大家都身处孤独的居家环境，这些文章引发了一些共鸣，给了我很好的反馈，也给了我继续写下去、继续分享的动力。而且那时我在豆瓣上也没有自己的照片，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是老外。我们有了一个相当纯粹的、以文字本身去交流的体验，我觉得这很宝贵。

写作、爱情与更广阔的世界：跨越隔阂的连接之路

还有一个读者给我发私信问我：“你吃辣吗？”每个人都想知道。我说：“吃吃吃。”然后他要了我的地址，给我寄了一箱辣条。这位读者是在我的日记里读到我写的保洁阿姨是河南人，他也是河南的，对我的文字感到了共鸣，所以给我寄了零食。

2021年，我搬到上海，发起了一个叫写作俱乐部的活动。主要在我家客厅，晚上会有十几个到二十个人，每个人分享自己的作品，相互给反馈。人多的时候我还会担心邻居觉得我们是在搞传销。那个写作俱乐部的专业性质当时其实并不高，大家并不是在进行写作评比，而主要是在相互提供一个被倾听的空间。我记得当时有人，他今天好像也在现场，在分享自己的文字后，在别人对他的文字做出反馈后，他说：“我好像被看到了。”还有人说，平时白天在公司不怎么说话，来写作俱乐部念了一万字的小说。写的东西有各种形式，如日记、小说，主要是让大家彼此的内心能够被看到。偶尔会有人说：“这样的中文写作活动，竟然是一个意大利人发起。”但实际上，写作俱乐部消除了我们之间的表面差异，大家不会自我介绍，直接让作品和文字替自己讲话。就好像会觉得“我是干什么的？我来自哪里？”并不重要，而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像真的能够看到了彼此的内心。

后来也是通过我在豆瓣上的写作，认识了我的女朋友刘帅。那是 2022年，我刚在上海经历了那两个月的封控，想去海南透透气、放松一下。你可能会觉得我在做梦，但我不是唯一一个。刘帅是我的一个豆瓣读者，她通过我的IP地址发现我也在海南，她也在。她给我留下了评论，说：“我在文昌下面的一个小镇，这里很悠闲，我已经待了一个月。”我一开始也没多想，她推荐我去那里玩，我就说：“好呀，好呀。”但过了三天，我所在的万宁开始出现疫情苗头。我有一个在上海培养的肌肉记忆（Muscle Memory: 形容习惯性动作或反应）。在我还没做出理性决定之前，我已经收拾行李了。到了火车站，我还不知道要去哪儿。我想，要不去那个豆瓣网友推荐的地方？我看还有票，买了票，上了车给刘帅发消息，说我一个小时后到。

这个小镇确实像她说的非常悠闲，而且都没有出现疫情，很神奇。我们在那边的生活也很简单，在老爸茶馆吃点心，骑电动车去海边。但在那个时候，这种简单的生活是非常奢侈和幸福的。本来只准备在海南待一个星期，结果待了一个月。准备离开回上海时，刘帅跟我说：“记得来成都找我玩，不来也行，但最好是来。”

离开海南后， 2022年底，我的中文写作开始受到一些关注。我受到了媒体采访，被公众号约稿。那篇文章出来当天，一位图书编辑联系我，问我要不要拿我在中国这些年的经历写一本书。我一开始对这个想法挺害怕的。这些年我干了什么？来中国的外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会失去时间感。20岁、30岁、40岁好像过得都差不多，就是抑郁（Depression: 一种常见且严重的精神疾病，影响情绪和行为）嘛。踢球、喝啤酒、坐滴滴回家，就这样过了十几年，也不是什么没发现的事情。但我还是把这本书写了。写的时候发现，我在中国这些年，在过程中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换了很多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工作，很多省份的切换。以至于写了这本书，也不知道叫什么。因为里面写了很多东西，但回头看发现那是我的成长，也是我对生活的探索。也是那六年，我用中文做了场梦，所以最后这是我们定的书名。在决定要写书时，疫情刚好结束了。我确实去成都找刘帅了。

跨越文化与冲突：在路上寻找人类连接的意义

我们都挺想出去转转，正好我可以写书，她要写论文，所以我们决定去泰国透透气。然后，这一透气就透了一年半，去了六七个国家。上个月才回了一趟中国。

前一段时间在印尼，有一次我在住的小区的电梯里，认识了一个巴勒斯坦女生，叫海巴。她在印尼读博士，是研究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 探讨性别角色、身份和社会结构对人类经验影响的跨学科领域）的。后来我跟刘帅约了海巴喝咖啡。海巴跟我们讲了她前一段时间努力让她父母从加沙逃离的故事。具体需要为每个人花一万美元，总共两万美元，才能让他们安全抵达埃及。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得不到父母的消息，所以她会上网在社交媒体上查最新的爆炸案地点，去推测是否与父母的地点一致。她因此经常失眠。我们当时见面时，她刚好解决了这件事，她说：“我终于最近有状态跟你们讲，跟人见面了。”

我坐在那边认真听她讲，包括那些没有那么幸运、没能离开家乡的朋友。但我发现，其实海巴对我有挺重的防备心。基于我的意大利人身份，她追问我：“你是不是支持以色列？你是不是讨厌巴勒斯坦？是不是所有的意大利人都不支持巴勒斯坦？”我不管怎么说，都说不过她，她还是带着这种偏见。后来甚至避开我，主要跟刘帅讲话，还在我面前吐槽“西方人伪善”。她说西方人那么支持女性独立，那么爱护动物，却不在乎加沙人的生死。

那天我听了很沮丧，也很失望，因为我带着认识新朋友的心态，却因为我的身份受到了这样的偏见。所以那天我对“人与人连接”的信念受到了打击。

但没想到过了一两个星期，我们又在印尼的另一个城市跟海巴碰到了。一开始是她发现我们在同一个城市，然后给我发消息说要不要见面。我跟刘帅讲了这件事情，刘帅说：“我们还是见面吧，如果情况不好，我们随时可以走。”我们去了，我也挺庆幸去了。因为那天海巴好像跟第一次见面是另一个人了。她一上来就开玩笑说：“阿雷，那天要是我不在原地开口的话，你肯定不会跟我搭话。”然后整个晚上我们在那边吃披萨，她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事情。我很困惑：“你上次是怎么了？是心情不好吗？”后来我想，也许是她信任我了？通过第一次见面，她确认了我的立场，她至少知道我不会忽视她的痛苦。所以那天我们还是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晚上。

关于海巴的故事，我写在了我的个人专栏“在路上”里。这一年多，我开始用中文写这样的记录，记录我们在路上遇到的比较有趣的人和故事。比如在泰国清迈的阿姨，她的父母是五十年代从云南逃离到泰国的，她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她很喜欢讲中文，自学成为了裁缝。我当时也写了她的故事。或者这个叫埃里克（Eric）的美国人，他在七十年代参军后去了寺庙里修仙。或者我们在中亚碰到的这个阿，他是一个俄乌战争后流亡海外的俄罗斯青年。这些都是我记录的一些故事。

前一段时间，我们回中国，在广州和这个专栏的一些读者见面。我收到了一个读者的反馈：这些故事虽然离他很远，但会给他一种力量，让他觉得我们还是有能力，有机会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在“在路上”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其实挺孤独的。因为我们去很多地方，各地语言不通，我也不像之前在中国有那么多朋友。有时甚至会怀疑这样的生活，要不要继续。但我收到这位读者的反馈后，我感觉到了我做这件事情，到处跑寻找这些故事的一个意义。这个意义有可能是我四年前在南京感受到的，以及后来让我想要来中国的一个理由：跨过隔阂，与人连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