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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会上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总之，就是要继续反腐，继续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拉不拉，没什么太多新意啊。
但讲话之外，很多人还留意到了会场里的人数。这次出席的中央委员有一百六十二人，候补委员一百一十七人，加起来二百七十九人。相对于这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总人数三百七十六人，等于只有百分之七十四的出席率，创下了改开以来新低。上次低到这个程度，还是文革期间，因为太多高级干部被打倒、审查和监禁，还来不及增补嘛。相比之下，二零二四年三中全会和二零二五年四中全会出席率分别是百分之九十六点八和百分之八十三点八，相当于来了个三级跳。而这次原因也跟文革那次差不多啊，被抓、被开除党籍人太多了。
关于这件事，坊间绝大部分观点都集中在为什么习上台以来贪腐越反越多，他到底是真反腐还是借反腐打击政敌、集中权力，以及靠运动式反腐为什么没法彻底根除贪腐问题等等。这些观点大家这些年应该都听过很多了。所以这期节目我想换个角度聊聊这个问题。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独裁体制是没法根治官员贪腐问题的，这是个连小学生都懂的基本常识。但你说习近平会不懂这个道理吗？虽然咱们平时总调侃他，说他是小学生、文化水平低什么的，但这毕竟只是调侃，他学历低、识字少，属实特殊年代产物，并不等于他真的就智商很低。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真的傻，是不太可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爬到最高层并且站稳脚跟的。所以上面说那个常识，他大概率是懂的。即便他不懂，他身边那些智囊，比如王沪宁之流，也不可能不懂。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持续高调十几年如一日地高举反腐大旗呢？在正式开始前，大家可以先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历史上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从道光朝的捐纳说起
一八四九年，也就是清道光二十九年，一个名叫张集馨的官员被任命为贵州布政使，进京接受皇帝召见。张集馨是江苏仪征人，进士出身，做过不少地方官，后来留下了一本《道咸宦海见闻录》，这段谈话就记在他这本书里。大家知道，布政使主要负责的是一省财政和民政。道光就先叮嘱张集馨啊，贵州田赋收入有限，库里没多少钱，千万别让下面的人又搞出亏空。讲着讲着就讲到怎么用人。
道光说，做官的人有不同出身，用人不能先存成见。但有一种人他尤其不放心，就是捐班。所谓捐班，就是通过捐钱取得官衔或者任官资格的人。道光用了四个字来形容这些人，“居心求利”。这些人没什么理想，做官就是为了挣钱。所以他们到底能不能廉洁，道光其实是很清楚的。
张集馨有点蒙圈啊，就委婉提问，皇上既说捐班不好，何又准开捐呢？按照张集馨的记载，道光皇帝当时反应是拍手叹息，说无奈经费无所出。也就是道光其实也很纠结，一方面朝廷没地方弄钱，不得不开这个口子；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这帮人就是拿官位当买卖做，下了本当然得加倍捞回来。所以有一个算一个，基本上都是贪官。但你既然答应了，人家给钱了，你也不好一直拖着忽悠人家，否则长此以往，朝廷失去信用，没人捐纳买官，你这道财路不也断了吗？因此，你张集馨作为地方大员，还得给人这个交代，该安排官位还是得安排。
那贪腐问题怎么办呢？道光说，你们这些正经考试来的官员，受朝廷大恩，就应该为国分谤，意思是替朝廷挨骂。遇到贪官，该查就查，该参报就参报，千万别手软。总结下来就是，先通过买官筹钱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再让地方大员严查贪官，把问题往后拖。因为户部缺银子是眼皮子底下燃眉之急，而捐纳的官员上任以后盘剥百姓，是远在天边、未来才会发生的事。并且，即便发生了，也并不会立马就亡国。所以对统治者来说，他会两害相权取其轻，做出一个优先级排序。哪怕是一种糟糕的方法，但只要能解决目前最棘手的问题，他也是不介意采用的。
那回到习近平，他面临的是哪两害或者哪几害，要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
控制党员总量与庞大的“祸害成本”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八号，习近平上台不久，主持一场政治局会议，研究党员的发展和管理。会议上提出十六个字啊，“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还要求制定发展党员规划，保持党员队伍的适度规模。那这十六个字执行得如何呢？二零一二年，中共新发展党员三百二十三点三万人，一三年降到二百四十点八万人，二零一四年又降到了二百零五万人。两年时间，每年新吸收人数确实减少大约百分之三十六。但问题是，控制新增不等于总人数会下降。到了二五年底，中共党员总人数仍然超过了一亿，达到了一亿零一百二十八点六万人。
习近平这套控制党员总量政策，我给他取了个名，叫党内的计划生育。当然，不是真的不让党员生孩子啊，而是要控制进入党员队伍的人员增速，已经进来的要定点定时清理一些，后面排队的要延缓审批。
当然，即便定期清除一些贪官，换上来的人也大概率还是贪腐，这一点习近平们也都心知肚明。但他还是得控制这个总量。为什么呢？因为养这帮人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并且这里所说的成本还不仅仅是付给官员的工资、福利、退休待遇和行政开支，还包括一笔巨大的祸害成本。注意啊，“祸害成本”这个词是我自己发明的，它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常见的寻租成本。比如政府招标，原本中标方的成本是七十万，利润三十万。如果官员不贪腐，那正常情况下中标价就应该是一百万，对吧？但因为每个经手的官员都要从中拿回扣，加起来回扣总额也高达一百万。这种情况下，中标价就可能要涨到二百五十万，因为还有资金使用成本的问题。这多出来的一百五十万，就是通过一套贪腐的行政机器维持社会运转需要额外支出的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普通纳税人头上。
其次，贪腐还可能会产生一大笔难以计算的机会成本。比如因为某些糟糕的官员让一些企业搬迁、资金外流，或者原本可能过来投资搬去其他地方，并让很多民众对这个政权丧失信心。而这些动摇的都是中共的统治基础。
但这个成本又不得不付，因为习近平不可能所有事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总还是需要几千万干部替他办事、收税、统治国家，包括干各种脏活、维稳、镇压、抓上访什么的。而要想让人替你办事，就得给人超额的回报，还得让进来的、没进来的人都有个盼头，觉得只要跟着共产党干就能过上好日子。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一直标榜按劳分配，但所有中国人都清楚，这个国家既不是按劳分配，也不是按资分配，而是按权分配。因为按权分配本质上是对你干脏活的一种额外补偿。
不好理解吗？咱们举个例子啊，设想一下，假如你是老板，只想雇一个人朝九晚五上班，整理材料、处理文件，你愿意开多少工资？可能三五千就够了，没准还有很多人抢着干呢。但如果你是个黑社会，要招人去贩毒、拐卖孩子、搞器官贩运呢？别说三五千了，三五万甚至十万一个月都未必招得到人。这里还不光是因为干这些事有可能坐牢或者枪毙，还因为他突破了做人的底线，会让绝大部分普通人的良心受到谴责，心理、生理上感到不适。所以你必须得给出极高的回报，才有可能吸引到少数人。
中共官员的按权分配也是一样道理。大饥荒的时候，村里已经饿得人吃人、易子而食了，你还得下令让村干部挨家挨户逼着农民交粮。人想出去要饭、逃荒，你还得组织民兵在村口端着枪拦着不让人出村，以免丢党的脸。再比如计划生育，很多孕妇已经八个月身孕了，你还得下令让干部和产科医生给人摁在桌上强制引产。有书记说了，“百日无孩”，这一百天全市、全区一个孩子不准生。这些灭绝人性的事，你光靠洗脑是很难说服普通人坚决执行的。比如，即便你真的信仰共产主义，现在党下令让你对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开枪扫射，请问你要怎么说服自己这么做是对的？
只有一种情况下才能逆向筛选出一帮愿意帮你干这事的人，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更准确说，不是勇夫，而是愿意昧着良心的夫。只要你愿意干这些事，就能得到提拔、重用，从此平步青云、封妻荫子。并且一旦尝过甜头，以后再遇到类似的命令，你就得重新掂量了，因为你只要拒绝一次，你包括你的家人们已经得到的那些好处，就有可能都得吐出去。
而体制外的人未必理解这一点啊，他们能看到的只有体制内的稳定、丰厚待遇和被人高看一眼的社会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党员的人数会一路狂飙，拦都拦不住的原因。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入党是成为特权阶层最基本的门槛。这同样也是习近平要对党内搞计划生育、控制党员总量的原因，因为骑在十四亿人头上的吸血鬼实在太多，已经养不起了。
历代王朝的冗官、冗兵与财政困局
冗官问题当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是历朝历代都有，并且还不是小问题，甚至可以这么说，绝大部分的古代王朝都是因为他才亡的国。
如果我们把国家比作一个人，那冗官就像是人身上的肿瘤。年轻的时候身体好，活力十足，很少会得肿瘤。等到年纪大了，身体机能退化，肿瘤就开始陆续出现了。到了一定岁数，就很容易癌变，最终撑不住，撒手人寰。大部分王朝也都有类似的过程。
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王朝都是打了一场大仗，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这场仗基本上相当于从民间到庙堂都来了一次重启。民间是户口减半、到处撂荒，庙堂之上则是前朝的精英们屠戮殆尽。开国之君身边虽然有一帮功臣新贵，但这点人手对于管理整个国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造成的结果就是民间和朝廷都需要至少几十年的恢复期，下面玩命生孩子增加人口，上面开科取士招揽人才。
为啥历朝历代所谓盛世，像什么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仁宣之治，基本都发生在王朝初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古代经济结构单一，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王朝初期地多人少，可以疯狂地开垦拓荒。这会要是统计个GDP增速，怎么算都得是两位数的增幅。再加上政府规模小，吃皇粮的人不多，民众的负担也往往比较低，底层的民生也相对好一些。
比如《汉书》也记载过，汉朝初期，身为皇帝刘邦都凑不齐四匹毛色相同的马，很多将相级别的高干只能坐牛车。到了景帝的时候，田租实行的都是三十税一，经过几十年，国库里的钱粮才逐渐多起来。这种情况当时叫黄老之道，无为而治，换成今天说法叫小政府。
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越来越多，能开垦的荒地，包括能分的地，却越来越少了。清朝有个大学问家，乾隆五十五年的榜眼叫洪亮吉，他在自己的著作《治平篇》里就算过一笔账。他家祖上有十间房、一顷田，一开始是两三口人过日子，很宽裕。后来生儿育女，变成十几口、二十几口，还是这些房、这些田，就慢慢不够用了。等过了三五代，家族人口增加到数百人，虽然还能继续买屋置地，但增速也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速，日子怎么能不紧巴呢？要知道，洪亮吉出身于名门望族，祖上出过好些个高官和状元，他本人也做过贵州学政，连他都觉得家里住不开，地不够用，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而统计数字也印证他这个观点啊。公元一六五一年，也就是顺治年间，清朝人口满打满算也就一个亿。而到了乾隆末年，人口已经突破了三亿，人均耕地面积也从清初的人均五亩地减少到两亩。多说一句啊，这位洪亮吉有个玄孙叫洪述祖，曾经担任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兼总统府顾问，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也是中国第一个被执行绞刑的人。洪述祖有个孙子比他还有名，叫洪金宝。
除了人均耕地变少，王朝中后期还要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前面说到的冗官。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他的《元丰类稿》卷三十《议经费》一文中列举过数字，说宋真宗景德年间，官员的总数大概在一万多人，到仁宗时期增加到两万，而到了英宗时期已经变成两万四千人，前后不过六十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曾巩不知道的是，到了北宋灭亡前的徽宗时期，这个人数又翻了一番，已经变成四万八千多人。
为什么会出现冗官呢？因为朝廷是由一个个衙门组成的，而每个衙门、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利益算计，都想尽办法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设想一下啊，假如你是一个衙门主官，手底下只有三个人，有什么事都得亲力亲为，那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肯定是希望朝廷多给你拨点预算，多招几个人，最好衙门扩编至三十人、三百人才好呢。所以你一定会各种打报告，说工作太多，忙不过来，希望多招几个人干活，并且尽可能招点亲戚熟人或者其他官员的子侄什么的。毕竟江湖讲究的就是个人情世故嘛。等到哪天上司发现开支太大，想要裁员，你包括你手下那些人也一定会搞出各种理由搪塞，说我这不能裁员啊，会出大事。最后即便现在裁了，后面也还是会想办法把人再招回来。这个过程用今天控制论的说法叫系统自我生长，历朝历代冗官都这么来的。
以上讲的还只是官啊，更大一块的开支其实是养兵。很多人以为养兵是为了保家卫国、抵御外敌，但很多时候其实是为了维稳。因为前面说过，到了王朝中后期，地少人多，赋税也持续增加，这时候来一场灾荒就会增加数以万计的流民。站在朝廷的角度，一种方法是赈济灾民，另一种方法则是招兵，把流民中的青壮年劳力吸收入伍，给他们口饭吃，免得他们饿急造反。这个逻辑就跟玉帝封孙悟空为弼马温是一个道理。
北宋的富弼在青州安置河北水灾流民时，曾一次性救活了五十多万人，并招募了一万多兵。朝中的文彦博等人力主裁军，并批评他浪费军费。仁宗皇帝有点犹豫啊，因为担心被裁士兵转身就可能变成贼。而根据《宋史》记载，宋太祖开宝年间，禁军、厢军合计加起来只有三十七万八千人，而到仁宗庆历年间，增加到了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超过原来三倍。
仁宗、英宗时期的宰相韩琦就曾经批评过冗兵的问题，大意是说太祖时期打江山也不需要这么多兵，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打仗前临时招募，打完了就卸甲归田，让士兵回家务农。现在西夏和辽国都已经跟咱们签订了和平条约，为什么还要像敌人随时会全面进攻那样维持这么多的兵呢？并且韩琦还发现，朝廷很多时候还面临一边是养兵太多，一边兵源不足的情况。比如西夏战争时，朝廷发现部分京师的兵不适合当地作战，就另外招募了一批熟悉当地情况的兵。但原来这帮京师兵也不敢裁，因为他们已经在开封城扎根两三代，老婆孩子、房子都在这，你给他们裁了容易出问题。
后来的情况也印证了他的观点啊，就是养更多的兵，并没有让国家变得更安全。徽宗时期的军队规模上远高于王朝初期，但战斗力却一言难尽，金国人一打过来，首都都要凉凉了。
有人可能会好奇啊，说就算养兵养太多，也不至于出现战斗力大幅下滑的情况啊，毕竟人数摆在那儿嘛。这里就不得不说政府扩编带来的第三个问题了，就是欠俸欠饷。
以唐朝为例啊，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刚开始做官的时候，在长安当校书郎，校对国家藏书，是个九品小官。那咱们的芝麻官白居易当时过的是什么生活呢？他诗里说法叫“茅屋四五间，一马二仆夫。俸钱万六千，月给有余俸”。也就是住了四五间房，有一匹马，还有两个仆人伺候，每月工资一万六千文，花完了还有剩的。后来他做到正七品的京兆府户曹参军，每个月能领四五万文，另外每年还有两百石禄粮。这笔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的大臣李翱给皇帝上奏折，说一斗米卖不到五十文钱。唐朝一斗大概相当于十二到十五斤，换算到今天，一文钱的购买力大概就相当于一块钱人民币。算下来就是正处级干部白居易每月工资四五万，每年还有差不多十万块钱粮食补助。
白居易当官是在中唐德宗、顺宗年间，财政还撑得住。但到了一百年后的晚唐，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九零四年九月，因为天气冷，唐哀帝下了一道敕令，大意是说因为负责输送钱物的还没运到，文武官员的生活所需都有欠缺，眼看就要入冬，太后担心大家没钱取暖，从内库里拿出了两千多两银子，按品级发给参加朝会的文武官员，算是取暖补贴。要知道能参加朝会的基本都是五品以上官员，结果日子过得还不如一百年前九品官白居易，连取暖费都紧巴巴的。到了九零六年三月，皇帝又下了一道诏书，说由于财政紧张，决定今后百官每个月只领一半的工资，从当年正月算起。又过了一年，唐朝灭亡。
你看，这就是王朝末期的状况，人你不敢裁，国库又没钱，于是就只好给公务员和当兵的降薪或者拖欠工资。这样的队伍还能有什么效率和战斗力呢？可不就一碰就倒吗？
我们今天分析古代王朝衰败，往往会把原因归结于皇帝昏庸、任用奸臣、宦官或者外戚专权，仿佛都是帝王个人德行问题。到了近代，又有学者找出各种外部原因，比如什么小冰期、旱灾、瘟疫，甚至白银的流向。这些事情可能都发生过啊，但问题是为什么同样遇到灾荒，有的朝廷就能拿出粮食赈济，有的朝廷就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到最后激起民变呢？所以以上那些原因都只是表象，就像一个人表面上是死于病毒感染，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免疫力下降，身体不行了，随便一场小病小灾就扛不过去。
这个道理，西汉时期的贾谊其实就已经想明白了。他在他的《论积贮疏》里就说过，“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意思是生产财富的人那么少，消耗财富的人却那么多，国家财力怎么能不枯竭呢？这说的就是个供养比的问题啊。党员、官员、体制内吃皇粮的、退休老干部越来越多，上班的、缴社保的年轻人就越来越少。这种状况怎么可能一直维持下去呢？
裁员为何推不动：从古代恩荫到现代民主国家的精简对比
有人可能要说了啊，那历朝历代的皇帝和大臣们难道就没想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当然想过，比如宋仁宗时期，就让范仲淹、富弼这些大臣们拿出办法解决冗官问题。范仲淹上了一份奏书，叫《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一条叫“抑侥幸”。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有个制度叫恩荫，就是你官员做到一定级别，就可以凭借自己的资格，让家里的子弟也得到做官的机会。尤其是朝廷有喜事，封赏大臣的时候，就会给这种名额。老范还举例说，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任职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就可能有二十几个人获得做京官的资格。这些人在升迁，又能继续照顾下一代。这跟今天中国的三代烟草、三代警察何其相似啊！包括当年中共八大佬的一家只能有一个孩子做到部级以上，也是这么回事。
范仲淹最后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砍、停，总之不能再随便放人进来了。这样的提议当然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啊！很多人的想法是，我又没贪污，又没违法，都是按照朝廷制度办的，而且以前一直都是这么搞的，怎么到我家孩子这儿就不行了？你是不是针对我？还是苏轼后来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这些恩荫子弟也得考试，如果连着考了三次都考不中，到三十五岁还是允许你弄官位，相当于家里的条件延迟了几年。
类似的情况在明朝也发生过啊。比如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向皇帝报告，说全国各地诸姓宗室按照规定应领的禄米，已经达到了每年八百五十三万石，占到当年全国税粮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三三。这还只是平均值，在一些宗室集中的地方，情况还要更严重。比如河南，一年留存下来的税粮是八十多万石，可当地宗室按照规定应该领取的禄米，已经达到了一百九十二万石，相当于把河南留下的粮食全都拿去养这些皇亲国戚，连一半都不够。要知道，这还只是宗室，而且是按照制度应该领取的份额，没有贪污，没有巧取豪夺。如果再算上庞大的官僚群体和贪腐，这个比例会更高。
这也难怪，当时身为皇族的枣阳王朱幼思都看不下去了，他直接上书建议取消宗室禄米，让朱家子孙也去种地、做工、做生意，自力更生，有本事的就去参加科考。但这个建议遭到嘉靖的拒绝。明史没有记载他为什么拒绝，但想来原因跟前面宋朝那会儿差不多。
包括中共，早在一九四一年建政前就已经遇到类似的问题，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就向毛泽东建议，说要精兵简政，但到最后也没能推行下去。
那有人肯定要问了，这个问题是中国或者说专制国家独有的吗？难道民主国家政府就没有这种天然的扩张冲动吗？
当然也有。以美国为例啊，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一八一六年美国大约有八百五十四万人，联邦政府的文职雇员不到五千人，平均算下来是一千七百比一。而到了一百年后的一九一五年，美国人口增加到了一亿多，联邦的文职雇员则增加到了将近四十万人，变成了二百五十比一。也就是说，即便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联邦雇员的人口占比也扩张了近七倍。当然，这里面有很大一块是政府职能扩张和基础设施的原因，比如增加大量邮政、教师编制等等。但它也说明了，即便是民选政府，也有多花钱、多招人的冲动。
那如果政府已经长大了，还能不能缩减回去呢？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不打仗、不改朝换代的情况下，把政府的开支和人员大规模降下来？
有。就以我所在的加拿大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加拿大联邦政府长期入不敷出，债务越来越多，每年光是偿还债务利息就要花掉很大一笔钱。一九九三年大选以后，自由党领袖克雷蒂安当上总理，保罗·马丁担任财政部长，两个人开始想办法兑现竞选承诺，削减赤字。
到了一九九五年前后，加拿大政府推出一项大规模的项目审查。怎么查呢？先问这件事还有没有必要让政府来做？如果有必要，一定要联邦政府做吗？能不能交给省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如果必须联邦政府做，有没有办法少花一点钱？审查完了以后，有的项目被缩减，有的被取消，还有一些工作被交给私人企业，政府也通过提前退休、鼓励离职等方式减少雇员。
结果呢？一九九三年两人上台时，加拿大联邦政府大概有四十点五万名雇员，到了一九九九年，降到了三十二点六五万，降幅高达百分之十九。与此同时，联邦财政总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从一九九二年到九三年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八，降到了九九年到两千年的百分之十六点一，直接从赤字变成盈余。当然，这种改革也并非一劳永逸啊，因为到了二零零六年，联邦雇员又慢慢增加到了大概三十八万，接近一九九五年的水平。但因为加拿大人口也增加了，所以雇员占比和财政占GDP的比重依然远低于九十年代。
所以加拿大的案例至少证明两件事：
- 第一，政府并不会因为你搞过一次改革、裁员就不再扩张了；
- 第二，一个民主国家是可以在和平时期，通过预算审查和政治决策，在维持良好运转的前提下，把政府规模打下来的。
事实上，加拿大并非孤立啊，其他一些国家，像是瑞典、丹麦、芬兰、荷兰、新西兰，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最终也都控制得相当不错。
越强调控制越膨胀：专制体制下的软预算约束与运动式反腐
节目的最后，咱们再说回中国。
二零一二年底，习近平提出要控制党员人数时，中共党员的总数是八千五百多万人，到了二零二五年底，达到了一亿零一百二十八万多人，十三年时间，人数增加了将近百分之二十。财政方面呢？尽管中共和习近平三令五申说要过紧日子，但从中央到地方，债务还是屡创新高。
先说中央国债的余额啊，二零一二年习上台时是七点七六万亿，占当年GDP的百分之十四点四，到了二零二五年，涨到四十一点二三万亿，占比飙升到了百分之二十九点四。相比中央，地方债务更夸张啊，二零一二年是九点六三万亿，占比百分之十七点九，到了二零二五年，暴涨到了五十四点八二万亿，GDP占比更是达到将近百分之四十。注意啊，这俩还都是法定的政府债务，必须得还的，还没算上规模大得多的各类地方城投、隐性债务，那都是政府可以通过化债的方式耍流氓、不还或者少还的。所以你发现了，习时代的一个特点是，越强调控制，越控制不下来，涨得越快。
有人可能会说啊，中国政府过去也裁过员，搞过机构精简，比如最著名的，一九九八年由朱镕基主导的精简计划，国务院系统机关干部从三万三千人减到了一万六千多人，砍掉了一半，组成部门从四十个减到二十九个，减了四分之一，这个力度比大部分的西方国家都大。但问题是，它缺少可持续性。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数据，朱镕基开始机构改革后，全国城镇机关就业人口从两千年高峰时期的一千零七十四万，减少到了二零零二年的一千零五十四万人，减少了二十万，但到了二零零四年，就迅速反弹到了一千零九十二万，比改革之前还高。你看，连两年都没撑过去，并且此后的几年，这个数字一路飙升，到了二零一八年，已经突破了一千五百万，比零二年增加了一半。
而削减债务方面更是收效甚微，因为即便是朱镕基改革那几年，中央国债和财政支出对GDP的占比也是一路飙升，压根就没降过。并且从这几组数据你会发现个问题，朱氏改革一直是中央力度大，地方力度小，中央机关可以砍一半人，而全国的机关干部削减幅度最高也只有百分之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裁撤冗官这件事，并不是上头往下压就能推得动的，你能推动的也就是离你最近的那个小圈子，这是历史反复证明过的。
关于专制国家政府为什么裁员裁不下去，之前节目里咱们其实提到过很多次啊，就是软预算约束。说白了，花钱批钱的都是你共产党，没有一个独立的国会可以真的限制你的预算，可不就是你想花多少就花多少钱吗？
造成的结果就是，它会倒逼党的一把手，不得不通过非常手段，比如以反腐的名义，事实上裁撤冗官，节省开支，而不能像正常国家那样走正常流程。当然，习本人大概也清楚，这种法子治标不治本，冗官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直到拖垮整个国家财政。但他也没办法，因为你没办法给这个体制装一个外部的刹车，就只能像西西弗斯那样，日复一日继续往山上搬石头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欢迎给我留言或者发邮件，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