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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烟草工业出现负增长与产业转型
俗话说，“贵州的酒，云南的烟”。作为特色优势产业，烟草是当地财政的重要支撑，不过今年云南烟草工业出现了负增长。
云南统计局10月21日公布，前三季度全省 GDP 实现24521.2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2%。重点行业中的烟草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9%，降幅较1到8月收窄1.1个百分点。今年前八个月，除一季度末的3月和二季度末的6月，其他月份烟草行业都是负增长，其中4月和7月更是大幅下滑13.3%和18.8%。从累计数据看，1到3月、1到6月和1到9月增长率分别为0.4%、-1.2%和-1.9%。
而此前几年，云南烟草工业保持稳中有升，2021到2025年分别增长4.3%、5.8%、4.1%、1.9%、1.3%。烟草是云南第一大产业，2024年烟草制品业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6.6%。云南中烟是全国19家卷烟工业企业中产销规模最大的省级中烟公司，拥有产量位居行业前两名的红塔集团、红云红河集团。上世纪90年代，烟草产业最高贡献了云南财政收入的75%，2021年下滑到约30%。在省会昆明，2024年烟叶税首次突破6亿元，达6.04亿元；烟草全产业链总产值487.76亿元，占 GDP 的5.86%；实现入库税金293.77亿元，占昆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3.69%。
长期以来我国控烟成果喜忧参半，2025年卷烟销量快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接近2015年大幅提税之前的峰值，但今年市场急转弯。行业网站烟草市场文章显示，2026年消费持续失温传导到了烟草行业，外受供强需弱的消费环境、烟民减少与结构降级的双重挤压，内因卷烟供给失衡、工商目标错位、客我关系弱化的挑战，叠加发展阶段性、结构性矛盾持续加深。当前行业社会库存创下近十年峰值，大量资金沉淀在货架仓库无法回笼，零售户陷入“不卖压库存，卖了亏毛利”的两难境地。
还有一个标志性事件：烟草界的茅台——中华烟，曾经长期占据行业收入榜首的超级品牌，今年首次出现“量价收三杀”，前八个月销量下降2.92%，收入下降3.69%，批发价降价3.56元，整个高端烟阵营也几乎崩塌了。
近年来云南已经着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今年1月出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强省建设行动计划》，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5月又出台了《加快发展非烟非能工业行动方案》，在推动烟草能源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推动非烟非能工业加快发展，加快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算将全省16个州市分为四类，分类提出提升非烟非能工业发展的方向要求，要求到“十五五”末，全省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一半左右。
广西经济案件：开票经济与林地权属纠纷
关注广西的两起经济案件。
国税总局近日首次公布纠治“开票经济”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是广西一家民企通过虚构贸易循环开票，并利用地方国企套取贷款，造成国企重大经济损失。2023到2025年，广西南宁轩鹏农业发展公司利用虚假资质获得多个地方国企的生猪购销业务，并依托国企合同背书和盗用屠宰证等手段，提供虚假资料骗取数字化电子发票额度，累计对外开票金额近88亿元，同期取得发票金额约22亿元。
然而这些购销业务绝大部分都是虚假的生猪交易。具体操作是：首先形成虚假的贸易循环，轩鹏公司出售生猪给地方国企，地方国企转售给另一家由轩鹏公司实控的广西一品当公司，一品当公司再出售给轩鹏公司。合作初期，轩鹏公司刻意营造业务真实、资金及时回笼、稳定获利的“样板交易”，取得地方国企的信任。稳定合作后，编造急需预付生猪采购款项、保证生猪货源供应等虚假事由，诱使国企向银行贷款以提前支付采购货款，并将资金挪作他用；同时一品当公司编造公司账户临时受限等虚假理由，拖欠国企相应货款。
风险暴露后，轩鹏公司实控人谭一宁失联逃往境外，造成参与交易的多家国企巨额资金无法收回，其中一家损失6000万元。国税总局指出，“开票经济”是违规招商引资和“内卷式”竞争的突出表现形式之一。较为典型的是不法分子通过空壳企业虚开发票骗取财政奖补，关联企业之间相互开票、循环开票人为做大销售规模，造成“数字繁荣”的假象。“开票经济”问题与融资性贸易紧密相关，潜在金融风险、地方债务风险。
在钦州，广西国营某农场诉钦州市钦南区政府、钦州市政府及第三人钦南区那棚镇某村民小组林地权属确权及行政复议案19日开庭，钦州市长李玉成作为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这是一起国有农场与周边村集体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形成的林地权属纠纷，争议较多，涉及面广，成因复杂。
庭审中，在合议庭引导下，各方当事人围绕林地权属来源、村民小组合并分立的历史演变、各方当事人所持书证的效力等争议焦点进行陈述、答辩、举证、质证。庭审结束后双方均表达调解意愿，法院将组织后续调解。李玉成在最后陈述时表示，出庭应诉不仅是尊重司法监督、维护法律权威的具体行动，更是政府主动接受司法监督、深化依法行政的具体实践。民告官的官司不好打，“告官不见官”更是一大难题。近年来各地行政部门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例有所增加，至少一定程度上让赢不了官司的群众也能有一定的法治获得感。
假药会销与儿童近视防控镜片乱象
接下来关注几款“神药”。
四川成都黄金宴酒厂的养生药酒非法添加“伟哥”，被成都市监局警告并重罚252万元。该厂使用未经检测的原料基酒、金银花、牡蛎干等中药材生产配制酒，未落实进货查验制度，未如实记录生产过程，产品标签标注虚假生产日期和其他食品等，多个批次被检出西地那非成分。西地那非就是“伟哥”的有效成分，属于处方药，国家明令禁止在任何食品中添加。跟酒精一起下肚，对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还有猝死的风险。
央视财经调查栏目18日曝光一些机构打着“产品溯源活动”的旗号，精准锁定老年群体，以参观生产企业、产品溯源为噱头办会销，把普通产品包装成为“神药”高价兜售。会销是指不良商家以赠送礼品为诱饵，用组织会议、专家讲座等手段，在封闭会场内夸大产品功效，对消费者进行洗脑，诱导他们高价购买普通商品、保健食品的违法营销活动。
江西宜春樟树市号称“药都”，这里一家药企号称斥资11.8亿元打造了专门生产酵素产品的工厂，向老年游客团推荐名为“新生命”的酵素产品，宣称吃完能让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并抛出专属福利：原价2600元一盒，如今6盒只要4180元。产品信息显示这只是“食字号”的普通产品，类别为其他饮料，并非药品。记者调查获取的产品报价单显示，进货价85元每盒，大货集采65元，定制产品1万盒起订，价格50元左右。
在河南南阳，当地一家知名药企推出了一款西洋参地黄胶囊，包装成能改善多种病症的神药，而产品包装上标注的保健功能仅为“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对电离辐射危害有辅助保护作用”。每盒定价高达5760元，几次吊人胃口之后，营销团队“勉为其难”地将价格降到了一盒1660元。最后参团25名游客成交158盒，单团销售额高达26万元。
石家庄一处热门产品溯源项目主打华康菌株微生态制剂活菌冻干粉，宣称“差异化营销”，不直接卖货，而是送免费健康检测，推出“科技一对一诊疗”，拿检测报告给顾客开单，引导消费。但现场的“研发主任”、“老师”大多是没有医学背景的营销讲师。
节目播出后，涉及产品的产销地福建厦门、河北石家庄、江西宜春、河南西峡县等地纷纷宣布调查。有溯源活动营销负责人讲，所谓产品溯源不过是对外包装的噱头，核心逻辑是依托真实生产场景打造权威人设，搭配成套话术来高价兜售产品，是一套非常成熟的会销变现模式。为了保证高额成交，他们对中老年客户有一套严格的筛选标准：年龄要偏大，必须60岁以上；要摸清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最硬性的要求是有没有经济实力。只要这三条都满足，靠老师和工厂背书，产品就能卖爆了。
同一天，央视还曝光了儿童近视防控镜片的乱象。不少家长会不惜花数千元为孩子配防控镜片，然而一些孩子佩戴后度数不降反升。调查显示，一些品牌镜片包装写着“延缓增长、安全护眼”的字样，但大都没有临床报告，有的连厂名厂址都没有标注。在“眼镜之乡”江苏丹阳，部分贴牌镜片批发价仅30元，而贴标后标价1980元。在厦门，有商家冒牌贴牌，将其他品牌的镜片装入尼康旧包装加工交付，家长花高价为孩子配的大牌防控镜遭偷梁换柱。
正巧，近日教育部、卫健委、国家疾控局联合发文防控儿童青少年高度近视，提出六方面举措：要求各地指导中小学校落实教室等环境的采光照明要求，重申严格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等。通知明确了高度近视的内涵，通常是指近视度数大于等于600度，或者眼轴长度大于等于26毫米的屈光不正状态。我国青少年群体的近视率居高不下，总体超过一半，近年来略有下降，但也经常反弹。与整体近视的稳定趋势不同，高度近视率持续上升，研究预计2030年后进入平台期，并稳定在21%到22%左右。高度近视可能会演变成病理性近视，增加发生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青光眼、白内障等并发症风险，是致盲性眼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青少年肥胖指南与“健康税”政策探讨
青少年群体的另一大公共卫生难题是肥胖。世卫组织日前发布首份《全球儿童和青少年肥胖管理指南》，披露2024年全球1.7亿名5到19岁儿童青少年患有肥胖症，患病率从1990年的2%上升到8%。世卫组织2022年将肥胖定义为一种以过量脂肪堆积为特征的慢性复杂疾病，主要由致肥胖环境、社会心理和遗传变异多重因素导致。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达到11.1%和7.9%。
指南提供了全球性的临床与公共卫生建议，包括多模式的综合干预方案，如结构化饮食、身体行动和行为改变干预等。除了以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措施外，药物治疗与减重手术也是肥胖的干预手段，但指南对儿童和青少年限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比如不推荐对0到9岁儿童使用药物、减肥手术或者体重管理器械；针对10到19岁青少年，药物仅可用于伴有肥胖相关并发症的肥胖症患者，但需先完成至少6个月有专人监督的多模式综合干预；减重手术也仅适用于重度肥胖、在经过同等时长的多模式综合干预后效果不佳的青少年。肥胖儿童青少年容易遭受污名化与歧视，心理健康容易受损。指南强调卫生工作者需要尽早同步处理肥胖与心理健康问题，采用包容适配儿童和青少年发育阶段、家庭共同参与的策略。
烟、酒、糖都是健康杀手，提高烟草、酒精、含糖饮料的消费税以减少这些产品的过量消费，改善公共卫生成果，这就是“健康税”。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把健康税纳入健康促进和财政政策框架，但还不够。
世卫组织健康税与财政政策合作中心、北京红宝论坛日前主办“健康税的政策实践：研究前沿与跨学科对话”，多名公卫、财税专家认为，包括中国在内，全球各国征收健康税迎来政策窗口。目前至少有178个国家征收烟草税，167个国家征收酒精税，114个国家征收某种形式的含糖饮料税，还有国家对高脂肪、反式脂肪酸食品征税。不过到2024年，只有40个国家烟草税率达到世卫组织最高执行水平（即零售价的75%），且大多是高收入国家；酒精税税率普遍偏低；含糖饮料税也未针对健康需求进行优化。
我国是烟、酒、含糖饮料消费大国，带来的慢性病负担沉重，但是健康税改革进展缓慢。我国对烟草制品征税覆盖农业端、生产端、流通端和零售环节，分别征收四种税。而世卫组织一贯主张烟草制品税制越简单越好，中国的税制结构相对复杂。从全球实践看，低收入人群和青少年对烟草价格更敏感，所以烟草税征收以从量税为主能够更有效提高低端产品价格；但是中国烟草制品以从价税为主，从量税非常少，一包20支的卷烟，从量税在生产环节征收6分钱，批发环节1毛钱。
世卫组织去年7月发出倡议，呼吁到2035年各国通过征税将烟草、酒精和含糖饮料中任意一种乃至全部三种的实际价格提高至少50%，预计可在今后50年避免5000万人过早死亡，还能增加1万亿美元的公共收入。中国也将迎来政策窗口期。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世卫组织健康税与财政政策合作中心主任郑荣分析，中国正进入出生率下降、人口加速老龄化阶段，征收健康税、减少这类产品对健康的危害和损失，有利于促进健康人力资本的维护和积累，从而有效补充劳动力市场供给，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也使得健康税具有现实必要性。前四大税种中，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税都还在增长，唯一下降的就是消费税。寻找新的消费税税源，对烟草制品加税、开征含糖饮料税、对酒精继续加税，能够弥补消费税下降的缺口；由此带来的额外财政收入若能投入公共卫生和医疗，效益还会进一步放大。
去年11月，中国学者在《柳叶刀公共卫生》发文，题为《中国提高烟草、酒精和含糖饮料税收的健康与经济效益：一项模型研究》，估算如果通过增加消费税使三种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0%，未来25年不仅能避免超过130万例过早死亡，还能带来近7万亿元财政收入。
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末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