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内需：十五五消费规划的顶层设计
在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历史节点上，备受社会各界瞩目的国家“十五五”专项规划正在陆续向公众出炉。就在昨天，国家正式公开了关于扩大消费的“十五五”规划。作为我国首个以促进消费为核心重点的五年期国家级专项规划，这一规划的出台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战略意义。它在顶层设计层面上，对未来五年的国民经济增长动能做出了清晰的预判和承诺，即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优化社会保障制度，并清理优化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其核心目标在于，彻底释放居民消费的潜在活力，让消费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与引擎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实质性增强。
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的战略转型，规划明确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必须把扩大消费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和重要任务来抓。在具体的量化指标上，规划提出了到二零三零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即社零总额）要达到六十万亿元左右的宏伟蓝图。作为对比，我们可以参考上一年度的经济数据：去年我国的社零总额为五十点一万亿元。如果我们以此进行科学测算，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十五五”时期（即二零二六年至二零三零年），我国社零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将大约放缓至百分之三点七左右；而在上一个五年规划期间（二零二一年至二零二五年），这一数字约为百分之五。
针对这一增速放缓的量化指标，国际知名媒体路透社（Reuters: 国际新闻与财经信息通讯社）在报道中进行了客观的剖析。路透社认为，这一指标的调整直接反映出中国目前在传统商品消费领域的增长动能正在面临自然的减弱。因此，中国的宏观政策决策者们正在积极寻求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力求使居民日常支出成为更加强劲、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主引擎，从而替代过去高度依赖的投资和出口渠道。
从具体的消费结构数据来看，今年前五个月的经济表现也印证了这一结构性转变：我国传统商品零售的增长速度已经降至百分之一点二的低位，而服务零售额则实现了同比增长百分之五点四的亮眼成绩。这说明服务消费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当之无愧的全新增长极与消费支柱。
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在服务消费支出方面的增长速度已经持续且显著地超越了传统的商品消费，但若与全球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在这一领域依然存在着非常巨大的提升和追赶空间。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核心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百分之四十六点一。而在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这一比例早已达到了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水平。这种悬殊的差距，恰恰蕴含着中国未来服务经济爆发的巨大潜能。
因此，“十五五”扩大消费规划将发展重点毫无疑问地倾斜向了服务消费领域。规划明确提出，要全面完善餐饮、住宿、家政等日常基本生活服务消费的品质与供给；同时，要积极扩充养老消费，推动银发经济（Silver Economy: 专门面向老年人群体的产业及消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支持托育消费发展，以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社会现实。在文旅和健康体育方面，规划要求促进健康消费，鼓励体育消费，大力推动赛事经济发展，并稳步提升教育和培训消费的品质。在此过程中，特别强调要规范发展文化、艺术、科技、体育等非学科类培训，满足居民多样化、个性化的成长与娱乐需求。
在商品消费的提质升级方面，规划同样给出了明确的指引。一方面，要大力促进大宗耐用商品的消费升级，通过优化保障性住房的供给，推动汽车消费的持续平稳增长，并支持家居和家电消费向智能化、数字化升级。另一方面，要稳步提升生活类商品的消费层次，推动相关技术的应用和产品创新。同时，国家将强力支持自主品牌建设，鼓励开发原创商品品牌，并积极支持中国品牌出海，在全球市场上争夺更高价值链的份额。
此外，为了培育更多元化的消费增长点，规划还重点支持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首发经济（First-store Economy: 吸引国内外品牌在区域内开设首店、发布新品的经济效应）、体验式消费以及入境消费这五类消费新业态和新模式。为配合这一战略，国家将稳步扩大免签国家的范围，持续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并进一步增开国际航线，重点增加欧美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直航航班数量，从而为境外游客来华消费创造更加便捷的外部环境。
就业困境与社保趋严的双重博弈
在宏观消费蓝图的背后，如何实现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是整个扩大消费战略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前提。正如学者们所共识的那样，居民增收的源头和核心，永远是稳定的就业和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灵活就业（Flexible Employment: 区别于传统全职雇佣关系的自由职业、劳务派遣等就业形态）群体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这使得不少劳动者对自身的职业稳定性产生了一定的担忧，从而在面对未来的预期收入时，普遍抱持着更加谨慎和储蓄防范的态度。在这一大背景下，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已经逐渐成为了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大众的强烈共识。
为了从根本上破解这一民生难题，扩大消费规划特别提出，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具体举措包括：健全按要素分配的政策制度，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水平。尽管这些政策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制度性的常规设计，但其具体的实施细则和落地路径，仍有待各部门在接下来的实践中逐步揭开面纱。
与此相呼应的是，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十五五”规划也于近期同步出炉。在这一人社规划中，除了重复和强调了上述就业与收入分配的调子外，有一处极其微妙的变化引发了经济学家和政策观察家们的高度关注。那就是：该规划对未来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目标表述，定为了“保持相当规模”。这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建立五年规划体系以来，首次在人社发展年度计划中未写入具体的指标。这一改动，直接折射出未来就业形势的复杂性与政策层面的弹性考量。
规划在深入分析当前就业形势时，特别强调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模拟人类智能的计算机系统与技术）等新技术带来的巨大冲击。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突破，叠加我国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给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基层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当前，我国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面临的压力较大，民生保障方面依然存在不少短板与弱项。因此，规划要求必须采取综合性手段，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传统就业岗位和劳动力市场的深远影响。
然而，在当前的实际经济运行中，对广大微观企业和普通劳动者而言，最切身、最受关注的变动，莫过于社保缴纳征管趋严的强烈信号。根据知名财经媒体的深度报道，近期国内不少企业的财务部门和人力资源（HR）管理人员纷纷反映，他们收到了来自税务部门的自查通知。通知指出，税务部门在后台比对中发现，这些单位申报的社保缴费基数与员工申报的个人所得税工资数据存在严重的不匹配，存在未足额申报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合规风险。因此，税务部门要求相关企业尽快开展自查并进行申报调整，必须夯实社保缴费基数。
所谓社保缴费基数，在政策上通常是按照当地上一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核定的，而其下限则设定为该基数的百分之六十。然而在现实的商业生态中，用人单位未能严格按照员工实际工资水平缴纳社保的现象其实相当普遍。根据二零二四届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报告指出，企业按照最低缴费基数来为员工缴纳社保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尽管政策层面近年来频繁提及“社保夯实率”或“基数夯实率”的概念，但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强行推行社保缴费基数完全合规，对于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和普通劳动者来说，都面临着极其现实的经济困难。
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二零二五》显示，我国社保缴费基数完全合规的企业占比仅为百分之三十四点一，这一比例虽然比往年上升了五点七个百分点，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与此同时，有百分之二十二点七的企业依然选择按下限来申报缴纳社保，另有百分之二十四点六的企业则仅仅按照员工的固定工资部分（不包含奖金绩效等）来缴纳。
针对这一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全银月等学者在今年三月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披露了更为严峻的研究数据。二零二四年，我国民营企业中仅有百分之四十七点一的全职员工缴纳了社保。而在员工规模较小、处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以及从事农业领域的民营企业中，未缴纳社保的员工比例则明显更高。
更为关键的是，该研究团队进行了精确的财务测算：如果国家在当前环境下强制要求所有民营企业必须为每一位全职员工完全足额缴纳社保，那么这些民营企业的平均净利润率将瞬间从百分之八点六大幅度下降至百分之二点九。这一触目的数据强有力地说明，对于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微观企业而言，现行标准的社保成本已经极度接近、甚至已经超过了其盈利的承受极限。如果在此刻采取行政手段强制合规，极有可能导致大量本就处于微利边缘的小微企业直接陷入生存危机，甚至被迫关门倒闭，从而导致更严重的失业问题。
过去发生的某些悲剧性事件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普遍的生态。例如，导致二十八人不幸在火灾中遇难的福建泉州晋江某鞋厂事故中，调查发现火灾发生时，该厂房现场共有多达二百三十七名本厂员工和两名外来人员在作业。然而，该企业的社保登记信息却极为刺眼：参加工伤保险的仅有一百五十五人，而养老、医保、生育、失业等其他几项保险的参保人数更是只有可怜的十来个人。这，正是国内众多劳动密集型制造工厂中最真实的社保参保生态。一项本质上旨在保护劳动者权益、作为社会福利底座的制度，如果对于企业和劳动者双方来说都变成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那么这就说明该项制度的运行机制和缴费比例存在着急需改进和优化的地方。
结构失衡：世界银行报告与李稻葵的“淤堵论”
为了更全面地审视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走势，世界银行（World Bank: 致力于减少贫困并促进共同繁荣的国际金融机构）近日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简报。该报告深入概述了我国近期的经济形势、未来前景以及宏观政策的优化方向，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国际参照视角。
世界银行在报告中指出，二零二六年初，得益于高科技制造投资的蓬勃发展以及外贸出口的有力支撑，中国经济总体上依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韧性。但与此同时，报告也发出了警示：国内的居民消费依然处于较为疲软的状态，而房地产行业在需求不振的市场预期下，仍在经历着深度的下行调整。自今年第二季度以来，由于全球能源供应扰动推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并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的增长动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缓。
受制于国内需求持续疲软、房地产市场调整未完结，以及部分行业企业盈利能力偏弱导致民间投资意愿受限等负面因素的交织，世界银行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速将放慢至百分之四点四，二零二七年为百分之四点三，而到了二零二八年则将进一步放慢至百分之四点二。
在报告重点解读的房地产市场方面，世界银行指出，中国楼市的调整正在缓慢而艰难地推进。虽然一线及部分大城市在地方政府积极的政策支持下，近期成交情况有所改善，但该行业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实现全面企稳。目前，全国房地产的整体成交量仅为二零二一年年终峰值水平的一半左右，而全国实际房价较之二零二一年的历史峰值，也已经累计下跌了约百分之二十三。
报告深入分析了购房者的深层心理预期。目前，大部分潜在购房者仍然预期房价在未来会进一步下跌，且对于已经预售但尚未完工的烂尾或未完工项目能否按时交付，依旧存有较大的担忧和顾虑。这种普遍的观望情绪导致了整体购房信心的持续谨慎。如果未来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幅度和时间超出了政策预期，势必会进一步拖累居民的财富效应对消费的挤压，并直接波及上下游相关行业的投资增长。
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来看，尽管宏观GDP总量仍在增长，但微观层面的就业市场疲软态势依然显著。受建筑业活跃度下降以及服务业活动增速趋缓的影响，今年一季度，我国居民收入增速出现了放缓，尤其是在城镇地区收入增长放缓，是导致国内消费市场整体表现疲软的最核心制约因素之一。
面对这种内需匮乏、通货膨胀低迷以及货币政策空间受限的多重困境，世界银行认为，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在现阶段依然具有高度的必要性，而且在政策执行中，财政支出的“结构优化”与“规模弹性”具有同等重要的分量。
报告中披露了一组极其震撼的对比数据：目前，资本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 用于购买固定资产、土地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预算支出）在中国的政府预算总支出中，其占比高达百分之四十三，这远远超出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百分之十三点五的平均水平。然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在卫生医疗、教育和社保这三大民生核心领域的合计开支，占政府总预算支出的比例仅为百分之二十八，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则超过了百分之六十。
具体到社保领域，中国与社会保障直接相关的财政支出仅约占 GDP 的百分之十一，仅仅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百分之二十一）的一半左右，其资金也主要向保障水平本就相对更高的正式部门倾斜。在医疗保障方面，政府医疗报销的比重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中国普通家庭的自付医疗费用比例依然高达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在失业保险方面，目前我国失业保险对城镇劳动力人口的实际覆盖率甚至不足一半，而在庞大的流动农民工群体中，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几乎接近于零。此外，作为社会最后一道安全防线的最低生活保障（低保），目前仅覆盖了全国约百分之四的人口，这远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百分之十七点六的平均覆盖水平。这意味着，边际消费倾向最高、最愿意花钱的低收入家庭，在面临失业和疾病风险时，反而最缺乏基本的制度性保障，这必然导致他们不得不采取预防性储蓄，从而进一步压抑了消费。因此，世界银行强烈建议中国政府应更快地采取行动，通过强力强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从根本上提振居民内需，从而推动中国经济更平顺、更可持续地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进行战略转型。
针对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的冷暖，社会各界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K型分化”已经成为了分析当前中国经济运行轨迹时绕不开的话题。然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教授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指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系统性问题并不是人们常说的K型两极分化，而是经济运行的“整体偏冷”。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整体偏冷的最核心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已经变成了整个经济运行的“淤堵点”。
李稻葵在日前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强调，这种经济整体偏冷的现象实际上已经持续了三年之久。在整体偏冷的格局下，仅仅依靠K型分化中处于上方的那一条高科技或出口等高增长线，是根本无法拉动整个庞大经济体实现健康循环的。李稻葵团队建议，政策制定者当前需要高度关注两个至关重要的异动指标：
第一个指标是广义失业率。基于国家统计局的抽样数据，李稻葵研究团队将过去两年内处于“找不到工作，但因为长期受挫而不再主动寻找，从而未被计入官方官方失业率统计口径”的隐形失业群体纳入计算。经过科学测算，他们得出我国当前的广义失业率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十点二，长期受挫的失业人口总数大约有两千四百万人，其中，有多达一千三百万是年龄在十六到二十四岁之间的年轻人。这一巨大的年轻失业群体的存在，不仅是经济资源的浪费，更是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
第二个指标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断崖式下滑。去年全年，我国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负增长；而今年前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依然同比下降了百分之四点一。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统计史上，这种烈度且持续的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是极为罕见的，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更是闻所未闻。
李稻葵分析认为，造成这一罕见现象的根源在于：目前中国国民经济的新增长动力（如数字经济、硬科技）尚未完全打造并壮大起来，而过去支撑中国经济狂飙几十年的老增长点却已经在政策和周期作用下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房地产行业下滑对整体经济造成的直接拖累，相比前三五年而言，其最猛烈的冲击波已经过去，其债务和减值损失主要被家庭部门在默默承受。相比之下，地方政府在债务和监管双重压力下所表现出的整体行为收缩，其对当前经济的拖累影响其实更大，是造成当前经济偏冷的“第一大因素”。
根据李稻葵团队的测算，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和日常开支占我国 GDP 的比重平均高达百分之四十一，这甚至远远超过了全国居民的总消费规模，是拉动中国经济快速运转的第一大核心引擎。然而，目前这一占比已经断崖式地降至了百分之三十五，其中地方政府主导的资本性基建开支更是出现了急剧的防缓与下降。
不仅如此，由于地方财政极度紧张，许多地方政府不仅无法出资拉动经济，反而开始通过各种行政手段收回过去向企业承诺的税收优惠，或者采取“提前征税”、“倒查补税”等透支性手段来缓解自身的财政缺口。这种行为无异于杀鸡取卵，导致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扮演经济的“加热器”，反而变成了从市场中抽取流动性和信心的“吸热器”。
李稻葵指出，很多地方政府在完成前期的基建投资后，由于债务利息偏高，目前正急于偿还债务。这导致地方政府虽然通过金融机构吸收了巨大的社会资金和金融能量，但这些资金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工作量，反而带来了拖欠企业账款、超前征税、强力倒查等一系列严重的负面连锁反应，造成了整个经济循环的淤堵。
那么，究竟该如何化解地方债务淤堵，重新恢复地方政府的行为活力？李稻葵明确建议，中央政府必须转变债务观念，应当适当且果断地扩大包含中央政府在内的总体政府债务水平。他指出，二零二六年我国政府预计的新增债务规模约为十二万亿元，但这一额度如果面对当前庞大的沉淀债务和偏冷的市场预期，其实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翻一番。
李稻葵认为，目前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和杠杆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总体上是偏低的，而且中央政府手中还持有大量可以通过商业化变现的优质商业性资产，具有极强的信用空间，因此应当适当增发国债。在新增资金的用途上，中央政府应打破常规，将发债所得资金原则上用于支持房地产保交楼投资、加强民生性社会保障支出，并结合地方的消费特色，直接给居民增加消费补贴等。通过这种“用中央信用代替地方信用，用中央债务疏通地方堵点”的降维打击方式，把地方政府从目前经济收缩的淤堵力量，重新转化为推动经济转型与营造全新增长点的积极中坚力量。
人口断崖下的教育收缩与重组
在宏观经济面临转型的同时，我国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少子化”和“学龄人口流失”，正在以一种惊人的“排浪式”冲击波，无情地重塑着整个教育体系的底座。
根据日前教育部正式发布的《二零二五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学龄人口断崖式减少以及持续少子化的双重打击下，全国范围内的幼儿园和小学数量正在经历急剧的萎缩。去年仅一年时间，全国就关闭了多达三万所基础学校（包括幼儿园和普通小学）。而与此同时，随着前期人口高峰的向后推移，中学和高等教育阶段的规模则仍在惯性扩大。在去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毕业生人数首次突破了一百万人大关，而博士研究生毕业生人数也首次历史性地突破了十万人。这种“底部萎缩、顶部膨胀”的断裂式结构，构成了当前中国教育界最奇特的景观。
在幼儿教育阶段，寒冬已经彻底降临。统计公报显示，去年全国在园幼儿总数比上年减少了三百五十八点四七万人，同比大幅下降了约百分之十。全国幼儿园的总数更是呈现出连续四年减少的惨烈态势，去年一年就净减少了二点一四万所幼儿园。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平摊到每一天，这意味着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平均每天都有多达五十九家幼儿园宣布闭门歇业。
同样的收缩趋势也迅速传导到了小学阶段。公报显示，去年全国普通小学的数量减少了约八千所，这是近五年里我国普通小学降幅最大的一年。在招生数据上，全国小学新招生人数比上年大幅减少了一百五十五万人，同比下降百分之九点六；小学在校生总规模也净减少了四百零六万人。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数据，会发现近五年来我国小学的招生人数经历了一个清晰的“先升后降”过程。这一起伏，与我国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二零一六和二零一七年出现的短暂人口出生峰值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批在人口短暂冲高时期出生的孩子，恰好在二零二三年前后集中达到了小学的入学年龄，从而给当年的小学入学带来了一波局部的“入学潮”。然而好景不长，自二零一八年起，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开始出现迅速且持续的回落。这导致这波短暂的峰值过去后，从二零二四年起，全国小学招生的规模直接陷入了大幅萎缩的轨道。
然而，在小学招生大幅萎缩的同时，中学的学龄人口却刚好迎来了前期的达峰时刻。这批二零一六、二零一七年出生的孩子在今年陆续进入初中阶段，并将在三年后以排浪式的方式抵达高中阶段。因此在当前阶段，我国初中、高中以及高等教育阶段仍在继续进行扩招，其中高中阶段的扩招势头尤为明显。
去年，我国普通高中学校数量达到了一点六一万所，比上年增加了三百所，新招收学生人数则增加了三十八点七三万人。值得玩味的是，高中阶段的新增生源几乎百分之百流向了普通高中，而传统的中等职业学校（Vocational High School: 培养技能型人才的中等职业教育机构）在招生上则遭遇了严重的萎缩。去年全国中职学校数量净减少了一百二十一所，招生人数更是大幅度减少了四十八点四万人。这种生源向普高集聚的现象，反映出社会家长对普高路线的强烈偏好。为了顺应这一社会心理，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尝试推行“全员直升普高”政策，而“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也纷纷出现在了教育专项规划之中。
在这种生源跨学段的剧烈转移中，教师队伍的结构也迎来了严厉的调整。全国幼儿园及中小学专任教师的总数已经连续两年出现净下降。去年，全国学前、小学、初中及普通高中的专任教师总数共计为一千五百六十八点二三万人，比二零二三年净减少了三十四点五六万人。显而易见，这部分教师的减量全部来自于正在萎缩的幼儿园和小学学段，大量年轻的幼教和小学教师正在面临职业转岗或流失的巨大阵痛。
与底部的冰封相比，高等教育的规模在政策红利下依然在扩张。去年全国高等学校数量增加了四十八所，达到了三千一百六十七所，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更是进一步提升至了百分之六十一点三。在扩招的增量结构上，主要力量来自于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本科（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侧重于高端技能与技术应用的高等本科教育层次）。去年全国招收研究生达一百四十三点八三万人，比上年增加八点一七万人。而我国职业本科层次的学校数量也已经达到了八十七所，毕业生规模超过了八万人。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变动、错位达峰以及区域间人口分化的复杂趋势，出炉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必须完善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前瞻性布局。这包括：必须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的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的学校建设与教育资源供给；同时，要加强闲置的幼儿园、小学等校舍的跨学段调整与重新利用，强化中小学和幼儿园教职员工编制与师资力量的跨区域统筹配置。通过推动师资的合理流动、余缺调配，并在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有序推动“小班化教学”等举措，从而在人口收缩的背景下，变被动为主动，倒逼教育品质的精致化升级。
精英教育重塑：邱成桐与功利化竞赛的对决
在整个教育资源面临重组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领域的顶尖精英人才培养模式，也正在经历着一场关于“功利主义”与“学术初心”的灵魂拷问。清华大学求真书院清退预科班学生事件在经过数周的舆论发酵和争论后，日前在院长邱成桐（Shing-Tung Yau: 世界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的强硬公开回应中，暂告一段落。
这一争议的起因是，有二十多名通过清华大学“邱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选拔、顺利进入求真书院预科班的学生，在春季学期的核心课程考核中被评定为不合格。有知情人士透露，书院随后使用了一份北京高考数学卷对这批所谓的“数学神童”进行摸底测试，结果全班的平均分竟然仅有一百一十分（满分一百五分）。这一糟糕的测试结果让邱成桐教授感到极度失望，他当即下令必须坚决清退考核不达标的学生。这道命令迅速引发了涉事学生家长的强烈联名抗议与请愿，家长的诉求理由是，孩子为了全力备考求真书院的领军计划，已经彻底放弃了高考等其他所有常规的升学途径，如今被清退将面临极大的升学落空风险。更有部分家长提出，希望清华大学网开一面，允许被清退的孩子在清华校内转到其他专业就读。
清华大学求真书院成立于二零二一年。“数学领军计划”是由邱成桐教授亲自倡导、设计并推动的高标准创新型人才培养项目。该计划每年在九、十月份直接面向全国招收初三至高三的数学天赋学生，每年的录取人数控制在极严格的不足一百人。通过首轮选拔的学生将进入预科考察阶段，并在次年春季学期进入清华大学参加预科培养。这一领军计划完全独立于传统的高考和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等竞赛保送体制。通过预科班最终考核的学生，无须参加高考即可直接获得清华大学“本硕博贯通培养”的资格。其甄选难度和专业要求，被公认为远高于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和普通高考。
在过去的几年里，国内不少知名大学为了探索全新的人才选拔机制，遵循基础科学的研究逻辑，试图尽早发掘有真正科学天赋和强烈兴趣的少年，并为他们提供自由的学术空间。然而在社会现实中，在许多家长和考生的眼中，这些旨在培养学术大师的宏伟计划，却被功利性地简化成了“提前进名校”、“避开高考”的超级捷径。
围绕这一功利需求，市面上针对“领军计划”和“邱成桐少年班”的商业培训班层出不穷。培训机构兜售所谓的“内部选拔真题”和针对性刷题课程，受到了家长们的疯狂追捧。对此，求真书院去年曾公开发表声明，强调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针对选拔考试开展培训，也从未与任何培训机构有任何形式的合作。
邱成桐教授本人更是多次在公开场合严厉指出，中国目前绝大多数的家长和学生并不真正在乎奥林匹克数学，也不真正热爱学习和数学科学本身，他们唯一真正关心的，只是与奥数高度绑定的名校升学成绩和名利结果。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一种对基础科学极其畸形的社会认知，也是中国基础人才选拔模式中一种深重的畸形表现。
在七月十日的明确回应中，邱成桐教授态度极其坚决地表示，那些在预科班考核中不达标的学生将坚决予以清退，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并透露其中少数学生在专业课测试中甚至只考了二三十分。他斩钉截铁地强调，求真书院设立的根本人才培养目标，绝对不是什么知名企业家，也不是社会世俗眼中的一般优秀人才，而是纯粹的、立志于攀登世界学术高峰的“数学学术研究人才”。即便未来有一部分学生从事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热门应用领域相关的研究，其定位也必须是基础数学研究人员。因此，求真书院的土壤绝对不适合任何抱有功利目的的学生。
邱成桐再次重申并警示，中国目前的数学人才培养模式过度且高度捆绑于各类竞赛培训。学生在各种校外机构的强化训练中，仅仅是习得了一套用于应试的刷题技巧和公式套路推演。从长远的国家基础科学发展来看，这种套路化的应试培养方式不仅无法孕育出真正的大师，反而对国内数学科学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极其负面的毒害作用。求真书院所期待和渴望招收的，是那一类对数学抱有最纯粹的强烈兴趣与热爱，并且具备完全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学习探索精神的学生。这种学术初心的重塑，不仅是清华求真书院的坚持，更是中国在跨入“十五五”新时期、面对新科技革命挑战时，对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做出的关键自我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