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眼中的美国“乱象”与历史常态

大家好，前面有期节目我们讲了中国人一个历史悠久的绝活，就是建墙。古代建长城，到了互联网时代也要在网上建道墙，把自己的世界分成墙内墙外。从墙内看墙外的世界，如果只看官方宣传喉舌和各种民间肉喇叭（Rou Labao: 指代那些为官方宣传摇旗呐喊、缺乏独立思考的民间人士或媒体），肯定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国要完了，日本要完了，欧洲也要完了。墙不只是阻挡中国人的视野，而且也塑造中国人的三观（San Guan: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很多从墙内出来的人到了国外，也是背着墙出来，仍然是那种“墙民”世界观。他们来到美国看美国媒体，发现美国真是太乱了，真的快要完了，跟墙内喉舌、跟墙内的肉喇叭说的都一样：社会撕裂、种族对立、政客相互攻击、党派互相拆台、政治冲突接连不断、民众动不动就上街抗议，这能不完吗？

几年前，一位在国内炒美股发了财的朋友第一次来美国，问他对美国的观感，他说美国实在是太乱了，治安不好，未来真不好说。他应该算是比较有钱，而且是炒美股挣的钱，但是他对美国的观感仍然是一个“乱”字。他能接触外界的信息，不会只看墙内喉舌的宣传，也有钱也有资源，这样的中国人看美国也是乱子当头，说不定要完，何况社会底层的中国人看美国呢？美国不是今天才这么乱的，用中国人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呢，乱是美国的常态。美国媒体报道的那些乱象在美国一点都不新鲜，历史上层出不穷，现实中也是司空见惯。但是美国是不是真要完了呢？中国这几代人有个执念，就是一定要赶上美国、超过美国。赶超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己强大起来，二是对方烂下去。墙内宣传喉舌也是抓住这两点，编制出一套宏大的叙事，这就是中国人都十分熟悉的东升西降（Dong Sheng Xi Jiang: 指东方（中国）崛起，西方（美国）衰落的趋势）。这种宣传口号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同一个宣传套路只是换个包装，已经喊了好几代人。毛主席的时候叫“东风压倒西风”，当然了，结果大家都知道，东风把中国人压得饿死了上千万。毛一死国门一开，中国人猛然发现原来西风吹来的国家比东风这里要发达得多，生活水平高出了好几个时代。

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习惯了大一统（Da Yi Tong: 指国家统一、中央集权的政治思想）和稳定思维的中国人，看到美国四年一大选、两年一小选，国会整天吵架扯皮，总统满嘴跑火车，街上动不动就抗议，就觉得美国太乱了。按照中国人对“乱”的本能恐惧，一觉得乱自然就觉得快完了。这些年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中文世界有很多人，他不论是反美的还是崇美的，虽然骨子里都很看重美国，但是又很少有人真的愿意花时间去学习和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和政治。他们对美国的理解大部分来自墙内宣传喉舌、中文媒体、各种民间肉喇叭、好莱坞电影，还有一些中文媒体的二手报道。但是如果了解一点美国历史，再看美国今天的政治冲突，比起它过去经历的几个剧烈动荡期，顶多算是毛毛雨。这个国家从建立之初就充满了各种深刻的矛盾，但恰恰是这些矛盾提供了巨大的张力，成了它不断变革、不断发展的动力。

明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开设了一个专栏名叫“USA 250”，专门讲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各种发明创造、各种政治现象。能读英文的听众可以去读一下，如果能读进去的话，肯定会对美国当今的社会和政治有更理性的认知。“USA 250”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了美国社会从建国到今天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矛盾，就是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今天我们就以这篇文章为蓝本，结合中文世界的情况，来讲讲这个持续了近250年的矛盾如何塑造了今天的美国。这对我们看清当下美国的“乱”至关重要，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土皇帝”东升西降那种说法是怎么回事。

汉密尔顿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基石

这些年美国有一种声音越来越大，是说民主跟资本主义已经不再相容。像这几年在政治圈子外面对政治呼风唤雨的一位富豪彼得·蒂尔（Peter Thiel），他就说“资本主义民主”这个说法自相矛盾。很多人说这是反民主，要搞独裁。彼得·蒂尔不是个理论家，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运气也很好，发了大财。他这种说法其实一点都不新鲜，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在美国建国的时候就是一对主要矛盾，已经矛盾了249年，而且还会继续矛盾下去。在这里要强调一句，历史上民主跟资本主义并不是同时诞生的，他们是一对姊妹、一对兄弟，但并不是孪生姊妹、并不是孪生兄弟。资本主义诞生在前，民主诞生在后。资本主义是民主的大姐大哥，民主是资本主义的小弟小妹。

美国是通过战争才获得独立的，战争摧毁了北美大陆的货币系统，战后国家财政一片混乱，时势造英雄。这时候一个天才人物就登场了，他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大家都知道美国第一任总统是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但是很少人知道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就是汉密尔顿。作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奠定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基石。他主要是做了这么几件大事：第一件大事也是当时最紧迫的，就是修复国家信用，化解债务危机。汉密尔顿通过巧妙的金融产品设计，把战争期间各州欠下的烂账打包成有价值的国债放到市场上出售。简单讲就是用联邦政府的信用化解债务。他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建立中央银行。汉密尔顿特许成立了合众国第一银行（The 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这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可以发行货币，处理联邦政府的财政。他干的第三件大事就是确立美元的价值。汉密尔顿推动货币立法，建立了延续至今的现代美元体系。第四件大事就是催生了美国的资本市场，包括后来的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通过这几件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密尔顿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总设计师。

但是汉密尔顿的政治命运在1800年戛然而止。那一年他的政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当选总统。四年以后也就是1804年，政治斗争白热化、个人化，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汉密尔顿跟副总统亚伦·伯尔（Aaron Burr）在哈德逊河边决斗，被伯尔射出的子弹击中腹部，死在了医院。那是220年前的美国政治，前财政部长到了要跟现任总统拿枪决斗的地步。汉密尔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政治上失意，他看到平民的力量正在美国兴起，被他的政治对手利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粹（Populism: 一种政治思潮，强调“人民”的利益和价值观，常与精英主义对立）。虽然他是美国财政体系、货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总设计师，但是他更大的政治抱负就落空了。他把自己政治上的失败归咎于当时在美国政治中正在蔓延的一种疾病。这种疾病是什么呢？说起来很多听众可能不太相信，汉密尔顿说的当时美国政治的疾病就是民主。这并不是汉密尔顿在政治失意当中才发出的抱怨，而是他的一贯看法。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一系列旨在推广批准美国宪法的文章）中讨论到美国制度框架的时候，汉密尔顿就是持这种观点。他不信任民主。他跟美国其他几位国父一样，认为民主，尤其是直接民主，是个非常可怕的词。在他看来，人民盲目冲动，是群缺少理性的乌合之众，根本不适合管理自己。

早期民主的局限与杰克逊时代的变革

美国的国父都是社会精英、文化精英，都是有产阶层，他们最担心的除了来自国王的暴政，还有多数人的暴政。美国独立以后，国王的暴政消除了，宪法要限制总统的权力，不让总统变成新国王，同时也要防止出现多数人的暴政。民主的基本程序是投票选举。汉密尔顿担心，如果让那些没文化、没财产的穷人也来投票，他们会投出什么结果来呢？他们可能会投票“打土豪分田地”，要求免除债务，会用民主的手段来抢劫社会精英的财富。正是因为这种恐惧、这种考虑，美国建国之初呢，投票权是跟财产所有权严格挂钩的。一个美国人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财产才有资格投票。杰斐逊总统时代，社会上取消对选民财产要求的呼声开始不断高涨，这让汉密尔顿感到恐惧，他担心美国正在滑向人民统治的深渊，推翻他为国家设计的资本主义体制。他认为这就是一种“民主病”。

了解汉密尔顿当时的担忧，我们再看彼得·蒂尔那句“资本主义跟民主不相容”的话就不会觉得新鲜。在美国建国之初，民主跟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那么民主跟资本主义真像汉密尔顿、彼得·蒂尔说的那样是水火不容、不可调和的吗？回顾美国249年的历史就会发现，那种理解过于简单化了。在美国历史上，民主跟资本主义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美国建国之初，有投票权的人相当有限，只局限于有地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当时美国的经济制度完全是资本主义，它有一部宪法，有联邦法院系统，还有各州的法院系统，可以说是个宪政共和国，是一种宪政资本主义。但是在多数国民没有投票权的情况下，说它是一个民主共和国，严格来讲比较勉强。人们习惯上说“美国的民主”，这是在十分宽泛的意义上，包括了美国的宪政啊、法治啊，还有像没有贵族的这种平民传统啊等等。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论美国的民主》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所以呢，从历史渊源上讲，资本主义在美国有着比民主更悠久的传统。

在杰斐逊当总统的时候，汉密尔顿担心“民主病”在美国蔓延开来不可收拾，但他在决斗中丧生，并没有看到他担心的那一天到来。他去世以后又过了30年，美国甄选出了一位民粹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那才是汉密尔顿的真正的噩梦。杰克逊总统要代表的就是汉密尔顿最担心的那些人：社会底层的农民、开拓边疆的穷人，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没有财产的白人。在杰克逊总统时代，美国各州逐渐取消了对投票权的财产限制，基本上实现了白人男性的普选权，这就是著名的杰克逊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那时候离美国建国已经半个多世纪，杰克逊民主大大扩展了民主覆盖的人群，但是美国人有投票权的仍然不到成年人口的一半，女性、黑人、印第安人仍然没有投票权，被排除在了民主过程之外。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庞大的人群也被排除在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果实之外。

汉密尔顿离世后30年，当他担心的“民主病”真正到来的时候，美国的资本主义被摧毁了吗？答案当然是没有，而且恰恰相反，美国的资本主义因为民主范围的扩展变得更强大了。汉密尔顿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面临的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化解债务，不只是各州政府的债务，而且是普通老百姓的债务。独立战争摧毁了货币体系，战后很多士兵退伍回乡务农，劳作一年却欠下一身债，成了美国的杨白劳（Yang Bailao: 中国民间故事《白毛女》中的贫苦农民，常用来指代受压迫的穷人）。而像他们逼债的黄世仁（Huang Shiren: 《白毛女》中的地主，常用来指代剥削者）呢，就是那些住在纽约、波士顿这些东岸城市的商业精英。农民在土地上苦苦挣扎，活不下去，要求免除债务，但是政府并不理睬农民的这种诉求。讨债人照常上门讨债，一些农民就开始造反，他们直接把讨债书塞进讨债人的嘴里。越来越多的农民拿起枪冲进法院，阻止法官拍卖他们的土地。1786年，在马萨诸塞州甚至爆发了农民起义，多达4000名农民在退伍老兵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带领下去夺取联邦政府的军火库，史称谢斯起义（Shays' Rebellion: 1786年马萨诸塞州爆发的农民起义，反对政府和债权人）。

汉密尔顿的态度十分强硬，就是镇压。他主张只要签订了借债合同，必须偿还，这是资本主义的基石——契约精神。但是面对大规模反抗，这种强硬的镇压政策很难贯彻到底，这不只是哪个社区、哪个州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杰斐逊和杰克逊两位总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他们把这些在土地上挣扎的农民吸纳进他们的政治联盟，改变了汉密尔顿开创的资本主义形态。他们改革了美国的金融体系，让资本更容易流向底层农民，让农民能以更优惠的条件获得贷款去购买新的土地、扩大耕种规模。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还有一些小商小贩，加入了资本流通体系，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他们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被汉密尔顿当作“乌合之众”的底层人口，在获得了投票权以后，在政府中有了更多的发言权，这并没有摧毁美国的资本主义，反而给美国的资本主义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美国特有的发展模式：冲突、妥协与升级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只是发生过一次，而是发生过很多次。历史学家就从中总结出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我们理解美国为什么看上去一直这么“乱”的关键。这个美国特有的发展模式呢，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资本主义快速增长，经济飞速发展，新技术新产业纷纷涌现，创造出巨额财富，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能分享到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有赢家就有输家，而赢家往往是少数，输家往往是多数。广大输家肯定不满，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大众普遍不满，他们组织起来表达不满，反对那些获益最大的赢家。第三阶段呢，就是人们经常看到的混乱和冲突，就是中国人说的“乱”。民众表达诉求，向国家提出诉求，要求更平等的机会、更公平的分配原则。公众的诉求就引起社会精英、有产阶层，也就是那些赢家的恐慌，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财富，害怕失去地位和既得利益，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社会撕裂，还有社会撕裂造成的政治动荡。

上面三个阶段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但是第四个阶段体现了美国民主的特点，就是避免“赢家通吃”，精英阶层最终做出妥协，资本主义出现转型升级。这是美国民主运作中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总统、国会、法院通常会满足民众的一部分要求，但不会满足全部要求。这个过程吵吵闹闹、相互攻击、相互妥协，看上去很乱，尤其是用中国的眼光来看乱象不断。但乱象每告一段落，美国的资本主义就得到一次升级。第五个阶段就是各方妥协之后达到利益平衡，国家进入相对平稳的繁荣期，那也是下一个周期的开始。这个模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的矛盾冲突、动荡妥协，一句话，它的“乱”不但没有让民主瘫痪，没有摧毁资本主义，反而为下一次资本主义经济繁荣铺平了道路。

这个模式有个更具体的例子，就是从工业化时代到罗斯福新政（New Deal: 19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为应对大萧条而推出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那几十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狂飙突进的工业化，经济空前增长，造就了镀金时代（Gilded Age: 指19世纪末美国经济快速增长但贫富差距巨大的时期）几大巨富，还有无数比较富裕的商人。这是第一阶段的繁荣期，但是经济快速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恶劣的工作条件，还有剧烈的金融市场波动，也产生了无数的输家。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最终造就了镀金时代的体系在1929年的股灾中彻底崩溃，大萧条降临，这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冲突加剧。

资本主义失去了自我更新的动力，靠自身无法修复。这时候民主就承担起修复资本主义的作用，选民用选票说话，把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选上台，国家力量入场实施新政。新政是对镀金时代那种原始资本主义的纠偏，但它并不是政治权力“赢家通吃”，而是在资本家和劳工阶层之间达成一种妥协。大萧条期间，美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当时美国工人阶级最激进的诉求是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 一种主张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的经济制度），要求投资社会化，要求保障充分就业，这种诉求显然有很强的社会主义色彩。罗斯福没有接受这些激进要求，他拒绝搞社会主义，但是他满足了民众的很多核心诉求。比方说，他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 1933年美国通过的银行法案，旨在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强制银行分业经营，稳定了金融体系。他创建了几乎覆盖全民的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 指政府为保障公民基本生活而提供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建立了联邦退休金制度。他把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合法化，让工会合法代表工人跟资本家谈判。他利用联邦政府的力量大搞公共基础建设，创造了大量就业。这些措施的结果就是美国经济重新进入了繁荣期。这是第五个阶段。罗斯福的新政本质上是对原始资本主义的一次重大修正，也可以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一次升级。

资本家做出重大妥协，让渡了很多实质性的利益，工人的主要诉求也得到了满足，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平衡期。资本家妥协让步，工人分到更大份额的蛋糕。罗斯福对资本主义的这种驯服并没有摧毁资本主义，恰恰相反，美国的资本主义在二战期间、在二战以后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开启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期。

当代美国的冲突与“后特朗普时代”的展望

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的“乱”，特朗普（Donald Trump）时代的政治动荡，并没有跳出美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这种模式。这个周期的第一阶段就是冷战结束以后，由全球化和互联网带动的繁荣期。第二个阶段仍然是制造输家，全球化和互联网带来的繁荣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降低了社会流动性。赢家当然是那些生活在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也包括民权运动以后进入职场的女性和少数族裔。输家则是那些没念过大学的蓝领工人，这个阶层曾经是罗斯福新政的受益者，但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他们被抛弃了。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个引爆点，让这个过程进入了第三阶段，也就是冲突阶段。金融危机对很多城市中产和底层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但是制造危机的华尔街精英却得到政府救助，这点燃了民众的愤怒。愤怒和反叛再度成为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压倒性情绪。这种愤怒、这种反叛在政治上体现为左右两个极端：在极左那边体现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1%的富人；在极右那边体现为“茶党运动”，抗议政府提高税收、抗议奥巴马医保。奥巴马试图弥合这种分歧，但是并不成功，来自左右两边的输家，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挫败感不但没有得到平息，反倒越来越强烈。这股强烈的愤怒在2016年找到了一位代言人，就是特朗普。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说，如果汉密尔顿活在今天的话，他会马上认出来特朗普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口号和运动）运动的主要诉求——反精英、反深层政府（Deep State: 一种阴谋论，认为存在一个由非民选官员组成的秘密政府，暗中操控国家）、反全球化，跟他当年所恐惧的“民主病”完全是一回事。前面我们讲过，汉密尔顿说的“民主病”相当于今天人们说的民粹。那么在这个周而复始的模式当中，我们现在是到了哪一个阶段了呢？《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认为，我们正处在第四个阶段，也就是各种势力在博弈中寻求妥协的那个阵痛期。旧的共识已经破裂，但是新的妥协方案迟迟没有达成。来自左边的输家，像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来自右边的输家，像MAGA，他们的主要诉求都还没有着落。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特朗普第二任很难把这些相互矛盾的诉求摆平。第四阶段，也就是寻求妥协的这个阵痛期，大概率会一直持续到后特朗普时代。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下面几年到十几年会有更多的矛盾冲突、更多的动荡，用中文世界的话来说就是更“乱”。不过呢，常识告诉我们，根据美国历史看今天美国的“乱”，肯定比根据中国那位“小学生”的说法来看美国的“乱”更可靠一些。中国那位“小学生”把这种“乱”当成“东升西降”的证据，中国的宣传喉舌和民间肉喇叭呢，把这当成美国要完的证据。美国历史不会终结在它的繁荣期，也不会终结在它“乱”的时段。资本主义的赢家和输家通过民主过程不断周期性的冲突、妥协、调整，从平衡到失衡，到再平衡再失衡，周而复始，永远处在一个动态过程中。中国“土皇帝”把美国体系自我修正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当成美国没落的证据，体现出一种跟他的文化水平相匹配的无知和愚昧。

中美模式对比与“东升西降”的谬误

美国这个体制核心就是冲突，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冲突就植根在它的制度基因当中。资本主义的逻辑是效率和利润，它天然会走向垄断和贫富分化。而民主的逻辑是公平和权利，它天然会要求平等，要求保护弱势。如果把美国比作一辆汽车，汉密尔顿的精英主义和原始资本主义可以说就像引擎和油门，给车提供动力，让车跑得飞快。杰斐逊和杰克逊的大众民主就像是刹车和方向盘，在速度太快出现翻车危险的时候踩下刹车，修正方向。这套机制才是美国在过去249年中经历了内战、大萧条、经历了两次大战、冷战、经历了全球化，现在又经历反全球化，依然保持活力和创新能力的基石。

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国模式。现在我们反观“东升西降”中的另一半，就是那个东大（Dong Da: 东方大国，常指中国）。跟看美国一样，要看得清楚，要避免鼠目寸光，就不能只看它一个时段的情况，而是要看它的整个模式。我们看到的东大是个什么样的模式呢？这是个极力压制冲突的模式，就是中国人都熟悉的维稳模式（Wei Wen Mo Shi: 维护社会稳定的模式，常指中国政府通过高压手段压制异议和冲突）。因为它经受不住冲突，经受不住动荡，它甚至不允许大众表达不满。所有的输家都必须闭嘴，必须认输，必须认倒霉。我们借用上面的汽车比喻，东大这部汽车呢，只有发动机和油门，没有刹车，没有方向盘，而且车门已经被锁得死死的。“土皇帝”只会踩油门一个动作，这就是他把油门踩到底喊“东升西降”、“美国要完”的底气。

而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已经在考虑美国这个周期的大妥协会是个什么样子：美国会如何升级它的资本主义？如何平衡左右两边的输家？会不会加强反垄断？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重塑全球化？在达成阶段性的妥协之前，美国会不会转向更激进的民粹主义？这些才是值得人们认真观察和思考的真问题。至于“东升西降”，它本来就是那些既不了解“西”也不敢面对“东”的真实问题的人制造出来的精神鸦片。在过去这250年中，每当美国的民主和资本主义这对“欢喜冤家”激烈冲突的时候，就有人赌美国会崩溃，到目前为止，无一例外都输得很惨。

几代人之前，中国出过一个小学毕业的赌徒，就是毛主席（Mao Zedong）。他赌输的代价是什么呢？是饿死上千万中国人，把中国经济弄到崩溃边缘。文革结束的时候呢，中国经济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这是中共中央文件的语言。因为再不改革开放经济就崩溃了，所以才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才有了经济高速发展。但那个时代已经草草结束了。十几年前，中国又出了个小学毕业的赌徒，跟上一个小学毕业的赌徒不一样，这个外面还套了个博士头衔。这位“小学毕业的博士”觉得他比世界历史上、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赌徒都聪明、都厉害、都高瞻远瞩，所以再拿中国人当赌注，跟美国赌一把，要名垂青史。这就是官方喉舌宣传“东升西降”、民间肉喇叭鼓噪“美国要完”的动机。上一个“小学生”拿上一代中国人做赌注，赌“东风压倒西风”，赌“美国要完”，代价是全民贫穷，把最穷的国民饿死了上千万，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这个“小学生”再拿这代中国人做赌注，再赌一把“美国要完”、“世界要东升西降”，会赢吗？这既是道知识题，也是道智商题。今天的话说完了，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