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介绍与研究缘起
大家好，我是王欧，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主要从事农民工相关问题研究。我自己为什么研究农民工呢？其实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当然也跟我的教育经历有关。
大概我十来岁的时候，我父母就去深圳打工。我是江西人，江西农村人。他们出去打工，我就多了一个身份——成为留守儿童。每年寒暑假，我就以“小候鸟”的身份到我父母打工的地方去。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从江西老家的农村去我父母打工的深圳龙华，要坐一整夜的班车，第二天天蒙蒙亮才到那里。整个感觉就像是一场穿越。
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工业园、工厂、流水线、加班倒班，也知道城中村、工厂宿舍、二房东这些东西。十多年前我有机会读社会学的博士，社会学这个学科对农民工研究非常多，所以我一接触到农民工相关的知识，就对这个群体产生了浓厚兴趣。
农民工定义与代际更替
具体来讲，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籍但离开农村到城市去打工的劳动者。这个群体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了，后来规模越来越大。到去年的时候，规模已经接近3亿。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个群体内部也在发生代际更替：50、60、70后老一代农民工正在慢慢变老，有一些也正在离开城市；而80、90、00后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绝对主力。我自己主要是做新生代农民工研究。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原因
为什么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呢？我读博士前后，当时发生了一件震惊国内外的事件——富士康工人的连环跳事件。诸位仔细一看的话，其实那些工人都是20来岁、20岁上下的青年农民工。
当时在学界，尤其是在农民工研究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学界马上就对这个群体做了很多调查。我看到一份非常有影响力的报告指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加远离农村、更加亲近城市；他们的劳动伦理也在退化——不那么能吃苦耐劳，动不动就换工作，挣的钱也主要在城里花。
我当时看到这些结论是比较信服的，因为我自己做“小候鸟”的时候，在我父母打工的地方，也接触到一些年轻工人，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但当我独立去做研究时，跑到江苏下面一个非常发达的工业城市——昆山去调研，却看到了另外一幅情景。
田野调查中的反差与困惑
当时是做一个留守儿童父母的调查，想了解他们为什么把孩子放在老家留守。用的那个调研工具是问卷，来填问卷的好多人其实都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已经结婚成家、有孩子的工人，跟我印象中、跟文献里所表现的情况完全不同。
我发现这些工人非常能吃苦，加班倒班，而且非常节俭——节俭到什么程度呢？都舍不得下馆子。工人偶尔聚个餐，都是自己到菜场去买菜，然后轮流到各个工友家里去做饭。
由此我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疑问：为什么结婚成家、尤其是有了小孩以后，这个群体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带着这样的困惑，我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先到这些工人打工的地方、工作的地方、生活的地方、娱乐的地方去收集资料；又跟着他们回到老家、村庄、乡镇、县城去收集资料。如此来来回回，我自己前后做了两三年的田野。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非常有意识地以时间为脉络，关心这个群体的生命历程变化和家庭的发展转折。正是基于这样的一批资料，我形成了自己对这个群体的一些看法。
新生代农民工的“黄金期”：消费自主与浪漫关系
首先是一个让我感到震惊的现象：从离开学校到结婚成家，大概有几年的时间，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很强的消费自主性，而且工人之间表现出追求浪漫关系的强烈取向。
我们可能对工人打工的地方——尤其是沿海工业区——有一个误解，觉得那地方除了工厂就是工厂。其实不是的，那里还有很多工人消费的空间：到处都是各种小店、吃饭的地方、网吧、游戏厅、台球厅、溜冰场、KTV。
工人在那里挣了钱，这个钱又能自己支配；身边又有好多跟他类似的人，就很容易对上眼。尤其是对于女工来讲，她是远离父权社会约束的。
在研究过程中我碰到一个叫小玉的女工。她说那几年她主要在中山、深圳打工。工作虽然累，但挣的钱都是自己的；放假的时候可以睡饱了再起来，然后跟姐妹们去逛街、吃好吃的、买各种东西、做美发美甲——逛街逛到脚走不动了还要逛。
小玉正是在那几年追求她的男的也比较多，后来她看上了一个自己喜欢、也很喜欢她、很用心追求她的年轻小伙子。她知道这个小伙子家里不是很富裕，但她告诉我：“我更在意他对好。”
访谈时，她给我翻看当年那些照片——真的是丰富多彩。他们的生活和情感非常丰富，然后就开始租房同居，直到发现自己怀了两三个月的小孩才考虑结婚成家。
所以说，在从离开学校到结婚成家之前的这个“黄金期”，他们跟打工城市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良性的：城市提供赚钱的机会，又提供消费的场所；他们有消费自主性，又能碰到那么多相似的年轻人，很容易形成浪漫关系、发展出丰富的情感。
结婚成家后的转折：公共服务与排斥机制
但一旦结婚成家，就面临着一个生命历程的大转折。新生代农民工要结婚成家，面临非常迫切的问题——婚房在哪里？生小孩医院在哪里？医疗资源在哪？有没有人照顾她？孩子读书学校在哪里？
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城市的另一层面：公共服务供给。
以我自己调研的昆山为例，它发展出一套精密的吸纳和排斥农民工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公立学校的积分入学体系：
- 房产（哪怕在乡镇）加40分；
- 大专学历加5分，大专以下无加分；
- 社保每个险种一年加4分。
因为学位有限，就按这个加分体系排序——排到就有，排不到就没有。
普遍的情况就是：跟小玉后续发生的故事一样。一旦要结婚成家、考虑婚房生育、孩子教育等问题，他们就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到老家，甚至回到农村，再次与老家发生关系；对于女工来说，就是重新嵌入这套父权体制。
追踪回访：从“明亮”到“疲惫”
前几年我又做了一次追踪回访，在一个离县城50公里左右的村庄再次见到小玉。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情景——在他们家门口，她坐在那，看起来就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有自信，非常疲惫。
她跟我讲：除了养孩子喂孩子之外，她还养了蚕，要去采桑叶、喂蚕、打扫卫生；还种了甘蔗等等。她说：“我一辈子最开心最明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我当时听到这个心里挺纠结的。
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重视
我父母那一代农民工和80、90尤其是00后的农民工还是有很大区别，最大的区别表现在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新生代农民工可能甚至不亚于城市中产阶级那样重视子女教育——他们希望孩子读高中、考大学，将来坐办公室、吹空调。
用他们的话说：“要让孩子过上好日子。”
所以一旦结婚成家有了孩子以后，他们就要为这个教育去投资。
我自己在昆山做调研时有一次做问卷调查，来填问卷的是很多女工。其中一位安徽的女工填完后不走，在问卷上密密麻麻写了很多字。等她走了我一看——其实她在解释：作为一个年轻的妈妈为什么要去打工？理由只有一条：“要赶在这个小孩的教育关键期，为孩子创造更好一点的教育条件。”
教育结构变化与县城购房潮
对于今天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老家的教育供给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过去20多年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地都进行了一场“撤点并校”运动——村小离开农村，集中到集镇或乡镇里。结果就是：农民工的小孩从读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要离开村庄，不能住家里；要么住学校、要么家长陪读、要么找留守机构托管。
无论哪种方式，都会增加家庭的教育支出。
更重要的是，中西部县城建了非常多的房子——地方政府以教育为手段，通过建房子搞土地财政。他们把学校和新的教育资源配在商品房附近，从老城区或乡镇抽调优秀师资和管理者，并将学位与商品房绑定。
这张图显示的是我曾经调研的一个县：高峰时一年卖出去2万套房子，买房的最主要群体就是农民工——为了孩子读书、也为了将来结婚成家。
我自己到农民工输出地做调研时，第一站通常是县城，通常也是住在农民工新买的房子里。住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给他算账：
- 江西几个县房价6000–8000元/㎡；
- 广西稍微便宜一点，4000–6000元/㎡；
- 买一套100多平的毛坯房要四五十万甚至五六十万；
- 加上装修十到二十万。
这对农民工家庭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甚至是两代人所有的积蓄都在这里。完了还要贷十几年甚至二十年款。
如果用这个房子陪读，还有一批陪读费用：教育培训班、日常开销等。算下来，一个农民工陪读家庭的月刚性支出要五六千元。
所以今天的中西部农民工县城对农民工来说，成了一个高消费的地方。
家庭经济压力下的男性工人
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男性工人就扭紧了挣钱的发条。我看到的情况是：很多男工结婚前吊儿郎当、挣点钱随便花；但结婚后——尤其是有了老婆孩子、特别是在县城买了房以后——他们主动去做加班最多、最重体力的工作。
非常残酷的是：新生代男工工资在过去十多年来增长有限，哪怕受教育程度略有提高，收入甚至比老一代农民工还低。家庭经济压力自然传导到女工肩上。
在数据上显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过去十多年女性农民工一直在增长——2024年达到1.127亿。
女工的观察与“经济母职”
我对女性农民工的观察其实跟我自己的母亲有关。我妈妈的生命历程大概可分为三段：
- 早年在家留守带我和弟弟，搞农活、在附近大米加工厂或石灰厂做重体力工作；
- 后来跟着我爸去深圳打工，干装卸、分拣垃圾等没有尊严的工作；
- 等我弟弟有了小孩后，她又变成一个“带孩子的人”。
所以我对女工的观察跟一般的性别研究者不同——他们特别强调照料维度对女性的束缚。如果只关注这个层面，很容易遮蔽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
我自己特别强调经济母职这个层面：她们不仅是照顾者，更是重要的经济支柱。
但我也看到两代女工在“经济母职”上的差异：
- 我妈妈那一代留守时间较长，把孩子带到差不多独立再出去打工；
- 新生代女工则非常着急出去打工——一般小孩出生隔年就离开，有的甚至更早。一些留守的老爷爷说：“这小孩他妈妈不到一个月就走了，吃着奶粉长大的。”
我们就要追问：为什么新生代女工这么着急？因为她们想抓住一个窗口期——从孩子出生到教育关键期（幼升小、小升初），利用这段时间挣更多钱来改善子女的教育条件。
在输出地改善方式就是买房。除此之外，她们还说：“老公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我们几个人留在家里吃饭是存不到钱的。”有儿子的女工会说：“没有车子没有房子，儿子将来讨不到老婆。”
这种观念也跟今天中西部很多年轻人——也就是新生代农民工——“讨不到老婆、要成为光棍汉”的现实密切相关。
女工外出打工的方式与代价
在这样的压力下，女工就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最常见方式是夫妻两人到流水线加班倒班——这是最保险、最稳定的工作，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工作。节省一点，大概一个月能挣万把块钱。
我在广西调研时还看到另一个现象：很多年轻女工跟着丈夫去北海、深圳甚至更远的建筑工地打工。这些女孩子年轻时都是爱美的、化妆的、买衣服鞋子的——但我在工地看到她们，只能用四个字形容：“灰头土脸”。
她们扎钢筋、打灰、刷墙，目的就是为了挣更多钱。
当然，这么小就离开孩子，亲子之间的情感拉扯非常大。
陪读妈妈与家庭分化
十多年前我刚做研究时不懂事，老追问女工：“为什么孩子那么小你就出去打工？你离开孩子的时候是什么场景？”每当我问这个，情绪马上就来了。后来我才明白：她们都是偷偷走的——在孩子睡着时、甚至让爷爷奶奶把孩子抱走后才走。
但这只是暂时延缓亲子关系撕裂的方式。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教育关键期来临，新生代女工内部出现很大分化：
- 条件不好的长期在外打工，孩子成为长期留守儿童；
- 条件好一点的能买房或租房、又重视教育的，则成为“陪读妈妈”。
数据显示：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在快速增长——过去十年增长近10个百分点，超过5000多万。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返乡的陪读年轻妈妈。
这些女工不是光陪读不工作。我在江西南部一个县看到：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过来，一些农民工学到技术、积累资金后，在老家开小作坊——租在学区附近，因为那里陪读妈妈多。
这些小作坊一般几台机器，做工的除了老板夫妇和家人外，就是陪读妈妈。如果单子平缓，她还能兼顾接送孩子；但赶单时，出货速度不行就接不到下一个订单，这时女工就得跟着加班——通常一天十几个小时。
显然，当这样做的时候，女工顾不了孩子，只能请亲戚帮忙或专门把孩子送到托管机构。
子女教育与“普职比1:1分流”
等孩子慢慢长大，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会更好吗？可能不是。他们的孩子读到初中时，会面临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普职比1:1分流。
对农家子弟、尤其是乡镇初中的孩子来说，能考上公立高中的很少，绝大多数进入职校。但新生代农民工重视教育又有条件，就会让孩子去读私立高中——一年学费一两万。
在这样的体系下，能考985/211的不多，多数是大专或普通大学（甚至民办大学）。
我自己在读博士前曾在武汉一所独立学院工作过——这种民办大学学费非常高：
- 专科：一万多元
- 普通本科专业：两万多元
- 艺术类专业：接近三万
- 热门专业：三万多
我们看到一个悖论：教育在扩张，机会也给了农民工子女，但越是弱势阶层越要付费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
子女成年后的压力与家庭角色转变
等到孩子读完大学或离开学校后，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另一个问题——为孩子买房（至少付首付）。父母压力非常大。对于那些很早就离校打工的，今天在农村建房也不够了，他们要在老家给孩子买房、张罗结婚成家、准备彩礼等。
我在江西调研时碰到一个叫况姐的女工：她老公是开卡车的，过去十多年运力过剩导致收入下降；她自己在县工业园打工。儿子读普通大学，在几个城市漂泊。
况姐一个人用工资供房贷——他们在县里买房。我当时疑惑：“你儿子不会回县发展，你怎么给他买房？”她说：“他将来在哪里也定不了，我先买个房、供着房贷，我心里安心；等他将来定了要买房付首付时，我把这房子卖掉再凑钱。”
这就是非常一般化、有代表性的农民工心理。
随着孩子又有了孩子，女工角色再次转变——照顾孙子辈或公婆。十多年来我对女工的观察得出结论：她们的一生就是在满足不同阶段的家庭照料或经济需求；人生轨迹随家庭需求而转折，用自己的劳动托举这个家庭。
家庭脆弱性与破裂
当然我也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另一个层面——家庭的脆弱性。
在这么大的家庭压力下，家庭经济这根弦绷得非常紧、很容易断裂。我的判断和学术界通常强调“农民工家庭有韧性”不同——我在调研中看到了非常多破裂的家庭。
最危险的情况是：夫妻分开打工，一人去一个地方。这一代农民工年轻时经历过浪漫关系；如果回到消费空间，很多男工（有老婆孩子）又开始谈恋爱、不往家里寄钱甚至离婚；女工也一样——为家庭和孩子出去打工，但一出去就有人追她，又进入下一个家庭。
我在农民工输出地看到好多残缺的家庭：孩子留给老人。一旦夫妻关系破裂，整个家庭就会下滑——陪读家庭滑到乡镇，进一步滑向村庄底层。
农民工就在我们身边
也许我们对农民工群体比较陌生、甚至有刻板印象——觉得他们要么在沿海工厂打工，要么在工地搬砖。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很多农民工就在我们身边。
我来上海打的第一辆出租车司机就是一个90年的河南农民工（商丘下面一个县）。一路上聊买房和孩子的事——他五六年前花70万买房子，现在每月房贷2800元；老婆在家陪读，孩子成绩不理想。他说：“我现在不敢松一口气。”
每当我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总会想：如果这些人、如果他们的孩子出生在城市而不是农村、不是农民工家庭，会有怎样的发展路径？
最终期望：城市的包容与安放
所以最后，作为一个从农民工家庭走出来的研究者，我自己最大的期望是——希望我们的城市更加包容一些。
我们已经接纳了作为劳动力的农民工，但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能在城市有一个完整的家。
如果他们在城市有一个完整的家，我今天讲的所有故事就会有另一种表现形式。
我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能有一个安放农民工家庭和情感的更大空间——这是我最想看到的社会进步，也是我做研究源源不断的动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