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与现实：去美元化叙事下的资本真相

过去几年，随着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及俄罗斯被移出SWIFT系统，全球范围内“去美元化”的声音甚嚣尘上，宣称美元霸权即将终结，金砖国家将自立门户，沙特等国将不再使用美元进行石油交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在加速。然而，当我们深入审视数据和现实，会发现这一叙事与事实存在显著差异。

布拉德·赛特：数据驱动的“扫兴先生”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布拉德·赛特（Brad Seter），一位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国际经济顾问，以及前奥巴马政府财政部副助理部长。他在华尔街享有“扫兴先生”的绰号，其核心工作便是用翔实的数据拆解那些被广泛相信但缺乏事实支撑的财经叙事。赛特以其对数据的偏好而非追逐热门话题而闻名，彭博社的播客《Odd Lots》经常邀请他来剖析金融大事。在当前美伊冲突、油价飙升的背景下，关于美元霸权终结的论调再次出现，主持人就此向赛特抛出了核心问题：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与当下是否可比？石油美元体系是否依然稳固？人民币能否取代美元？以及全球对美国的负面情绪是否会动摇美元地位？

重温70年代：石油危机与石油美元的起源

要理解当前局势，首先需要回顾50年前的历史。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后，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报复而实施石油禁运，导致1973-1974年国际油价翻了四倍，1979年伊朗革命后又翻了一倍，十年内油价上涨六七倍。这引发了美国的经济滞胀、加油站排队两公里、汽油凭票供应的混乱景象。这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副产品是，海湾产油国突然获得了巨额财富，即所谓的“石油美元”。

赛特指出，当前事件并非70年代的简单翻版。首先，价格反应不同：70年代油价涨幅达数倍，而此次仅为50%左右，且易受和谈消息影响而波动。其次，冲突性质不同：70年代是阿拉伯国家主动“断供”，而此次是美国及其盟友主动打击伊朗。最关键的是，赢家不同：70年代海湾国家因此暴富，而此次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海湾国家的石油出口受阻，获益甚微。此次的真正赢家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安哥拉、挪威以及美国自身。美国页岩油公司的蓬勃发展，使得其原油产量和出口量巨大，油价上涨成为国内财富的再分配，并未导致财富外流。

关于石油美元的起源，普遍流传的说法是1974年尼克松通过基辛格与沙特国王达成协议，要求沙特以美元卖油以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但赛特认为缺乏证据。石油产业本身起源于美国，自19世纪以来便以美元计价。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前身在1930年代也是美国公司。因此，石油以美元计价是行业本身的属性。1970年代美沙之间的确有交易，但更多是关于美国如何帮助沙特“隐藏”其购买美债的行为，以规避国内政治上的敏感性（例如，美国支持以色列）。

石油美元的演变与全球资本的流向

在70年代，海湾国家获得的石油美元，因政治敏感性，并未全部直接回流美国国债市场，而是大量流入了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这个不受监管的市场为美元的蓬勃增长提供了土壤，银行将其借给拉美国家。然而，1980年代初美联储大幅加息导致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爆发，史称“失落的十年”。这表明，第一波石油美元的副产品是拉美国家的危机，而非直接强化美国。

进入2003-2014年新一轮油价上涨周期，产业国的“玩家”类型发生变化：

• 惊弓之鸟型（沙特、俄罗斯）：因经历过油价暴跌，优先购买美国国债以确保安全。
• 贵族型玩家（阿布扎比、卡塔尔）：人口少、石油多，进行多元化投资，包括美股、欧洲蓝筹、私募股权，甚至购买伦敦地标和知名体育俱乐部。
• 北欧学霸型（挪威）：以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为代表，采用专业化、被动配置的模式，规模巨大，人均持有账户金额高。
• 土豪进场型（沙特PIF）：在小萨勒曼主导下，进行大规模、高消耗的投资项目（如NEOM、LIV高尔夫），烧钱模式明显。

在此次（2026年）危机中，尽管油价上涨，但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海湾国家出口受限，实际获益不多。沙特甚至面临财政赤字，成为国际市场的借款方，身份发生根本性转变。美国成为油价暴涨的最大赢家之一，其庞大的页岩油产量和出口能力，以及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财富转移，使得国内财富不外流，反而缩小了净对外赤字。

全球资本的“口是心非”与美元的韧性

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尽管全球对美国的负面看法（如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美国好感度下滑，欧洲负面看法超50%）以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满（如美伊冲突联合国多数国家站对立面），但全球资本却持续涌入美元资产。美股纳斯达克屡创新高，海外持有美国国债规模创历史新高，主权财富基金（SWF）对美股配置比例上升，美元指数（DXY）强劲反弹。沙特PIF等机构的投资组合中，美元资产占比依然高达80%。这种“嘴上骂美国，钱包追美元”的分裂现象，引人深思。

赛特提出，“去美元化”是一个伪命题。他区分了央行外汇储备（追求安全与流动性，美元份额自然较低）和普通投资组合（如全球国际股票基金，美股占比65-70%）的数据。真正驱动美元地位的是追求收益的几十万亿私人资本，它们持续“用脚投票”，加码美元资产。要实现去美元化，首要条件是停止为美国融资。然而，去年全球投资者反而购买了5000亿美债和5000亿美股，这并非去美元化，而是“过嘴瘾”。

中国的角色：官方去美元化与实际美元敞口

对于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其央行外汇储备中美元份额从2005年的79%降至2023年的55%。然而，中国国有银行的海外美元敞口高达70%。央行将一部分美元储备通过四大国有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进行海外贷款和资产配置，这部分资金未计入官方外汇储备，但仍是中国国家资产。综合计算，中国对美元的总体敞口与十几年前相比并无本质差别。

更关键的是，中国央行每月动用约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干预汇市，以稳定人民币汇率。这流入的美元最终会转化为美国的国债和美股。赛特用“嘴上说不爱，每月送红包”来形容这种行为，质疑其是否构成真正的去美元化。

“收费站”时代与美元的独特地位

赛特认为，当前世界已进入“收费站”时代。

1.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通过关闭海峡并收取“过路费”，区分对待不同国家（如阻拦日本船只，欢迎中国船只）。
2. 特朗普的关税：美国将其巨大的消费市场视为“收费站”，对进入者（包括盟友和中国）征收高额关税，要求“买票进来”。
3. 中国的稀土：中国掌握全球95%的稀土加工产能，这是其“硬卡”，用于制造芯片、新能源汽车、导弹等关键产品，构成供应链上的“收费站”。

在这样一个“卡脖子”工具林立的世界，美元反而成为一个相对“免费”的交易媒介。尽管俄罗斯无法使用，但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跨境转账、结算和避险，美元仍是效率最高、争议最少的选项。

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困境

媒体常宣扬“人民币国际化势不可挡”，但Swift数据显示，2025年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仅为2.9%，美元占46%。人民币的份额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与自身（包括离岸市场）之间的交易，真正第三方国家间的流通率不足1%。赛特直言，人民币目前是一个区域性货币，而非国际货币，且中国尚未准备好使其成为国际货币。其核心原因在于资本管制（每年5万美元换汇额度、企业对外投资需审批），这是中国金融安全的基石，但也阻碍了人民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这并非贬低中国，而是基于事实的判断。

美元霸权的未来：内部风险而非外部挑战

对于美元的未来，赛特认为大多数人问错了问题。地缘政治冲突、人民币自由浮动受限、欧洲内耗、日本负利率等因素，使得美元短期内没有直接的替代者。 然而，他提出的真正风险在于：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激进政策下，全球对美元资产的过度集中（超配）已达到历史极值（如全球SWF65%配置美股，美国股市市值占全球60%+，而GDP仅占25%）。 这种失衡可能导致市场调整时产生巨大动荡。赛特判断：

• 短期内，美元没有敌人。
• 中期内，美元的最大敌人是美国自身——包括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的反复无常、对盟友的羞辱、对国际规则的破坏、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攻击等，这些因素正缓慢侵蚀全球对美国制度的信任。
• 真正的拐点将在地缘政治冲击出现时，美元不再吸引避险资金，不再被视为“最后的港湾”。但目前，这一迹象尚未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