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国家起源：挑战传统文明叙事

今年八月，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国家安全、统独议题再次引发热议。台湾将如何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帝国之间找到出路？要厘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国家”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要面对的这本书——《反穀》（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一本挑战传统国家起源论的著作），便探讨了国家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他在这本书中，以最新的考古证据重述了国家的起源，颠覆了我们对文明的传统看法。

传统文明叙事的谬误与考古新发现

常见的文明论述告诉我们：人类祖先在某个时间点，用农业取代了狩猎采集，这是经济生产上的一大进步。为了发展农业，必须进行定点耕作，于是两河流域开始出现灌溉工程，中国则有大禹治水。这些都需要一个中央集权机构来组织大量劳动力，国家因此诞生。随后，一个权力不平等、财富不均的阶级社会也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种故事让我们觉得，定居生活和国家组织是农业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

然而，最新的考古证据却发现恰恰相反。人类早在公元前12000年就开始定居。农业技术在定居四千年后才出现。而国家，又是在农业出现四千年后才诞生。因此，国家起源于农业灌溉工程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灌溉和农业技术在国家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国家只是利用了灌溉和农业技术。

那么，从农业出现到国家诞生这四千年间，人类究竟做了什么？考古学家发现，尼罗河下游、中国杭州的河姆渡文化，以及印度河文明，这些早期人类聚落都位于湿地，自然资源丰富。现在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 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看起来像沙漠，但在6500年前，河流每年会定期泛滥半年。波斯湾的水位会直接上涨到苏美尔（Sumer: 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古老文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的乌尔城门口。城市外形成了大片冲积三角洲，吸引了大量鱼类、鸟类和迁徙动物。人们只需待在同一个地方，旱季有陆地资源，雨季有水生资源，根本无需发展农业。此时，人类更像是生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共享自然资源，没有阶级之分。

考古学家梅琳达·泽德发现，即使在农业技术出现之后，人类祖先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也避免完全依赖农业，而是以狩猎采集来补充农业生产。因为在古代，小冰期频繁出现，冰河期结束后气候变暖，种植单一作物风险太大。我们的祖先有时会尝试与环境共存，尝试不同的生存策略。例如，台湾的原住民在五千年前就已经发展了农业。其中一部分人在五千年前迁徙到东南亚，发现那里森林密布，他们便放弃了农耕技术，回归狩猎采集生活。所以我们必须摒弃历史单线进步的观念。人类并非在某个时间点突然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文明。考古证据恰恰相反，我们的祖先始终保持着多样化的生存方式，有时甚至放弃定居农耕生活，选择与生态环境共存。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人类为何没有立即转向农业文明，而是为何在长达四千年的时间里，人类不依赖农业过着游牧生活，却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突然出现了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国家？

谷物与国家的诞生：税收的政治作物

有一群人提出了“食物储存假说”，认为作物可以长期储存，一次收获后无需每天外出狩猎，因此更经济。但实际上，狩猎采集者也懂得腌制技术，即使是鱼肉也能长期储存。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鲁普提出了另一种人口压力理论，认为在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人口增加，狩猎大型猎物已不足以维生，人类被迫转向农业以获取更多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农业是进步的开端，但事实恰恰相反，人类祖先是在被逼到绝境时才选择了农业。

如果农业是必经之路，那么国家又是如何出现的呢？首先，我们必须定义什么是国家。历史上所有早期国家至少具备三个特征：税收、官僚体系和城墙。根据这个标准，公元前3200年以前的苏美尔城邦乌鲁克（Uruk: 苏美尔地区最重要的城邦之一，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城市）是已知最早的国家。

那么，为什么农耕人口会在此时聚集起来形成国家呢？因为古代气候变化频繁，只要一场干旱，农耕人口就必须集中到有灌溉水源的地区。此时，人力资源高度集中在一片土地上进行耕作，这为国家的出现创造了完美的条件。原本人口分散各地，现在人口和粮食都集中在一处，国家便可以寄生在这个农耕人口之上。

作者提出了一套国家起源的“谷物假说”。历史上早期的国家都要求人民生产谷物，而非其他作物。为什么？因为谷物最适合一次性收获，方便国家征税。如果是根茎作物，都埋在土里，国家无法估算产量。如果是豆类，不同种类的豆子成熟期不同，国家根本不方便查税。相比之下，谷物成熟期一致，因此国家只需发明一套**“农人历”**（Peasant Calendar: 国家为方便管理和征税而规定农作物播种和收获时间的制度），规定播种时间，再评估农田的大小和质量来估算收成，便知道该征收多少税。而且谷物也最容易计算。美索不达米亚劳工的日薪是两升大麦。中世纪教会的什一税要求农民将谷物捆成束，这样一眼就能看出什一税有多少谷物。所以谷物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作物。

这个“谷物假说”解释了为什么国家没有在农业出现四千年后立即诞生。因为当时人类祖先在三角洲湿地的生活资源非常多样，有农耕、渔猎、采集、刀耕火种等多种生产模式。这些多元的生产模式不利于国家的形成，因为国家需要一套便于统一征税的度量衡，必须建立在单一谷物之上。因此，古埃及和古中国最早的国家城市都出现在尼罗河和黄河的上游，而非下游三角洲。

统治者编造神话，让人们相信农业是神赐予人类的技术，让我们能够养活更多人口，同时污名化那些不种植谷物的人，将狩猎采集的游牧民族描述为野蛮人。因为国家无法向他们征税。例如，罗马帝国的疆界就在谷物种植线以内，因为不适合种植谷物的地区，即使征服了也没有价值。罗马人认为野蛮人是一群不懂农耕，只吃肉喝奶的人，而文明的罗马人只吃谷物，不吃肉奶。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是“士农工商”。因为农民的收成可以通过国家统计征税，有利于国家统治。但商人的收入不透明，国家不清楚他们赚多少钱。所以统治阶级故意贬低商人，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官僚、文字与国家的压迫工具

仅仅依靠税收制度还不足以形成国家。还必须有一个官僚体系来执行税收。每年都有政府官员记录人口、土地、耕作和牲畜。这就是文字的起源。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字系统最初是为了国家行政管理而出现的，用于记录农民欠了多少税款。只有政府官员才识字。文字出现五百年后，才开始用于创作文学神话。中国秦朝统一文字、度量衡，并非为了文学艺术创作，而是为了让统治者一目了然地知道自己统治着多少人口和财富。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所有农民起义，第一件事就是烧毁官府档案。因为这些国家文件是压迫的来源。考古学家兰伯格·卡洛夫斯基发现，苏美尔城邦周围的原住民故意避开文字技术，因为他们不想被国家编纂。我们曾以为原住民没有文字是因为他们非常落后，学不会写字，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几千年前就意识到国家想要征服他们，所以避开了文字。

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国家崩溃后，文字的使用也会消失。因为不再有官员用文字债务压迫农民。就像古希腊迈锡尼文明使用的线性文字B，在国家解体后就失传了。之后，人们通过口头传承文化。例如，荷马史诗就是通过口头吟唱流传下来的。罗马帝国崩溃后，拉丁语的识字率几乎降到零。因为文字本身就源于国家的统治，所以当人民不再受国家统治时，文字也就不再必要了。

城市文明的脆弱与黑暗面

过去的文明论述告诉我们：农牧业、国家、文字，它们都是人类摆脱野蛮时代的文明象征。但现在我们知道，人类是在被逼到绝境时才选择了农牧业。而且，谷物和文字最初都是为国家服务的工具。

不仅如此，新的考古证据发现，城市生活的出现并没有让人类走向“文明”，反而变得更加脆弱。许多早期城邦因不明原因突然被废弃，人口突然消失，且找不到任何考古遗迹。为什么？因为有一件事不会留下任何物质证据——瘟疫。

国家出现后，人口被迫集中，并与牲畜、作物一起生活在城市中。许多流行病很容易从牲畜传播到人类。像麻疹、天花、禽流感，都是因为人畜混居而爆发。可以说，人类自己把城市变成了病毒的培养皿。苏美尔的**《吉尔伽美什史诗》**（Gilgamesh Epic: 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史诗，讲述了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的冒险故事）中记载，大瘟疫让整个幼发拉底河漂满了浮尸。但当时人们不知道瘟疫的原理，以为是神在惩罚他们，于是去神庙祈祷、献祭动物以平息神怒。这可能就是宗教仪式的起源：人们发明宗教来解释瘟疫灾害。但他们不知道，瘟疫实际上是由国家造成的。

特别是当国家发动战争时，大规模军队人口的移动相当于到处散播病原体。因此，普通平民会故意避开军队和难民经过的路线。古代国家遇到瘟疫，不像现在可以封锁城市，因此所有公民都会立即逃离国家，否则就是死路一条。例如，公元前1320年，西台王国的瘟疫蔓延到埃及，引发了大饥荒，当时的农民拒绝继续耕作，纷纷逃离农田。公元前166年，罗马士兵从战场归来，带回的传染病导致罗马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中世纪黑死病之后，牛津剑桥大学开始出现瘟疫宿舍，有症状的学生必须送去隔离。16世纪，意大利发展出专门的疫情隔离机构拉扎雷托（Lazaretto: 历史上用于隔离患有传染病者或从疫区来的人的场所）。这些都表明，早期的国家实际上非常脆弱，可能因一场瘟疫而彻底瓦解。

另一方面，农业文明并没有让人们的生活质量变得更好。考古学家比较了农民和狩猎采集者的骨骼，发现农民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在恶化。因为狩猎采集者食物多样，多达190种植物。美索不达米亚的原住民一周狩猎就能提供一年的动物蛋白。相比之下，农民必须按照国家发明的农人历，辛劳一整年。而且，定点种植作物容易滋生病虫害。古代没有农药，许多谷物可能被虫子吃掉。古希腊语中“寄生虫”（parasite）一词的意思就是“在谷物旁边”（para-site）。因此，早期大部分农村人口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和蛋白质，婴儿死亡率高达50%。

“黑暗时代”：逃离国家压迫的自由

综上所述，农业国家使得劳动时间更长、营养更差、死亡率更高。被统治的人民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当国家发生战争、出现瘟疫或作物歉收时，许多人会逃到乡下自保，拒绝种植谷物，转而过狩猎采集生活，以此来逃避税收。反抗国家的最好方式就是成为一个“叛逆者”。

因此，我们看到许多古代文明的人口消失，例如古埃及王国、苏美尔王朝、玛雅王国的崩溃，社会仿佛陷入了“黑暗时代”。但事实是，人们终于获得了自由，逃离了国家，回归自给自足的生活，不再为统治者工作。相反，历史教科书上所教授的王朝时期，反而是人类受压迫最严重的时期。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称这些时期为“文明”呢？因为我们所知的古代文明遗迹，许多都是19世纪欧洲考古学家发现的。那正是欧洲帝国扩张的鼎盛时期。所以欧洲国家开始编纂教科书、建造博物馆，歌颂金字塔、帕特农神庙、兵马俑等古代文明的“辉煌”。他们刻意强调帝国强大等同于文明，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如果帝国终结，就是文明衰落的标志，以此来合理化欧洲帝国的殖民扩张。

但最新的当代证据已经驳斥了这种文明优越论。文明国家的出现实际上带来了税收、疾病、高工时、高死亡率。文明国家的崩溃，反而是人类福祉的提升，是人们逃离国家控制的机会。

国家的维系：人口控制与强制劳动

由于国家在刚出现时非常脆弱，常因瘟疫、战争和作物歉收而失去人口。所以治理国家的方式就是维持国家的人口。圣经中的箴言说：“君王的荣耀在于人口众多，皇帝的垮台在于公民缺乏。”

如何增加人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外部获取。苏美尔人经常到周围的山区捕捉原住民。在古苏美尔语中，“奴隶”一词写作“山”和“女人”，意思是入侵山区后抓捕当地女性。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国家战争频繁，并非为了开疆拓土，而是为了控制人口。因为即使占领了新的土地，如果没有人耕种，对国家也毫无用处。衡量战果的方式是俘虏了多少奴隶。这样既可以维持国家的政治稳定，又无需剥削自己的人民。这是西班牙海外殖民扩张的第一原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称之为**“战利品资本主义”**（Booty Capitalism: 一种通过掠夺外部财富和人口来积累国家资本的经济模式）。国家军事行动的目标不是占领新土地，而是掠夺外国人作为奴隶，以积累国家资本。

就像早期东南亚的所有国家都是奴隶国家。马来人抓捕的男性战俘也会融入当地社会，反过来帮助抓捕奴隶。在古希腊雅典，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奴隶。但古希腊哲学家从未辩论过废除奴隶制，而是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亚里士多德为奴隶制辩护说：某些民族天生缺乏理性，非常顺从，天生就适合像动物一样被奴役。苏格拉底在雅典殖民扩张发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也曾参军。柏拉图本人甚至被卖为奴隶，但他也没有因此反对奴隶制。为什么他们都将奴隶制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奴隶是国家财富的来源，奴隶越多的国家就越富有。所以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赞扬斯巴达将军布拉西达斯，他没有屠杀投降者，而是谈判将他们带回家，转化为生产性奴隶劳动力，增加了斯巴达的税收。

在古罗马，一场高卢战争为国家增加了100万新奴隶。罗马的精英阶层依靠华丽的仆从阵容来彰显其优越性。直到1800年奴隶贸易达到顶峰时，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奴役之下。

逃离与限制：城墙、法律和污名化

但奴隶制并非没有障碍。许多国家发现，抓捕来的原住民战俘不愿工作。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指出，在国家出现之前的原住民社会，人们没有生产更多的动力，只是吃饱喝足，其余时间都会用来玩耍，不多做工作。除非被迫，原住民不会做超出他们所需的工作。这对国家来说是个大问题。

例如，荷兰人殖民台湾后，发现台湾有大量未开垦的农地。但台湾的原住民过着自由的狩猎采集生活，不愿屈服于荷兰的资本主义体系。所以荷兰人只好从中国抓捕一批农民，告诉他们是“开垦”移民。但实际上是荷兰殖民政权需要奴隶劳动力来开发农田，以扩大谷物生产范围。于是荷兰人抓捕了三万名汉人来扩大热兰遮的统治。新亚述帝国抓捕了二十万巴比伦人来建造城市。几乎可以说，城邦的起源就是军事殖民。城市文明的出现离不开强制移民充当奴隶劳工。

所有国家在早期都需要建立一套强制劳动制度。一方面要榨取最大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又不能榨取过多，否则人民就会想逃离国家。历史上许多被废弃的城邦，可能就是奴隶逃跑所致。我们所看到的“古代文明”，恰好是那些无法逃离的地区。例如古埃及，都是被山脉、海洋和沙漠包围的地区，人们很难逃脱。这就是人类学家罗伯特·卡内罗提出的**“限制理论”**（Circumscription Theory: 认为国家只会在地理环境受限，人们无法轻易逃离的地区出现）。只有在地理环境无法逃脱的情况下，国家才会出现。因此，北美和亚马逊雨林没有国家，因为那里有广阔的丛林，奴隶可以轻易逃脱。

即使没有地理限制，国家实际上也可以通过建造城墙和制定法律来限制人口。两千年前，苏美尔-阿卡德国王舒尔吉在两河流域之间修建了一道墙，声称是为了防止长城之外的阿摩利人入侵。但实际上是为了将南方的纳税人锁在里面，让他们无法逃跑。巴比伦法典详细规定了如何惩罚逃跑的奴隶，甚至有专门捕捉逃跑奴隶的“赏金猎人”。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也指出，中国修建长城，据说是为了抵御蛮族，但实际上也是为了将中国人留在墙内，让他们无法逃离中国。

这就是为什么清朝占领台湾后，立即颁布了渡台禁令。因为当时台湾是反清复明海盗的巢穴，中国担心人民逃离国家，叛变加入海盗行列。或者像今天台湾许多逃逸外劳，国家也用法律来惩罚他们。所以几千年来，所有国家都在试图将人民圈养起来。因为只有人民无法逃脱，才能维持国家的劳动力人口。

污名化“野蛮人”与游牧者的自由

另一方面，几千年来统治阶级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大规模逃离国家。统治者为了阻止人民逃跑，便修建城墙、立法惩罚。但实际上还有更好的方法：将外国人污名化为野蛮人，让人们害怕城墙外的世界，仿佛离开国家就会回到野蛮状态。这样人们就会自动留在国家内，无需国家强制。

例如，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读到的匈奴、蒙古、哥特人，这些都是国家虚构的部落概念。他们并非统一的民族，而是为了对抗国家而临时组织的联盟。但国家为了便于污名化治理，便发明了“部落”的概念。例如，在最早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英雄战士恩奇都最初只是一个牧民，但在1000年后的版本中，却变成了半兽人，必须学习城市生活才能识字。

在中国古代，则有华夷之辨。《周礼》（Book of Rites of Zhou Dynasty: 中国古代一部关于周代礼仪制度的典籍）记载：“食谷者，华也；不食谷者，夷、戎、狄也。”意思是吃谷物的是文明人，不吃谷物的是野蛮人。明朝中国发明了**“生番”和“熟番”**（Shengfan/Shufan: 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分类，前者指未被政府有效统治、不纳税的族群，后者指已接受政府管辖、纳税的族群）的概念来治理蛮族。那些无法征税、主权无法触及的是生番，那些能被国家治理并有纳税义务的是熟番。因此，台湾的原住民不愿被清朝统治，不愿纳税，就被污名化为一群“番人”。直到日本人类学家来台湾研究才发现，“番人”实际上是几十个不同的族群，只是国家的统治技术将他们虚拟成一个统一的族群。

但国家为何不遗余力地搞这些把戏？因为他们不希望人民知道，野蛮人实际上生活得更自由。狩猎采集者的营养更好，寿命也比农业国家的人更长，大部分时间用于休闲。他们无需劳作，因为只需掠夺国家的收成。北非的柏柏尔人说：“掠夺就是我们的农活。”国家捕捉奴隶来耕种，而游牧民族则在收获季节掠夺国家的收成。因此，历史上所有帝国都经常受到长城之外民族的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受到阿摩利人的入侵，罗马帝国受到凯尔特人的入侵。这些野蛮人的存在实际上有助于抑制国家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中央集权，因为周围有太多强大的游牧民族阻碍了国家权力的集中。

而且国家很难反击游牧民族，因为他们不定居城市，不积累私人财产。例如，匈奴经常攻击中国的东汉朝廷，当东汉想要报复时，匈奴早已退去。但如果野蛮人不断掠夺国家的资源，当人民逃离城市后，野蛮人也就无物可掠了。所以野蛮人有更好的办法：告诉城里人不要跑，我们可以保护你们免受其他野蛮人的侵害，只要你们定期给我们一点好处。这就是保护费的起源。波斯国王每年向居住在扎格罗斯山脉的西西安人进贡。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帝国不得不动用黄金来拉拢洛克尔特人。汉朝政府每年预算的三分之二用于支付游牧民族的保护费。唐朝政府每年给回鹘人五十万匹丝绸。但历史教科书却说这是“与少数民族的交流贸易”，或是边疆民族“前来朝贡”，仿佛他们是藩属。但实际上，这是向他们支付保护费，否则中国就会被征服。像中国的元朝、清朝或奥斯曼帝国，都是国家被游牧民族夺取的例子。

国家特别担心的是，人民发现游牧生活实际上比国内生活更自由。例如，罗马帝国晚期税收过重，人民不堪忍受，但又无法反抗政府，于是转而投奔攻击罗马帝国的游牧民族“匈人”首领阿提拉。或者在中国明清时期发生大饥荒时，会出现“走西口”的现象。中国北方的难民逃离“杀虎口”，改变生活方式成为游牧民族。“杀虎口”原意是杀胡人，即杀外来的蒙古人。但中国人无法忍受政府的暴政，反而逃到了蒙古人的世界。

这种逃离国家、选择原始生活方式的策略，被人类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称为**“次级原始主义”**（Secondary Primitivism: 指一些族群为了避免被国家权力整合或征服，主动选择回归或维持一种看似原始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原住民”，可能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原始。他们的祖先可能就是为了不被国家纳入，而逃到了国家的边缘。狩猎采集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选择，而非落后的生活。换句话说，原住民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后代。

结语：国家并非人类历史的常数

我们不要忘记，尽管国家早在五千年前就出现在世界上，但古代文明的人口仅仅是少数。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国家的边缘，过着自由的狩猎采集生活。直到17世纪，世界上仍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国家之外。因此，在人类二十万年的历史中，国家霸权仅仅出现了四百年，只占据了人类历史的0.2%。如果国家并非人类历史的常数，而是一个变量，那么今天统治世界的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也并非历史的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