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聆听我的分享。我叫朱聪，是一名长期致力于街头流浪人员救助的专业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通过专业方法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职业），同时也是民间公益组织**“地衣之家”**的发起人。
在今天的分享开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聊聊就在昨天刚刚发生的一件真实小事。昨天，有一位热心的网友在网络上联系到我们，非常急切地向我们发出求助，希望我们能够去救助街头的一些“流浪动物”。当时我们向他耐心解释说：“十分抱歉，我们地衣之家并不是救助流浪动物的机构，我们是专门救助街头流浪人的社会工作组织。”结果，这位网友在听完我们的解释之后，表现得非常惊讶，甚至有些不可置信地追问了一句：“难道在我们的城市里，现在竟然还有流浪汉存在吗？”
听到这样的反问，我的内心其实是有些复杂的。这也逼着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公众去普及和解释一个事实：在现代大都市的霓虹灯背后，确实还生活着这样一群无家可归的人。而在我们的专业语境当中，从社会工作的学术和伦理出发，我们一般不使用“流浪汉”这个称呼。因为“流浪汉”这个词汇在长期的社会建构中，往往被贴上了某种特定的标签，带有某种贬义或可怜、甚至排斥的情感色彩。在专业上，我们更倾向于称呼他们为无家可归者（Homeless: 失去了稳定、安全且适当住所的人群）。而在日常的实际接触与志愿服务中，我们通常会亲切地称呼他们为“街友”，或者叫他们“流浪兄弟”。
在很多普通人的认知里，常常会把街头的流浪者与那些职业乞讨者混为一谈。但根据我们这十年的街头一线救助经验，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实际上，真正的流浪者往往是极少甚至绝不乞讨的。这是一个在流浪者群体身上表现得非常矛盾、却又极其真实的心理特征：他们是一群既极度低自尊，同时又拥有着极其强烈、甚至近乎偏执的自尊心的人。正是因为那份残存的、强烈的自尊心，使得他们宁可在街头忍饥挨饿、翻找垃圾，也绝对无法低下头去向路人乞讨要钱。
街头群像：长沙流浪地理与人口特征
到今天为止，我和我们地衣之家的伙伴们已经在街头救助流浪者整整十个年头了。这十年来，我们用双脚丈量了长沙的每一个角落，记录了成百上千个流浪者的生存轨迹，最终在后台绘制出了一张详细的长沙流浪人员地理分布地图。通过对这十年来服务过的庞大数据样本进行梳理，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明确的群体特征。
首先，从性别结构来看，街头的流浪者绝大部分都是男性，男性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二左右，剩余的百分之八才是女性流浪者。其次，在年龄结构上，这个群体并不是大家想象中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而是以中青年为主。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普通市民在街头看到他们时，会不自觉地在心里给他们贴上负面的标签，甚至带着质问的语气说：“这群人看起来明明年纪轻轻的，好手好脚的，怎么就不愿意去找份正经工作挣钱养活自己，反而要在街头流浪呢？”市民的这种疑惑和标签化，其实与流浪者群体的实际年龄构成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再来看他们的教育背景。在这个群体中，绝大多数人的文化程度都非常低，主要是文盲以及半文盲。在我们地衣之家提供深度结构化服务的对象里面，甚至有三个流浪兄弟是完全不会写自己名字的。除了由于教育缺失、工作不顺、遭遇职业挫折等这些大家司空见惯的流浪诱因之外，在庞大的流浪人群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由于被动的因素而被迫沦为流浪者的。
例如，有些人是因为突发精神疾病，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走失并流浪街头；有些人则是从小不幸拐卖或走失，从此便在各个城市之间辗转流浪。林林总总的成因纠缠在一起，使得流浪者群体内部的成分变得极其庞大且复杂。可以说，仅仅是这一个群体，就几乎涵盖了整个公益圈、社会工作界所要面对的各种服务群体的所有复杂性。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流浪的复杂动因，我想和大家分享三个具体的个案故事：
第一个是小陈的故事。小陈之所以开始流浪，源于一次看似荒诞却又极其令人心碎的意外。那是在多年前的一个下午，小陈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下坡路上冲下来，不小心重重地摔了一跤，当场摔掉了一颗门牙。就在那一刻，他突然在心里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去流浪。而在此之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失恋，整个人都陷入了极度的自我否定和抑郁之中。那一颗门牙的摔落，成了压垮他精神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此，他便彻底离开了原有的生活轨道，在街头整整流浪了十多年。在流浪的岁月里，他彻底切断了与过去的联系，过上了一种类似避世遁入虚空的“山和大圣”般的荒野漂泊生活。
第二个是老陈的故事。老陈曾经也是有家人的。在父母还健在的时候，虽然他在外漂泊，但每逢年过节或者特定的日子，他还会定期回老家看望父母，家庭的纽带还在勉强维持。然而，当他的父母相继去世之后，老陈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有一次在街头和老陈聊天时，我问他：“老陈，你之所以不再回家，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回去，会让家里的兄弟姐妹觉得多添了一双筷子，给家里增加了负担？”老陈看着我，摇了摇头，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朱聪，不是多添一双筷子的问题，那是一整个大活人啊。我若是回去待个三天，大家或许还能客客气气、和和睦睦的。但如果我待上三十天，甚至三百天，那种因为生活习惯、社会地位差异以及经济压力带来的家庭矛盾，一定会彻底爆发。与其到了那个时候撕破脸，我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回去，就留在这街头。”老陈的话，道出了许多流浪者在面对家庭关系重建时的那种无力感与深刻的自我放逐。
第三个是个被称为“小屁孩”的流浪者。他流浪的原因非常单纯且被动——小时候在坐火车的时候意外与家人走丢了。当时年纪还很小的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寻找回家的路，就这么流落到了长沙。为了生存，他躲进了一处无人管辖的待拆迁房里。在这个没有水、没有电的破败拆迁房里，他像一个隐形人一样生活了整整二十年，从一个幼童硬生生地长成了一个青年。
制度演变：从强制收容到自由选择的法治变迁
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开展专业的流浪救助工作，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法治前提和历史背景的。
回溯历史，从一九八二年到二零零三年，我国在流浪乞讨人员管理上实行的是收容遣送制度（收容遣送制度：我国曾经实行的一项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实施强制收容、遣送回原籍的行政管理制度）。在这长达二十多年的时期里，一个人在城市的街头流浪是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和法律保障的。换句话说，在那个时期，一个人是不可能“合法地”在城市街头流浪的，只要被发现，就会被强制收容并遣送回原籍。
历史的转折点发生在二零零三年。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推进以及社会各界的呼吁，这一年的八月，新的政策法规正式出台，强制收容遣送制度被正式废除。原来的收容遣送站也从此转型为现在的救助管理站（救助站：国家设立的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食宿、急病救治、协助返回原籍等服务的救助机构）。自此以后，作为公民，一个人才真正拥有了选择自由流浪的权利，也拥有了自由选择接受或者拒绝政府救助的权利。正是这一法治制度的根本性转变，才为我们这样的民间公益组织、社会工作机构进入流浪救助领域，提供了合法的干预空间和制度保障。
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我们发现救助管理站由于其特定的功能定位，在面对复杂的流浪者群体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救助管理站的核心定位是“临时性、应急性救助”。它的服务内容非常明确：为流浪者提供三到十天的临时食宿，帮他们购买回家的车票，提供一些最基础的应急物资（如棉被、方便面），以及开展应急性质的医疗急救。
由于这种制度设计是以“协助返乡”为导向的，导致在街头的实际生态中，出现了大量的“重复救助”现象。甚至，随着这种免费提供食宿和车票的福利制度的推行，在街头催生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跑站群体（跑站人员：专门利用不同城市救助站的免费福利，通过频繁流转以获取免费食宿、交通票证甚至倒卖物资的人群）。
对于一个普通的流浪者来说，一辈子在政府系统里有一两条救助记录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对于职业的“跑站人员”而言，他们的系统救助记录往往多达几百条甚至上千条。他们像候鸟一样，利用各个城市救助站之间的信息壁垒，不断游走在全国各地的救助站里，通过这种方式来“薅羊毛”。
这些职业跑站人员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占用资源，再加上其他种种客观的管理压力，导致很多城市的救助管理站不堪其扰。为了便于管理并规避跑站群体的聚集，许多救助站渐渐从繁华的市中心搬迁到了偏远的郊区或乡下。
与这些跑站群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正长期生活在街头的职业流浪者，他们几乎从来不去救助站。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流浪者的生存逻辑里，流浪本质上是一种依赖城市资源寄生的“大城市病”。像北京、上海、广东、长沙这样的大都市，由于经济活跃、消费水平高，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垃圾与生活废弃物。
对于一个职业流浪者来说，在这些大城市的街头，光是翻找那些垃圾桶，他们就能够捡到足够维持生存的各种食物、衣物和日常用品。大城市的垃圾桶，就是他们最基础的生存保障，这使得他们完全找不到去偏远郊区救助站接受那种失去自由的临时限制性救助的理由。更何况，救助站的临时性服务根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他们长期的生存困境。
理念重构：地衣之家的诞生与平等互动的建立
我们“地衣之家”成立于二零一七年。在最初为这个组织取名字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究竟有没有一种自然界中的物件、植物或者特定的形象，能够完美地代表这群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看似微不足道却又极其顽强的流浪者？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它，那就是“地衣”。地衣是自然界中一种非常神奇的复合生物，它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它极其微小，甚至常常被人们忽略，但它却有着惊人的生命力。无论是在寸草不生的荒漠、严寒的极地，还是在干涸的裸露岩石上，地衣都能够顽强地生长，并一点一点地分泌地衣酸，风化岩石，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开辟最初的土壤。流浪者就像地衣一样，虽然卑微、弱小、不被主流社会所看见，但他们的生命里同样蕴含着极其坚韧的生存力量。这就是我们叫“地衣之家”的由来。
在成立之初的头两年里，我们地衣之家的做法和大多数公益组织以及救助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每天晚上开着车，带着热心志愿者在长沙的街头给流浪者发放各种应急的棉被、大衣、面包和矿泉水。可是，这样机械地发了几年物资之后，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倦怠之中。
我看着我们亲手发出去的物资，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那些我们救助了许多年的流浪者依然生活在街头，他们的生活状态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而且街头上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现新的流浪面孔。有一次在街头，一位和我们很熟的流浪兄弟甚至有些不解地直接问我：“朱聪，你们怎么又来发东西了？天天发这些，其实我们在街头根本不需要这些棉被和方便面，我们随手就能在垃圾桶里捡到，你们为什么还要一遍又一遍地跑过来给我们发呢？”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我也开始深入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存体验中，去体验他们真实的街头生活。我发现，流浪者除了在垃圾桶里翻找一些大城市里餐馆倒掉的剩饭菜和过期食物之外，他们还有一套非常精明且独特的食物获取路径——去繁华商业街的试吃柜台“试吃”。
在长沙的很多步行街上，会有很多酱板鸭店、面包房或者特色小吃店在门口摆放免费试吃的样品。为了搞清楚流浪者的心理，我也曾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亲身体验了整整一天的流浪生活，跟着他们一起去商铺门口的试吃盘里拿东西吃。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厚着脸皮、伸出手去拿那个免费的面包碎块时，我的内心感到极其难为情，那种强烈的羞耻感和尴尬感让我几乎想找个地缝钻下去。但是，当我跟着他们换了一家又一家店铺，一次又一次地把免费的试吃食物送进嘴里之后，我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穿了。在那一刻，我的内心突然涌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兴奋与快感。
这种快感是非常危险的——那是一种在不需要支付任何劳动代价和金钱的前提下，仅仅靠着游走和索取，就成功填饱了肚子之后所产生的、近乎成功的喜悦与战胜规则的兴奋。当时，一位在一旁观察我的资深志愿者急忙走过来，神色严肃地对我说：“朱聪，快别吃了，千万不要再继续这样下去了。你会沉沦的！这种免费获取生存资源的快感就像慢性毒药，会让人彻底沉沦在不劳而获的低欲望陷阱里。”
除了吃之外，他们在住宿的选择上也展现出了底层生存的智慧。那些脑子简单一些、彻底放弃自我管理和形象要求的流浪者，往往会选择“起地而睡”，直接躺在马路牙子、桥洞或者地下通道的通道里。而那些愿意动脑筋、注重自身形象的流浪者，则会开发出更高级的住宿方式——睡高端酒店的大堂。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睡进酒店大堂，唯一的窍门就在于，他们每天早晨醒来之后，必须要想方设法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们的头发不能蓬乱，脸上不能有污垢，衣服虽然陈旧但不能散发异味。只有这样，当他们坐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休息时，看起来才像是一个正在等待朋友或者在办理入住手续的潜在顾客。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长沙市中心几乎所有知名品牌的酒店大堂，他们都已经“睡了个遍”。他们甚至还会根据大堂沙发的舒适度、空调的温度、保安的态度以及免费茶水的供应情况，在心里给这些酒店一一打分，遇到体验极佳的酒店，他们就会多去几次。
当生存成本被压缩到接近于零，吃喝住都可以通过城市富余资源免费解决的时候，他们自然也就完全没有了去救助站的动力。而与此同时，这种低成本的寄生生活，也极大地削弱了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寻找工作的意愿。
面对这些现象，在二零一八年前后，我个人陷入了极其严重的职业倦怠和精神危机。我甚至想过要彻底放弃这个项目。我在心里不断地质问自己：难道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社会工作公益组织，存在的价值就仅仅是每天在街头机械地重复发放物资吗？我们难道就不能像我们在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时，在教科书里学到的那些理论一样，去真正帮助这些陷入困境的生命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和重建吗？
我内心深处的这个结越来越紧。我迫切地想要去验证一个问题：到底是这群流浪者真的像社会上大多数人所鄙视的那样，是一群彻底丧失了希望、烂泥扶不上墙、不可能再对社会做出任何贡献的“废人”，还是因为我们过去救助他们的方法、使用的视角从一开始就错了？
实践突破：庇护所的建立与低门槛准就业的探索
到了二零一九年，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打破僵局的转折点。当时，有一个善意的合作方由于要协助我们发物资，临时拨给了我们几间用于存放救援物资的空房子。看着这几间房子，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里改造成一个专门为流浪兄弟提供日常洗漱和临时休息的“庇护所”呢？
这就是地衣之家的第一个庇护所的诞生。到今天为止，因为租约到期、邻里关系协调以及资金等各种原因，我们的庇护所已经历了三次拆迁、三次关闭，如今建立起来的是我们的第四个庇护所。
在这个庇护所里，我们增设了很多基础服务设施。首先，我们发现很多流浪者在街头流浪几个月甚至几年，根本没有地方洗澡，身上积满了污垢。于是我们在庇护所里装上了热水器，提供免费的热水淋浴。
其次，为了解决他们的穿衣问题，我们发动社会力量募集衣物。很多好心人在家里换季的时候，手里会有很多款式过时或者尺寸不合但质量依然很好的衣服，舍不得扔掉。我们就把这些衣服收集起来，像服装店一样整整齐齐地挂在庇护所的衣架上，让流浪兄弟们进来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材自由挑选，重新穿上干净、得体的衣服。
此外，我们发现他们也有理发的需求，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精神面貌。一开始，为了省钱，我和志愿者们决定自己动手尝试学习理发。但很遗憾，我们在美发这门手艺上实在没有天赋，试了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妥协的结果是，直到今天，我们庇护所里能够提供的发型依然只有唯一的一种——光头。
在庇护所实际运行的过程中，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流浪者真实的服务需求，绝不是社会工作者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一线实际的服务过程中，像植物一样自然而然地“长出来的”。
我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我们的一位服务对象在洗漱完准备离开庇护所出去时，站在门口愣住了。他看着那扇普通的防盗门，竟然不知道该如何伸手去开锁和关门。那一刻我们才猛然发现，他已经在没有门、没有墙的街头生活得太久了，他的大脑里早已经失去了关于“门”的物理概念和日常使用记忆。
从那以后，我们的服务就增加了很多琐碎却极其重要的社会化适应性训练。我们需要像教小孩子一样，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出门的时候必须要顺手锁门；买回来的食物为了防腐要记得放进冰箱；洗碗的时候不能只用清水冲一下，必须要用能够去油污的洗洁精仔细刷洗……这些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如同呼吸般自然的日常生活常识，对于一个长期脱离人类社会协作系统的流浪者来说，都需要重新建立起认知链接。
在刚建立庇护所的时候，由于资金紧张，我们无法为他们提供现做的热饭热菜，只能在角落里堆放一些爱心企业捐赠的方便面和面包，让他们在饥饿时随时自取。但奇怪的是，我们观察了很久，发现根本没有流浪者主动去拿这些免费的方便面。
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困惑：按理说，对于这群极度贫困的人来说，免费的食物应该是最具吸引力的，他们为什么不贪婪？为什么不拿呢？
后来，一位流浪兄弟告诉了我们答案。他说：“朱聪，我们在街头流浪的时候，天天在垃圾桶里捡到的、别人发给我们的，几乎全都是面包和方便面。我们吃这些方便面早就吃得胃里酸水直往外泛，一闻到方便面调料包的味道就想吐。我们的胃，是有关于热腾腾的米饭和炒菜的记忆的。”
这段话促使我们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必须要想办法为他们提供有温度的“公益餐”。我们开始和庇护所周边的快餐店、餐馆协商合作，由我们出一部分资金，商家提供一部分支持，每天为流浪兄弟提供一顿热乎的米饭炒菜。
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些参与合作的餐饮商家，虽然人很友好，也很善良，愿意为流浪者提供食物，但他们在发饭的时候，眼神和肢体动作中始终若有若无地与流浪者保持着一定的物理安全距离。
我开始反思这种微妙的现象。我意识到，这种隐形的距离感，本质上源于两者之间在身份上的绝对不对等——一个是高高在上的“施予者”，一个是卑微承接的“受助者”。在这种单向的施舍关系中，流浪者的标签被进一步加固了，他们的尊严在无形中受到了伤害。
为了撕掉流浪者的这层标签，重建人性的平等，我们改变了公益餐的规则。我们告诉前来就餐的流浪兄弟们：“地衣之家不提供无条件的施舍。我们不能白吃商家的饭，我们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这顿饭。”
从此以后，流浪兄弟们每天去餐馆吃饭时，不再是拿了饭就走。吃完饭后，他们会主动留下来，帮商家洗碗、抹桌子，甚至在就餐高峰期帮商家翻台打扫卫生。这种劳动参与很快就带来了神奇的改变。久而久之，我发现餐馆的年轻老板开始主动给我们的流浪兄弟递烟、散烟，在闲暇时和他们像普通朋友一样坐在门口聊天、开玩笑。身份的壁垒在一只碗、一块抹布的摩擦中悄然融化。这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做公益、做社会救助，核心不是施舍，而是必须要建立起平等的、双向互动的机制。
到了二零一九年的下半年，随着公益餐项目的稳定运行，每天来到我们庇护所就餐、洗漱的流浪兄弟已经稳定在几十号人。看着这群慢慢对我们建立起信任的流浪者，我觉得时机终于成熟了，我们可以开始去验证我们那个最初的假设——流浪者到底能不能通过专业干预脱离流浪生活？他们到底能不能重新社会化并转化为正常的社会劳动者？
我们当时在就餐的群体中，筛选了八名服务对象。我们筛选的唯一门槛非常简单——“自愿”。这八个人，如果用我们救助行业内的专业评估标准来看，简直就是一堆最难啃的“硬骨头”和“疑难杂症”。在这八个人里，有身体残疾的，有在公安系统里完全查不到任何信息的“黑户”；他们中流浪时间最短的也有八年，而流浪时间最长的，已经在街头整整漂泊了三十年。
面对这样一群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到极致的人，我们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深度转型实验。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和他们吃住在一起。我们成了他们生活的见证者和记录者：记录他们每天细微的情绪波动，记录他们在面对挫折时的退缩，记录他们每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成功所带来的喜悦。我们不断在思索：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当他们遇到困难想要放弃时，我们又该如何通过专业的社会工作手法去支持他们实现自我的超越？
在这长达一年的深度跟踪干预中，我们主要通过就业支持（Employment Support：为弱势群体提供岗位技能培训、心理辅导及工作适应性协助的专业服务）的方式，来进行参与式的观察和干预。而我们开发的第一项试水工作项目，是“擦皮鞋”。
为什么选择擦皮鞋作为起点呢？因为我们在长期的心理评估中发现，流浪者由于长期处于极度不确定的街头生存状态，他们的大脑机制已经被训练得只注重当下的即时反馈，完全丧失了延迟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为了长远利益而选择克制当下即时满足的能力）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绝对无法接受按月结算工资的普通工作，甚至连按周结算都非常困难，他们只能接受日结、甚至“件结”（每做完一件立刻拿钱）的工作。
擦皮鞋完美地契合了他们的这种心理特征。擦一双皮鞋收费五块钱，擦鞋的工序很简单，五到十分钟就能擦完。擦完之后，五块钱的钢镱立刻就能实实在在地落进他们的口袋里。这种立竿见影的资金回报和劳动正反馈，对他们萎缩的劳动意愿来说，是一种非常健康且高频的心理刺激。
到了炎热的夏天，擦皮鞋的生意淡了，我们又带着他们转行去卖雨伞。我们以每把四点二元的批发价采购了一批雨伞，让他们以十块钱的价格去街头售卖。我们教给他们街头生存的商业策略：只要天空突然下起暴雨，你们就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人流量最大的地铁站出口。在那里，很多下班回家的上班族因为没带伞而寸步难行，只要速度够快，短短半个小时的暴雨时间，他们就能卖出去十几把伞，赚到四五十块钱的纯利润。
在运行这两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很快遇到了新的问题。那名患有严重肢体残疾的成员，因为身体条件的限制，既无法蹲在地上为客人擦皮鞋，也无法在暴雨中奔跑去卖伞。为了不让他掉队，我们专门为他开发了一个手工艺刺绣的项目。这可以说是我们在社会工作中尝试的第一次“因人设岗”。
一年之后，这个深度转型实验的最终结果出来了，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无比震惊和欣喜：在这八名流浪时间极长、情况极其复杂的成员中，最终有四个人成功摆脱了流浪状态，成功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五十！
这是二零一九年的事情。如今，七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们一直在持续跟踪这四个人的生活状态，他们这七年来确实再也没有回到街头去流浪。
在这四个成功转化的个案中： 当年身体残疾的那位成员糖糖，由于国家对于残疾人创业和就业的政策扶持，如今已经成为了一家残疾人集体养殖场的股东。去年，糖糖还专门回来看望了我们，用网兜提着自己养殖场生产的土鸡蛋送给我们，并且当场从兜里摸出了一张汗津津的五十元纸币，捐给了我们地衣之家。 另一位曾经在系统里连名字都没有的“黑户”兄弟，在我们的协助下，自己跑回了老家，配合当地派出所做完了繁琐的指纹比对和身份核实工作，终于亲手把写着自己名字的户口本给办了下来，彻底洗脱了黑户的身份。 还有一位成员小潘，如今在长沙当地的一家幼儿园里找到了一份稳定的保安和后勤工作，每天看着孩子们无忧无虑的笑脸，过上了踏实的生活。 最后一位成员，则用自己打工攒下来的钱，回到了老家，重新翻修了多年前倒塌的老屋，在属于自己的屋檐下重新扎下了根。
这百分之五十的成功转化率，给了我们地衣之家团队巨大的精神鼓励。它用铁一般的事实向我们证明了：流浪者是完全可以被改变的，前提是社会给予他们的支持条件要足够包容，他们迈出第一步的门槛要足够低。
痛点剖析：流浪易感性、创伤疗愈与家庭支点的断裂
随着救助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地衣之家的很多访谈工作都变得非常日常化。我们不再局限于严肃的、程式化的问卷调查，而是常常在深夜的庇护所里，或者在大家一起干完活吃饭的间隙，泡上一壶热茶，和流浪兄弟们随意地聊天。很多时候，这样随意的倾听和对话，一聊就是一整个通宵。
在这无数次的深夜长谈中，有一位流浪兄弟YY的故事让我们印象尤为深刻。YY被我们发现时，已经在街头整整流浪了三十一年。而他最初之所以选择离家出走流浪天涯，起因竟然是因为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他因为贪玩跑去水塘里洗澡，回家之后被性格暴躁的父亲狠狠地暴打了一顿。
那顿暴打成了他童年无法磨灭的创伤，极度委屈和愤怒的他选择夺门而出。然而，在这流浪的三十一年里，当我第一次在街头遇到他时，我惊奇地发现他的眼神依然清澈而单纯，完全没有被街头复杂的生存环境所污染。这种极具反差的生命状态深深打动了我。
为了帮助YY，我们团队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进行持续的介入和心理疏导，最终克服了重重阻碍，成功地将他护送回了远在偏远农村的老家。
然而，YY的送返经历，让我们对“回家”这个概念有了更深层、更残酷的认知。我们永远记得，当YY坐着我们的车回到那个阔别了三十一年的村庄，站在他哥哥家门口时，他哥哥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久别重逢的喜悦，反而抄起门后的扫帚和扁担，红着眼睛追着YY满院子打，嘴里大声咒骂着他的突然出现。
看着那一幕，我突然在心里彻底理解了YY——如果我从小也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暴力、斥责和冷漠的家庭环境里，我想我也一定会和当年的他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逃离这个所谓的“家”，宁可去街头流浪。
这个案例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把一个无家可归者的身体强行送回他法律意义上的老家，仅仅是社会复归最基础、最简单的一小步。**真正困难的，是如何解决他返乡之后所要面对的漫长的社会关系重建问题。
一个长期流浪、甚至可能因为生存所迫而在人生履历中留下了坐牢等污点的人，在熟人社会的村庄里，往往会永远被贴上“有污点的人”、“小偷”、“疯子”的标签。他的邻里会用防备的眼神盯着他，甚至他自己的亲哥哥、亲嫂嫂在内心深处也是排斥他、嫌弃他的。
为了化解这种冰冷的家庭排斥，我们地衣之家的社会工作者必须充当“关系粘合剂”的角色。我们不断地往返于他家和村委会之间，给他的哥哥嫂嫂带去一些礼物，耐心地和他的邻居们聊天解释，向他们传达一个信息：“YY现在已经改变了，他在城市里有一帮像我们这样专业的人在支持他。我们希望你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给他多一点包容，帮我们一起关照他一下。”
我还记得，在YY成功回家后不久，我在长沙当地为他物色了一份保洁工的工作。他的家人在听说他找到了工作之后，一开始表现得很开心，觉得他终于能够自食其力了。但很快，他的哥哥就语气非常紧张地给我打来电话，焦急地问我：“朱聪，你能不能给YY的老板说一下，帮他换一个员工宿舍？”
我当时感到非常奇怪，问他：“为什么突然要换寝室？现在这个宿舍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
他哥哥在电话那头叹了一口气，有些迟疑地对我说：“因为YY以前年轻在老家的时候偷过邻居的东西，我们担心他现在到了新地方，和别人同寝室住，他的小偷毛病又会犯，到时候把人家宿舍的东西偷了，又要去坐牢，丢我们家的人。”
在电话这一端，听到这样的话从YY最亲近的家人嘴里说出来，我感到了巨大的震惊和悲哀。连最亲的家人都在用过去的眼光预判他会再次犯罪，这该是多么令人绝望的处境。
当时，我凭借自己多年做社会工作的专业直觉，非常坚定地在电话里对他的哥哥说：“我的直觉和专业评估明确地告诉我，YY这一次绝对不会再偷东西了。因为他现在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城市环境，这个地方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没有人用看小偷的眼光去审视他，他在这里得到了基本的尊重。他迫切地想要在这个地方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事实证明了我的专业判断。在YY从事保洁工作的一整年时间里，他不仅没有发生任何偷盗行为，反而多次在保洁的过程中捡到顾客遗落的值钱物品，每次他都是第一时间主动归还给失主，得到了保洁公司多次的公开表扬。
另一个让我们感到痛心的个案是小熊。小熊的父母在他四岁那年就离异了，离婚后父母各自重组了家庭，谁都不愿意抚养他，他只能跟着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在小熊十几岁的时候，疼爱他的爷爷去世了。失去了唯一的家庭支点后，小熊便带着比自己还要小几岁的弟弟开始在街头流浪。
有一次，因为实在饿得受不了，小熊带着弟弟摸进了铁路轨道区，试图用扳手偷拧铁轨上的钢轨螺丝卖铁换钱，结果被铁路派出所的警察当场抓住。在接受审讯时，因为小熊的弟弟当时还没有成年，法律予以了从宽处理，而作为哥哥的小熊，为了保护弟弟，主动揽下了所有的责任，最终被判刑入狱。
当他刑满释放从高墙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发现弟弟已经不知去向，而他自己由于打上了罪犯和流浪者的双重标签，在社会上寸步难行。从此，他便彻底自暴自弃，一步一步滑向了更深的深渊，最终成为了一名彻头彻尾的职业流浪者。
通过对这些复杂案例的解构，我们试图回答一个最核心的社会学问题：一个人究竟为什么会沦为流浪者？
总结下来，我们在所有的流浪者身上，几乎都发现了两大共同的心理与社会学特质：
第一，家庭支持系统的彻底崩溃。在我们救助过的成百上千个流浪者中，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哪怕一个案例，是从一个充满温暖、爱、关怀与健全支持系统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浪者的家庭，无一例外都是分崩离析、破碎不堪的。
第二，心智上的流浪易感性。我们称之为“流浪基因”（Homeless Predisposition：个体在面对重大挫折或精神创伤时，倾向于选择逃避、切断社会关系而非积极寻求协作的心智脆弱特质）。这种基因并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DNA，而是一种心智模式。
当一个原生家庭破碎、缺乏外部关怀的人，在心智上又恰好具备这种脆弱、敏感、遇事习惯性选择逃避的特征时，一旦这两者在人生的某个节点碰撞在一起，他就成了沦为流浪者的高危群体。
其实，我们很多看起来生活得很正常、并没有去流浪的普通人，在遇到极大的精神压力或人生变故时，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可能同样存在着这种想要逃避社会规则、想要去流浪的“易感性”。
但是，我们为什么最终没有去流浪呢？因为我们的人生拥有足够多的“流浪支点”（Support Anchors：维系个体不脱离主流社会轨道的内部与外部支持系统）。
这些支点包括：
- 内部支持系统：例如我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了自我心理调适的方法，懂得如何去消化和消解内心的挫折与创伤。
- 外部支持系统：例如我们的家庭可以在我们破产或失业时为我们提供经济上的托举，为我们重新铺路；我们有朋友可以倾诉，有老师可以请教，有同学可以互助。
流浪，本质上是一个人在其所有的内部社会关系、外部社会资源以及心智调适能力彻底消耗殆尽、彻底归零之后的综合性崩溃结果。
一个人人生中的支点越多（比如有稳定的家庭、有朋友、有学历、有技能），他就越不可能滑落到流浪的境地。反之，如果一个人所有的支点全部断裂，那么流浪就是他唯一的终点。
街头生态与社会工作的“螺旋上升”法则
在我们后续跟进那八个深度转化的服务对象时，我们吃惊地发现，在这八个人里，竟然有七个人在系统里都是有刑事犯罪案底的。这让我们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小样本事件，还是说，在街头流浪者群体中，有案底的人本来就占据了绝大多数？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在后续的街头日常救助和访谈中，增加了一个固定的问题：“请问您以前有坐过牢或者被拘留过的经历吗？”
统计出来的结果让我们非常震撼：在街头长期流浪的群体中，竟然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们承认自己坐过牢，而且很多人因为盗窃等罪名坐过好几次牢。
有一次，我们地衣之家的一位热心志愿者有些感慨地对我说：“朱聪，你看街上这些流浪兄弟，虽然他们看起来脏兮兮的，但我觉得他们骨子里其实都是善良的好人。”
我问他：“你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志愿者非常天真地解释说：“你想啊，如果他们真的是那种穷凶极恶、手段残忍的坏人，他们怎么可能甘心忍受风吹日晒在街头流浪呢？他们早就去干那些大坏事，孤注一掷地去抢劫、去走私来改变自己没钱花、无家可归的命运了。他们宁愿流浪也不干大坏事，说明他们胆子小，本质上是善良的。”
然而，实际的街头生态远比这种单纯的道德想象要复杂和残酷得多。根据我们的实际观察，街头的流浪者不仅不是穷凶极恶的坏人，相反，他们往往是一群极其胆小、懦弱且没有任何自我防卫能力的弱者。
因为他们生活在没有门防、没有围墙的公共街头，到了深夜，当他们熟睡之后，社会上那些真正的小偷，最喜欢偷、也最容易偷的，就是这群流浪者身上仅有的一点点钱财或手机。
更让我们感到难以启齿却又必须面对的街头真相是：在这个群体中，除了女性流浪者几乎无一例外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猥亵和性侵犯之外，男性流浪者同样是性侵犯的高危受害者。
我们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行业共识：**如果一个流浪者在长沙的街头露宿超过一个月，他百分之百会遭遇性侵犯或猥亵。**这就是毫无遮掩的、最真实的街头生存困境。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有些智力障碍的年轻流浪者。他从小就因为走失而在各个城市流浪。后来，有一个看似好心的中年男人在街头发现了他，把他带回了自己家里，名义上收养了他，成为了他的“养父”。
但在后来对他的访谈中，他用极其平淡且空洞的语气向我们描述了他在那个家里的日常生活。他说他的养父每天晚上都会把他“翻过来翻过去地折磨”。这句话对我的精神造成了极其巨大的、久久无法平息的震撼。
在很多别有用心的人眼里，这群流浪者就像是透明的空气，是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保护的、可以被肆意践踏和利用的排泄工具与廉价劳动力。为什么？因为流浪者没有家人为他们做主，没有社会机构为他们兜底。即使他们遭遇了犯罪侵害，他们甚至连报警的意识和能力都没有，而且这种侵害在他们的街头日常生活中发生得实在太频繁了，他们早已麻木。
令人感到极度悲哀和可怕的是，这个年轻人在发现他的“养父”一直在利用和侵犯他时，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逃走。因为在那个充斥着侵犯的屋檐下，有一点点养父给他的、虚假的温饱承诺。而那种带着侵犯意味的虚假关怀，在某种程度上扭曲地填补了他内心深处对于“爱”和“家庭”的极度饥渴。
他就在这种“渴望得到关注”与“身体遭受痛苦”的痛苦矛盾中反复拉扯，出逃了许多次，又因为无法独自在街头生存而回去了许多次，历经了无数次挣扎，最终才在我们的干预下彻底逃离了那个噩梦般的魔窟。
流浪者，本质上是一群因为在心智或现实中，无法与现代高度复杂的社会协作网络建立起健康联系，从而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自我淘汰”出来的人。他们用流浪这种极端的退缩方式，试图在没有社会规则干预的旷野里，选择性地遗忘和疗愈自己曾经遭受过的各种家庭和职业创伤。
然而，这种逃避式的流浪并没有让他们得到真正的疗愈，它只是将问题暂时屏蔽和回避了。他们通过高纯度的酒精、日复一日的昏睡以及切断对未来的思考，来获得一种短暂的、近乎麻木的快乐。
他们像没有根的蒲公英一样，在全国各个大城市之间不断迁移，看过了无数的风景，也经历了无数次没有告别的离别。在街头，每年冬天都有许多流浪兄弟因为暴雨、严寒或者醉酒而无声无息地死在街角。因为见过了太多死亡和不确定性，如果他们不让自己彻底变得麻木不仁，他们根本无法在街头多活过一个星期。
不过，如果抛开这些沉重的精神创伤不谈，从生理的角度来看，流浪者如果没有患上原发性的恶性疾病，他们的平均寿命其实往往比我们很多天天坐在写字楼里焦虑的白领还要长一点。
原因在于，在他们彻底放弃了社会责任和社交关系之后，他们每天早上睁开眼，唯一需要动脑筋考虑的问题就是今天吃什么。他们绝不会去为明天、为下个月、为明年甚至养老的事情去多操一丁点心。再配合上他们因为有一顿没一顿而被迫达成的“轻断食”生活，他们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反而维持在了一种相对简单的低消耗平衡状态。
螺旋上升：如何看待只有十分之一的转化率
在了解了这群人的生存状态后，很多人常常会带着非常务实的功利眼光来质疑我们：“朱聪，既然这群人的心智已经彻底退化，社会的机制又如此复杂，你们费尽心思地去改变他们，到底有什么意义？”
其实，这十年来，在长沙的街头上，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哪怕一个内心深处完全不想回家、完全不需要爱、完全不渴望被尊重的流浪者。
他们之所以在面对我们的救助时，会冷漠地摇摇头说“我不需要，我不想回去”，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热爱街头的风雨，而是因为在长期的失败和放逐中，他们早已经在心里认定，自己已经彻底回不去了。
我们地衣之家的理念始终是：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当然拥有自主选择流浪生活的权利。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一个人是由于社会的冷漠、制度的缺失和家庭的抛弃而“被迫”流浪。
当一个无家可归者在人生的某一个节点，突然产生了一丝想要改变现状的念头，却因为身无分文、丧失技能而无力改变的时候，我们地衣之家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他的生命提供除流浪之外的“多一种选择”。
我们非常清楚，我们不可能完全替代他们早已破碎的家庭，但我们愿意成为他们人生旅途中，用来整理疲惫身心、重新寻找自我、再次出发的那个温暖港湾。
在目前的救助框架下，我们认为可以改变流浪者的路径只有两条：
第一条，对于那些依然可以回得去、家庭依然留有一丝缝隙的人，我们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他们安全地送回家庭的怀抱。
比如小龙，他也是我们地衣之家拍摄的独立公益纪录片里的绝对主角。小龙因为多次盗窃，这辈子前后坐了整整八次牢。而且他从小就是一个没有户口、查不到任何家庭信息的“黑户”。
我们是在二零二三年，他第七次出狱后再次回到街头流浪时认识他的。在和我们的社工建立了深厚的信任之后，他第一次主动向我们表达了他想要“寻找家人、渴望有个合法身份”的强烈愿望。
然而，在接下来的寻亲路上，我们经历了一波三折、充满戏剧性的反转。在寻亲的过程中，小龙被无数次残忍地拒之门外——他口中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个“父亲”，在做完DNA鉴定后被证实根本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他的外婆、他的大伯母、他异父异母的弟弟以及他的舅舅，在得知他的消息后，都态度决绝地拒绝与他见面。
在这一系列残酷的家庭拒绝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令人绝望的历史细节：小龙其实是一个悲哀的“流浪二代”。他的母亲当年就是一名精神失常的流浪女，小龙就是他母亲在街角的大垃圾桶旁生下来的。
在遭受了家人的集体抛弃之后，心理防线崩溃的小龙很快又在街头犯事，再次入狱，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直到二零二五年的八月二十五号才刑满释放。
在小龙入狱服刑的这两年时间里，我们地衣之家的社工并没有放弃他。我们在监狱、看守所、公安派出所、民政局救助站以及村委会之间来回奔走，帮他跑落户的手续。
其实早在多年前，国家层面就出台了关于帮助长期滞留的城市“三无人员”办理户口登记和落户政策的指导意见。但在基层实际操作中，当我们拿着相关的政策文件去当地派出所帮小龙申请落户时，得到的答复却出奇的一致：“看政策确实有，但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办理过这种无名黑户落户的先例，不好办。”
我们没有妥协，持续奔走了两年。终于，在今年元旦前夕，我们突破了层层制度壁垒，小龙终于亲手拿到了那张写着他名字的、崭新的户口页，彻底结束了他长达三十多年的“黑户流浪生涯”。
拿到户口的那天，我本以为小龙会激动得抱头痛哭。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反应表现得非常冷淡和漠然。直到几天后，我带着他去营业厅用他的身份证办理他这辈子的第一张手机卡时，他看到工作人员拿起他的身份证，突然像个小孩子一样，一遍又一遍地追着营业员问：“你看，这是我的身份证，我真的有身份证了，你要不要仔细看一下？我有名字了！”那一刻，他压抑多年的泪水才彻底夺眶而出。
如今的小龙，已经彻底脱离了街头。他在我们地衣之家的帮助下，在庇护所旁边租下了一间每个月几百块钱的小单间，并在附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前不久他自豪地告诉我，他已经在自己的银行账户里存下了整整两千块钱了。
当然，像小龙这样幸运地找回自我的案例如此稀少。很多流浪者，比如前面提到的小屁孩，在流浪了二十年后，他的姐姐一听说他的消息，立刻带着全家人坐着车来长沙接他回家，现在带着他一起在街头摆摊卖麻辣烫，用亲情一点一点教他重新适应现代生活。这样的案例，在实际的救助工作中概率极低。
对于剩下的大多数“回不去”的流浪者——他们要么是像小陈一样，由于流浪时间太长，大脑退化到完全不记得任何关于家乡和家人的线索；要么是像YY一样，家庭的大门已经对他彻底关闭了。
对于这部分回不去的人，我们地衣之家的主要策略是提供过渡性的就业训练和支持。
在项目的早期，我们曾怀揣着宏大的理想，希望把地衣之家办成一个能够实现自我造血的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以解决社会问题为首要宗旨，并进行商业化运转的组织）。但现实很快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由于缺乏商业运营经验和资金实力，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维持一个社会企业的正常运转。
经历失败后，我们及时调整了定位。我们决定不做社会企业，而是将地衣之家定位为一个“过渡性准就业平台”。
这该怎么理解呢？我们经常会打这样一个比方：在之前的特殊时期里，我们很多普通人在家里仅仅是居家隔离了三个月，等到重新回写字楼上班时，尚且需要好几天的时间去调整作息、适应和同事的协作。
那么，对于一个在街头彻底切断了社会协作纽带、自由散漫地流浪了整整三十年的人来说，你如果指望他今天洗个澡、理个发，明天就能像一个正常的上班族一样，每天准时准点到工厂打卡上班，这完全是违背基本的人类心理学规律的。
我们这个过渡性平台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给这群长期脱离社会运行轨道的人，提供一个用来重新建立社会协作习惯的“训练缓冲带”。
在我们的庇护所里，我们开发了一整套细致入微的社会化行为规范训练目：我们教他们如何站立，如何规范洗碗，如何建立契约精神和守时观念。我们让他们通过短期的、低难度的劳动，重新理解“劳动与收获”的因果逻辑。
然而，必须要向大家坦白的是，即使我们如此努力，在实际的就业转化过程中，我们面对的也绝大多数都是失败。
“想改变”与“真正能够做出改变”之间，横亘着一条极其难以跨越的心理鸿沟。很多时候，我们看着一个流浪兄弟明明已经工作得很好，甚至攒下了一些钱，但因为某天和同事发生了一次微不足道的口角，他内心的“流浪基因”就会瞬间爆发，他会立刻选择把积蓄花光，然后再次一言不发地回到桥洞底下躺着。
就在前天，我们的一位流浪兄弟看我们因为资金紧张而发愁，甚至像个老朋友一样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朱聪啊，你看我们机构现在过得这么艰难，你作为发起人，应该主动去外面找那些大企业筹款募捐啊。”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去跟那些大老板伸手要钱，我这性格，确实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开不了口。”
结果这位流浪兄弟听完，白了我一眼，非常犀利地反问道：“对啊，朱聪！你自己面对找钱这种超越自我的挑战时，你都觉得不好意思，都跨不过去自己心里的坎。那你凭什么每天都在庇护所里鼓励我们，让我们去克服那么大的困难，一定要去找工作改变自己呢？”
这句话让我哑口无言。确实，在很多时候，改变生命、实现自我超越的挑战，连我们这些心智健全的社会工作者自己都过不去，但我们却一直在理所当然地用一句空洞的“加油”，来要求这群饱受创伤的流浪兄弟去脱胎换骨。
这让我彻底学会了谦卑。我开始理解，人的改变绝不是线性的，它中间必然充满了无数次的反复、退缩、畏难和逃避。
如果从严格的社会指标来衡量，我们地衣之家的就业转化率，在剥离了前期的水分之后，最终其实只有可怜的十分之一。剩下的十分之九，全都是反复无常的失败者。
在以前，面对这十分之九的失败，我和我们团队的社工会感到极其受挫和迷茫，觉得我们做的事情毫无意义。
直到有一次，我重新审视了小熊的个案。小熊虽然在我们这里尝试了无数次就业，每次都以逃回街头而告终，看似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个案。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虽然小熊现在依然在长沙的街头流浪，但是，在过去的整整两年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因为盗窃去坐过一天的牢！而在认识我们地衣之家以前，他几乎每年都要进出看守所好几次。
这难道不是一种极其了不起的进步吗？
人的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复杂过程。我们陪伴他们经历的每一次失败，在他们绝望的心灵中刻下的每一道温暖的痕迹，都不会白费。这些痕迹，终将成为他们未来在某一天突然决定走向自我超越时的那张入场门票。
在我们地衣之家，我们常常对那些再次从工作中逃跑、羞愧得不敢见我们的流浪兄弟说：“没关系，失败了就失败了。只要你心里还想改变，只要你愿意，下一次你随时可以再回地衣之家来找我们，我们一起去面对。我们看重的是你的未来，而不是你糟糕的过去。”
因为在我们这个救助行业里，如果你总是揪着一个人的过去不放，如果你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的案底，这项工作是绝对一天也做不下去的。
结语：在祝福声中，寻找心安的居所
从二零一八年的大年三十开始，我们地衣之家在庇护所里发起了一个温暖的传统——一起吃团年饭。
其实，这个传统并不是我们刻意策划出来的。有时候，年底工作太忙、资金太紧张，我也想过要偷个懒，把团年饭给取消了。但每到农历小年那天，那些平日里散漫的流浪兄弟们就会主动跑到庇护所来，围着我兴奋地问：“朱聪，今年团年饭我们吃什么菜啊？我今天去隔壁街把聚餐用的圆桌都跟人家借好了。”
看着他们眼睛里闪烁的那种对“年夜饭”和“家”的渴望与预约，我们团队根本没有任何退路。每年，我们都硬着头皮，和志愿者们一起去买菜、做饭，把几十个流浪兄弟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围坐在一起吃顿年夜饭。
在每年团年饭的敬酒环节，我们都会有一个互相送祝福的环节。看着这群平日里沉默寡言的流浪兄弟，在那一刻，大家端着饮料和啤酒，真诚地互相道喜： “你没有身份证是吧？祝你明年能够顺利办下自己的身份证，做回一个有名字的人！” “你没有家人是吧？祝你明年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找到自己的家！” “你还没有找到工作是吧？希望你明年能够找到一份踏实的工作，自食其力！”
最后，他们也会端着杯子，非常认真地祝福我：“朱聪，我们也祝你明年能快点跟你妈妈和好，早点回家过年。”
就在这些真诚、温暖的互相祝福声中，我们送走了坎坷的过去，迎来了崭新的二零二六年，也迎来了今天站在这里和大家交流的宝贵机会。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愿意花时间，坐在这里聆听这些属于城市最底层生命的真实故事。
在分享的最后，我想借用一段非常美丽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这段话，是我们地衣之家的一位志愿者，在小龙入狱期间，写在信里寄给高墙内的小龙的：
“小龙，如果你此生注定无法拥有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家，我真诚地祝愿你，能够找到那个真正令你自己灵魂心安的居所。它不一定非要是一座由砖瓦和水泥砌成的房子，它可能只是大自然里的一株植物，可能只是你在街角遇到的一只流浪小动物。如果你此生注定无家可归，我祝愿你，至少能够找到那个令你感到心安的感觉。”
谢谢大家。